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的媒介景观

该书以媒介变迁为经，文化传播为纬，探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媒介形式变化的特征与后果，文化传播资源的梳理、开发与省思，以及对于媒介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全书以作者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汇总提升与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完成。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为媒介变迁：新闻传播的多维审视；传媒现场：大数据影响下的西安传媒业；文化传播：符号意义与仪式传播。上编是从新闻、广告、纸媒、电视等视角切入对新闻传播业的文化属性、技术手段、融合发展、受众分析等视角开展的多维审视。中编则贴近业界现场，在梳理讨论大数据与传媒业一般关系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其对西安传媒业影响的地方性和具体化的调研与分析，较为系统的从业界人员观念认受、新闻媒体与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与实际作业运用三个层面分析并概括了大数据对西安传媒业影响的基本特征。在上编与中编分别从认知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大众传媒的现象与个案研究基础上，下编关注泛化意义上的文化传播现象，以符号意义的阐发批判与仪式生活重构为主线对城市、文化、文学、社交等现象进行了讨论。

薛龙(1980—)，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陕西省写作学会理事、陕西省策划协会理事。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文化传播研究。主讲《新闻理论与实务》《新闻采编》等课程。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西安市社科基金、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课题各1项，参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4项。参编专业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荣获西安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1次、西安工业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3次。

　　但是古典文化的神圣话语与世俗话语却不曾有事实上的必然冲突，二者保持一种分治结构上的和谐。往往是贵族文化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料和成分，开始进行不断的抽绎、提升与创作而生长出新的文化面相。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在民间文化的沃土上建立根基并灿烂其光的。两种话语的分野并不意味着两个世界的冲突，神圣话语对世俗话语进行借用、改写与发掘，文化呈现的是自下而上的流动生成。新闻是神圣话语的表层化、外在化与日常化，它表现出的是对古典文化的阐述与传布。在这其中，民间文化的旨趣缘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读者智识水平的欠缺与信息不能得到充分传播。

　　中国的报纸诞生于汉朝还是唐朝尽管依然还有争论，但是史书有记载的“邸报”被一致认为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早期形态。邸报出版于地方行政长官在京城建立的办事机构，专司报告中央政府的政治情况与人事变动，开展的是组织传播。中古以后，早期的新闻事业在宋代的小报与明清时期的京报有不同的形态显现。在这些报纸中，统治阶层或日精英集团的话语不断被重复书写。唐人孙可之《经纬集》中《读开元杂报》一文，或者宋代因为政治的高压而诞生的小报大多是对于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的报道，都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小报在不能禁绝而被明清中央政府收编的态势下，在内容上看，“与邸报没有什么区别”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宫门抄；二是皇帝谕旨；三是臣僚奏章。新闻在中国古代的命运，置身于政治社会文化场域之中左冲右突，摆脱不了贵族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演说框架，成为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区别显在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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