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

我以为：纠正错误的历史知识，解释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说点意味深长的历史意义，是这本《三国史话》的三大特色。
　　                                ——历史学者 张耕华

学术大家肯腾出时间写点通俗读物，或是编些学校教材，这*是大好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像朱熹编蒙书，叶圣陶给中小学生编《国文》，狄更斯有《写给孩子的英国史》，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生写《文明史》，都是例证。这些书，受惠的主要不是学术界而是普罗大众。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也很好。很多非专业人士因为读过《三国演义》或看过影视剧，自以为对三国很熟悉，其实真未必。读读这本史话，至少可以澄清一部分小说或影视剧里的错误。不仅如此，吕思勉老先生虽然毕生治古代史，但他绝非那种书斋里的老夫子，他年轻时新派的很，还在报纸上写侦探小说。《三国史话》同样是他“玩”出来的，所以，他大可以在书中以古讽今、借题发挥，大有“渔樵闲话”的风致，也颇见出他虽为书生却不输于政治家的见识和谋略。
——豆瓣网友danyboy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是史学界公认旧籍读得多的一位学者。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著述宏富，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                                                               

白立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师从著名学者黄朴民、梁涛先生。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发表论文十余篇，出版著作《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主持2015年度*青年基金“汉晋政治与《尚书》今古文学研究”项目、2014年度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出土文献与《尚书》新探”项目、西北大学科学基金项目（人文社科类）“秦汉政治与古文《尚书》问题研究”项目等。荣获2015年度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奖三等奖。

　《三国史话》导读/001
楔　子/017
宦　官/020
外　戚/027
黄　巾/034
历史和文学/042
后汉的地理/044
董卓的扰乱/049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058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068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074
赤壁之战的真相/083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092
替魏武帝辨诬/102
从曹操到司马懿/110
替魏延辨诬/116
姜维和钟会/123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129
司马懿如何人/134
司马氏之兴亡/139
晋代豪门斗富/143
附录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148
袁曹成败/162
论魏武帝/167
曹嵩之死/170
关羽欲杀曹公/172
孙策欲袭许/174
边章、韩遂/177
张纯之叛/179
诸葛亮南征考/181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186
李　邈/190
姜维不速救成都/192
马　钧/194
三国之校事/196
魏氏衰乱/200
蜀魏之亡/207
孙吴之亡/218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三国史话》自从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经久不衰呢？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经典，涉猎广博。
吕思勉先生选取了中国民众关注的三国历史，自然读者群非常广。中国人为什么对三国的历史情有独钟呢？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密切相关。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楔子》中指出：“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为相宜。”《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为主线，在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当然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了文学的处理。这对普及三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吕思勉先生说：“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由于《三国演义》中夹杂了中国人喜欢的兵法韬略等，谈三国甚至被认为是韬略智慧的象征。当然由于《三国演义》独特的文学处置，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美化、丑化等，往往对非历史专业人士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由历史学家依据可靠史料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谬见进行纠偏，自然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引发的社会效应也会更广泛。
《三国史话》属于发散性思维的书写。如讲到宦官，对人们普遍认识中的宦官进行纠偏。我们对宦官的主要印象就是明朝那些著名的宦官，而且将宦官等同于阉人，其实不然。吕思勉先生对宦官进行追本溯源，从文字学、经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引用《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王制》等篇章，论证三代时期的“宦”其实就是那些懂得专门知识技能的人，在机关中学习的公务员，并对宦的古义歧义进行了解释：“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到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兴盛，那些“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这些舍人、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
