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9465
《世界历史评论》是以世界历史为研究范围，立足国际国内史学界，追踪世界历史研究发展大势，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全面展现史学新发展、新研究、新资料，面向国内史学界学习者和研究者的学术精品读物，力求为国内史学界提供良好的展示和发展平台。
《当代史学主流：主题与结构》是《世界历史评论》的第8辑，选取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研究和阐述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某一特定的群体、人物、制度等，并进行横向比较，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世界变局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本辑收入王晴佳、金寿福、吕和应等诸位名家的多篇精彩文章，视角丰富多元。
专 论 / Research Articles
超越国家与大陆边界的历史和社会活动
［美］格奥尔格 ·
伊格尔斯 文 吴姗姗 译
欧亚“国史”之比较研究：帝国之后史学变迁一例 ………………王晴佳
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 版序言》的思想史解读……吕和应
布克哈特与文化史 ……………………………………………………金寿福
大历史与小大历史 ……………………………………………………孙岳
大历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 ……………………………………张井梅
西方新传记史研究述评 ……………………………………………陈茂华
海格维希浪漫主义史学思想 …………………………………………易兰
再论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王丰收
王利红
问答逻辑与历史 ………………………………………………………余 伟
世俗精神与宗教情怀——威廉 · 罗伯逊史学中的两重性 …………李
勇
主题与变奏：美国史学发展特征析论 ………………………………徐 良
理查德 ·
霍夫斯塔特的史学旨趣探究——以《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例
…………王生团
评 论 / Review Articles
评雅克 ·
勒高夫的《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 …………马
锋
何以“深历史”？——《深历史：过去和现在的构筑》读后 …… 万 澍
光启讲坛 / Guangqi
Forum
汤因比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命运 ……………………………………郭小凌
文献与史料 /
Sources and Documents
奥维德的赫尔玛芙罗狄特斯和萨尔玛奇斯故事中的时间、空间和性别
［德］ 罗伯特
· 基尔施泰因 文 马百亮 译
奥维德《爱的艺术》：欧洲中世纪学童课本 ……………………… 肖馨瑶
《爱的艺术》 卷第1—100行汉译及简注 ……………………肖馨瑶
踏上流放之途的前夜：奥维德《哀怨集》卷第三首译注 …刘津瑜
Content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事
超越国家与大陆边界的历史和社会活动
［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文 吴姗姗 译
首先必须谈谈我的生平，因为这关系到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进行社会活动的。1926年11月，我出生于汉堡一个犹太人家庭，取名为格奥尔格·格尔森·伊格尔斯海默（Georg
Gerson Igersheimer），伊格尔斯（Iggers）这个姓是我们到美国时资助人改的，尽管我并不愿意。我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已扎根德国几个世纪，他们信仰犹太教，但在文化上完全是德国人。我的教育生涯始于1933年4月3日，即希特勒掌权两个月后，也是纳粹抵制犹太商人两天后，父母把我送入一所普通德国公立学校而非犹太学校，我很幸运地没有在学校里遭遇当时盛行的反犹主义。不仅如此，我那些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同学和老师们也完全接纳了我，他们大多信奉第三帝国以前的青年运动精神。即使在纳粹掌权之后，我们的邻居、常去的商店也仍旧十分友好。然而，我却感受到了媒体传播的可怕仇恨，目睹了许多商店和其他公共设施开始禁止犹太人进入，我再也不能去游泳或者看电影，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我的公立学校，一个是犹太人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方说我好的两个朋友就是学校里两个信基督教的男同学。
另外，我还加入了一个叫作“巴尔·科赫巴”（Bar Kochba）的犹太体育协会。稍晚些时候，我瞒着自认为是稳固的中产阶级的父母，违背他们的意志加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方向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享乐，憧憬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我觉得就像巴勒斯坦的基布兹（kibbutz）那样。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1936年10月，我决定转学到犹太教会办的塔木德—托拉学校（Jewish Talmud
Torah school）去。我和父母之间的鸿沟日益增长，1937年11月，他们把我送到距离斯图加特不远的埃斯林根（Esslingen）犹太孤儿教养院，这竟然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我在这里比与父母在一起更像回到家中一般。许多孩子来自周边的小镇，在那里他们已经被禁止上学了。在很多方面，这所学校也受到青年运动的指引，认为犹太人从事商业性活动和智力型职业已经很久了，也过于城市化，因此他们现在设法教育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农业活动，我就被分到了饲养小鸡的任务。我们意识到必须移民去美国或者巴勒斯坦地区了，于是在学校接受英语和现代希伯来语强化训练。
