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6455
★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 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10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
★《偏见之辞》针对文坛上作品趋于“同质化”、经典难出等现象予以分析解剖，提出应对之策，文中大量引言出处明确，是偏见之辞也有公正之见。
《偏见之辞》是著名评论家洪治纲的评论锦集，收入“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
《偏见之辞》针对文坛上作品趋于“同质化”、经典难出等现象予以分析解剖并提出应对之策 ，对著名作家的作品评论、作家的责任、老一辈作家与“80后”作家的代沟等都给予了犀利且尖锐的评判。文中大量引言出处明确，是偏见之辞也有公正之见！
辑
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3
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17
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33
畸形“智慧”的迷恋与书写／46
有关傻子形象的“傻想”／52
文学的“意义”与“意味”／58
主体意识的回归与文化身份的认同／65
第二辑
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81
挥之不去的隐忧
——2014年短篇小说创作评述／94
短篇小说的“显”与“隐”
——2015年短篇小说创作评述／108
对抗消极的惯性写作
——2009年短篇小说创作评述／119
思维惯性的滑行与超越
——2007年短篇小说创作评述／132
陷阱中的写作
——论新世纪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145
先锋文学与形式主义的迷障／172
困顿中的挣扎
——贾平凹论／184
第三辑
傲慢、奴性及其他／207
魏晋风度与“鱼道主义”／217
是“弑父”，还是“代沟”？／227
论非虚构写作／234
文学信念与作家的知识分子承担／256
重返批评的苛求之路
——论李建军的文学批评／268
信息时代，批评何为？／281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了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短篇小说，或一些问题
很多人都明白，短篇小说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文体。但是，很多作家面对短篇时，又常常会技痒难耐，总想弄出几篇得意之作。这并不是说，作家们有些自虐倾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是短篇确实是一种魅力非凡的文体，常常让人魂牵梦绕。一部优秀的短篇，就像一个颇有品位的女子，千种风情，万种神韵，尽在不言中。
这就是短篇的奇特之处。它让人欲说还休，欲休还说。从2002年开始，每年我都会编选一册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六年的时光里，保守地估计，我所读过的当代作家发表的短篇，应该有近2000篇之多。但是，它们留下了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它们将会留下什么，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中？说实在的，除了少数短篇还能够勾起重新阅读的欲望，大多数的作品早已淡出了我的记忆，套用博尔赫斯的名言，“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唯因如此，关于短篇，即使已经有了很多的阐释，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尚待探讨的空间。尤其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欧·亨利式的短篇，或一种包袱
短篇小说的起源，当然离不开民间故事。西方的《一千零一夜》之类，都可视为早期的短篇；在中国，《世说新语》也是一个短篇的范本。英语中的“story”，至今仍译为短篇小说。既然短篇源于故事，也就离不开悬念之类，因为故事需要出其不意，引人入胜。由此，便产生了一种类似于“抖包袱”的技法。尤其是在故事的结尾，为了能达到“回味无穷”的效果，人们通常会弄些出人意料的结局，以颠覆读者的期待视野。久而久之，这种技法便成为一种叙事模式或思维模式，即我们常说的“欧·亨利式的结构”。
