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堂精选

为全球化时代的读者提供透析历史的独特视角

五个视角透射世界历史
打破单维陈旧传统叙事

《两个世界的战争》《海洋与文明》《BBC世界史》《白银资本》《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白银资本》

本书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做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

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作者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成果。

《海洋与文明》

本书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们如何通过海洋、河流与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以及交换和传播商品、物产与文化。旨在揭示，各个人群、民族、国家与文明通过全球范围内的水路通道，在塑造自身文明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历史。作者展现了文明的兴衰与海洋之间的联系，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人类航海事业的发展历程，谱写出一部关于航海者的史诗。 

《两个世界的战争》

自“9·11”事件以来，西方国家出版了大量从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角度切入剖析恐怖主义的根源的著作，本书综合了所有这些视角，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要从2500年前西方与东方的现实与思想分野开始梳理。本书以其令人惊叹的时间跨度、细腻的历史与思想分析，以及切中时弊的现实关怀，于2008年荣获美国近东政策研究所图书奖。

全书从波斯大王薛西斯企图征服希腊讲起，揭开了一场至今也未曾停息的冲突的序幕。先是亚历山大大帝，然后是罗马人，试图将欧洲与亚洲并入一种单一的文明。随着西方皈依基督教、东方部分地区接受了伊斯兰教，两种宗教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战争，每一方都宣称对世界拥有统治权。到了17世纪，基督教教会衰落后，双方的斗争从宗教转向了哲学:秉持西方的科学理性的人与那些寻求神的*终教导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8、19世纪，几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逐步瓦解，西方也逐步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结果促成了将伊斯兰生活与西方现代生活的尝试，这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改革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引发了冲突，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人类历史上，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历次战争不仅是历时*久、代价*的战争，它们过去曾经，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塑造着现代世界。

《BBC世界史》

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总是在不断改变，因为世界各地时时刻刻都有新的发现，并向我们的旧有偏见发起挑战。在本书中，作者带我们重游了那些熟悉的历史重大事件，从古希腊罗马到拿破仑加冕，再到21世纪的环境与人口危机，然而他向我们介绍的却是围绕在这些事件周围鲜为人知的故事，地域横跨秘鲁、乌克兰、加勒比地区。书中既检视了那些失败与消逝的文明，也讲述了当今强权的起源，并且揭示曾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位置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是何其相似！

本书的主旋律相当简单明了：我们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围的世界，这使我们逐渐成为这颗星球的主宰，纵然今天我们已经为地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但如同我们曾经克服挑战、渡过难关一样，科技能力使我们仍然具有足够的信心；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政治上的表现就逊色得多，总像一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因此，本书既是一曲我们现代智人聪明才智的欢乐颂，也是一部我们现代智人政治愚行的启示录。只有认清人类境况的这种二律背反状态，我们才能警醒那些由成功引起的失败，重新调整眼前的方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

本书作者选取公元1400年作为历史的参照点，详细阐明了那个时段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面貌；之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切入，提出亲属关系、附属纳贡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生产方式，始终以生产方式的分合、冲突与重组为核心贯穿全球人类的历史；结合丰富的史料，对于15至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殖民帝国时代，以及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至今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性扩张及其主宰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并叙述了世界上不同人群在遭遇这一系列巨变时所经历的不同变化。 

《海洋与文明》

《海洋与文明》是一部跨国界、跨学科的历史著作，主要关注各块大陆之间的海上联系，并揭示其中重大的跨文化影响和变化。尽管书中并不缺乏关于帝国、王国和城邦的故事，但沿海地区与海上航路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那里不仅交换商品，也交换着语言、思想和宗教，并接触到其他地区的商业、法律、审美乃至饮食。

得益于最近的一项发展，撰写一部全球海洋史变得越来越容易了，那就是海上贸易本身的日益全球化，中国等国家正在逐步夺回其自 16、17 世纪以来主导全球航路的地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复兴伴随着一种很自然的好奇心，那就是在古代以及晚近的历史上，在漫长而宽阔的亚洲海岸上，海上商业和移民活动在商品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海上交流（以及这种活动的偶尔中断）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它也使中国的文化和观念得以通过亚洲的海上航路广为传播。

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而言，这段历史所提供的知识都是同样重要的。直到最近，除了中国广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数西方人对海洋中国的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结果便是，18 至 19 世纪的“行商”制度就像商业超新星散发出的耀眼光芒——辉煌而短暂，而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于是，这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误解和低估了中国商业活动的海洋取向，这一取向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无政权保护的商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以此描述福建商人）在海外的商业领地（如新加坡、雅加达、马尼拉等）。正是这种古老的海上活动传统，帮助中国的航海业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不到 30 艘国际贸易船只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舰队。