宦官从东汉光武帝之后才全用阉人，那阉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吕思勉区分了古代的刑与现代的刑，从本义讲起：“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并解释了这种惩罚方式其实是从古代族与族之间的战争惩罚战俘而来，后来引入到本族的治理中。吕思勉先生引用《周礼》中的六官、五刑思想，对阉割之刑罚只针对男性及男性阉人为什么会备受帝王贵族的青睐进行了解释：“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而在集权社会中，皇帝居于权力的，往往难以相信任何人：“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同时，宦官也乐于奉承皇帝，甘愿做皇帝的奴仆，“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宦官》一篇短短四千字，梳理了宦官发展的简史，涉及的经书包括《仪礼》《周礼》《论语》，而历史跨度更是从远古时期、三代、战国、秦汉、隋朝以及清末慈禧时期。让人不禁赞叹吕思勉先生说理如此清晰，知识如此浩博，讲起中国历史如此兴趣盎然。
同样，在《外戚》《黄巾》中也展现了吕思勉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在《外戚》篇中讲道：“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都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这就是外戚的由来。吕思勉先生又结合汉初的分封同姓王以及吕后专政等历史现象，让外戚问题更形象化。结尾处联系到制度建构的问题，而不仅仅将外戚问题停留在表面化的反思与批判，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黄巾》一篇，吕思勉先生却是在讲道教，五斗米道，对道家与道教进行区分，介绍黄老之术，并且讲到汉代非常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尤其是结合不同时期的宗教对汉代道教的三种不同倾向进行比喻，尤为精辟，非有广博知识难以有如此恰当的比喻，通透的解释：“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其读书涉猎之广，在这些篇章中可见一斑。
2.大处着笔，见解独到。
《三国史话》所谈的都是三国时期重要的话题，大气磅礴而不失精深。这与传统的三家村老儒饾饤之学不同，更异于当今学界流行的碎片化史学。《三国史话》涉及董卓、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司马懿、魏延、姜维和钟会等重要人物，尤其关注曹操；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宦官、外戚、黄巾、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荆州等问题。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才是整个三国时期的核心，我们试想这段历史抽出这些主干，必将索然无味，让人昏昏欲睡。如吕思勉先生在《赤壁之战的真相》中明确指出：“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和统一的关键。”
在具体的篇章布局上来讲，《三国史话》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楔子》《历史和文学》说明选题“三国史”的意义，尤其多次提及与《三国演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宦官》《外戚》《黄巾》《后汉的地理》主要是以问题的方式书写，其中宦官、外戚、黄巾军是形成三国历史的缘由，吕思勉先生称之为“三大乱源”。在具体的书写中，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国历史精彩之处就是接连不断的战事和时时涌现出的各种英雄豪杰，在深入讲述三国史事之前，又对东汉的地理进行了简单梳理，从地理位置上指出三国实力差异：“后汉的十三州，大小是极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兖州，不过现在山东省的一半。大的如扬州、益州，都要包括现在的好几省。这是因人口多则设治密，而当时的南方还未甚开发之故。所以翻开读史地图来看，吴国的地方并不小于魏，而实力却远不如魏，就是为此。”吕思勉先生不仅就地理而谈地理，对上古到三国时期的地方管理制度也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指出东汉的地方割据与刺史制度、州牧制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进行了六章的铺垫之后，吕思勉先生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就董卓之乱、曹操崛起、曹操迎汉献帝、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魏晋鼎革等问题进行逐一讲述，当然吕思勉先生的讲述并不是一般简单的陈述，尤其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依据《三国演义》所了解的三国史完全不同。他主要依据史书《三国志》，通过史料的深入辨析，对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先生在《楔子》中就谈到他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普及历史知识，而是为了纠正过去的由于《三国演义》给大家造成的错误历史人物评价：“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的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我们从《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武帝辨诬》《替魏延辨诬》的篇名中就能够看出来。如在《替魏延辨诬》中指出：“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他根据史料进行合理推测，认为诸葛亮死后，蜀国军队中魏延坚决主张伐魏，而杨仪、费祎主张退兵，终蜀国军队发生内讧，而魏延虽然勇敢，但是兵力有限，寡不敌众，终败死，而魏延谋反降魏当为罗织的罪名而已。