欧·亨利是一位短篇大师，由他鼎力而举的“欧·亨利式的结构”，一直是很多作家创作短篇时孜孜以求的模式。这种结构的特点就是重在结尾——故事发展到结束处，常常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又在情理之中，符合生活实际，从而使读者吃惊地跳上好几跳。它与“抖包袱”的艺术思维相同，都是想办法先抑后扬或先扬后抑，后来一个出奇制胜。
这种思维模式的代表性作品，或许就是欧·亨利的经典短篇《警察与赞美诗》。故事中的主人公索比为了能够到监狱里得以安身，一次次地惹是生非，故意犯罪，结果警察就是不理他。后来，他在一家教堂里听到了赞美诗的神圣与高迈，遂在宗教力量的感化下打算悬崖勒马，重新做人。谁知这时，索比却被正式逮捕了。索比一直想进监狱而不得，等到他不想进监狱了，牢门偏偏又立即朝他打开。是现实的荒谬和错位，还是命运在故意同索比开玩笑？总之，欧·亨利在小说中所设置的这一结尾，使这个原本充满幽默意味的故事迅速复杂化了，也使主题进入某种现代哲学的层面上。因为索比的遭遇，已经明确地暗含了个人对自己命运主宰力量的丧失，人与社会之间很难达到协调状态。
同样的经典之作，还有汪曾祺的《陈小手》。一位国军团长的妻子突然临产了，一时找不到女医生来接生，于是，手下人只好请来了英俊潇洒的男医生陈小手。陈小手一番忙碌之后，为团长妻子接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团长自然一阵狂喜，感谢之余，还不忘重金酬谢陈小手。事毕，陈小手便翻身上马，打道回府，孰料此时，团长却一边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别人摸”，一边掏出手枪一枪崩了陈小手。而且，看见陈小手滚下马来，团长还“觉得心里怪委屈的”。这个结尾不但出乎意料，而且意味深长。团长这一恩将仇报的行为，是因为自私狭隘的封建心理，还是因为独断专横的军阀作派？是因为陈小手年轻英俊而心生妒忌，还是团长那草菅人命的恶习所致？似乎各种因素都有，但又不仅仅如此，让人咀嚼不尽。
从这两个短篇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成功地营构一种欧·亨利式的结尾，也并非易事。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出其不意，一种突然和意外，但意外之中，又分明地包含了极为丰厚的审美信息，甚至折射了创作主体相当幽深的思考。但我们的很多作家在袭用这种叙事模式时，往往只强调表面上的奇谲效果，却不能很好地赋予这种“奇谲”以丰富的审美意蕴。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追求故事本身的传奇性，让结尾令人意外，至于这种“意外”之中是否蕴含了某些令人沉思的内涵，则很少关注。
仅以2007年的短篇为例，我们就可以信手拈来几个这样的短篇。譬如谈歌的《天香酱菜》（《作家》2007年第1期）。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赵广林的流浪汉被“杨周木器店”老板娘周春儿救助的故事。赵广林老实、质朴、勤劳，被周春儿收救后作为店里的帮工，深得信任。但是，由于生意难做，加上周春儿的丈夫与妓女弃家私奔，“杨周木器店”的前景一片暗淡。一次，周春儿与赵广林出差进货，偶然发现赵广林随身携带的一罐自己腌制的酱菜极为可口，遂与供货老板刘或奇联手开设天香酱菜店，不料一炮打响，生意极为红火。正当周春儿与赵广林打算成亲之际，周的丈夫却落泊而归，于是，赵广林留下一纸远走他乡。在纸条上，赵终于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幼便入宫廷，乃一宫廷御厨。应该说，这种结尾挺出人意料，但除了抖出“御厨”的包袱之外，很难再品味到其他更为深刻的寓意了。
王祥夫的《街头》（《花城》2007年第4期）也是如此。一对哑巴夫妇为生存计，在街头设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一天，一位开着宝马车的妙龄女郎在倒车时，不仅撞到了哑巴的车摊，还轧坏了别人待修的自行车。而开车女郎下车后，不但不向哑巴赔礼道歉，还蛮横地痛骂哑巴，要哑巴赔偿自己宝马轿车上的划痕，并叫来男友助威。尽管这对男女向哑巴恶语相加时，遭到了围观众人的愤怒谴责，但可怜的哑巴还是被他们逼到附近银行取钱赔款。当哑巴从胸口的衣服里掏东西时，大家都以为他在掏钱，谁知他掏出了一把刀，愤怒地杀了那对男女，哑巴也因此被警察带走。老实巴交的哑巴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反抗，确实令人意外。但这种意外的反抗结局，除了给我们以道义上的振奋，回味的空间同样也很少。