在人们与全球海洋的互动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可能就是其普遍性，甚至影响到那些对航海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人。这一点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并无不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漫长历史上亦是如此。那些以海上贸易为生的人尽管常常遭遇反对和阻力，却以饱满的热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此过程中丰富了自身及互动对象的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任何地方的水手都知道，海洋是一个无情的对手，对其应该怀有敬畏，而不是一意将其征服。孔子在《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如果说为我们所共享的全球海洋的历史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便是这句简单的真理。

林肯·佩恩

尽管地球表面的70%都被水覆盖，但历史叙述却一直是陆地中心论的。作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水域，带领读者通过海洋来纵观历史。无论对于资深的水手还是航海的门外汉来说，作者提供的资料都是十分宝贵的。

——《出版人周刊》星级推荐

有感于海洋世界的重要性在大众认知层面日益衰减，作者为我们带来了这部宏大的全球海洋史。这样一部内容全面而丰富的著作，必将构成海洋史研究领域的坚实基础。

——美国图书馆协会《书单》杂志

 该书引人入胜，文采斐然，作者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海洋如何构成了一条通向现代世界的路径。

——美国《外交》杂志

 该书包括丰富的史实与细节，从我们与海洋、湖泊、河流、运河之间关系的角度，讲述了人类历史的故事。

——《亚洲书评》

 该书展现了出色的问题意识、优雅的文笔和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作者有力地提醒了我们，人类“乘船走向海洋”的冲动塑造了一切世代的全部文明。

——《华尔街日报》

 毫无疑问，该书是目前为止*全面的一部海洋史。作者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了海洋的故事，在当今的历史著作中，这种激情是十分少见的。

——《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壮丽而全面的世界史，将我们从大洋洲的原始居民带入了集装箱时代。

——英国《每日电讯报》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

 该书对全球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借助关于船只、风帆、风向、海流、航海技术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识，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部从吃水线视角观察的生动的世界史。

——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卡伦·魏根

 这是一个视角崭新且严谨有据的故事，阅读该书仿佛亲历一段令人欣喜的旅程。

——《达拉斯晨报》

《BBC世界史》

第三部

剑与道

从公元前300 年至公元600 年前后：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古典帝国及其与新兴宗教的遭遇

耶稣诞生时，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两大帝国中。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远离大城市的农民很难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只能了解到有限、失真的信息。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情况。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其统治的人口也大体相当：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有4500 万人；根据税收状况推断，汉帝国有5760 万人。两大帝国的领土面积也不相上下，大约都是400 万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个帝国坐落在内陆海洋的边缘，另一个帝国坐落在河流交错的辽阔平原。它们的军队看上去也很相似：统一配备了盔甲和武器，行军列队整齐划一，都有战车和骑兵配合作战。

罗马人崇拜家神和祖先，中国也是如此。他们都讲求实际，注重现世生活。他们也都唯我独尊，认为自己比任何潜在的对手都更严肃、守礼和文明。罗马皇帝宣称要统治“全世界”，中国皇帝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罗马人修建了令人赞叹的高墙以抵御异族入侵，中国人也是如此。罗马人拥有笔直的道路，中国人挖掘了漫长的运河。两大帝国就连行政区划的数目也大致相当。两国政府也都会用实际利益来激励军队——战斗结束后，中国军人可以凭敌人的首级获得金钱和更高的地位，而英勇的罗马军人则可以赢得家乡的土地。

在地中海世界的边缘，罗马帝国击败了众多敌人，崛起为强大的国家。在中国，地处边鄙之地的秦国统一了六国，终结了战乱，为汉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罗马人和中国人彼此知之甚少。他们相隔大约4500 英里，炙热的沙漠和高大的山脉阻挡了人员往来。而海路则更长，比陆路远了大约2000英里。1 尽管如此，两大帝国仍存在微弱的交流。罗马人对中国的认识很模糊。在他们的头脑中，中国是个神话般的国家，位于遥远的东方。在古罗马语言中，“赛里斯”一词可能就指中国人。