《三国史话》的许多见解时至今日仍不过时，所以学者认为此书是易中天《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写作《三国史话》时，吕思勉先生通过广泛征引古籍、仔细考据，提出了很多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如对《赤壁之战》的叙述中，吕思勉先生对孙权为何愿意与刘备联合抵抗曹操的原因进行叙述，他认为“读史的人，都给‘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两句话迷住了，以为曹操是当然要抵抗的，其中更无问题。殊不知这两句乃是周瑜口里的话，安能作为定论？何况照我所考据，曹操确系心存汉室，并非汉贼呢？然则孙权决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鲁肃等力劝孙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吕思勉先生根据《三国志》的《张昭传》《鲁肃传》以及注文，结合孙权称帝将首功归于周瑜，又对张昭说出：“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据此可见孙权自立之心早已有之。当然，对赤壁之战的结果来看，胜败非常明显，但是吕思勉先生认为从战理上来讲，“赤壁之战，曹操固然犯着兵家之忌，有其致败之道。然而孙、刘方面，也未见得有何必胜的理由。”这是非常中肯，没有任何为胜利者歌功颂德的意味。因为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仅仅是吴国内部周瑜、鲁肃之外的那些主降派大臣认为孙刘联军并非曹操的对手，而且天下大多数人也这样认为，比如劝刘琮投降的傅巽就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于是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
当然，吕思勉先生也不唯《三国志》马首是瞻，如在《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一章中，在辨析曹操攻打陶谦的原因时，他并不赞同《后汉书》和《三国志》中记载的曹操要报父仇的讲法，而是综合两本史书的记载，给出了曹嵩避难琅玡的原因，同时指出曹嵩为陶谦的部将所杀，而非陶谦。所以“曹操声言向陶谦报仇，理由并不充足。不过师出无名，以此作一个借口罢了。可见得当时用兵的人，论其实际，无一个不意在扩充地盘了”。虽然吕思勉先生通过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一些重要史事都进行重新解读，但是面对史料阙如，却不妄下结论。如在面对陈宫、张邈为何反叛曹操，虽然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只能付之阙如了。他根据史料征引，即使相信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一家人，说出了“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但是陈宫的确此时并不与曹操一起，《三国演义》的确是演义，而非史事。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这是历史学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
《三国史话》中的亮点和见解，就是吕思勉先生不厌其烦，不惜笔墨，用了多达三分之一篇幅为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从不同层面正名；从篇目上看，《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袁绍和曹操的战争》《赤壁之战的真相》《替魏武帝辨诬》《从曹操到司马懿》，16篇中竟有多达6篇是关于曹操的叙述。吕思勉先生根据史料，以一个历史学家严谨的态度对曹操以及与曹操相关的史事进行叙述与辨析。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认为曹操是奸相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相信曹操自己的话，而更愿意相信他的对手所说的话，如周瑜讲到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隆中对》说：“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的常识。但是吕思勉先生明确指出：“就说曹操的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多大的关系，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见解。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而还要和他抵抗的么？然则曹操的所以不可与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因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的关系。”吕思勉先生推翻了这个陈见之后，他并没有否认迎汉献帝于许都对曹操的重要意义，并未因此而走向：“所谓皇帝，在事实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处，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还是要利用他的。这不过是政治手腕的一个方便，以利用为便则利用之，以推翻为便则推翻之罢了。……到曹操平定兖州之后，要出来收拾时局，这时候的形势，利用汉献帝却比推翻汉献帝便利些。”所以，曹操迎汉献帝还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其他。但是从其他诸侯割据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来说，曹操的确还是有远见的，这从董昭极力促成此事就可以看出，而董昭并非曹操的谋臣，因此吕思勉先生评价道：“而要想大局安定，总要就有实力的人中拣其成气候的而帮他的忙。这是从来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并引用大思想家王阳明的话评价曹操：“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对曹操才略、性情的赞叹溢于言表。
在《替魏武帝辨诬》这一篇中，开头便讲：“我现在，要替一位绝代的英雄辨诬了，这英雄是谁？便是魏武帝。”“绝代英雄”这正是吕思勉先生对曹操品格的判断。吕思勉先生主要依据曹操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己亥日发布的一道命令，即《己亥令》。通过曹操的自述对其一生的重要事件进行评述，以此来评价曹操的为人，如举出其中指出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这正和后世的军阀务求扩充军队，以增长自己权力的相反。分裂时代的争斗，其祸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他老老实实说：我现在不能离开兵权，怕因此而受祸，不得不为子孙之计。又老老实实承认：想使三个儿子受封，以为外援。”曹操如此袒露心迹，吕思勉非常赞赏：“这是历来的英雄，从没有如此坦白的。天下唯心地光明的人，说话能够坦白。”

