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文化丛书第二辑 书香月湖：江南人士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

黄文杰著的《书香月湖：江南士人的精神构建与历史流变》以书香为线，以科举家族、文学名士、学术群体、近代教育、士大夫的精神与生活为主要叙述对象，追溯月湖心学与史学之流变，讲述月湖对近代巨变的应对，透视月湖士大夫充满书香的精神生活与价值之道，同时也解析士大夫们俗世生活的文化寄托，诸如戏曲、传奇，以及关帝殿、祠堂等精神性建筑。

                                 黄文杰，浙江余姚人，现就职于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为文化学术杂志《天一文苑》主编。主持多个国家、省市社会哲学科学研究课题，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代表性著作有《悦·读宁波》《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等。                                                               

                                 总序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一】 绪言 酿一湖书香
【二】 月湖学脉
一 王安石与“庆历五先生”
二 杨简与月湖心学
三 袁燮与絮斋心学
四 四明心学与竹洲三先生
五 王应麟与深宁学派
六 尸湖与浙东电学派
【三】 书香门第
一 两宋楼氏风华
二 一川烟湖尽归电
三 群星闪耀的两宋月湖
四 从丰稷到丰坊
五 范氏：千秋功业一楼书
六 十洲迤逦治经家
七 徐时栋与“烟屿楼”
八 月湖旧宅与童氏、林氏、陈氏
【四】 西学东渐
一 从旧式书院到新式学堂
二 中西储才学堂开新风
三 书院巷翁氏：一门三院士
四 卢宅与蒋宅
五 马衙街“五马”
六 紫薇街戴家与戴传曾
【五】 风雅诗画
一 月湖初成与诗韵流播
二 明请的月湖诗社
三 书、画、篆刻与艺术化人生
四 酒、茶及士大夫生活
五 牡丹化灯笼、月湖旧俗与江南诗性文化
六 灵应庙、镇明岭庙、清真寺及其他
附录
参考文献                                                               