公元97 年，中国将军班超曾派遣使节出使罗马帝国，但使节本人并未见到罗马皇帝图拉真。由于路途实在遥远，使节半途而废，返回国内。因此，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倘若如此”假设就在埃及以东某个尘土飞扬的驿站中夭折了。2 这位名叫甘英的使节搜集到许多关于罗马人的传闻。他报告说，罗马帝国有四百多座城池，都城坐落在一条大河的出海口。罗马人身材高大、为人诚实。他们从杰出的大人物中选举国王。在遭遇灾祸时，这些杰出人物会代替民众接受惩罚，毫无怨言。3 甘英说，罗马“国王”手下有 36 位大臣参与议政，他也会接受老百姓的请愿。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他大致勾勒出罗马元老院的模糊轮廓。很明显，中国人对这种政治观念（同时容纳胜利者和失败者）感到既陌生，又好奇。

这不是唯一令人着迷的事情。甘英还兴致勃勃地汇报说，罗马的杂耍艺人很神奇，可以口吐火焰，并能同时抛接12 个球。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70 年后，一个罗马使团经海路抵达越南（当时越南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使团有可能是伟大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的。但是，使团被遣返回国，两个帝国自此只有依靠长途贸易维持联系。大约在耶稣生活的时代，罗马妇女开始穿着半透明的丝绸裙子，这引起罗马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些丝绸来自中国，经由长途海上航行从越南运到今天的斯里兰卡，然后再转运至埃及。中国已经发现了来自罗马帝国的玻璃器皿和硬币。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在公元前54 年，帕提亚人曾经俘虏过一些罗马士兵。之后，使用“鱼鳞阵”的罗马军团可能曾与汉帝国的士兵在吉尔吉斯斯坦兵戎相见。

两大帝国延续的时间也大体相当。起初，罗马人只是生活在意大利中部的城镇居民，默默无闻。他们的发展壮大一部分归功于能吸引移民到来，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他们能在血腥的战争中屡战屡胜。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帝国分裂成多个希腊王国。当罗马崛起争夺霸权的时候，这些王国已纷纷衰落。从公元前149 年到公元前146 年，罗马人摧毁了他们在北非

的竞争对手——迦太基人。大约在70 年之前，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统一了列国。几个世纪之后，罗马世界分裂成两大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5 世纪瓦解，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则一直延续到1453 年。那一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汉帝国于公元220 年寿终正寝，但中国直到317 年才最终四分五裂。在当时，中国的南方地区较少受到入侵，在文化上更保守。我们可以将其与历史悠久的东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两大帝国存在了大约500 年。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早期文明相比，它们存续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以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两大帝国的表现令人惊叹不已。随着中国的崛起，历史学家们开始专注于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世界——统一的中国和破碎的欧洲——是否以某种方式延续了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经验？毕竟，在第一位皇帝出现后，中国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政治上都大致保持了统一；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地中海和欧洲西部就再也没有统一。原因何在？

地理环境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尽管河谷和山岭将中国分割成不同的区域，但整个国家又被沙漠和海洋环绕，这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政治统一的实现非常艰难。根据统计，从公元前656 年到公元前221 年，中国断断续续爆发了至少256 场战争。然而，一旦形成大一统的帝国，这个由漫长海岸线围绕的单一地理区域就会形成很强的地形学逻辑。道路、运河和城墙划出了交通线和防御线，这些线不会轻易变动。尽管外来入侵者不断挑战中国，但他们无法抹掉“一个中国”的文化版图。

然而，地中海和欧洲世界则截然不同。确实，“陆地中间的海”使罗马帝国的交通更加便利，但能抵御侵略者的天然屏障也少之又少。同时，星罗棋布的河流奔流四方，这些河流与纵横交错的山脉将欧洲大陆分割得支离破碎。从地理学上观察，欧洲是一个凌乱、分裂的半岛，不太可能实现政治统一。

这种解释乍看之下令人满意，但似乎又过于肤浅。因为，中国也曾分裂长达数个世纪。在中国，南、北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方言不同，有时分别由各自的皇帝统治。中国曾派出庞大的远洋船队，整个国家几乎已走向世界。但事实上，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考量。在西方，东罗马帝国曾有机会统一地中海地区。在很久以后，尽管

存在河流与山脉的阻隔，但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和科西嘉岛的冒险家拿破仑·波拿巴也都有统一全欧洲的可能。

还有其他因素吗？外来者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亚的游牧民族全副武装，骁勇善战。他们引发了数次移民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在许多人稍事安定之后，下一波移民潮又迫使他们再次迁徙。在蒙古入侵之前，中国的中央政权大体能有效地抵挡游牧民族。但蒙古人最终战胜了中原王朝，快速、彻底地征服了整个中国，建立了帝国统治。从某种角度看，他

