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8037252
美育与叙事转向 刘阳
如何使艺术资助更具社会影响力——我国艺术基金会实施艺术资助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岳晓英
中日漆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从溢出到透入 潘天波
艺史探幽
东吴龙（虎）首青瓷罐造物形象考 徐亮
论明清之际复古观念对工艺美术之影响——以《闲情偶寄》为例 杨晓辉 谢硕
桂南客家采茶戏历史流变考释 陈孝余 王琼
艺理思索
广义“艺术”层面的古代“风格”概念辨析 张兰芳 田启川
中国“艺”范畴衍化的文献考释 李韬
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图文理论”——《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对“图文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何平
书法新文献资源的当代创新 刘灿铭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与城镇化进程之悖论 兰晓敏
论非西方艺术研究中审美中心主义的误区及超越路径 李世武
反思格林伯格“平面性”理论 李嘉璐 赵崇华
艺术美学
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对戏剧美学的变革探析 张华 张天曦
王骥德“法与词两擅其极”之戏曲美学观 梁晓萍
生态音乐美学研究——音乐美学的新领域 侯秀华
游戏形象的审美特征和消费模式研究——以网游《英雄联盟》为例 饶黎
艺术教育
从“吉艺现象”看地方院校表演类创新型人才培养 郭春方 屠志芬 高新
我们是改变的力量——我的艺术教育观 高士明
新形势下工科优势高校艺术教育的发展路径——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为例 张捷
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校考工作的实践探索 陈建华 徐少春 赵慧宁
艺术设计
中国图案学与西方设计学比较 李倍雷 刘娟绫
基于服务设计的社区复合型托老所空间设计之方法与路径研究 徐伟 罗婷 李亚军
当代设计产业发展的道德缺失与伦理重建 陈传文 黄雨晴
基于因子分析的传统中式家具类型撷取方法 许继峰 张寒凝
艺俗寻踪
琴与画中“梅花”的母题意象研究——以《梅花三弄》和《梅花图》为例 窦慧菊
“喜神”母题探究 孙晨旭
艺术批评
戏评机制的确立：《申报》戏曲评论研究（上） 付德雷
至善至美——言恭达先生其人其书 长北
《健忘村》：荒诞中的思想实验和政治寓言 龚金平
《战狼2》的“得意”与“忘形” 赵亦伟
创意传播
孔子学院与儒家文化和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 张乾元
融合与冲突：新媒介环境下本土文化的秩序问题 李东 张又文
如意文化在当代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陈绘 高恒 崔天剑
社区美术馆引领城市创意美学——广东时代美术馆传递社区生活新方式 赵澄
艺术创意与媒介转换规制——以《西游记》跨媒介创意为例 赵敏
艺术品市场民族化图像策略 杜鹏 崔之进
会议综述
全国艺术社会学青年学者论坛暨“艺术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卢文超
天龙山石窟艺术遗产保护与传承专题研讨会综述 朱小峻
彩色插页
许继峰的设计作品
曾伟的设计作品
摘要晚近人文学术研究出现了叙事转向的范式新变，即叙事由被研究的对象开始逐渐转向成为研究方式本身。这是语言论转向的必然发展，也是叙事与人生的本体性深度关联在当代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审美教育作为引导人通过审美走向自由的活动，积极吸收叙事智慧来展开自身，也相应地具有推陈出新的潜力。沿此具体探索将使美育这一传统主题在当今语境中获得新的发展。
关键词美育叙事叙事转向两重性本体自由
一
叙
事正在进入文学以外的广阔领域。按前国际叙述学会会长多萝西·霍尔教授的看法，这一“叙述的多学科转向改变了我们对叙述的理解：通过与不同领域结盟向外拓展，叙述学已经向前发展了”［1］。所谓叙事转向，即指叙事在经历了作为量变积累的扩容后出现的相对意义上的质变：叙事逐渐成为包括理论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种研究方式。由此，叙事智慧不仅出现于现代生活方式中，还存在于理论学术中，作为理论学术展开与更新自身血液、推进自身发展的动力。它方兴未艾，迄今仍在国际范围内发展着，提供给了我们极大的研究契机与兴味。
叙事转向是如何出现的？这需要联系自现代以来的语言论转向这一学理背景来理解。我们先勾勒出其中的学理脉络。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高度推重叙事技巧，构成了与传统方式的醒目区别。作为由此引发的理论反应，叙事学相应地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叙述话语方面，认为事件即叙述，两者不可分离，为叙事的现代狂欢提供了理论推力。究其原因，叙事学来自现代语言论哲学，这一哲学揭示出，语言不具有与事物的对应性，“某物是什么”的问题不与“某物被说成（替代成、建构成）了什么”的问题相分离，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事物的性质，从天真自明逐渐转向了被建构。建构，意味着权力的必然介入，而权力来自语言的具体使用——话语，因为话语是符号的区分，符号的区分带出现实的区分，而被区分的现实中，便必然隐藏着权力。所以，建构是语言（话语权力）的建构，这很自然地带出了一种知识如何被叙述的新问题。于是，叙事逐渐出现在了各种知识领域，沿此以进，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也逐渐叙事化，出现叙事转向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一演进线索，具体地可以从以下环环相扣的三方面论述中得到证明。