1938年10月，此时距离12月“水晶之夜”不足五周，我和父母、妹妹移民去了美国。我们抵达纽约时几乎身无分文，在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的帮助下，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重新安顿了下来。里士满是联邦前首都，曾在美国内战中为保卫奴隶制而战，至今仍然保留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似乎看到了类似于大屠杀之前纳粹治下我所经历的歧视，我坦率真诚，却受到老师的训斥。当20世纪70年代的档案解密后，我惊讶地发现联邦调查局（FBI）从我14岁生日的几周后，即1941年1月就开始了对我的档案调查，我无法获得这些材料，因为我被告知那些档案已经销毁。在1943年和1944年，也是我活跃在一个里士满的种族主义学生组织的时候，所有的学校和学院，包括我就读的里士满大学都被严格隔离，FBI再次展开了对我的档案调查。
1944年我在里士满大学获得罗曼语学士学位，而且学习了德国文学和哲学。1944年夏天，我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德语系的研究生学业。我的兴趣逐渐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学和思想研究。1945年取得硕士学位后，我在纽约待了一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学习社会学和哲学，在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参加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讲座。我的几位芝加哥大学和新学院的导师也都是难民学者。在此之前，我只有一个本科学位，1946年秋天，我回到芝加哥加入跨学科的文化史委员会的博士项目，研究19世纪早期欧洲的哲学、文学、宗教和历史，这是我次关注到思想史领域。我对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感兴趣，包括青年马克思、圣西门主义者（Saint-Simonians，也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的政治哲学，我之前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海涅（Heinrich Heine）和圣西门主义者的。我不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绝少从事档案工作和发表文献。
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威尔玛。我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即使我们的学术兴趣并不相同，我更倾向于思想史，而她更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她的家乡波西米亚的犹太人日常生活。1938年10月，她从纳粹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逃往加拿大。我们都来自欧洲中部，家庭背景和社会、政治观念十分相近，1948年，我和威尔玛结婚。1950年夏天，我们接受了位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菲兰德·史密斯学院（Philander
Smith College）的职位，这是一所传统的黑人背景院校，我讲授历史、德语和法语，威尔玛讲授德语和法语。当时的白人高校极少聘请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学者，反犹主义在当时的美国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黑人高校则雇用了相当多的犹太难民学者。a当然，我们是数量不小的第二代移民，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在小石城，我们搬进了校内黑人社区的一个简单寓所，也没有从事社会活动的具体打算。在那儿的学期，我讲授1918年以来的世界史，朝鲜战争也在这年夏天打响了。学校图书馆资源严重不足，但有一个很好的公共图书馆，不过不对黑人开放。我给当地的自由派报纸《阿肯色报》写了一封信，要求废止图书馆的种族隔离。b我并未打算得到积极的回应，但令我意外的是两周后院长告诉我，图书馆董事会决定允许我的学生进入。事实上，他们已经决定终止图书馆的种族限制，但没有选择公开宣布。两周后，一个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小石城分会的小规模代表团来到我家，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团由邮政职员和从不担心失业的独立工匠组成。NAACP创建于1909年，是美国重要的民权组织，致力于废除一切形式的、法律上的隔离。c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迫切需要有人进行相关研究和规划，并询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我接受了，成为小石城分会执行委员会的名白人成员，我和威尔玛也是该组织在阿肯色州的批白人成员，不过在全国层面上，NAACP一直拥有白人成员。南方种族主义者抨击它是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激进组织，但事实上NAACP的目标十分温和，只是为了让美国黑人获得其与美国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平等权利。他们通过诉讼实现目的，结果很成功。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形成了大规模的公民不服从运动（civil