们的统治有助于维护中国的统一。

中国和欧洲都受到外来宗教的挑战。但与佛教对中国的影响相比，一神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影响要更加显著。中国皇帝有能力抑制佛教的影响力，欧洲宗教战争中的尖锐对立和以命相搏的矛盾是他们不曾经历过的。尽管遵循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一神教反复将西方社会的民众划分为“信仰者”和“异教徒”两大类。而中国则从未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律和保守的社会思想比宗教的影响更大。另外，中国和欧洲还存在文化差异，如中国文字的学习难度更大。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官僚精英阶层，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稍后讨论。

不过，中国和罗马世界的历史同样血腥、残酷。愤世嫉俗的统治者、国家的恐吓行动，以及对持异见者的迫害充斥在各自的历史中。中国和欧洲都出现了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思想家和恢宏华美的建筑（但汉朝的建筑大多是用木材和夯土建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样的建筑很难保留下来），但这些体现权力的建筑都是通过暴力和恐吓才得以建成。绝大部分的建造者都是农民，我们唯有透过他们被汗水湿透的脊背才能诠释这些建筑的美学和哲学意涵。罗马帝国的成就依赖于地方精英集团和军队的荣誉，而中国则更多依靠赤裸裸的武力。然而，无论那些有教养的精英是否学习过孔子或耶稣的训诫，是否向皇帝磕头叩拜，是否会阅读元老院的公告，军队都会在集权政府的指挥下屠杀叛民，也都会通过公开、令人生厌的刑罚来昭示权威。倘若权威名正言顺，集中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权力就会更加合理。

阿育王

在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臻于鼎盛之前，世界上还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帝国。它的故事截然不同。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的第三大帝国，可能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南部的偏远地区外，这个帝国几乎覆盖了现代印度的所有版图，再加上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许多地区。据推测，在公元前2 世纪，孔雀王朝的人口大约是5000 万。在这个王朝创建的公元前324 年，罗马人尚在意大利中部艰苦奋斗，而中国人也还未摆脱诸侯争霸引发的惨烈战争。尽管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非常英明神武，但这个帝国还是在公元前185 年崩溃了。孔雀王朝创造了古典世界，随后又将其摧毁。在孔雀王朝之后，印度再无力对外扩张，主宰其他地区。今日世界的政治版图与宗教格局很大部分都是由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

在2000 年前就奠定了的。

然而，孔雀王朝的统治者们却处在可知历史的边缘地带。詹姆斯·普林塞普是18 世纪一名业余语言学家，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加尔各答经营英国的薄荷园。经过他的努力，人们才终于认可阿育王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不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比，阿育王帝国的知名度并不高，相关史料也很少——印度历史一贯如此。关于阿育王及其帝国，

我们主要有三个史料来源。一个来自希腊历史学家麦加斯梯尼，他曾为塞琉古·尼卡特效力。塞琉古·尼卡特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他以波斯和今天的巴基斯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小帝国。麦加斯梯尼很可能到访过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如今，华氏城已被掩埋在现代城市巴特那地下，而这座城市无疑是世界上秩序最混乱、污染最严重的大都市之一。不幸的是，麦加斯梯尼的著述早已散佚。我们只能通过后世历史学家的引用才能略窥其内容。第二个来源是一本关于印度治国之道的手册，其中部分内容的作者有可能是孔雀王朝的宫廷谋士。第三个来源是阿育王的言论，它们被镌刻在印度许多地区的石柱上。

阿育王的祖父是旃陀罗笈多。现代人认为，他和麦加斯梯尼所说的“月护王”是同一位印度统治者。据说，旃陀罗笈多曾见过亚历山大大帝。月护王率领民众奋起反抗印度北部的王朝——难陀王朝。在一位精明、残忍的谋士的帮助下，他推翻了难陀王朝，于公元前321 年创立了自己的王朝。月护王的一贯战略是：首先在边远地区消耗敌人的力量，然后再向中心地区挺进。经过漫长的消耗战，敌人的领土逐渐缩小。相传，月护王曾听到一位妇人教训她的孩子，吃饭时不要从盘子中间开始，因为中心一定比边缘烫。受此启发，他想出了这一战略。

如今，旃陀罗笈多转而进攻当时所向披靡的希腊人。大约在公元前303 年，他击败了塞琉古王国。很显然，希腊人并没有被彻底击垮。因为，旃陀罗笈多从数千头战象中挑选了500 头送给塞琉古王国，以此换取新获得的领土。4 亚历山大的军队是首次见识印度战象威力的西方军队。他将一些战象带回巴格达，配备到私人护卫队。对希腊人来说，塞琉古王国得到的这些礼物，相当于印度人给他们配备了几个团的“虎式坦克”或武装直升机。希腊国王们经常将这些大象用于交易、出借及馈赠。例如，埃及的国王们就曾利用印度战象镇压揭竿而起的犹太人。在此之后，这些战象还会被用来对抗日益崛起的罗马人。