首先，语言论转向是从语言及物的传统方向转向语言不及物的新方向，其关键证据来自索绪尔所发现的语言的符号系统性质。所谓符号，指替代品，即用一样东西去替代另一样被替代的东西。替代品不等于原物，而是另一个新物。这正是符号的根性。它首先可以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确证。一个人试图说出现场发生了什么时，他便已不在现场、而离开现场处于另一新场中了：由于时间不间断地绵延，当你说“我正在干吗”时，你的那个“正在”瞬间已过去了；由于空间中你看不到自己所占据着的观看视点，当你想说出你在场中看到的包含你视点在内的全景时，你已移身场外了。索绪尔从语言学上道出这种经验背后的原因：从能指（音响形象）看，作为发音的shù与这棵树不存在对应关系，我们也可以指着这棵树说“这是一条yú”，这不改变这棵树的存在，方言以及人的取名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点；从所指（概念意义）看，作为概念意义的“木本植物的通称”也以其抽象概括性而与这棵具体的树无关。索绪尔由此得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与“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的结论，既指包含上述两个层面的语言符号与事物无关、不具备实质性，也指语言的发音与概念无关。总之，语言与事物、概念不具备必然联系，是一种自成规则的符号系统。这样，语言论转向“重新定义真实的表述方式”［2］，开始使人们从关注语言与事物的对应转向关注语言自身对意义的创造，从根本上解释了现代作家们对叙事及其逻辑的迷恋。
其次，伴随着语言论视野的渐次展开，事物在语言中的存在，不再以现代性意义上的划界为特征，而是互融互渗起来。由于历史的某种惯性，20世纪前半期这一点尚不明显。到后半期，语言不及物而使符号的意义创造功能超出文学领域，广泛延伸与涵盖至各种文化景观，各种现代生活方式（文化现象）由于都被语言创造性地说出、而都开始被纳入叙事的容积。这样，叙事逐渐由文学向非文学领域递嬗扩容，便是顺乎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传统的自然语言观，世界中的各个知识领域原先把语言看成及物的，在及物性理解中将那个被语言所及之物看成各自的对象，从而谈论和确证自己的独特存在。现在既然证明了语言不及物，以语言的视点看，实际上便不再存在着可划分出各种专业界限的、作为“物”被认识与把握的对象性客观世界，而存在着同一个世界——语言的世界，或确切地说，存在着被使用中的语言——话语的世界。这一点又与20世纪后半期至今的后现代思潮发生合流，所谓跨学科、跨专业、跨文化等后现代景观，实则都源自语言这同一个世界的不再去致力于划界的新性质。
再次，被使用着的语言就可能是文学，因为文学就是语言的陌生化使用。在此意义上，文学领域与非文学领域便可以贯通，因为那些始终离不开用语言表述、并确证自身的非文学领域，只要它们试图创新，便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闪现文学这个在话语创造（创造必然已意味着陌生化）能力上突出的领域的影子。发自文学领域的叙事逐渐进入非文学领域，也便是自然的后果了。罗曼·雅各布逊指出话语交流包含发信人、收信人、信文（指话语符号、语言文字构成的文本，起语言的审美或文学功能，即“把词理解为词而不是所称客体的简单代表或情感的释发”［3］）、语境、信码与接触联系这六个要素，尽管它们有主次，却始终同时存在于话语交流中，于是，信文的文学功能在任何话语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即任何话语都有可能凸显自身的符号，使之不作为意义、而作为物质材料被突出、作为材料与构造本身产生出意味。这就打开了“很广阔的文学的语言应用领域”［4］，为叙事在非文学话语中的存在提供了可能。罗兰·巴特便由此以一套来自传统叙事学的范畴术语，讨论着非文学的主题。文学作为语言的创造性活动，就是广义的叙事，它不再是一种界限明晰的封闭话语，而是积极从20世纪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与新闻等专业领域吸取自己的养分。语言怎么说的问题，就正是叙述的问题，叙述用语言去讲一件事情并形成叙事，便在建构性而非自明性的意义上向知识提供出了叙事的根基，建构者就是叙述者。我们由此不仅看清了福柯等人出现于晚近的重大意义，而且沿此看到了叙事在建构主义阵营里那些代表性理论中的影子：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中寻找着某种协调；后殖民主义关心西方如何在话语方式中想象外部世界；女性主义同样重视女性形象如何被男权社会通过想象加以规范等等。我们也由此明白，晚近以来影响巨大的知识社会学与反思社会学对于知识生产情境的还原努力，是把知识理解为所叙之事，变原先相对简单化的自明性思路为更复杂、却更真实的建构性思路。这都表明，学术研究旨在形成知识话语，需要依托叙事来展开。叙事遂从被研究的静态对象转向研究本身所具备的动态方式，体现出学理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在文学思想方式的介入下，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教育话语、法律话语与新闻话语等不同话语的区别，实际上主要已不在于话语的对象，而在于话语的规则，即考虑如何让自身的话语效果被人关注与理解，认为这种关注与理解才是对自身的确认。话语是一种表达，用语言将自己表达好、把自己讲好，才是一种知识存在的根据。一种微妙变化出现了，叙事进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方面，成为它们每每谈论自己的一种方式，此即叙事相对意义上的转向。它是我们今天思考不同学科的推进方向、积极探索并尝试获得新生长点的一种极富启示的视野。