如果我们再读读刘庆邦的《八月十五月儿圆》（《北京文学》2007年第2期），也会发现同样的问题。丈夫李春和进城打工发迹了，不但四年多不回家，还包了二奶生了个儿子。田桂花听到这些传言并不相信，于是，在中秋前夕，她要求丈夫必须回来一趟。结果丈夫开着小车回来了，还带着自己的私生子源源。李春和原以为自己回村后，妻子肯定会大哭大闹；村里人看着自己的发达，也一定会频繁来串门。结果是，村里压根儿没什么人来看他，妻子不但不哭闹，还对源源十分呵护，送他们进城时，妻子田桂花大大方方地说：“你要是想离婚，我也不会赖着你。”这个结尾，同样也颠覆了我们的阅读期待，让我们对田桂花顿生敬意。但是，除此之外，好像只剩下“做陈世美”的李春和被村人唾弃的活该。
我并非鸡蛋里挑骨头，一定要让他们在这种意料之外的结尾里，搞出一些深刻的意义来。我只是觉得，真正意义上的欧·亨利式的短篇结构，绝不只是停留在一种技术层面上。它是思想和境界的智性传达，是一种包含了强大重力感的速度，就像撞击大钟之后所散发出来的浑厚的余响，而不是在一只小脸盆上打击一下吓人一跳而已。
辛格式的短篇，或一种游离
短篇进入辛格的时代，已是现代主义四面出击了。作为一位短篇小说大师，这位犹太作家从波兰一路颠簸到美国，当然不只是为了逃避战争的劫难。除了尽情享受美国的自由之外，他还顺便饱吸了一通现代主义的气息。于是，便有了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傻瓜吉姆佩尔》。
一提到《傻瓜吉姆佩尔》，没有人不为之兴奋。“我是傻瓜吉姆佩尔。我想我并不傻，恰恰相反，但是人们却这么叫我。”每次读到这句开头，我都会感到惊悚：别人都叫吉姆佩尔是傻瓜，但他自己并没这么认为；不仅如此，而且还“恰恰相反”。正是这个“恰恰相反”，暗示了吉姆佩尔既是傻瓜又是圣人的双重人格。事实上，辛格正是沿着这条双轨线进入叙事的。在故事的表面上，吉姆佩尔受尽世人的欺骗和侮辱，村里的每个人都喜欢捉弄他，每次吉姆佩尔都会上当，逗得他们哈哈大笑。在一次上当之后，那帮人“高兴得大笑大叫，又是跺脚，又是跳舞，又是唱晚安的祈祷词”，还把羊粪往吉姆佩尔的手里塞。尽管吉姆佩尔不断地以宽容与忍耐对待那些捉弄与嘲笑，但他也曾迷惑过，于是牧师拉比告诉他：当一辈子傻瓜也比做一小时的恶人强。谁知刚刚出门，吉姆佩尔又被拉比的女儿戏弄了一番。更让他受尽屈辱的，还是自己的淫荡之妻艾尔卡。她不断地为吉姆佩尔生下连父亲是谁都不清楚的孩子，还经常大骂吉姆佩尔，连她带来的私生子也打他；平时他只能住在面包坊，只有星期五才回家，而且艾尔卡总是找出种种借口不让他靠近。
但是，随着艾卡尔临死前的真诚忏悔，辛格在游离之中，开始迅速凸现吉姆佩尔圣人般的精神力量——吉姆佩尔终于以一种受难的方式，完成了一个生命的救赎。试想，连艾尔卡这样的荡妇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孽，吉姆佩尔还是一个简单的傻瓜吗？在小说的后，作者这样叙述道：“当死神来临时，我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至此，我们发现，吉姆佩尔终于用他的善良和软弱击败了人世间的虚伪和暴烈，用他的隐忍和宽容彻底瓦解了人世间的奸诈和歹恶。吉姆佩尔的“相信”，其实充满了伟大的救赎意味。
从叙事上来细察，这篇小说的精妙之处，就是通过一种游离的手段，成功地将吉姆佩尔纳入傻瓜的角色之中，又不时地让他游离于傻瓜之外。他被所有的人欺骗，但他又比所有的人更看清存在的真谛。他像一张薄薄的纸那样透明，在傻瓜与圣人之间往返游离。我们可以将这种方式称之为一种“游离式”的叙事模式。它的特点就在于，作家根据故事情节或人物关系，确立某种具有张力性的叙述临界点，然后让叙述沿着这种临界点不断地滑行，但不轻易突破它的临界状态，从而使小说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盘旋、往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不同的内在精神和生命质感，以及故事本身的双向品质，都获得了微妙的呈现。事实上，这种游离式的叙事手法，已成为短篇小说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因为它能够有效地打开许多难以言说的生命质感，包括一些隐秘而又丰饶的生命体验。
