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7682301
三联生活书店出品。“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修订版）——“单位”与“单位人”、权力结构与行为选择、利益关系与资源分配、个体与群体心理特质，探寻中国组织体系之内不容忽视的作用力
“单位”在中国社会中一度是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一书依据问卷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中的“单位”进行了深入研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析了“单位组织”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工作组织的诸多方面，探讨了在中国的单位组织内，资源是怎样形成和分配，权力在资源的形成和分配过程中怎样产生，资源和权力怎样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在单位组织中人们的服从行为又怎样与资源、权力相交换。
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单位的定义和覆盖范围有了很大变化，但其作用和影响却持续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可作为理解衍生中的各类组织体系的参照系。通过对“单位”的分析和探究，可一窥组织机构中的作用发生机制，以及个体与群体心理，从而收获理解中国社会和社会结构的相关视角。
再版序
序
第一章 “单位”
——一种统治的结构
第二章 资源与交换
——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
第三章 权力与非制度化方式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
第四章 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
——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
第五章 不同类型单位的差别
第六章 单位组织与单位制度
第七章 数据与量表
附录
附件1 关于问卷调查的抽样
附件2 调查问卷
参考文献
再版序
2017 年当三联的编辑找到我们商议本书的再版时，我们还是感到有些意外，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距本书2000 年初版以来，已经过去了17 年之久。当时正是21 世纪伊始，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腾飞。与世纪之初相比，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和体制改革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著作在当今时代是否还具有意义？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当年书中的“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是否还存在？今天再版当年的研究是否还具有意义？经过和出版社的沟通以及我们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出版社再版中国社会学在前一个时期的若干研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某种意义上，在一个时期对一个社会的研究也许不存在“过时”的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现在”都来自它的“过去”，正如人们常说的：不了解过去，就不会理解现在，不了解过去和现在，就不会认识未来。该著作尽管反映了我们那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但它仍可以作为理解今天的参照系。关键在于，当时的观察和分析是否有意义。因此，当出版社意欲再版本书时，我们认为这是出版社给我们的一个荣誉。
第二个疑问更有意义。不容怀疑的是，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的体制改革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1、社会组织的改革等，和20 世纪相比，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20 世纪末我们写作本书时就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们的看法是：“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我们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本书首次出版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使得有关“单位制”的研究在21 世纪初期在经历过一个小小的“复苏”之后，实际上就逐渐走向衰落，人们将目光越来越多地转向功能性组织和社区，关注的重点更多是“单位制解体之后”。
2012 年，本书作者之一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单位制”研究的综述。在那篇综述中，作者在本书的基础上对“单位体制”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其典型形态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和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2 同时，对到那时为止的“单位制”研究作了系统的回顾。但我们的问题依然如此。
应该说，“单位制”研究的效应，更多体现在社会分层领域。在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工作单位的变量是必不可少的自变量之一。近年来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单位制”的研究逐渐从社会分层的研究延伸到其他领域，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化”的主题，即：在“单位体制”逐渐削弱甚至解体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再组织化”将如何实现？或者说，中国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再组织化”过程？如果本书的再版能够对推动上述研究起一点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枉出版社的再版努力了。作为作者，我们也对本书还能发挥“余热”而感到欣慰。
值此书再版之际，上述文字是从作者角度对再版作出的解读。谢谢出版社的努力，谢谢委员会的提名，谢谢为本书再版付出努力的所有编辑和我们的助手。
李路路，李汉林
2018 年12 月，于北京
序
“单位”是中国社会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名词。曾几何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中，几乎每一个人生存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和所谓的“单位”具有紧密的联系。当中国社会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尽管中国的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对于相当多的生活在城镇中的人们来说，“单位”仍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生活中的众多问题，最终都和“单位”有着或多或少、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们在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单位”中工作、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正因为“单位组织”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如此普遍，和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直接相关，因而它不仅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现实，而且构成了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组成部分。中国城市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人们大量的社会行为特征，都可以从“单位组织”的特征中得到解释。因此，“单位组织”成为人们研究、分析和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特视角。
在我们看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习以为常的“单位组织”，对于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对于社会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从事职业性活动的社会组织，而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将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和交换性的财产权力集于一身，通过对单位组织的资源分配和权力授予，拥有了直接控制单位组织的权力，并使单位组织依附于国家；单位组织通过与单位成员之间的资源交换，一方面获得了支配个人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个人在很大程度上紧紧地依赖单位组织。国家借助于单位组织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维持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因而，“单位组织”是国家社会主义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组织化形式和工具。