disobedience），阿肯色州主要关注的是废除法律形式的种族隔离，尤其在学校里。我能够填补从事诉讼所必需的研究和组织诉讼这两方面的重要空白，没有我的努力，让小石城学校向有色人种开放这一南方学校系统种族隔离史上的转折性事件将不会发生。NAACP当地分会完全接受和支持我所做的工作，他们一度希望推举我做分会主席，我曾向他们解释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方政客声称废除种族隔离运动是北方煽动者的阴谋，他们不能代表黑人，就我而言，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外国煽动者，我必须保持低调。相反，黛西·贝茨（Daisy Bates）是一位能力出众、能说会道的黑人，她是阿肯色分会的发言人，多次在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曾经是我亲密的工作伙伴并做了很多实际的规划。
阿肯色和南方的学校仍然遵循着1896年美国法院在“普莱西案”（Plessy v. Ferguson）的判决中所确定“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则，在公共设施对等情况下允许种族隔离。但实际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平等的，并且我打算着手去确认这件事情。在威尔玛的帮助下，我调查了几个曾经打过官司的农村学区，当然我研究的主要还是小石城的学校系统，1952年，我写了一个关于小石城中学不平等状况的研究。a这种不平等十分惊人，白人学生的拨款几乎是黑人学生的两倍，黑人中学异常拥挤，以至于每天要分两班轮流上课。然而触目惊心的还是在课程安排上，就读于主要白人中学的学生都预备着成为大学生或白领阶层，此外还有白人职业中学，而黑人中学只开设基本的课程。我的建议是希望黑人可以参加黑人中学不提供的白人中学课程。这篇报告在白人社区的自由派人士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民权运动也总是涉及白人，这一点有时会被忽视。令人诧异的是学校董事会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一计划，不过形成了三比三的僵局。这似乎意味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的步。不但大部分小石城白人和阿肯色州东部农村白人强烈反对任何种族隔离，而且很多阿肯色人，尤其是小石城市的城镇人口认为废除种族隔离势不可挡。他们认为紧邻美国穷、经济发展程度的密西西比州的阿肯色必须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要求终止现存的种族形式。这也是图书馆董事会愿意接纳黑人、学校董事会愿意讨论我们建议的原因。
1954年5月17日，美国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中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违宪，从而废除了1896年的决议。随后，我与小石城学校董事会会晤，董事会宣布愿意遵从法院的决议并提交我们能够接受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书。a两所即将于1956年完工的中学和现有的中心中学（Central High School）都将向所有种族无差别开放，黑人邓巴中学（Dunbar High
School）将成为一所无种族隔离的初级中学。到1960年，所有学校都将废除种族隔离。然而，1955年法院在第二个决议中提出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应该以“慎重的速度”（with all deliberate speed）进行，这被反对者认为是一个可以无限期推迟整体实施的信号，这导致整个南方对废除种族隔离的抵抗不断增加。小石城学校董事会选择屈服，宣布停止在这三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迫使我们不得不诉诸法律。我组织了两个小组前往拜访中心中学附近的黑人家庭，他们的孩子现在必须走很远的路从中心中学转到东部的种族隔离中学，而我们建议他们继续去中心中学报到注册。令人鼓舞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同意了，而我们建议过部分父母不要参加，因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们原以为会有28名学生在新学期天上午报到注册，没想到来了超过80名学生，不过他们都被拒绝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学校诉至美国法院。但是我们在寻找委托律师上遇到了问题，本地律师要么不敢接这个案子，要么打算收取高额的费用。刚刚毕业于阿肯色州立大学法学院的位黑人法律专业大学生威利·布兰顿（Wiley Branton）愿意免费接手此案，但起诉所需的费用我们和当地分会仍然拿不出来，而NAACP全国办公室也不愿此时向我们拨款。为了不耽误起诉，威尔玛向她在加拿大的家人解释了这件事情，她家立刻给我们提供了所需资金。立案后我们得到了当地黑人社区的广泛支持，全国办公室也介入此案。NAACP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诉讼，虽然美国法院没有如我们所愿命令开放中心中学，但录取了9名有色人种的学生作为妥协。一切似乎都在顺利进行中。
在此期间，我们搬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接受了迪拉德大学（Dillard University）的职位，这也是一个黑人机构。因为我只教授历史，教学任务很轻，所以同时接受了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一个研究机构的安排，每学期教授一门研究生课程，可以进入主要的图书馆，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小石城中心中学废除种族隔离和平进行，学校于1957年9月3日，也就是劳动节的后一天开放。那天早晨，我们刚刚抵达新奥尔良就被一个消息震惊了，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Faubus）下令国民警卫队阻止9名学生进入中心中学，并动员群众集会反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9名学生受到暴徒的直接威胁，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的声音沉寂了。三周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空降部队到小石城执行法院的决定。
