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

★“我骨子里有一股狂热，要我走一条更狂野的路。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冒险的生活。” 

 

  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思特里克兰德本是伦敦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股票经纪人，与家人过着安逸稳定的生活。对艺术的渴望驱动他舍弃一切，远离妻子和孩子，在巴黎以画家身份过着贫穷的生活。几年后，思特里克兰德辗转来到塔西提岛，近乎原始的风土人情让他寻找到自我，在创作上达到*。在那里他娶妻生子，因麻风病去世，随后妻子根据其遗愿将他*卓越的创作付之一炬。相传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本书采用*视角，以讲述人的回忆与他人的口述交织描写了思特里克兰德的人生，是毛姆全盛期的作品，自1919年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英国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也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月亮和六便士》《刀锋》《人性的枷锁》《寻欢作乐》等。
赵文伟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译者。主要译作有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毛姆《巨匠与杰作》、塞丽娜•黑斯廷斯《毛姆传：毛姆的秘密生活》、卡尔维诺《疯狂的奥兰多》、卡斯顿•勒胡《歌剧魅影》、阿加莎•克里斯蒂《寓所谜案》《ABC谋杀案》等。

1我承认，刚认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那会儿，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出任何不同寻常之处。然而，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我指的并不是走运的政客或成功的军人所成就的那种伟大，那种伟大属于他们所处的位置，并非源于自身的品质，时过境迁，曾经的辉煌会变得毫不起眼。卸任的首相往往只被视作华而不实的雄辩家，而无兵之将也不过是平凡的市井英雄。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都很难不对它产生兴趣。他给人困扰，他引人注目。曾几何时，人们把他视作笑柄，而如今，为他辩护不再是古怪的标志，赞美他也不再是反常之举。他的缺点被认为是其优点的必要补充。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仍可商榷，仰慕者的吹捧同批评者的贬抑或许同样任性，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他有天赋。在我看来，艺术最有趣之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倘若个性独特，纵使有千百种毛病，我也乐意原谅。我想，委拉斯凯兹 是比埃尔•格列柯 更好的画家，但他的作品看多了，对他的钦佩也就失去了新鲜感：克里特岛人的作品中则透出肉欲和悲惨，仿佛一个永恒的祭品，奉献灵魂的奥秘。艺术家，无论是画家、诗人还是音乐家，都通过他或崇高或美丽的装饰，满足人类的审美意识，但这近似性本能，有粗野的一面：他将自身伟大的天赋放在你面前。追寻他的秘密有点像痴迷侦探小说。这是一个谜，和宇宙有着共同的优点，即没有答案。思特里克兰德最微不足道的作品也暗示着一种奇特、苦闷和复杂的性格。正因如此，有的人即便不喜欢他的画，也无法对他这个人漠不关心，这一点使得人们对他的生活和性格产生了窥探的兴趣。直到思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后，莫利斯•胥瑞才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使这位无名画家免于湮没无闻，他开辟了一条新路，后辈作家们或多或少顺从地跟随他的足迹走了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哪个评论家在法国享有比胥瑞更无可争辩的权威，他所提出的主张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似荒谬，但后来的评价证实了他的观点，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名望在他写下的评语上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件之一。但我并不打算谈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除非作品涉及他的性格。某些画家傲慢地声称，门外汉根本不懂绘画，他们欣赏画作的最佳方式是沉默和支票簿，对此我不敢苟同。认为手艺只有手艺人才能完全理解，这是一种可笑的误解：艺术是情感的体现，情感说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但我承认，评论家若对技巧没有实用知识，很少能就真正的价值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而我对绘画是极其无知的。幸好，我不必冒这个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既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也是一位极好的画家，他在一本小书 中详细论述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此书的文风可谓迷人的典范，只是英国人不像法国人那么乐于培养这种文风了。莫利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如此有意为之，确实勾起了我的探究欲。