                                 一、王安石与“庆历五先生”
北宋初年的几次疏浚与整治后，月湖成为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士人、商人、普通民众汇聚湖畔各洲，周遭有众多的茶馆酒楼，以及寺庙、祠堂等，文化月湖的魂魄逐渐勾勒出来。而文化自觉却应始于北宋名相王安石为鄞县知县的创导。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人，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19岁父亲去世，三年居丧期满，正逢科举考试，于是赴京城开封应试，名列进士第四，他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庆历七年（1047）任职期满，按照规定，王安石可以申请考试馆阁职务，但他却立志从一个基层县令做起，于是来到了鄞县，而他也成为宁波历有作为的行政官员之一。
北宋庆历年间是气象万千的变革年代。当时的革新运动可以分为三路，一路是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团队，以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儒家精神，寻求富国强民之路；一路以欧阳修和梅尧臣为核心，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诗文革新运动，否定浮靡的西昆时风，重追韩愈柳宗元之道；一路以胡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为关键人物，力辟佛老，坚持儒学正统，重新确立自魏晋以降迄隋唐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重建道统。风华正茂的王安石把这一欣欣向荣的时代春风，带到了宁波。
王安石对于宁波的治理，可以说集中在两个“湖”上：一个是东钱湖，王安石浚修湖泊，建造系列的碶闸，基奠了鄞县东乡的繁荣；另一个就是月湖，他在月湖畔县学街的孔庙设立鄞县县学，动员民间力量，延请楼郁掌教“县庠”，杜醇为学师，宁波官方教育从此开始。这两大治理，是庆历新政在宁波的具体展现，也可以说是王安石为相后实施大规模变法的先声。楼郁、杜醇在历史上与杨适、王致、王说并称为“庆历五先生”，五先生都曾应邀到县学教学。现在，鄞县县学还有“棂星门”存世，即为医院南门。
杨适，字安道，慈溪人。隐居大隐山，乡人尊称大隐先生。王应麟在《四明文献集》中为两宋十位人物作传，篇就是《大隐杨先生传》。杜醇，原为越之隐君子，居大隐，学者称石台先生。以孝悌闻名于乡，躬耕养亲。王致，鄞县人，居桃源乡，因他的讲堂名鄞江书院，世称鄞江先生。明州知府曾巩、县令王安石曾造访过他。王说，王致从子，杨适门人；教授乡里三十余年，“间从问道者，望慕景附，人因号为‘小邹鲁”’，其桃源书院的影响还一时超过县学。熙宁九年（1076），王致以特恩补将仕郎，为明州长史，敕赐“桃源书院”一匾。王致著有《五经发源》50卷，集奏议、书疏、诗文为10卷。五人之中成就的是楼郁，登皇{右五年（1053）进士，调任庐江主簿，坐事而归，先执教南门柳亭，后迁入月湖竹洲。楼郁后又主郡庠十余年，为州县士子师，前后凡三十余年，号“楼先生”，“成就一时人物甚众”。楼郁一生勤于著述，有遗集30卷。
这五位先生，除杜醇外，其余四人的先祖都是唐末五代从外地迁居到宁波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宁波风雅一脉的引发，是移民文化的结果。唐末五代对宁波的发展来说，重要的意义在于因为地域相对于北方战乱是一片安定的桃花源，从而吸引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移民。移民本身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力求立土生根，而文化常常成为他们的立根之本，故而这些移民的后裔很快显示出文化引领的作用。五先生教学值得称颂的是与中原学风变迁的对接，他们一反从汉唐一路秉持而来的章句之学，以儒典精义的时代精神，来指导人生，指导国家治理，培养学者的气魄。如杨适“治经不守章句”，杜醇“笃志穷经”“理学造韩王之奥”，楼郁“学以穷理为先”“病汉儒专门之见”，这种带有“明体达用”实学倾向的教学，全新的“由我注经，阐释义理”的研读经典之风，开启了宁波新儒学的建设。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由此出现，其优秀的学子便是众多科举家族的始祖式人物，而四明地域的价值向度、文化环境也随之大大改善。宁波之地频出心怀经世济民之志的白衣卿相，他们的视野与事业，已经触及整个中国，这使地域与国家的关系，与唐代完全不同了。
如果用画笔来摹画这些学者的形象，一定都是神采俊雅又相当严肃认真的。他们不仅传授儒学真谛，而且身体力行，为一方表率。他们是以自己的教育，实践儒家“以礼化俗”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内心一定明白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这是基奠宁波的新质文明，他们为能担负使命欣喜不已。因此，物质生活的艰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相反颜渊式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让他们感受到文化的尊严。明代学者李堂赞扬五先生：“宋至庆历文治日兴，岩穴山林修德践行之士彬彬辈出，吾四明五先生当其时，行必践言，身必为教，信所谓道义重则轻王公者。呜呼！濂洛未开，天启真儒之脉，诸先生莹然完璧，名实相符，不特师表一方而已。……昔文公以石守道、孙明复、胡安定开濂洛理学之先，堂于五先生其不当以一乡论者矣。”全祖望则以“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邱樊縕褐，化为绅缨”，评价五先生的文教陶润之功。他们的大众化教育，改变了宁波六朝以来的家族式贵族化教育，学校教育从来没有与地方百姓这么广泛地产生过互动。
当然，我们应该归之于历史背景的影响。从中唐以来，随着中国文化中心向东南迁移，江南各个区域开始涌动起一股股民间的文化力量。而宋代“崇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这些民间力量走向前台提供了历史机遇。王安石的到来，将庆历兴学的导引，体现在与五先生的互动之上。王安石在任鄞县知县时说：“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教化可以美风俗”，“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鄞县县学，及其后明州府学的设立，标志着地域教育中心开始形成。这个教育中心就是月湖，月湖汇集了区域的文化力量。在这之前，月湖为三江口服务，体现为提供水源，汇集四明山涧的清湍丽水，这是城市生命的源泉；而这之后，体现为文化与精神的供给，文化给商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巨大活力，而这种滋养的关系随着历史的推移愈加显现。学者称赞王安石“在鄞仅千日，影响一千年”，确乎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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