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大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3226160丛书名: 新史学译丛
致谢
导言
前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部分 历史编纂学
第一章 革命的理论
第二章 英国革命的社会根源
第二部分 解释
第三章 英国革命的起因
1、 预设
2、 前提条件,1529-1629年
都铎王朝政体的不稳定性
不稳定期的发展 1529-1629年
经济增长
社会变迁
外部威胁的减少
信任危机
反对派的崛起
新思想和价值观
3、促变因素,1629-39年
4、诱因,1640-2年
5、结论
第四章 1985年的重新思考
索引
一个“略微过时的人、辉格派的最后一人、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的书写
对斯通而言,正如托尼一样,17世纪的剧变对现代性叙述至关重要。那么,斯通是如何撰写这个过程的历史呢?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描写现代英国政治制度出现的历史,创作一部宪政史,是完全不予考虑的。斯通欢快地承认自己是“略微过时的人,辉格派的最后一人,以及……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但是,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执拗地反对狭隘的维多利亚政治史——叙述伟大政治家——这统治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的课程体系。他认为“正式的宪政史”是“切入历史变迁错综复杂局面最无效和最无意义的方式之一”,因而不予理会,贬抑其结果为“历史古文物研究的削片和碎屑”。
英国革命历史编纂学的四个阶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英国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已经历了四个界定清晰的阶段。首先,我们有关于革命的政治叙事,这是由伟大的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学家S.R.加德纳,以其细致负责和学识实现的。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宗教宪政解释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规模抨击,令人舒适的旧辉格派范式瓦解,被新兴资产阶级和腐朽封建阶级之间的鲜明冲突所取代。接下来是短暂的战后时期,在这一时期,基于最细微的文件证据,进行令人眼花缭乱且极度自相矛盾的理论化工作,直至就问题的每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几乎为零,英国革命逐渐陷入那种碎片化混乱,今天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编纂学正沉溺于这种混乱中。对于这两场革命,一旦历史学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解释并不比辉格派解释好太多,那么,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并没有非常有把握的解释来替代它。然而,过去二十年见证了最引人注目的专业化历史专著的全盛期,即大西洋两岸学者的著作,这些学者曾准备煞费苦心,任何有永恒价值的历史研究都需要这种功夫,这些学者也拥有整理他们的发现并从中一般化的洞察力、想象力和智识力。历史学家也采用了更复杂的历史解释模型,这些解释涉及近代早期社会的性质和经济、社会结构、思想和机构各自间的反馈效应,更不必说纯粹机会的干预。结果,大量光线最后开始穿透迷雾:真相——部分的、不完美的、临时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
劳苦大众在革命中的作用
本书有一个重要说法需要予以重大修正:“劳苦大众……在英国革命中除了当作双方的炮灰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近来的研究表明,城镇和乡村的“中等人家”在当时的政治和宗教辩论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人认为,在内战前的数十年间,选民的规模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张,毫无疑问,相较于任何此前所进行的选举,1640年的选举上的争夺更为激烈。
此外,在1641-2年,来自郡约曼和乡绅集会的请愿书洪流涌入议会,要求法律、自由、教会改革和和平,这表明对国家议题的广泛而清楚表述的意识令人惊讶地沿着社会等级远远地往下渗透。贵族和乡绅是政治舞台的主要演员,但并非全然自主的作用者,他们受到更大的选民阵营的推力或拉力。同样,看来好像随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小佃农和劳工也发展出了政治忠诚,远非仅是惰性的双方军队的炮灰。考虑到有关大众骚乱的记载,这可能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发生的唯一可预期的、虽小却持续的大众骚乱。
历史学的未来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在于谨慎且有选择性地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杂交,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乡绅论战使任何那样的尝试所引起的问题尖锐地集中在焦点上。首先,它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今天,每个历史学家,无论他的政治信仰是什么,都非常强调社会力量是历史中的有效因素。我们都流利地谈论社会流动性、中产阶级的兴起等等。这样一来,我们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示社会变迁这个问题浮现了出来。上一代社会史学家,例如G.M.特里维廉,基于易获得的私人文件——帕斯顿信札、佩皮斯日记诸如此类——辅以一定数量的同时代人的评论和出自从乔叟时代到狄更斯时代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的引语作为支撑,来构建他们的假说。在关于乡绅的论战中,这些方法被各方予以运用。关于上升的贵族、衰落的贵族、上升的廷臣、衰落的廷臣、上升的乡绅以及衰落的乡绅的个别例证,被成功地来回反复讨论。一连串同时代的评论被广泛引用,或者当场合合适时,被认为有偏见和误导性的而予以摒弃。诗人和剧作家被征召入战斗的行列。在聪明的善辩论者手中,结果是扑朔迷离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证据,对于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来说,处在冲突的硝烟和巨响声之上,这些证据看上去根本不能确切地证明什么。
首创者的功劳
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只不过是上层建筑,它们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上,在那里,其本身作为历史力量持续增强地隐现出来,对于这个假设,希尔已从中醒悟过来。人类个性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性和情感、利益和道德不断被混淆,它们交替浮出水面。这个问题没有最终解决方案,每个历史学家必须根据个人判断开展研究。实质上,这似乎主要涉及到他对人性是持乐观态度还是悲观态度:乐观主义者强调理想,悲观主义者强调物质利益。
现在回顾这场争论,似乎很清楚,在早期阶段,对于革命的起因,各方均持站不住脚的狭隘观点。他们过于关注财富分配上的变化,极少关注较抽象的因素,如变化中的理想、抱负和服从的习惯。他们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一个是统治精英在物质和道德上的衰减,另一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在规模和强度上的走强。最重要的是,他们未能意识到革命有着极为复杂的起源,社会原因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然而,能为这些首创者辩解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开拓性的工作和愚蠢错误,针对英国革命的起因,更为复杂的看法开始浮现。
变革的诉求
从所有这些当中,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到1640年政府崩溃的时候,在相当多数量的通常持保守观点的贵族和绅士中间,存在着强烈的进行广泛变革的渴求:对政治神话的变革,远离君权神授说;对政体的变革,远离行使无上权力的行政领导人,走向“均衡政体”,在这个政体中,权力在国王、国王的官员以及政治国家的代议制议会三者之间更为均衡地分配;对法律和行政安排的变革,摧毁绝大多数所谓的“特权法庭”;对英国国教会的权力、财富和组织的变革;最后是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概念进行适度却严格限制的变革,通过这种变革,绅士且不论头衔级别上的差异,或多或少地会被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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