他对艺术的热爱不受私利左右，他强烈渴望唤起智者对一个极其独特的人才的注意，但他是个特别出色的报人，不会不知道，“人情味”会使他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过去曾与思特里克兰德有过接触的人—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们，在蒙马特的咖啡馆里遇见他的画家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眼中那个稀松平常的失败画家原来是个真正的天才，而他们却与他失之交臂。于是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一系列文章，有的回忆，有的赞赏，这更增加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名气，但并没有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个主题很讨喜，勤奋的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在他的鸿篇专著 中列出了一些权威篇目。制造神话是人类固有的本事。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倘若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令人惊奇或不可思议的事，人们就会贪婪地抓住不放，编造一个传奇，并予以狂热的信仰。这是浪漫主义对平庸生活的抗议。传说中的故事成为英雄通向永生最可靠的通行证。沃尔特•雷利爵士 被人们铭记不忘，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让童贞女王 从上面踏过去，而不是因为他把英文名字带到了未被发现的国家。喜欢讽刺的哲学家想到这件事必定报之一笑。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生前默默无闻，树敌多过交友。那些为之撰文的人要凭借丰富的想象来弥补贫乏的回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显然，尽管对他知之甚少，那点材料也足以给浪漫文人提供创造的机会。他生活中有大量奇特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一些狂躁乖张的东西，他的命运又不可谓不悲惨。这样的情境自然会适时引发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在笔伐之前想必会有所顾虑。然而，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恰恰不是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人们对他父亲的后半生有太多误解，他公然宣称，写传记就是为了“消除某些广泛传播的误解”，因为这“给生者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很明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中有许多令正经人家难堪的事。我饶有兴味地阅读了这部作品，同时暗自庆幸，因为这本书实在乏味无趣。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刻画了一个了不起的丈夫和父亲，他性格和蔼、做事勤勉、品行端正。现代牧师在研究我认为被称作释经的这门学问时，习得了搪塞辩解的惊人本领，而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用以“诠释”父亲之所作所为（身为孝子，他或许觉得最好忘记）的巧妙精明，肯定会导致他在适当的时候在教会获得最高职位。我仿佛已经看到他肌肉发达的小腿裹上了主教的绑腿。尽管这么做也许是勇敢的，但同时也要承担风险，因为那个被普遍接受的传说很可能在提升思特里克兰德的知名度方面所占份额不小，因为很多人被他的艺术吸引是因为嫌恶他的性格，或者对他的死亡深表同情，而儿子善意的努力则好似朝父亲的崇拜者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思特里克兰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撒玛利亚女人》 曾被一位著名的收藏家购得，他突然离世后，这幅画又被拿出来拍卖。思特里克兰德先生的传记出版后引发了讨论，不久后，克里斯蒂的拍卖价竟然比九个月前还少了二百三十五镑。显然，这绝非偶然。人类渴望的是非凡离奇，对于令他们失望的故事，他们是绝没有耐心去理会的，倘若人类没有这种创造神话的卓越才能，仅凭思特里克兰德的能力和独特几乎不足以扭转局面。没过多久，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的作品问世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终于消除了。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所属的那个历史学流派认为，人性不仅恶到了极点，而且比这还要糟糕得多。当然，比起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伟大人物描绘成家庭道德典范，并从中获取恶毒快感的作家来，这一派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给予读者乐趣。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只是一种经济同盟关系，我会觉得非常遗憾。要想说服我提比略 是和乔治五世一样无可指摘的君主，也需要获得比现有的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在谈论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那部天真的传记时的措辞，难免让人对这位不幸的牧师产生一定的同情。他得体的含蓄被扣上虚伪的帽子，他的委婉迂回被直截了当地称作谎言，他的沉默被诋毁为背叛。这些瑕疵，身为作者难辞其咎，但身为人子则情有可原，就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被指责为故作正经、鬼话连篇、自命不凡、虚伪狡诈，还有厨艺糟糕。