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4~2015）

　　本书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研究人员、国内著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而成，立足现有数据，对世界经济2014年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并对2015年走势进行了展望，以便为政府、企业等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充分体现了“同享人类智慧，共谋人类发展”的理念。

　　威廉·J.M.克拉格特（William J.M.Claggett），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两大党派与当代美国政治之谜》（与拜伦·E.谢弗合著）一书的作者。在美国的一些主要学术刊物如《美国政治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有关公众舆论和选举行为的文章。
　　拜伦·E.谢弗（Byron E.Shafer），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著作包括《南部例外主义的终结：阶级、种族、党派的变化》（与理查德·翰斯顿合著）、《两大党派与当代美国政治之谜》（与威廉·J.M.克拉格特合著）、《政治分支：全国代表大会的演变与改革》和《无声的革命：民主党的奋进与改革后政治的形成》等。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有些被收录到《两大党派与当代美国政治之谜》之中。他还曾荣获沙特斯耐德奖、种族与族群奖，以及美国政治学协会党政奖暨南部政治学协会的V.O.基奖。

总报告
　2014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上篇　世界主要经济体研究
　2014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动研究
　2014年美国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欧元区经济债务形势分析及展望
　2014年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金砖国家经济分析与展望
　2014年拉美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非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中篇　国际经济专题研究
　2014年世界贸易分析与展望
　2014年国际金融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分析与展望
　近年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与我国的应对
　2014年全球服务业变革与创新
　全球能源新格局下的中国策略
下篇　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全球共同的需要人类共同的梦想
　推进中美BITT谈判迈向更深层次的中美经贸合作
　2014年全球自由贸易区进展与展望
　2014年全球石油市场变动态势与前景
　2014年国际军品贸易现状与展望
　2014年全球互联网引发的变革研究
　2014年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经济影响
　《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和我国的战略
后记

 

