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053846
一、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
二、《红楼梦新证》：说不完的话题
三、“红学四学”：红学何为？
四、中华文化之学与新国学
五、周氏红学的传播与影响
附录
自序
《周汝昌红学论稿》是一部知人论学的书稿，是一部学人研究之通论稿。
这部《论稿》写得很辛苦，非构思之困苦，乃登峰之竭力者也。《论稿》结构了五章：一、知人论学：情性气质与为学格调；二、《红楼梦新证》：说不完的话题；三、“红学四学”：红学何为；四、中华文化之学与新国学；五、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影响。此五章乃基于知人论学之整体考量，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撮要举凡，存其大体，试图兼顾周汝昌其人之个性气质和人格精神以窥其为学之迹以及“周氏红学”之真貌。设若未能综合考量周汝昌其人之真实心迹、独异情性、鲜活个性以及独特视角，则难以还原近乎真实的周汝昌。
周汝昌其人与“周氏红学”已然成为现代红学不可绕过之话题。周汝昌之为人与为学形象已然被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其正面描绘的形象与反面描绘的形象相差何止道里计？是故，欲窥其“真貌”则非仔细端详不可。“正”耶？“邪”耶？“褒”耶？“贬”耶？对于业已归于大化者而言，无乃世间之虚话耶？然此世间之虚话，毕竟留下了演义之迹，姑可循迹而索貌。笔者近年来主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现代学案》栏目，曾撰述《现代学案述要》一文以为“现代学案”建立范式：“学案应考察所立案者至少两个方面的‘兼美’：1.考据、义理、辞章之兼美；2.人与书之兼美或合一。这既是现代学案所应确立的一种学术史理想，又是评价学案人物的一种标杆或学术境界。此一理念姑可看作现代学案撰述者所追求的学术‘倾向性’，虽不能至，当心向往之。”（高淮生.红学丛稿新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228.）斯人与斯学之真切面貌若能经受“兼美”考量，则“虚话”不“虚”，“美谈”无疑。
李敖在《胡适研究》一书中收录《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一文，其中的一段话可资借鉴：“我认为任何历史人物的功罪都该有一番‘完满解释’。该是他的，就给他；不该是他的，就不给。在给与不给之间，居功言罪当然不完全是他‘个人所得’。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影响是交互的：其功既有同谋，其罪亦有共犯，从事历史的解释的人必须把握这一点。”（李敖.胡适研究[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44.）不妨说，周汝昌在红学方面的功过当然也是“既有同谋”或“亦有共犯”，《周汝昌红学论稿》便试图做一番“给”与“不给”的分梳评述。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周氏红学”的价值和影响呢？笔者以为可从四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一则新观点，二则新材料，三则新方法，四则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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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周氏红学的影响：胡文辉撰《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是一部现代学术史著述，所选百年学术史自章太炎以来109位学人，另配上域外汉学家19位，共计128位学人。其中有红学经历者包括以红学名家者不过10余位而已，诸如胡适、王国维、顾颉刚、余英时、方豪、启功、徐复观、周策纵、萨孟武、唐德刚、周汝昌、王利器等，这10余位中不仅以红学为主要志业且将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红学者为数寥寥。周汝昌列入109位学人行列之中，被作者以“地损星一枝花蔡庆”称焉。至于社会影响颇大的俞平伯、冯其庸、李希凡等，却并未入列《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说：“自胡适而后，考证派即独领风骚，虽经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而风气始终不衰。受胡氏影响，前有俞平伯，后有周汝昌，为学界两大‘红人’；周的文史涵养不及俞，然于红学则专深过之，且更能代表此学问的主流。以红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声势，水涨船高，周亦宜有一席地也。……周氏博览勤搜，不数年间即完成《红楼梦新证》（原题《证石头记》），至1953年刊行，后来增订为两大册，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也是红学重要的专著。”（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444.）周汝昌与周氏红学是百年红学史绕不过的话题，并且，周汝昌与“周氏红学”已然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影响力。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说：“正是在回到过去的知识分子中，我才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诗人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M].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29.）由此联想到周汝昌与“周氏红学”，如果认同乔福锦的“红学五代人”之说（笔者按：乔福锦在《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一文中提出一百年来“红学五代人”之说，周汝昌乃第二代学人之典范），作为前辈学人的周汝昌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从周汝昌与“周氏红学”至今尚存的国内外影响上也可以得出“周汝昌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结论。
余英时在谈及关于钱锺书研究形成“钱学”这一现象时说：“钱先生自负则有之，但很有分寸。经‘钱学专家’火上加油，便完全走样了。这对钱不很公平……我所看到的‘钱学’文字，又似流露出一种‘个人崇拜’，特别强调钱先生于书无所不读，过目不忘，自古及今，无人能及。”（陈致.余英时访谈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2:156-157.）余英时这段话的启示意义十分鲜明，如果“周氏红学”研究的“个人崇拜”者也做起了“火上加油”的事情，周汝昌以及他的学术一定会走样的，这其实对周汝昌很不公平。钱锺书早有感言：“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古籍每载庙中鬼神功行浅薄，不足当大福德人顶礼膜拜，则土木偶像避位傍立，或倾覆破碎。”（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45.）但凡“个人崇拜”者，又如钱锺书所揭示：“盖夸者必诳，所以自伐也；谄者亦必诳，所以阿人也；夸者亦必谄，己所欲而以施诸人也。争名于朝、充隐于市者，铸鼎难穷其类，画图莫尽其变，然伎俩不外乎是。”（钱锺书.谈艺录[M].商务印书馆,2011:651.）周汝昌以及他的学术之所以一定会走样，是因为“夸者必诳”而“自伐”，忒卖力气地“捧周”者是也；“谄者亦必诳”而“阿人”，忒卖力气地“批周”者是也。
韦力在谈及整理所藏之书时说：“在整理的过程中，我时时对一些书的版本产生疑问，当时为什么买进这么破烂的书，我能找出各种理由替自己辩解，但无论怎样，整理到这些破烂书时，时不时有一种负累感。不过总觉得这是前人的著述，我本能地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恶习，认为任何古代的断缣零篇都值得保存和呵护，为此的确要动很多脑筋，当然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韦力.古书之爱[M].北京：中华书局,2016:251.）笔者由此联想到我们对待“周氏红学”的态度，似乎不无道理：即便“周氏红学”如“批周斗士”胥惠民所驳斥的“其终生研红的主要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不过，毕竟这是“前人的著述”，其在红学史上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假如直斥《红楼梦新证》这般“破烂书”并无可取，那么，胥惠民所著《拨开迷雾——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再认识》之类“破烂书”又将何处？斥人“不堪”者，人或斥之也！是故，但凡本能地葆有“敬惜字纸”传统恶习之研究者，终究不会轻易地作出“清理门户”的倡言（笔者按：胥惠民宣称应将周汝昌“清理门户”）。当然，这也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象：专家与学术史家的视野和格局是显然不同的，专家如果同时兼有学术史家的视野和格局，才有可能成就名家甚或大家。
谢泳在《吴恩裕的学术转向》一文中说：“我从吴恩裕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无奈，看到了一个学者的苦闷。”（谢泳.趣味高于一切[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123.）而笔者则从周汝昌的学术生涯中，感到了某种“孤寂”，看到了一个学者的“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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