中国社会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使得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都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但至少到20 世纪90 年代末为止，这种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单位组织的基本性质。单位组织仍然不是一个具有真正独立性的社会组织，国家的权力授予决定了单位自主权的大小和范围。
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单位组织是中国城市社会的极好折射，尽管可能只是一个侧面的折射。虽然人们长期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单位组织中，但实际上人们对单位组织一直未有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在一次对10 个城市单位组织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试图从统治结构的角度对单位组织进行分析和解释。我们知道，在单位组织的问题上存在着争论或不同的意见，因而我们希望这个研究能有助于将学术上的争论引向深入。如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达到了。
我们1993 年在全国10 个城市、100 个单位中，对4000 人进行了问卷访问。本书中所使用的数据即这次调查的结果。对这次调查和数据在书中有详细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参看《中国单位现象研究资料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版）。
作者
1998 年12 月，于北京
第一章 “单位”
—— 一种统治的结构
“单位”是中国社会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名词。曾几何时，中国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生存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和所谓的“单位”具有紧密的联系。当中国社会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对于生活和活动于城市社区中的人们来说，“单位”仍然在他们的生存和活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人们生存和活动中的众多问题，最终都会和“单位”联系起来。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进入现代化或工业化社会后，其特征之一都是各种社会组织的高度发达。因而，可以说，组织是现代社会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要素。通常人们认为，组织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机构。组织的特征、组织的结构和组织的行为方式，都是为了追求组织效益的最大化。例如，企业就是这种典型的组织。因而，组织的权力结构对组织效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或者，组织是制度环境的产物，组织的特点和行为方式主要是受环境背景的影响，与追求组织效益最大化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这种组织中，制度化的仪式性活动占据主导地位。或者，组织是维持生存、适应环境的产物，因而组织是其生存环境的产物，组织的特点和行为方式可以从组织的生存环境中得到解释。对于组织来说，维持生存是第一位的。（查理斯•裴洛，1987）但是，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人们称为“单位”的工作组织，
具有许多特殊的特点，从而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单位”因此成为人们研究、分析以至理解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很多研究者（包括作者本人）已经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的单位组织进行了初步研究，对单位组织的特点作出了很多描述。这些分析和描述，将成为我们在这本书里对单位现象和单位体制进行进一步探讨的基础。（华尔德，1996；路风，1989，1994；谭深，1991；于显洋，1991；边燕杰，1994；李汉林，1991，1996；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路路，1994；李猛等，1996）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要分析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单位组织是否还是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城市地区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单位组织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存在的话，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单位成员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
在讨论“单位”在中国的体制转型中的变化之前，首先应对传统“单位制”和“单位”的研究作一个总结。有关“单位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集中在两个视角上。
（一）单位组织的宏观制度结构
中国的“单位组织”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由这种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政府），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同时，国家有赖于这些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社会。因而，单位组织的状况，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区的基本结构。（路风，1989；李汉林等，1993；李路路、王奋宇，1992）
单位组织的上述特点或功能来自单位组织所处的制度性环境或背景。单位组织所占有的资源属于公有制或国有制，由于单位组织所占有的资源和各种可供自己支配的机会和利益来自政府，因而他们必然要受到政府或国家的直接支配。单位组织在社会中承担着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单位组织是国家分配社会资源和实现社会控制的形式。
（二）单位组织内的关系和行动结构
单位组织的制度背景和单位组织的结构以及单位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单位组织中利益和权力关系，决定了单位人的行为选择和行动策略，从而对单位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方式，乃至对社会的制度体系产生影响。在单位组织中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更准确地说，单位组织中的社会网络，更直接地决定了单位人的利益和行动策略，决定了单位组织中的权力结构和资源的分配结果。因此，单位组织并非特定制度下的一个社会结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特征和复杂关系的网络及行动场所。
华尔德曾在“依附性关系”的背景下，分析了单位组织中“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的庇护关系，这种庇护关系和对党及意识形态的忠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分配资源的“有原则的特殊主义”，这些社会网络关系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华尔德，1996）如果说单位组织中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网络，那么，这种关系网络和单位人的行动不仅建立在庇护关系基础上，而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形式。在单位组织中，单位人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单位中的“派系结构”，即以单位内某一级别官员为枢纽形成的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这种派系结构构成了单位人的行动、信息和交换渠道，从而影响或实现单位中的资源分配追求。（李猛等，1996）
上述两种研究视角既可以看作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可以看作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研究的演进。宏观制度分析构成了单位组织研究的基础。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单位组织，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态。如果说这种社会组织形态与西方社会中常见的组织有着本质不同，那么，这种不同主要是来自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一定的组织形态是“嵌入”在特定制度结构之中的。但是，单位组织中权力的分布结构和单位组织行为、单位人的行为不仅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且取决于单位组织中实际的关系结构，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他们的利益及获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和方式，去实现自己的利益。制度环境规定了单位组织的基本性质，单位组织中的关系结构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决定了单位组织真实的面貌和行为方式。
但是，20 世纪90 年代的问题是，在经过了近20 年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后，中国这种单位现象、单位组织还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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