　　前　　言
　　在战后时期，美国政治实质性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更确切地说，这种冲突又是怎样反映在美国民意中的？甚至是否有可能与民众而不是与精英阶层来谈论“议题结构”事宜，谈论目前的政策冲突与不断进行的政策调整方面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目前议题结构的冲突又是如何凸显在我们当代的大众政治方面？政策问题是如何在大众政治体系中进行分门别类的？产生的议题结构与选举冲突的关系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否一直存在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之中？在这期间，民意数据是随时可以获取的吗？另外，有无主要的突破点？如果有的话，这些突破点会在何时出现？
　　这些都是本书所要涉及的问题。尽管提供了五十年来有关公众偏好的调查数据，对于议题的研究——改变对于政策的认同，实际上是在公众中塑造了一种政治行为，还只是在起步阶段。在战后时期有许多需要一些公众给予反应的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萧条，以及随处可见的社会变化。同样的道理，从这些事件中也产生了很多政策方面的冲突，如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公民权利及文化价值方面的冲突。在周而复始的竞选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常规现象——一种体制手段使公众融入冲突之中，以此记录民众的意愿。
　　除此以外，本书以比较简单的形式描述了在公众中存在的主要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反映到大众政治中的倾向性，而对于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关键问题，本书则给予了全面而详细的阐述。有些偏颇不足主要还是由其自身原因所致。严谨的学者们认为在领导民众问题上，民众缺乏稳定的偏好——甚至有时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偏好，因此，目前的政策及政治活动不能有助于竞选。同时，这种现象也反映了相关证据及棘手难题中的一些内在问题。美国国家选举研究，这一研究政治意见的中心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还是缺乏对于政策偏好方面稳定性项目的广泛研究。
　　这种结果导致了进一步的自我限制。如果潜在的现象存在疑问，又缺乏澄清的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奉劝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将研究的重点从对政治性质的影响转移到对其程序性或表现性方面，同时将研究项目控制在一个短期的范围，达到查出明显的政治因素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及公众的偏好？也许可以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在民意中强调政治性质的蓝图已带有固有的不足，以至于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来重新审视？或许这一带有固有不足的蓝图，加上熟悉或棘手的测量困难，已经毫无疑问地使分析者们不用担心对于政策性质和问题冲突的重视？
　　我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本书采取了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经验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难于以系统的方式来进行描述，迫使分析者们将其精力转移到别处——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使美国的政治显得更有特质，对短暂的影响更为主观，结构更为非实质性，所组建起来的结构与实际相悖，很少以当前问题冲突和政策偏好为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关注的是事实，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方法。我们致力于通过了解普通选民对于政策的偏好程度来解释民众心目中的战后政治，同时采用了几个经典的历史背景，如此而已。
　　为达到本书的目的，以下三项任务至关重要。无可否认，每一项任务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如果能将这三项任务完美地阐述，本书就是成功的。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满足以下这三个主要条件，我们来谈论战后美国政治的议题演绎是绝对不可能的：
　　? 在政策冲突的主要领域里，必须要有持续性的对于公众偏好的测量，这种测量应该覆盖整个战后时期；
　　? 在这一时期，必须将这些测量融合在一起，使之伴随每个竞选年而成为包罗万象的议题内容；
　　? 在每次竞选中，必须将议题内容中的要素与选举行为联系起来。
　　因此，本书的挑战就是研究一种持续性的结构，标明政策冲突中公众的偏好并使之能够塑造大众的政治行为。研究的第一步非常重要，也可以进行探讨。本书的研究，发展和分析了在四大政策领域中公众偏好的持续性测量，这四大政策领域是：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公民权利和文化价值。本书从战后政治史的文献资料中找到了这些关键领域的理论基础。结合探索性因素分析将这一理论基础应用到1948～2004年的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之中。然后，根据探索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和通过回顾每一政策领域有关公众舆论的专业文献，本书又采用了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整个战后时期的公众偏好进行测量。
　　这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第一个核心成果。而且，这一结果也将有效地为议题结构提供帮助，战后每一次竞选的议题内容，对于整个项目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验证性因素分析实际上既有助于将单一的测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模式，同时，又能从理论方面理清各主要成分之间的关系。要强调的是这一步骤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在研究问题领域时，在投票和公民权利或外交的关系方面，看起来有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就不是以孤立的方式出现的，而是发生在一个包罗万象的议题环境中的。
　　相应的，通过开发这些重要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寻找在议题结构中每一次战后选举与投票之间的关系。一旦有这种关系出现，它们的态势、优点及走向本身就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结构。我们尽量把这些关系作为中心内容来分析。我们也试图梳理出其间的一些主要差别：政策领域中的差别，跨越不同时代的差别，甚至是那些存在于各党派内部的差别。然而，有时会缺乏需要进行解释的关系。举例来说，在冷战的鼎盛时期或公民权利的革命时期，如果在政策选择和选举行为之间没有关联，又为什么会是那样？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在战后时期美国就议题演化而形成的一种情景。