旃陀罗笈多的帝国扩张到了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如果有关政府的历史文献可信的话，那么旃陀罗笈多的帝国就不仅好战，而且热衷干涉别国事务，非常官僚化，且行事偏激。然而，我们对这位被描述成印度恺撒的统治者所知甚少，对他的儿子则了解得更少。公元前297 年，旃陀罗笈多退位，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据说，旃陀罗笈多是因虔诚的苦修绝食而亡。不过，我们对他的孙子阿育王更为关注。阿育王的统治从大约公元前268 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33 年。他的“诏书”散落在印度各处的石柱上。在这些神秘的“诏书”被成功破译之后，现代世界才有机会倾听他的声音。而在此之前，人们主要通过佛教典籍来了解他。阿育王是何许人？我们并不很清楚。1837 年，一位英国的铸币监管员破译了一些诏书，上面记载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

阿育王的名字可以直译为“无忧无虑”。起初，阿育王经历了血腥的王位继承战争。根据铭文记载，他杀死了99 个与自己为敌的兄弟，但这有可能不是事实。然而，从其父亲去世到阿育王登基，印度出现了一段“空位期”。这暗示当时有可能发生过惨烈的厮杀。在此之后，阿育王开始进攻那些自己统治之外的地区，羯陵伽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场可怕的战争，阿育王重新征服了这个地区。根据他留下的铭文，有10 万名士兵在战斗中被杀，更多的人伤重而亡。或许，战后还发生了大屠杀。此外，还有15 万人遭到流放。

罗马皇帝恺撒会吹嘘毙敌人数，中国的王侯或旃陀罗笈多也会如此。但是，阿育王的内心似乎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变化。他皈依了佛教，很可能是受到妻子的鼓励。在一段铭文中，阿育王说道，他为这场战争感到自责，“当一个独立的国家被征服时，百姓会遭受屠戮，而民众的死亡和流离令他极其悲痛……如今，倘若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民众再罹患灾难，神所钟爱之人（指阿育王自己）的心就会异常沉重”。上面这段话出自第13 块石刻诏书。在这份诏书的后文中，阿育王继续告诫自己的后代，警示他们避免新的征战，要求他们只可对民众施加“轻微的刑罚”。

假如阿育王没有再发动战争，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时刻，他将成为空前绝后的为胜利而致歉的征服者。这就仿佛是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宣称自己痛悔在政治上的肆意妄为，并将成为贵格会教徒。阿育王试图建立的是以佛教的“达摩”观念为基础的帝国，“达摩”意为美德、良善与庄重，劝谏民众善待下人和亲朋，避免杀生（既不能杀人，也不能杀死动物），实现宗教宽容。在印度，从北部冰封的山脉到南部炎热的森林，镌刻阿育王诏书的石柱随处可见。他号召人们食素，禁止献祭，尊重不同宗教教派，将所有人都视为自己的孩子。

这些语录被人们用各种语言记录下来，其中有在西北部希腊世界边缘地带使用的亚兰语，有梵文及其各种方言，还有一份用婆罗米文书写的手稿。最早的诏书被镌刻在岩壁和巨石之上。旅行者聚在一起，坐着听人们宣读铭文的内容。后来，阿育王又在华氏城创设了很多作坊，用于制作顶部雕刻狮子的巨大石柱。印度人利用恒河等河流运输这些石柱，将它们竖立在印度的核心地带。对早期历史的国王而言，这种宣传方法很可行，可以将抛光过的砂岩当作“扬声器”。阿育王并不是谦卑之人，他也在诏令中夸耀自己的功绩：在道路两侧栽种遮阴的树木，建立形制规整的客栈，挖掘水井以供人畜饮用。阿育王公开宣布弃绝战争和暴力。为了将这些话语传扬到更遥远的地方，他开始向国外派遣佛教僧侣，命他们将和平的信息带往缅甸、斯里兰卡和埃及，甚至是希腊。

这一切听上去太过美好，很难让人信以为真。事实或许是这样的：印度有太多相互竞争的宗教，不同的种姓和语言使社会四分五裂。因此，如果谋求长治久安，任何王朝都要依靠统一的理念。很显然，阿育王有意识地创造出了现代统治者所谓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很温和，但孔雀帝国的统治未必有多开明。阿育王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死刑刑罚。而