二
语言论转向的根本目标，是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即超越人与世界的对立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如上所述，语言被证明为符号系统后，符号系统才真正走出了二元论窠臼而重新获得了人与世界的融合。而人与世界的融合才是人的真相。所以深入地看，叙事转向的必然性在于，叙事与人生具有内在的本体性呼应。正是随着现代社会进程的加快而逐渐凸显出的人的异化趋势及其复归需求，使晚近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在积极还原“人”时很自然地把它和叙事联系了起来。
这是因为，叙事不是所叙之事的简单等义语，而是在叙述与事件之间建立起的张力活动。叙述既然操持着语言，语言的不及物性决定了它必然是离场的观看，而与事件本身所要求的入场感受与体验存在着距离，前者属于“无”，后者却属于“有”，让这段距离不成为隔阂、而是得到填实，有无相生，才是一切叙事活动的创造性智慧所在。这与人生本体其实是一致的。人生仿佛进入并观看一间屋子，处于“有”与“无”交织而成的本体：人只有入场，才能看清场内事物，但由此他因受限于在现场占据的特定视点，而看不全，所以烦；人只有离场，才能看全场内事物，但由此他因失去了对现场氛围的亲身体验，而看不清，所以烦。前者于有中生着无，后者则于无中生着有。总之，人因“有”与“无”始终并存着，得到着却也失去着，而必然产生烦。这种烦并不消极，而是本体性的。正是在烦中，人才不断既入场又离场，即始终处在由场内外组成的世界中，这保证了人与世界的融合。叙事转向的深层意义就植根于与人生本体的这种内在共振中。
因此，叙事的智慧尤其足以吸引以“人”为本的人文学科。仅就本文的论述范围来说，教育学便在这一点上作出着自己的应对。对教育学究竟应当定位于人文学科抑或社会科学的问题，本文不作探讨，但随着消费社会进程的逐渐加剧，技术理性越来越蚕食着人文空间，“人”的问题事实上正在教育学中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们更愿意将教育学中的叙事逻辑放置在人文学科范围中加以探究的原因。如果承认“今天那些经受不住求省力混文凭诱惑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数量远远超过了1898年时的数量，这可能是因为今天有足够勇气鼓励学生学习的教师相对减少的缘故”［5］，今天的教育学便尤其需要在抵制功利、重申人的尊严与价值方面探索自己的神圣革新之途，以培养与造就真正富于人文情怀的新人。但是，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又很不容易，因为为了实现它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一种与以效益优先为宗旨的后工业发展观相背反的人文主义观念，乍看起来，后者在当今这个后现代话语已无处不涵盖的时代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让人每每产生出实践的犹豫。其实按利奥塔的看法，效率优先虽属于后工业化带来的逻辑后果，却并非其必然原则。效率优先论将自身合法性建诸决定论的基础上，假定社会系统是稳定的，决定着性能的输入/输出的比率是确定而可控制的。表现在教育学领域的微观缩影——教材编写观念上，一种常见的局面便出现了，有学者以艺术史教材为例，发现“几乎所有的教材都采取一种冷静且节制的语调，它们从不关心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编写者认为使一位读者过分投入并不合适”［6］。不合适在哪里？当然在于，对人的内心情感的关心，被认为可能影响与妨碍教育的效率的优先性。国内多年来早已出现并受到热烈争论的教育产业化问题，也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然而，利奥塔用诸多实例证明了上述决定论假设的虚妄，指明了“后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本身和追求性能没有多少相似性”［7］，这才是真相。因为与效率优先论的关键词——数据、逻辑与制度比起来，“把人（一个心理物理统一体，而非一个被赋形的灵魂）看作是生活之流中的活生生的造物”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8］这决定了以立人、树人为目标的教育学必然也需要“从具体的、经验的人及其自我理解力和自我经验出发”［9］，把人看成完整、自由的、身心合一的存在。效率属于“知”的范畴，有快慢高低，情感与意志却是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共同拥有的，这既是“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共性”的原因所在［10］，也是叙事得以顺利进入教育学、为之注入新活力的契机所系。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