　　以前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同时也令人生畏。因为理论现象本身就十分复杂，相关的数据又从未按照具有明确目的的方式来进行收集。然而，我们坚信坚实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以本书为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方程的模式，加上新开发的处理缺失数据成熟的方式——为我们的成功提供了可能。如果成功，收获将是巨大的。不只是探讨了战后问题环境的结构，也不仅限于政策领域——如果这一持续性的议题结构确实可以被独立出来的话，同时如果能阐明这一问题与实际的选举行为有关联的话，那么战后选举也能够（至少是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释。
　　我们可以采用更为精准的方式来描述同样的事情。美国政治新闻评论员常常把这一主题当成所谓的策略，赛马和喧嚣基本上没有什么主要的议题内容。然而，学术界人士则试图避免这种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结论），通常依赖结构性因素——最常见的是党派关系——用来作为替代物。无论哪种方式，政治学的重要问题和与之抗衡的在理论上表现为选举性的大众政治一起，被推到了边缘地带。我们认为就政策冲突而言，以此作为中心来解析美国政治还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更主张从民众的需求（而不只是从精英的角度）来进行梳理，这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它以数据为基础，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本书的手稿完成之后并未付梓。十多年前，我们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始回到美国政治学的议题结构上来。我们早期基于对这种结构所进行的艰难的探索研究而获得过普遍的好评（谢弗和克拉格特，1995）。如果要找出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有意留下的“漏洞”——在单一时间点上进行的单一性调研。由此我们也开始着手安排，看看我们的调研是否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的做法是利用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数据，进行时间跨度较大的调研。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发现我们又找到了重点。从一方面来说，梳理能够被每次美国国家选举研究都认可的目前的结构，这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之高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可以理清的话，而不只是笼统地得出两种简单的归总测量方式，梳理这种结构的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这些探索——对于我们自己，现在我们也希望对于其他人来说——在理解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以及它的含义时有一些实质性的额外好处——我们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去想从研究中能获得的益处和它所具有的优点、实惠。
　　不管怎样，我们持之以恒坚守着这份执着，不仅是某种意义上的固执，还因为多年以来发展和建立起来的重要的工作关系。参与其中的最重要人士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梅里尔·尚克斯，印第安纳大学的爱德华·G.“特德”·卡米尼斯，以及PACES项目的参与者。梅里尔和特德的部分研究也在用更好的数据，更现代的关注点来探寻我们所尝试过的论点，就像我们也在花一部分精力去探寻他们尝试过的较长时期范畴的研究一样。结果是，几年前，在一段时间内，当我们经常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以及在美国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MPSA）的刊物上同时发表论文时，我们都不断地宣称要发表各自的论文。
　　在常见的版面中，他们不常受到指责，天普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威尔森和麦吉尔大学的斯图尔特·N.索罗卡也与我们“心有灵犀”，开展了一个具有相似内容的项目研究，为此，我们深受鼓舞和支持。在书稿后面的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分析选举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亨利·E.布雷迪，他是项目主席，他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议中抽出很多时间帮助理顺出现的一些概念性问题，这给后来的研究学者以重要的启示。
　　经济资助来源于牛津大学美国政府系的主任安德鲁·W.麦伦以及威斯康星大学美国政治学系主任格伦·B.和克利安·奥尔霍金斯，这种支持能使我们可以在多个暑期与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两位研究助理的支持：斯泰西·裴丽卡，她现在任职于威廉和玛丽学院；阿贝尔·威车斯基，她将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研究期间，我们也对她们授以具体解释问题的任务，这样她们在研究项目中就不仅仅担任的是“数据处理者”的角色——我们绝对相信她们在梦中也能描绘出AMOS的图形来。
　　研究项目还得到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职员的帮助。政治科学与历史方面的高级编辑路易斯·贝特曼为本项目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虽然没有做出什么过多的承诺，但是一旦承诺就给予充分的支持。他的帮助使我们免除了出版过程中的一些烦恼。而他又得到了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高级编辑助理艾米莉·斯潘格勒的支持，她经常是我们有关实际操作性问题的联系人。海伦·惠勒是本书的制作编辑。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极好的耐心，听取我们关于本书应该如何安排的意见。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本项目确实受到三位人士在精神方面的支持。罗伯特·A.达尔，不仅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政治科学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分析实践着他提出来的观点。还有一位是V.O.基，他将同样的观点阐述得淋漓尽致；我们借用了他的至理名言作为本书的结尾。还有诺尔曼·罗克韦尔以“四种自由”中的“言论自由”的画面为本书设计了封面和封底（指本书英文版——译者注）。我们要感谢约翰·罗克韦尔以及罗克韦尔家族为我们提供的这样一幅封面画作为封面，我们认为这幅画面能有力地表现本书所想要表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