且，他在针对森林居民的一系列诏书中表现出的愤怒也并没有被佛教的开明思想化解。甚至他奉行的素食主义也不是绝对的：由于垂涎鹿肉和孔雀肉的美味，他将这两种动物排除在禁食名单之外。毕竟，我们只能凭借阿育王自己的话来理解当时的历史。如果只通过那些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演说来理解斯大林，我们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温柔慈爱之人。不过，由于阿育王屡次痛悔早年的血腥战争，他很可能真的皈依了佛教，并力图建立一个“良善的帝国”。

这种解释似乎更合理，因为阿育王很快就失败了。他很可能在晚年散尽了家财。在弥留之际，阿育王的手中只有半颗芒果，但心中充满喜乐。在阿育王死后，大量印度社区都分崩离析。我们对阿育王的继任者知之甚少。唯一确切的信息是，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遭遇暗杀而亡，整个帝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混乱之后最终灭亡。在此之后，印度在笈多王朝的统

治下又迎来了一个白银时代，甚至是黄金时代。笈多王朝始于公元320 年，梵文创作和十进制数学等领域由此进入了繁荣期。在穆斯林闯入印度北部地区后，佛教徒被迫流离失所。加之面对印度教的敌视，阿育王的信仰几乎在印度销声匿迹。

阿育王并不只是历史的注脚。在现代印度，不同宗教和种族之间存在着一道道裂缝，人们发现实现宗教宽容实在难上加难。因此，他们把阿育王奉为睿智的英雄。阿育王的三头狮是印度共和国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如今已被印制在货币的背面。1956 年，印度爆发了一场反对宗教偏执的抗议运动，这表明阿育王的政治性的佛教思想并没有消逝。

安倍德卡尔是印度早期民主政治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出身于“贱民”阶层，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律师。安倍德卡尔曾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生共和国的宪法5，新宪法废除了“贱民”身份，将特别投票权赋予工人、鞋匠、清洁工及从事肮脏工作的边缘群体。但是，安倍德卡尔仍然认为印度政府未能为自己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为此深感沮丧和愤怒。在他看来，无论法律条文如何规定，印度教的种姓偏见（包括宗教偏见）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因此，在1956 年他去世前不久，安贝德卡尔在一次众人参加的仪式上公开皈依了佛教。有100 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有许多低种姓阶层的民众追随安贝德卡尔，也先后成为佛教徒，这促进了佛教信仰在当今印度的复兴。显而易见，阿育王石柱上的道德观念仍闪耀着光芒。

秦始皇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与阿育王的仁慈形象相去甚远。秦始皇嬴政与阿育王是同时代的人，他也在山顶竖立石柱，颂扬自己的功绩。然而，嬴政并不是因其言论而被后人记住的，其偏执、残忍和无情的名声来源于后世一段臭名昭著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宏伟的秦始皇陵的部分发掘又加强了这种印象，其中最引发世人瞩目的就是兵马俑。如果说阿育王希望克制欲念和自私，那么嬴政则希望通过用泥土和青铜构造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器来护卫自己。那些绘有图案的兵马俑正时刻准备击退恶魔。

嬴政的愿景源于征服与恐惧，非常现实。对罗马人，甚至埃及人来说，嬴政的愿景比阿育王的佛教避世思想更容易让人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各地，嬴政的影响力远超阿育王。然而，与那位印度统治者一样，秦始皇的王朝也很短命。汉帝国迅速取而代之，并延续了嬴秦的政治成就，但少了些许暴虐。尽管不是令人喜爱的历史人物，但嬴政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修建了伟大的公共工程，终结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内战，扩充了中国思想的内涵。就人性而言，秦始皇的形象实在糟糕，但又无法摆脱。

有关嬴政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史料。这些史料的作者是司马迁，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到过，他也是第一个为孔子作传的人。司马迁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堪称亚洲的普鲁塔克。他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与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一样，司马迁很清楚，逾越雷池批评统治者的后果就是流放或死亡；抑或像他那样，被迫遭受腐刑。不过，司马迁似乎也意识到，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评价过去的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失败的统治者）而对现实的统治者进行劝谏。因此，司马迁将有关嬴政的负面传言保存下来。他的历史著作《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根据这部史书的记载，嬴政很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儿子，这位名叫吕不韦的商人是卫国人，而非秦国人。吕不韦的一位美妾赵姬受到秦国公子异人的垂青。于是，他将怀有身孕的美妾送给了这位秦国公子。赵姬则谎称这个孩子是异人之后。待异人继承王位后，赵姬就成了王后。婴儿随后诞生了。