我在新奥尔良继续担任NAACP当地分会教育委员会主席一职，这里的种族气氛比中心中学暴动之前的小石城紧张得多。路易斯安那州和地方当局都不顾国家立法而致力于大规模抵抗，没有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计划，公共汽车仍旧被隔离，州立法机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它所定义的颠覆活动，认定NAACP非法，虽然法院很快推翻了这一判决。我们和孩子一次受到了生命威胁。我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Benjamin Franklin High School）废除种族隔离，这所学校只招收智商130以上的天才儿童，但只有白人，因为当局声称没有黑人儿童取得此资格。我认为这样的天才儿童学校是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突破口。在NAACP当地分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全力支持下，通过他们的测试我们发现了相当多的高智商学生符合要求，然而如意料之中一样，他们被拒之门外。令人失望的是NAACP全国办公室在后时刻强烈反对推进这一问题，而我认为这个诉讼是废除种族隔离良好的开端。简而言之，我在新奥尔良能做的事情比在小石城少得多，不过我仍继续与NAACP合作，担任纽约布法罗分会董事会成员。
曾经，我们在小石城的黑人社区生活得很舒适，与邻居关系良好，我们的三个孩子也都出生于我们住在菲兰德·史密斯学院校园里的时候，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嬉戏。我们被接受的一个象征就是，1953年我宣誓成为黑人联谊会的位白人成员。同样我们在小石城也有很多白人朋友，他们有贵格教徒（Quakers）、一神论者（Unitarians）、巴哈教徒（Bahai），等等。尽管我们常常定期参加周五日落后和假日的礼拜仪式，却与犹太社区鲜少联系。在新奥尔良我们再次住进了完全接受我们的黑人校园，而且由于与杜兰大学同事们的关系，我们也未曾被白人社区孤立，但我们的朋友比在小石城少了很多。
虽然参与民权活动与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工作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次涉猎史学就是在我于菲兰德·史密斯学院和迪拉德大学讲授美国历史课程中。我讲授历史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从问题导向的角度出发，比如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美国内战后重建过程中，黑人在南方政治中短暂发挥过重要作用。种族隔离学校的学生都学习过如何理解南方，但是我们阅读了詹姆斯·兰德尔的《内战与重建》a和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重建》b两本书中关于 “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关” 的章节。兰德尔不是南方人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自称是一位严格依据史料的兰克学者，他认为黑人立法机关完全是失败的，还把此归因于他们的种族。杜波依斯是一位杰出的非裔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展示了黑人立法机关在经历过重建的社会改革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兰德尔的书尽管充满了种族主义倾向，但在当时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受到欢迎。显而易见，意识形态的前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扮演了角色，尽管声称客观的兰德尔不承认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接受这一点并尽可能真实地重建过去。
离开迪拉德大学，我们的生活经历了一段远离南方的小插曲。从1960年春天到1962年夏天，我们和孩子们住在欧洲。先是在法国，在那里与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的研究员们从事进步思想衰落的研究，后来我中断了这项工作，开始在德国从事德国的历史观研究。在法国，我对《年鉴》（Annales）杂志的新史学方向很感兴趣，定期参加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讲座，还有幸多次被邀请到讲座后的咖啡圈子里去，在那里我有机会与他探讨我的研究项目。我对历史观的政治影响十分感兴趣。在大屠杀后我们心有余悸地回到德国，不过很快就遇到了态度友好的人们，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德国逐渐成为我们的第二家乡。
1962年我们回到新奥尔良后就参与了反越战运动，直到1965年前往布法罗。我接受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的职位，在这里我次可以讲授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思想史和史学，并且和研究生一起工作，威尔玛收到了布法罗凯尼修斯学院（Canisius College）现代语言学的职位。我们认为战争是错误的，这基本上是一场迟来的殖民侵略战争。我创建了布法罗征兵咨询中心（The Buffalo Draft Counseling Center），受训于“拒服兵役者”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Conscientious Objectors），成为一名征兵咨询顾问，后来还担任过军事顾问。我在办公室、家中、贵格派教友礼拜之家（Friends ［Quakers］ Meeting House）向数百名反战人士提供过建议，甚至包括几名在德国的美国军人。后来我发现FBI偷录了我的部分咨询会话。威尔玛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布法罗分会的主席，她在联盟呼吁反对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但被拒绝后就离开了。