外界相信他父母之间有些“不愉快”，我个人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先生在反驳这种说法时未免太草率，他说，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从巴黎写来一封信，将她描述为“一个极好的女人”，而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把这封信复制出来了，书中提到的那段话的原文如下：“我那该死的老婆。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我真希望她待在地狱里。”在教会势力鼎盛时期，它们可不是用这种方式处理不受欢迎的证据的。魏特布瑞希特-罗特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狂热的崇拜者，想为他洗白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精准的眼光能洞穿纯真的外表下卑劣的动机。他是一个精神病理学家，也是一个艺术研究者，潜意识对他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没有哪个神秘主义者能从普通事物中看出更深的意义。神秘主义者看到不可言喻的东西，精神病理学家看到说不出口的东西。看着这位博学的作家热切地搜找出每一件可以给他的偶像抹黑的细节，真是别有一番魅力。每当举出某个残忍或卑鄙的例子，他的心就会更同情他。如果搞到某件逸事，可以打击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他就会像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宣判异教徒那样欣喜若狂。他的勤奋令人惊叹。再细小的事，他都不会漏掉，如果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有一笔洗衣费没付，这件事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倘若他借了人家半个克朗没还，这笔债务的任何细节都不会遗漏，读者大可放宽心。

2关于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文章多如牛毛，我似乎不必再写什么了。画家的纪念碑是他的作品。的确，我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画家，他在巴黎穷困潦倒时，我和他见面的次数也不少。但我想，若不是战乱将我带到塔希提，我大概永远不会把这段往事写下来。众所周知，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在那里，我遇到了几个熟悉他的人。我发现自己能把他悲惨的生涯中仍然最不为人知的部分讲清楚。如果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伟大的人是正确的，那么熟悉他的人的个人叙述不太可能是多余的。如果有人像我熟悉思特里克兰德一样熟悉埃尔•格列柯，他的回忆录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读一读吧？但我不想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辩解。我忘了是谁曾经建议过，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他不喜欢的事，这对灵魂有益：说这话的人是个智者，这也是我一直恪守的箴言，因为我每天都起床，每天都上床睡觉。但我的本性中有一点苦行主义的成分，每个星期我都会让自己的肉体承受更艰巨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副刊，我一期不落全读过。想到大量的书被写出来，作者怀着美好的希望，看着它们出版，不知等待它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这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磨炼。一本书从书林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使成功，也只是一段时间的成功。天知道，为了让偶然读到这本书的人放松几小时，或者让他们在无聊的旅途中消磨时光，作者要下多少苦功夫，忍受多少折磨，如何绞尽脑汁。如果我可以根据书评下判断，很多书写得很好、很认真，作品中注入了很多想法，有的甚至是苦求终生的成果。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作家应该在工作的乐趣和卸掉思想包袱中寻求报偿，其余的一切，不必在意，管它什么赞扬或批评，成功或失败，全不要放在心上。战争来了，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新的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早先不知道的神祇，后辈们要朝哪个方向走已经显而易见了。年轻的一代，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吵吵嚷嚷，不再敲门，直接闯进来，坐在我们的座位上。他们大声喧哗。有的老年人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力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时代还没有结束。他们和精力最充沛的人一起呐喊，但他们口中的战斗口号听起来是那么空洞。他们就像可怜的荡妇，试图用眉笔、胭脂和香粉，用轻浮放浪找回青春的错觉。更明智的人，姿态体面且优雅，他们克制的微笑中透出宽容的嘲弄。他们记得，他们也曾将高居宝座的一代人踩在脚下，他们也曾如此喧哗、如此不屑，他们预见到，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不久后也要让位给他人。没有定论可言。尼尼微盛极一时，新福音书已经旧了。这些豪言壮语，说者听起来新奇，其实已经被几乎没变的口音说过千百遍了。钟摆前后摆动。一切循环往复。有时候，一个人早就活过了他拥有一席之地的时代，进入了一个他感觉陌生的时代，这时，好奇者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景观之一。比如说，现在还有谁会想起乔治•克拉布 ？