这个婴儿就是嬴政。因此，秦始皇是个私生子，其出身就是一场骗局。13 岁时，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异人）去世，他登上了王位。故事进展到这里已经很糟糕，但随后的情节发展就近乎猥琐了。大商人吕不韦重回旧爱的怀抱，但身为太后的赵姬已然心生倦意。在这里，我们最好直接引述司马迁的原话，（太后）“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6如此行径确实骇人听闻。为禁绝流言，吕不韦罗织罪名对嫪毐施以宫刑。但在行刑过程中，嫪毐得以蒙混过关。他小心翼翼地刮净了胡子，以太监的面目示人。嫪毐被留在宫中，继续与太后纵情淫乐。太后赏赐嫪毐许多礼物，并为他生了两个孩子。此时，围绕在嬴政身边的是一位举止荒诞的母亲、一位老奸巨猾的“谋士”（根据传言，是他的生身父亲）、一位假冒的太监，以及两位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都是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是时候解决这个荒谬的局面了！嬴政放逐了自己的母亲（尽管最终又将其召回）和吕不韦，而后者宁愿服毒自尽，也不愿面对刑罚。他还杀死了这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对性欲旺盛的嫪毐施以车裂之刑。这些人的党羽或是被斩首，或是被流放。假使电影制片人昆汀·塔伦蒂诺亲自指导拍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其效果也不会比这个故事更血腥。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是虚构的。我们可以信任司马迁的记录，也可以认为这是后世匿名史家掺入的不实之言。这些历史记录都是为汉帝国的统治服务的，他们没有理由为前朝歌功颂德。不过，司马迁至少是一位苦心孤诣的史学大家。后来，在为朋友（一位战败的将军）辩护的时候，司马迁冒犯了皇帝。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他不得不选择接受腐刑，放弃男人的尊严苟活于世。

在付出了失去亲人及面对后世史家的嘲讽的巨大代价后，嬴政完全控制了这个最强大、最具侵略性的诸侯国。在赢得了一系列战争之后，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秦国的先王们已经为统一奠定了基础。他们用计谋骗过了蜀人，蜀人生活的四川，地处难以逾越的秦岭的另一侧。根据史书记载，秦惠王向蜀王展示了几头制作精美的石牛，牛的下身镶上了黄金。这位蜀国的国君轻信了秦王，向其索要能排泄金块的石牛，并应允修建一条穿山越岭的栈道，以便将这些礼物运回蜀国。栈道修好后，秦军尾随石牛而至，出其不意地击败了蜀国军队，占领一片广阔的新领土。

之后，秦军又相继攻取或智取了其他诸侯国。在称帝后，秦始皇又派兵深入中国的南方地区，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主要地区的任务。统一战争非常残酷血腥，战斗的主力是步兵和弩兵，但对农业和城镇的破坏尚不及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生活在平原地带的“黔首黎民”如何看待他们的第一位皇帝，因为他们能做的只是拼命收割庄稼，避免被

强征入伍而已。

除了王侯兴替外，世界其他地区还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中国截然不同。正如上文所言，中国崇拜祖先灵魂和地方神祇的传统非常悠久。人们把这套复杂的习俗信仰称为“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众都会利用道教支持或挑战皇权。后来，佛教也从阿育王的印度传到中国各地。佛寺与僧侣时而受到包容，时而受到压制。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像地中海世界那样能够感化民众或颠覆王朝的新兴宗教。有教养的中国人都被哲学义理凝聚在一起。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孔子倡导的人道、保守的社会思想（儒家思想）遭遇了新兴政治学派的挑战，即通常所谓的“法家思想”。   

法家把秩序和服从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信念基于对社会失序的恐惧，其最终目的是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严厉、公正、明确的法律是最高的社会福祉。法家认为，政府应组织民众、灌溉土地、规范度量衡，保证官员和士兵能按照严格、可行的标准晋升。例如，按照杀敌的数量来计算功劳。与之相应，政府还要对家庭和村庄实行保甲制，令民众互相监督。政府还有许多恐怖的惩罚手段：包括车裂、烹煮、砍头和腰斩等。如果运气好的话，刑罚仅仅是切掉手指或挖掉膝盖骨。另一方面，近期发现的历史证据表明，执法过程是审慎和公正的，刑罚也没有听上去那么恐怖。7