1966年，威尔玛次敢于造访她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她确定能够再次离开。早在两年前，我已经拜访过她的朋友们，同时还结识了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布拉格之春（The Prague Spring）中起了一些作用。我们申请了通过民主德国（东德）的过境签证，从这里能直接到达她的家乡波西米亚。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收到签证途经哈雷（Halle）过夜的时候，哈雷的历史学家似乎早已知道我的一些事迹，威尔玛和我受到了热烈欢迎。当我告诉他们我想会见东德的历史学家时，他们表示可以安排并邀请我明年再来哈雷住一周。他们还安排我会见了两位我们至今仍保持联系的莱比锡历史学家，汉斯·施莱尔（Hans Schleier）和沃纳·伯特霍尔德（Werner Berthold）。伯特霍尔德邀请我第二年夏天访问莱比锡，并在卡尔·马克思大学举行两次会谈。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来自东柏林的邀请。我在莱比锡举行了两次讲座，强调服务于北约的美国和西德历史学家对于东德的官方描述不仅是一种扭曲，还完全忽视了很多关键性评论，有美国历史学家曾在论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真实提出过的，也有西德历史学家如弗里茨·费舍尔（Fritz Fischer）、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等人论及德国的过去时使用过的评论。尽管演讲中暗含的东德立场受到批评，我还是经常被邀请到莱比锡和东柏林科学院演讲，偶尔也在哈雷和耶拿，但总是一个由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偶有博士研究生组成的封闭圈子，没有学生。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我也建立了与西德主要历史学家的联系，当美国新成立的德国研究协会（German Studies Association）开始邀请西德、奥地利和瑞士的学者时，我建议他们也同样邀请东德学者，他们同意了。批来自东德的学者汉斯·施莱尔和沃尔夫冈·库特尔（Wolfgang Küttler）于1982年抵达，我在布法罗安排他们与来自西德的约恩·吕森（J.rn Rüsen）举行会谈。从那时起，布法罗每年举行一次东、西德研讨会，东德学者也开始定期参加德国研究协会年会。1983年，我向东德科学院提议与布法罗交换博士研究生，出乎我的意料，两年后他们同意了，交换项目从1987年开始小范围展开。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也与波兰和匈牙利学者进行了互访，而威尔玛在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仍与捷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保持联系。在布加勒斯举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我与萌发此想法的法国学者夏尔—奥利维耶·卡博内尔（Charles-Olivier Carbonell）、来自布加勒斯的卢西恩·博亚（Lucian Boia）共同创建了国际史学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我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双方都派出代表加入了执行委员会，从一开始，来自北京的张芝联就与我们紧密合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布法罗分校的历史系主任。1982年，我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校长齐世荣从北京来访学半年，他创建的世界史学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1984年，我邀请年轻的苏联学者根纳季·杜博维特斯基（Gennady Dubovitsky）访问布法罗，他在苏维埃制度下形成的不容置疑的信仰逐渐弱化，转而倾慕在美国逗留期间感受到的民主。同年，齐世荣邀请威尔玛和我访问首都师范大学6周，从那时起我与中国历史学家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接触了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历史学家。2013年3月，我怀着相同的目的，访问了哈瓦那大学历史系。
接下来是有关我的研究和出版作品如何涉及我的传记的相关问题。前面提到过我关于圣西门主义者的学位论文，这是我的本书，名为《权威崇拜》a。书中分析了圣西门主义者在政治哲学方面所展现的权力主义，也包含了我对他们社会主义方面主张的肯定和对他们为社会主义专政辩护的批判。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它将进步思想与对当代世界的批判结合起来，包括对启蒙运动的价值和所谓的公民自由的批评。不久，我和海登·怀特一起创作一本有关进步思想的小册子，书中认为每个人都会发展出不同的立场，当时我的观点基本上是乐观的，而他更加挑剔。不过因为我们都忙于其他项目，这本书并没有完成，但他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很快声名大噪。我还会提到一篇1965年我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文章《进步思想： 评判性重估》，从那时起，我的写作就主要解决历史理论和史学的问题。