当年他可是著名诗人，大家一致认可他的天赋，这在更为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是很罕见的事。他的写作技巧是从亚历山大•蒲柏 派那里学来的，他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后来，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来了，诗人们唱起新的诗歌。克拉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我想，他一定读过那些年轻人轰动世界的诗篇，我猜，他觉得那些诗都是蹩脚的玩意吧。当然，大部分确实蹩脚。但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诗，发现了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的精神领域。克拉布先生过时了，但克拉布先生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我随便读过一些年轻一代的作品。他们当中可能有一个更热情的济慈，一个更雅致的雪莱，已经发表了世界愿意记住的诗歌。我也说不好。我欣赏他们优美的诗句—还这么年轻，就有如此高的造诣，谈什么前途似乎很荒谬—我惊叹他们巧妙的文体，尽管他们语汇丰富（看他们的词汇量，他们大概在摇篮里的时候就摆弄《罗格同义词词典》了吧），却没说出什么新鲜玩意：在我看来，他们知道得太多，感受却太肤浅。我受不了他们热情拍打我的后背，充满激情地投入我的怀抱。对我来说，他们的激情有点苍白，他们的梦想有点无趣。我不喜欢他们。我已老朽。我会继续用押韵的对句写道德故事。但如果我写作不只是为了自娱自乐，那我就是个大傻瓜。

3这一切不过是顺便一提。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碰巧引起了关注，各色人等都想与我结识。我刚被引入伦敦文学界时，心情害羞又热切，回想起来，不无伤感。我很久没有出入那个圈子了，如果小说里描写的如今的特点是准确的，那么它有了很大变化。文人聚会的地点变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那时不到四十岁成名就是优异，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即是荒谬。我想，那时的我们有点羞于流露情感，害怕被嘲笑缓和了外露的自以为是。我并不认为当时风雅不羁的文化人多么注重贞洁，但我也不记得他们像今天这般不加掩饰地淫乱。我们并不认为用体面的沉默来掩盖异常行为是伪善。我们也并不总是直言不讳。女性还没有完全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坐长途巴士去好客的文人家。胆怯的我在街上徘徊很久才鼓起勇气按门铃，然后，满心恐惧的我被领进一个挤满了人、闷得透不过气来的房间。我被介绍给一个又一个名人，他们对我的书所说的客气话让我深感不适。我感觉他们希望我说些妙言趣语，但直到聚会结束，我也没想起来。为了掩饰窘态，我给他们端茶倒水，把切得不像样的黄油面包递给客人们。我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我，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观察这些知名人士，听他们说妙言趣语。我记得一些高大冷漠的女人，长着大鼻子，目光贪婪，穿在身上的衣服犹如铠甲，还有一些小老鼠似的老处女，语音轻柔、目光狡黠。她们执意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习惯向来令我着迷，她们以为没人看着她们就满不在乎地在椅子上揩手指的样子也令我钦佩。这么做一定对家具不好，但我想，轮到女主人去朋友家做客时，她也会在她们的家具上报复一下。有的女人衣着入时，她们说，一辈子也搞不懂为什么写了本小说就要穿得邋里邋遢。如果你身材匀称，不妨好好利用一下，小脚穿上时髦的鞋子从来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东西”。但也有人认为这么做很轻佻，她们穿着“具有艺术气质的纺织品”，戴着粗野的珠宝首饰。男士们很少奇装异服。他们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作家。他们希望被看作老于世故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认作城市商行的高级职员。他们似乎总是一脸倦怠。我以前不认识作家，我觉得他们挺奇怪的，但我并不认为他们非常真实。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们的谈话很精彩。一个同行刚一转过身，他们就开始痛斥他，听到他们毒辣幽默的言辞，我总是很惊讶。比起其他人，艺术家有一个优势，朋友可供他们讽刺的不只是外表和性格，还有作品。我对如此贴切或如此娴熟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抱什么希望。那时，谈话仍被当作一门艺术来修习，一句巧妙的应答比锅下烧荆棘的爆声 更受赞赏。警句隽语当时还不是无趣之人可以机械使用以假装风趣的工具，文雅之人用上那么几句会使闲谈变得轻松愉快。遗憾的是，这些智慧的火花我全不记得了。但我认为，只有当话题转向我们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另一面，即交易的细节时，谈话才会变得惬意。当我们讨论完一本新书的优点，自然就想知道这本书卖了多少册，作者拿了多少预付稿酬，他大概从中获利多少。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这个出版商，那个出版商，比较一下这个人的慷慨和那个人的吝啬。我们还会争辩一下，到底是找那个稿酬给得可观的出版商，还是把稿子交给那个将图书推广做到极致的人。有的广告做得差，有的做得好。有的新潮，有的守旧。然后，我们会谈谈经纪人和他们为我们争取到的机会，我们还会谈到编辑，以及他们欢迎哪类文稿，稿酬千字多少，是否立刻付款。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很浪漫，它让我有一种加入某个神秘兄弟会的亲密感。