楔　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予教正。
宦　官
讲起三国的纷争来，大家都知道其乱源起于后汉。后汉末年为什么会乱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灵帝的宠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乱，引起黄巾的造反。因黄巾的造反，而引起刘备和孙坚的起兵。又因灵帝死后，少帝即位，国舅何进要诛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进京。因董卓的进京，而引起废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绍、曹操等纷纷起兵讨卓。天下就从此分裂了。然则后汉的祸源，的便是十常侍，这还是人谋之不臧。写《三国演义》的人，说什么“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么定数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则宦官究竟是怎样一种人呢？历来读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为害者多，知道宦官的来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机会，和诸君谈谈。
所谓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经被阉割的人。近代的俗语，亦称为太监。那是因为在明朝，他们所做的官，有二十四个，都称为某某监之故，这是不难解的。然则何以又称为宦者呢？在后汉时代，这一种人，威权很大，败坏政治很厉害，所以写《后汉书》的人特地替这一班人作了一篇传，名为《宦者列传》，《宦者列传序》里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这句话，和我们通常的见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见解，都以为宦官就是阉人，现在却说光武中兴之后，宦官才全用阉人，那么，自此以前，宦官就并非阉人了。所以有人疑心这“宦”字是错的，说当作“内”字。然而他这句话，实在是错的。
宦字的意思，本来并非指阉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阉割的人所做的官。
我们所谓五经，中间有一部唤作《礼记》。《礼记》的篇是《曲礼》，《曲礼》里有一句：“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学就是进学校，宦是什么呢？
须知道古代所谓学校，和现代全然不同。现代的学校，必须要传授些知识技能，古代的学校则全无此事。古代的学校亦分为大学小学，所谓小学，只是教授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间的礼节，如洒扫应对进退之类。又或极粗浅的常识，如数目字和东西南北等名称之类。根本说不上知识，更无实际应用的技能。
至于大学，其中颇有些高深的哲学，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浓厚的。《礼记》里又有一篇，唤作《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说：当时大学中所教的，是诗、书、礼、乐。这并不是现在的《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须知古代的人研究学问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却较后世人为深。当时的人对于一切问题的解释，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后世，学术和宗教是分离的，在古代则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学问只存于教会之中，而教育权也操纵在教会手里。古代教会中非无较高深的学问，然总不能全脱离宗教的意味。至于实用的知识技能，则是他们所看轻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所谓诗、书、礼、乐：礼即宗教中所行的礼，乐即宗教中所用的乐，诗就是乐的歌辞，书大约是宗教中的记录。在古代，历史和宗教中的经典，也是分不开的。印度和西藏都是如此。古代学校中有所谓养老之礼，其仪式非常隆重。天子对于所养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酱送去请他吃。吃了，还要自己斟酒，给他漱口，就因为他是一个宗教中的长老，与不带迷信色彩的师长不同。《礼记》上还有一篇，唤作《王制》。《王制》里有一句说：“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释奠是一种祭祀之名。发兵出去，打了胜仗，回来却在学校里去举行祭礼，就可见古代学校不是一个学术机关，而其宗教意味极为浓厚了。古书上说学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说它是子虚乌有，然而从没见古书上记载一个人在学校里学到了什么知识技能，就是为此。
然则古人没有应用的知识技能么？不然。我们知道：所谓三代之世，已有较高度的文明，其时有许多事情，已非有专门知识技能不能办，就是现在所传的几部先秦子书，其中包含专门的知识技能也颇多，不能说全是后人伪造的。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
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
读者诸君，总还有读过《论语》的，《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只是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这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汉时皇室的藏书，由刘向和他的儿子刘歆编成一部书目，谓之《七略》。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大部分就是抄录他的。他对于每一类的书，都有推论这种学问从何发源及其得失的话。其论先秦诸子之学，都以为是出于一种官署，就是为此。然则宦就是在机关中学习做公务员。公务员中，自然有出类拔萃，有学术思想的，就根据经验，渐渐地成立一种学术了。
话越说越远了，这和后世所谓太监者何干呢？不错，听我道来。刚才所说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现在机关中正式办理公务的公务员。现在机关中不有名为公务员，而实在无事可办；或者只是替长官办理私事的么？在古代亦何尝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时，有一个人唤作嫪毐的，和他的母亲奸通了，嫪毐自然阔起来了，于是“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这句话，见于《史记》的《吕不韦列传》里。这所谓宦，哪里是在什么机关里学习什么公务？不过在他家里做他的门客罢了，所以要称为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极一时之盛，然而古代的贵族，决不止嫪毐一个人有舍人。这种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所以“宦”字又有一个训释是“养”。“养”字可从两方面解释。他们是他们主人的食客，是他们的主人养活他们的，所以谓之养。亦可以说：他们是以奉养他们的主人为职务的，所以谓之养。