在著名法家人物商鞅的游说下，法家思想成了秦国的立国之本。秦国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敌国眼中，秦国是化外之地，民风野蛮。法家思想则使秦国愈加严酷、强硬和专制。秦国的战争哲学是不择手段地屠杀敌方的有生力量。就残忍程度而言，秦国足以比肩斯巴达和现代的独裁国家。在秦始皇执政时期，商鞅已经离世很久了，但他的影响并未减弱。

商鞅一定会赞同嬴政另一项更为臭名昭著的行动。在信奉法家思想的大臣李斯的建议下，嬴政命人收集并焚毁了中国大部分竹简，其中包括大量诗歌、历史和哲学著作。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始皇的目的是蒙蔽民众，即以毁灭历史记录的方式消除人们征引传统和历史以对抗新法的能力。事实上，正如近期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大量历史著作和指导实际生活的书籍都得以幸免。相对来说，藏匿竹简比较容易，尽管这样的行为会受到黥刑和活埋等刑罚的惩戒。中国的传统观点坚持认为，嬴政确实活埋了许多儒家学者。但是，司马迁有可能夸大了事实，因为这样做可以使其职业生涯更具牺牲精神和英雄色彩。当然，中国人记录历史和创作诗歌的热情从未泯灭。

吞并诸侯国的战争并不是嬴政留给中国的最后遗产。他侥幸躲过了一次著名的暗杀行动。当时，刺客带来了敌国的地图和叛将的头颅（这位将军也参与了刺杀计划，他用自己的头颅襄助这次行动），这才得以接近嬴政。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刺客在卷起的地图中藏匿了一把匕首。嬴政通过与刺客近身肉搏才侥幸获胜，而众大臣则被惊呆，只是从旁观望。难怪

嬴政变得更加多疑，他在多座宫殿之间修建了封闭的通道，以使外人无法得知他的行踪。

对嬴政而言，修建大型建筑工程（包括运河和水道）变得越来越重要。他对各国原有的长城进行修缮和扩建，其中部分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万里长城。他还修建了直道，将帝国的各个地区连接在一起。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货币、度量衡、车轴形制和文字，嬴政终结了这样的局面。有人特别指出，倘若没有秦始皇，中国就不会出现统一的文字体系，也就不会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秦始皇在中国各地巡游，向新帝国的臣民们展示君威、炫耀武力，并在各地刻石纪念。极度自我膨胀的嬴政还“惩罚”了一座被闪电击中的山丘，他下令砍掉山上所有的树木，将其涂满红色。嬴政想尽办法寻求长生不老，并曾在海上射杀了一条神秘的大鱼，但所有这些努力都徒劳无益。在术士的建议下，嬴政还服食了含汞的丹药，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使嬴政闻名于世的是宏大的秦始皇陵。据估计，这座陵墓中有8000座陶俑，包括马匹、战车和官吏，所有这一切都被掩埋在西安附近的一座山丘之下。我们还要最后一次回到历史学家司马迁那里。根据他的记载，嬴政本人被安葬在陵墓的中心，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环绕在四周：水银仿制的河流和头顶的星空。这段记载很可能是真实的。有证据表明，陵墓附近的山丘之下确实存在水银超标的情况，而且山体的形状非常可疑，与地宫的规模大致吻合。或许，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掘将向世人揭示嬴政的本来面目。

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嬴政也相信存在死后世界（阴间），那里和现世非常相似，必须提早做准备。在更早的时候，中国的王公贵族会杀死自己的仆人陪葬，也会用特制的仿制品陪葬。埃及人、希腊人和维京人等古老民族都相信，安葬遗体是对来生的准备。对他们而言，嬴政的观念并不古怪。而对嬴政来说，诸如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或死后要面对道德审判的宗教思想则十分荒谬。这就如同我们会认为，用陶俑军队护卫皇帝免遭邪魔侵害是不可思议的。

嬴政第二个有关不朽的观念十分奇妙。他自称“始皇帝”，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王朝会千秋万代、世袭罔替。但嬴政没有想到秦王朝会迅速土崩瓦解，皇位的传承也就此中断。但是，皇位承袭的观念在中国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种观念使人们对秦始皇的记忆绵延不绝，嬴政可谓是“死而复生”。共同的语言文字、安全的交通运输和众人共戴一君的观念使中国人创造出最持久，也最统一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从未产生能解放人性、扰动人心和分裂社会的一神教信仰，而正是这种具有私人性、普适性和流动性的宗教使唯一可与秦汉帝国匹敌的西方社会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