4那个时候，没有谁比罗斯•沃特福德待我更好了。她身上混杂了男性的智慧和女性的乖张，她写的小说独具匠心，且令人不安。有一天，我就是在她家里遇见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沃特福德小姐在开茶会，她的小房间比往日还要拥挤。每个人好像都在交谈，而我静静地坐着，感觉很尴尬。人家似乎都在专心聊自己的事，我也不好意思挤进哪个人群。沃特福德小姐是个和善的女主人，看到我的窘状，向我走来。“我想让你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谈一谈。”她说，“她对你的书赞不绝口。”“她是干什么的？”我问。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如果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一位知名作家，在和她谈话之前最好确认一下这个事实。为了给她的回答增加效果，罗斯•沃特福德故作庄重地垂下眼帘。“她举办午餐会。你只要稍微喧闹一点，她就会邀请你。”罗斯•沃特福德是个愤世嫉俗的人。她把生活看作一个写小说的机会，把公众当成素材。如果有读者表示欣赏她的才华，有时她也会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并适度慷慨地予以招待。她蔑视他们偏爱名流，但并不为此懊恼，依然表现出一个著名女作家的得体。我被带到思特里克兰德太太面前，我们交谈了十分钟。除了她的声音悦耳，我没注意到她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公寓，可以俯瞰未完工的大教堂，因为我们都住在那附近，彼此便有了亲近感。对所有住在泰晤士河和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来说，陆海军商店仿佛是一根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要了我的住址，几天后，我收到一份午餐会请柬。我的应酬很少，于是欣然同意了。我到得有点晚，因为担心去得太早，我先绕着大教堂走了三圈，进门时，我发现客人都到齐了。沃特福德小姐也在，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文宁和乔治•罗德。我们都是作家。这是早春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的心情很好。我们谈天说地。沃特福德小姐犯了难，不知是否应该遵循少女时的审美—当年她参加聚会，经常身穿灰绿色的衣服，手拿一朵水仙花—还是应该表现出成熟的风韵，这样就要穿上高跟鞋和巴黎的连衣裙，最后，她戴了一顶新帽子。这顶帽子使她情绪高涨。我从来没听她用那么恶毒的语言议论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太太知道，不正确是机智的灵魂，她用不高过耳语的音量发表一些足以让雪白的台布泛起红晕的观点。理查德•特文宁亢奋地发表古怪的谬论，乔治•罗德知道自己不必展示卓越的才华，才华几乎是他的代名词，他每次张开嘴，只是把食物放进去。思特里克兰德太太话不多，但她有一种可爱的本事，她能让大家谈共同的话题，一有停顿，她总能说出恰到好处的话，让谈话继续下去。她三十七岁，相当高大，她很丰满，但说不上胖，她不漂亮，但她的脸讨人喜欢，或许主要是因为她有一双和善的棕色的眼睛。她面色蜡黄，一头黑发精心梳理过。三个女人里面，只有她没化妆，与其他人相比，她显得淳朴自然。餐厅设计符合当时的高品位。非常朴素。白木墙裙很高，绿壁纸上挂着惠斯勒 的蚀刻版画，镶在精致的黑框里。有孔雀图案的绿窗帘挂得很整齐，绿地毯上，白兔在枝叶繁茂的树丛间嬉戏，这幅画使人想到是受了威廉•莫里斯 的影响。壁炉架上摆着代尔夫特 蓝陶盘。当时伦敦一定有五百户人家的餐厅有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装修风格。淡雅、精美、乏味。离开时，我是和沃特福德小姐一起走的，天气很好，加上她那顶新帽子提了兴致，我们决定信步穿过圣詹姆斯公园。“聚会很不错。”我说。“你觉得饭菜好吃吗？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和作家交往，就要让他们吃好。”“这个建议好极了，”我回答，“可她为什么要和作家来往？”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她觉得他们有趣。她想跟上时代潮流。我想，她的头脑很简单，可怜的人，她觉得我们都很了不起。毕竟，她高兴请我们吃午饭，这也不会伤害我们。我喜欢她就是因为这一点。”回头想想，我觉得，那些巴结名流的人里，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最无害的，他们为了追逐猎物，从汉普斯特德曲高和寡的象牙塔，一直搜寻到夏纳步道最底下的画室。她在乡下度过了非常安静的青年时光，从穆迪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不仅带来了自身的浪漫故事，也带来了伦敦的浪漫气息。她真心喜爱读书（这在她这类人中很罕见，他们多半对作家的兴趣大于作家的书，对画家的兴趣大于画家的画），她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自由自在地生活其中，那种自由，她在日常生活中从没享受过。认识作家们以后，她仿佛在舞台上冒险，而在此之前，她只是从脚灯的另一边观看那个世界。她看着他们戏剧化的生活，真的好像她自己的生活领域也扩大了，因为她款待他们，还拜访他们的幽居。她认可他们游戏人生的规则，但她自己一刻也没有想过按照他们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的道德怪癖，正如他们奇异的穿着，他们疯狂的观点和悖论，可以给她提供消遣，但对她的信念丝毫没有影响。“有没有一个思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哦，是的，他是城里的一个人物。好像是个股票经纪人。特别乏味。”“他们是好朋友吗？”“他们彼此爱慕。你在她那儿吃晚饭的话就会见到他。但她很少请人共进晚餐。他的话很少。他对文学和艺术一点都不感兴趣。”“正派的女人为什么要嫁给乏味的男人？”“因为聪明的男人不会娶正派的女人。”我想不出反驳的话，于是打听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有没有孩子。“有，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上学。”这个话题聊尽了，我们开始聊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