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近代史(精装）

《重读近代史》是著名历史学者朱维铮先生再读近代史的读史札记。有趣的是，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开端在哪里就是一个问题：始于北宋？始于南宋？始于明清之际？始于鸦片战争？始于十月革命？对于这些似是而非习以为常的“常识”发出质疑，正是朱维铮先生作为一位学养深湛学者的素质。全书正是这样，依托对于大量史料的驾驭，依托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以精湛的语言，对清代入关以来的历史发出种种疑问。没有人能比朱维铮先生自己说得更好：“多年来，我重读近代史，便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这就是我明知将碰壁仍要期待祛疑的由来。我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的实相，但至少表明历史的实相有待恢复。” 

史学札记这个体裁在现代学者中被用得不多，而在史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乾嘉时期，却为乾嘉学者们所擅用。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都以考史见长。作为现代学者，毋庸避讳，已与自幼浸淫于古典的小学、“四书五经”的乾嘉学者不同，对于各种史料的隔阂已经远大于他们。然而，朱维铮先生却凭借自己过硬的史料驾驭功夫，高深的理论修养，用史学札记的方式，《重读近代史》，站在了史学研究的峰。朱维铮先生也正是承继了从乾嘉汉学家们开启的治学传统，实事求是，探寻历史的实相。作为朱维铮先生生前后修定的著作，《重读近代史》已成为绝唱。

暴发户的慈禧
　　回到慈禧“逢甲不利”的话题。如前已述，慈禧于咸丰十一年辛酉九月末政变成功以后十天，才初尝作为“圣母皇太后”庆辰的尊贵滋味。但以后她三十岁、四十岁的整寿，仍因咸丰中宫慈安尚在，庆典不越出宫廷。及至慈安死，恭亲王逐，而至光绪十年甲申，她已独自垂帘听政，恰逢五十整寿，不想“普天同庆”的大典，竟被法国“鬼子”和绰号“鬼子六”的恭亲王搅乱。她在这年十月初十生辰前，尽管用冠冕堂皇的借口罢斥了全体军机大臣，将权力中枢变成唯她马首是瞻的奴才政府，甚至不准恭亲王入宫向她拜寿，但她挥霍国帑六十万两举行的庆典，只以宫廷唱戏显示热闹，在她终感遗憾。因此，还在光绪十九年（1893）新正刚过，清廷便发布上谕，要求中央政府和外省督抚总动员，为次年十月初十慈禧六旬“万寿”作准备。慈禧随即发布“懿旨”，说是难拂皇帝和满汉王大臣盛情，同意为她“六旬初度”举行庆典，但要节俭办事云云。何谓“正言若反”？慈禧的懿旨就是楷模。一瞥《光绪朝东华录》，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初春起，便抄录皇帝上谕复述的慈禧太后懿旨，连篇累牍，昭示皇太后对朝野上下普施甘霖，从奖赏满汉王公大臣到赐予民间耆老银两，一切人都没被遗漏。受恩的举国官民，必须加倍报偿皇太后的关怀，更必须通过祝嘏礼品价值，比谁更忠于皇太后，还用说吗？怎奈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甲午年举国上下竞相迎接慈禧花甲大庆之际，东邻日本正磨刀霍霍，首先利用朝鲜内乱出兵，要代替满清的宗主地位。清廷顿分主战与主和两派，目光共同投向慈禧，看她的脸色，决定对日本要不要兵戎相见。
　　慈禧早已养成暴发户心态。她出身卑贱，靠偶然机遇，骤然跃居，又成。她对中外态势无知，更对日本崛起过程无知。她对“法夷”搅乱自己五十寿辰庆典已很恼火，及至听说倭人乘她六旬“万寿”捣乱，反应就是应战，否则“中国的面子何在”，就是说她等于中国，她的“面子”如被“倭寇”打掉，岂非奇耻大辱？暴发户心态总体现为大起大落。光绪甲午年日本入侵中国，引发慈禧怒火，为“面子”派翁同龢赴天津，逼迫北洋军头李鸿章应战。不想陆战海战都令李鸿章输光老本，而慈禧的“面子”，也失却“夹里”。她登时变脸，由督战而乞和，令李鸿章代她在日本签定马关条约而丧权辱国达于空前程度，但她感遗憾的，却是甲午战败扫了她欢庆六十生日的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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