随着对进步思想的研究，我对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历史乐观主义的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越来越感兴趣，这促使我1961年从法国搬到德国，并写出了《德国的历史观： 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批判了从19世纪早期形成到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批判之作是为德国历史学所做的，就像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为美国历史学所写的《那高尚的梦想》一样，这两者都将自己视为恪守严谨客观的学术学科。其实，两者都遵循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德国的情况是宣扬侵略性独裁民族主义，这是对民主体系的抛弃，我不赞成是史学直接造成了纳粹主义，但我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学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能够将自己与大部分的纳粹计划协调一致。
在美国，我的书通常被认为是学术著作，而在德国，每当年轻一代的西德历史学家开始审视德国的过去时，我的书就会得到广泛关注。这本书不仅考察了历史学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考察了这种意识形态所依赖的历史观。这种观念，也被认为是历史主义，从被视为德国历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时代流行到弗里德里希·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时代，尽管他反对纳粹主义，但仍旧支持德国历史主义，他认为虽然与西方民主价值观相排斥，但它代表了历史思想的形式和德国对人类的特殊贡献。德文版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名德国历史学家的来信，他写道：我错误地专注于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没有充分欣赏他们坚实的历史学工作。我回复他说：他们的历史学工作无法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分离。当然，这立刻引发了一个问题：我对德国民族传统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主观经验，包括我遭受的经历。显然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无意义的。
尽管这本书专注于德国，但我所有更进一步的论述都遵循着比较、跨国别乃至跨文化的方法。1975年，我出版了《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介绍了1945年以后整个欧洲的历史研究。与其他的阶段性史学研究不同的是，本书还关注到了苏联统治下的东欧，尤其注意到了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安杰伊·维森斯克（Andrzej Wyszanski）和杰尔泽·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在研究波兰经济与社会史中运用的新方法，在这些方法中，他们十分接近法国年鉴学派，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正统。我想说明的是，苏联集团的历史研究不能像以前一样常常被简单忽视，虽然有合群的压力，并且很多人顺从了，但仍然有一些人选择了其他方向。遗憾的是，我对亚伦·古列维奇（Aaron I. Gurevich）的《中世纪文化范畴》知之甚少，这本书就出现莫斯科且应该被收录进来。《欧洲史学新方向》主要论及西德“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下的新高校，它们遭遇了德国社会经济环境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批判的其中一点就是，由于年鉴学派过于忽视政治导致德国高校几乎不关注大众文化的作用，十年后，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历史学家们从事了这项工作。这本书出奇畅销，它很快被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丹麦文、希腊文、韩文、日文和中文，后来我还重写了广泛流传的德文版《从新历史主义到历史社会科学》，如书名所言，这本书对历史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和历史主义与社会科学引起的理论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
近20年后，我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撰写了一部评估史学趋势的作品—《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国际视野中的批判性概述》，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对《欧洲史学新方向》的更新，但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较早的版本关注点集中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科学史上，随着后现代主义对早期社会科学模式的批判逐渐增加，历史学的状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我彻底重写了英文版，以《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为题面世。如副标题《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Scientific Objectivit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所言，本书论及了我对大量社会科学史的基本客观主义假设的批判性研究，而且还包括我对彻底否定任何形式的理性探究的审视。虽然我赞同后现代主义重要的拥护者海登·怀特的观点，认为所有历史叙述都具有文学性质，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限制，但我一直不认为历史是纯文学的，或者是完全虚构的。从某种意义上，我延续了在《德国的历史观》中所持的立场，肯定启蒙运动的人权观和理性探究，虽然后现代主义者如海登·怀特也肯定人权，但他们剥夺了人权观的理论基础。