典型的一个例证，是余华的短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傻瓜吉姆佩尔》一样，这篇小说也叙述了一个傻瓜的故事，而且这个叫来发的傻瓜对世人也持以“相信”的态度，以至于他们终都饱受侮辱和伤害。但是，辛格的傻瓜是围绕着单纯的亲情关系来展现人性的奸诈与狡黠，而余华则更多地通过社会群体的关系来撕开人性的卑劣和歹毒；辛格的小说充满了某种温情的感伤基调，而余华的小说则爆发出锐利的痛感。可以说，它们的人物命运虽然相近，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却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叙述中，余华也同样巧妙地利用了一种游离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地剥开了世人对来发的戏弄和欺辱。小镇上的人们总是不断地嘲弄他，从来不叫他“来发”，只有陈先生不时地给他一些关爱；陈先生死后，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来到来发的身边，对来发保持着的信任，也使来发感受到了温暖的存在。但是，狗的这种信任，却被世人通过欺骗的方式打死吃掉。晚上躺在狗睡的稻草上，来发终于醒悟到：“他们叫了我几声来发，叫得我心里咚咚跳，我就把狗从床底下叫出来了。想到这里，我摇起了头，我摇了很长时间的头，摇完了头，我对自己说：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这里，来发正是通过与世人的大量对话和对狗的无声交流这种双向游离的手段，对恶俗的现实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抗议。
同样具有经典意味的，还有苏童的《两个厨子》。一个大户人家要做寿宴，从有名的顺福楼请来了一位白厨子，又经人介绍，请来了据说曾在德大饭店做过的黑厨子。白厨子心宽体胖，技艺娴熟，自然气高意盛；黑厨子瘦弱不堪，笨手笨脚，而且畏畏缩缩。现在，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厨子聚到了一起，其冲突可想而知。但是，在苏童的笔下，他们却一张一弛，始终引而不发。白厨子一会儿让黑厨子剖鱼，一会儿让他剔肉骨头，一会儿让他剥葱，骂骂咧咧，十分怀疑黑厨子的本领，但就是不揭穿他的老底；而黑厨子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为了一顿饱饭，同样也不明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厨子。小说正是以黑厨子的真实身份作为叙述的临界点，让两个厨子在饱食与饥饿、尊严与羞辱之间来回游走和盘旋：一方面，“黑厨子在给一大块猪肉剔骨头时干得异常认真，一边剔着骨头一边咽着唾沫，他很害怕白厨子听见他喉咙里咽唾沫的声音，他想忍住，但因饥饿引起的唾沫像潮起潮落，他无法停止自己饥饿的声音”。而另一方面是，白厨子朝着黑厨子吼：“你以为陈家在乎这点肉屑子？嘁，一长条肉，一长条肉！白厨子上来把那根大肉骨头夺过去，往装垃圾的箩筐里一扔。”不仅如此，在小说的后半部，苏童又加入了一个偷馒头吃的小男孩，白厨子抓住他之后，夺了他的食物并一顿教训，而此时的黑厨子只是坐在灶间低泣——尽管白厨子多少明白了这个小孩的真实身份，但他同样也没有揭穿。后，黑厨子在尊严与饥饿之间选择了撤退，而白厨子也意外地允许他带走了那根剔过的骨头……可以说，这篇小说的绝妙之处，完全在于作者对一种游离式叙述模式的娴熟控制。无论是白厨子的怜悯和善意，还是黑厨子的饥饿以及对尊严的小心翼翼的保护，都在这种游离过程中凸现得淋漓尽致。它从一开始就显得危机四伏，充满张力，但是，一直到后，仍然弥散着某种温情。
这便是游离式叙述所带来的特殊效果。因为短篇受到篇幅的限制，很难利用大量的细节来对人物和故事进行充分的展示，但是借助这种游离式的手法，恰恰可以成功地完成一种双向甚至多向目标的同时表达。应该说，这种游离式的叙事模式，在不少作家的笔下都有精彩的表现。像王手的《上海之行》《西门之死》、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提拉米苏》、戴来的《亮了一下》《向黄昏》、金仁顺的《彼此》《水边的阿狄丽娜》等，都是通过各种临界点的巧妙设置，在一种游离式的叙述过程中，缓缓地打开了各种微妙的人性状态，展示了许多隐秘而又丰富的生命情境。
但同样也有很多作家对这种游离状态的叙事控制不好。他们要么随意突破叙述的临界点，将冲突直接引爆了事；要么拖泥带水，使游离出现失控甚至转向。譬如裘山山的《事出有因》（《人民文学》2007年第6期）在后半部就失去了对人物之间暧昧关系的有效控制。小说以战友聚会为契机，让邹晓军、潘静兰和“我”在聚会中，迅速陷入了微妙的三角情感冲突地带。因为邹晓军的缘故，潘静兰带着隐隐的醋意与“我”交流，但是彼此之间始终引而不发，两个女人的心理也写得十分灵动。然而，随着潘静兰对邹晓军父亲遭遇的讲述，小说开始转向“我”对邹父劫难真相的求证。这样，由于邹父历史劫难的介入，小说的主题看起来“深刻”了，但是那种游离式叙事所展现的丰饶细腻的话语质感却遗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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