此等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中常侍即宦官之一。在前汉时，并不一定都用阉割过的人，到后汉光武帝之后，才专用此等人。所以《后汉书·宦者列传序》要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了。
然则阉割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义的事情。诸位知道刑字是怎样讲的呢？在下发这个问，逆料诸位一定会说：刑字不过是惩罚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来，剥夺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种。然而古代的刑字，却不是这样讲的。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
“十三经”里，有一部书，唤作《周礼》。《周礼》全是记古代所设的官及各官的职守的。其体例，极似明清时的《会典》。须知《会典》原是依据《周礼》的体例编成的。不但《会典》的体例是摹仿《周礼》，就是隋唐以后的官制，其大纲也是摹仿《周礼》制定的。《周礼》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后世就摹仿之而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周礼》的地官司徒，就是后世的户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属司徒管辖。他们都可以治理狱讼。狱便是现在所谓刑事，讼便是现在所谓民事。然而他们所用的惩罚，只能到拘禁和罚作苦工为止。如要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那是要移交司寇办理的，司寇便是后世的刑部，其长官称为司寇，寇是外来的敌人。听讼之官谓之士，其长官谓之士师，师字的意义是长，士师就是士的长，士则本是战士的意思。然则古代用兵器伤害人的肉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其根本，实在是从战争来的，不是施之俘虏，就是施之内奸。后来社会的矛盾渐渐深刻了，才有以此等惩罚施之于本族，用之于平时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机关里，还是不能用。这一因其为习惯之所无，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术，本非治理本族的机关里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别一种机关里不可。把现在的事情比附起来，就是从司法机关移交军法审判了。
古代有所谓五刑，都是伤害人的肉体的，便是墨、劓、剕、宫、大辟。墨是在脸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膑，是截去足指；宫，男子是阉割，女子是把她关闭起来；大辟是杀头，这是伤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宫又有不同，所以又称为大刑。五刑对于男子，都是伤害身体的，独宫刑对于女子不然，不过是拘禁。这亦可见伤害肉体之刑，原起于军事。因为在军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虏，战胜的人还要用来满足性欲，所以不肯施以阉割，于是自古相传阉割之刑，只对于男子有之。到后来，要将此刑施于女子，就只得代以不伤肉体的拘禁了。
伤害身体的刑罚，初只施诸异族，或者内奸。所以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这话亦见在《礼记·王制》上。因为俘虏原来是敌人，内奸是投降异族的，也和敌人一样，怕他们报仇之故。到后来伤害身体的刑罚，渐渐地施诸本族了，于是受过刑罚的人，其性质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们做些事情。《周礼》这一部书，从前有人说他是周公所做的，这是胡说。这部书所采取的，大概是东周以后的制度，时代较晚，所以受过各种刑罚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过宫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内”。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
到后来，就有一种极下贱的人，虽未受过宫刑，而希望到贵族的内室里去服役，就自行阉割，以为进身之阶了。宫刑，当隋文帝时业已废除。自此以后，做内监的人，都是自行阉割的。汉时虽还有宫刑，然据《后汉书·宦者列传序》里说，当时的宦者，亦以自行阉割进身的为多。后汉时的宦官，即专用此种人。自此以后，宦官二字，遂成为此种人的专称，失其本义了。
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
然而这只是极少数。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受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狭义的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若是一个上知，也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
皇帝是一个的纨绔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质，只要就纨绔子弟加以观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因亦不过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处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会闯出大乱子来。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和，这种情况若在民间，也闯不出多大的乱子。母子不和之事，我们在社会上亦是时时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酿成“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种种关系大局之事了。历代皇帝喜欢宦官，所以酿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