然而，我一直想写一部全球史学史，我坚信历史不仅要超越国界还要超越文化界限，我也深知前一本书的局限性，《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被译为各种各样的欧洲和东亚语言，包括土耳其，当然也有中文，这表明此书甚至在西方世界以外都受到了重视。但是关注一下当时的西方，就像大多数史学工作一样，它的方法只是跨国别的而不是跨文化的。当然，如果没有非欧洲语言的知识，我也无法写出这样的历史。1979年，我与哈罗德·帕克（Harold
T. Parker）一起出版了《历史研究国际手册》，这是一本文集，也是运用全球视野的部作品，收录了两篇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尼日利亚两位杰出历史学家的优秀史学文章c。1984年，我访问中国期间结识了王晴佳，后来我和他就比较史学的问题进行了大量通信。我对他《从历史中发现中国》这本书印象深刻，书中论述了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现代化是如何将西方历史研究的模式与中国传统模式整合到一起的。因此，当朗曼（Longman）让我写一部现代史学史时，我提出来一个全球性的方法，并邀请王晴佳参与到项目中来，我们还说服了来自印度的苏普里娅·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她是我的博士生，负责印度部分，我们的《全球史学史》成型了，其基本思想就是王晴佳所研究的史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涉及西方思想和本土思想的相互作用。
这本书以两个理论前提为指导：它赞同迪佩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观点，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中现代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还认为基本价值观根植于西方启蒙运动中，尤其是对人权和理性探讨标准的运用，虽然存在根本的文化差异，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西方传统，现代印度无从想象。正如我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中清楚说明的那样，我明确反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和全部西方传统的摒弃，包括激进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在此期间，王晴佳和我还共同编辑完成了一卷全球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总的来说，威尔玛和我早年分别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的经历，以及我们在一个关键时期作为犹太人的经历促成了我们身份的形成，贡献了我们在社会活动和作为历史学家的角色中跨越种族、政治和国界的动机。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基本是欧洲人，但是我们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的美国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民权运动中和和平运动后期，我们深刻参与了美国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同样深涉德国。在东德和西德冷战期间，我们决定要重申我的德国公民身份且不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成为这两个社会的成员。对威尔玛来说，除了德国和美国，她还有家乡波西米亚。多年来，我们有两个住所，每年在哥廷根和布法罗度过几乎相同的时间。年岁渐老，我们遗憾地放弃了在哥廷根的住所，希望能与孩子们和他们的家庭更亲近一些，不过我们还是经常前往哥廷根。自从1994年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抵达并恢复了社区以来，我一直活跃在哥廷根的犹太社区，这是一个自由的犹太人聚集地，男性和女性完全平等，我在他们和布法罗犹太教会之间建立了非正式合作关系，他们有相似的自由的宗教方向。2011年11月，我陪同布法罗的犹太学者受邀前往哥廷根参加1938年11月大屠杀—也就是所谓的“水晶之夜”—的周年纪念。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认可。2007年，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Horst K.hler）授予我一级联邦十字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 1.
Klasse），强调了我对犹太与德国和解做出的贡献，我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参与，尤其是我在国家分裂时期为弥合两德之间的差异所做出的努力。威尔玛凭着对捷克文化史做出的贡献从捷克政府获得了相同的奖励（社会主义政权结束以来只有两人获此殊荣），以表彰她为曾居住在此社区中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的记忆恢复提供的帮助，她也如愿成为她的家乡霍尔硕夫斯基·泰恩（Hor.ovsky Tyn）的市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一直致力于克服那些通过专业史学作品传播的充满了民族优越性的神话故事，它们遍布19世纪直到20世纪的大灾难来临—尤其是在德国，还有在非西方文化处于劣势的帝国主义时期产生的观念。尽管我的工作总是沿着跨国界的假设行进，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才真正变得全球化，我所坚守的正是这样的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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