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1714244丛书名: 先知三部曲
历史写作客观、独特、鲜活
*资料占有全面、详尽、权威
*全新修订版增补插图和索引
这部巨著是迄今为止*全面、*详尽的托洛茨基传记，由波兰思想家伊萨克?多伊彻所著。作者依据大量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全书共分为三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装的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装的先知》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全面且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且残酷的派系斗争，详尽地叙述了当时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争论，特别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着重叙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纪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杀身亡的悲剧结局告终。
武装的先知
再版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章 家庭和学校
第二章 追求理想
第三章 在历史的大门口
第四章 智力合作关系
第五章 1905年的托洛茨基
第六章“不断革命论”
第七章 沉闷的年代：1907—1914
第八章 大战与国际
第九章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第十章 人民委员
第十一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戏剧性事件
第十二章 武装共和国
第十三章 革命与征服
托洛茨基军事思想评论
第十四章 胜利中的失败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前言
章 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 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 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人民公敌”
第五章 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流亡的先知
前言
章在王子群岛
第二章理性与疯狂
第三章革命家兼史学家
第四章“人民公敌”
第五章地狱之夜
跋：失败中的胜利
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译者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先知三部曲》是托洛茨基的传记，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全面、详尽的一种，也是在托洛茨基研究中有影响的经典之作。它由三卷组成：卷《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1954年出版）、第二卷《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1959年出版）、第三卷《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1963年出版）。英文版三卷，均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伊萨克?多伊彻（IssacDeutscher，1906—1967），生于当时处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赫让诺夫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2年因参加波兰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后，侨居伦敦，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多部著作。除本书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斯大林政治传记》、《未完成的革命：俄国1917—1967》等。作者撰写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有：《托洛茨基全集》及未收入全集的零散文章、小册子和著作，存放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托洛茨基档案，俄共会议记录，《真理报》等俄文报刊，托洛茨基同时代人的著作、文章、书信及回忆录以及作者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作者依据这些丰富、可靠和翔实的资料，并结合作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亲身体会，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地介绍了托洛茨基作为革命家、理论家、流亡者，直到在异国他乡被刺杀的一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鲜活而带有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每日电讯》将其誉为“本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GrahamGreene）在《观察家》上说：“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激动人心的读物。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秀的传记之列。”另一位学者A·J·P·泰勒（Taylor）在权威刊物《新政治家》上评论道：“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书。”在本书出版以后的三四十年中，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90年代，包括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А·Волкогонов）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还没有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在资料的占有和分析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能超过多伊彻的这部权威性的托洛茨基传记。
本书卷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学经历和革命活动，从孟什维克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对俄国革命所作的理论思考，参加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历史和在十月革命后为保卫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间或叙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第二卷详尽地介绍了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苏俄领袖们在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党内民主、民族问题、“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20年代俄共党内错综复杂的、激烈的和残酷的派别斗争，也介绍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初的流放生活，特别突出地评价了托洛茨基对上述一些问题的理论思考。第三卷着重叙述了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和托洛茨基一家人的悲惨命运；以30年代欧洲政治地图和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为背景，介绍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过程中对俄国和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著述；描述了他在墨西哥被刺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总的来说，本书依据的史料极为丰富，叙述详尽而有层次，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第二卷前言中强调，他力图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真正的托洛茨基，尽可能避免因主观感情或因注重一时情况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使他的这部传记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从全书史料的取舍、观点的评述、主要的侧重等方面来看，作者的确是在向这一目标努力，因而才能使这部传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霍?卡尔（E·H·Carr）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所言：历史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它们总是通过记载历史事实的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因为“记载历史事实的人”总是“现在的人”，所以历史实际上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书写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它必然带着历史学家个人的印记。托洛茨基的这部传记也不例外。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不可能不反映到这部传记中来的。在这部传记中，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作者本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尽管在被波共开除出党后，并没有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但他对托洛茨基是崇敬的，甚至可以说是崇拜的，在很多理论问题上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全书来看，作者几乎把托洛茨基当成“无所不能预言”的先知，就连作者都承认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预言，他也试图从中找出“合理的因素”来，比如，读者可以从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预言的分析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第二，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作者必然受当时历史条件和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历史资料的限制，因此，在今天看来作者对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世界革命等问题的理论的分析和评价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我们希望，在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后的今天，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我国国际共运史、苏联史和托洛茨基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注意，有助于深入总结和认识苏联解体的教训，推动上述领域的研究。
在本书翻译中，译者对全书译文作了一些技术处理：
（1）为避免行文累赘，书中大量的法、德、西班牙、拉丁文单词或词组均直接译成中文，没有采用在正文中保留外文单词再加注的方式；
（2）原书中俄文著作引文的英译文错误较多，凡能找到俄文原文者，均直接按俄文原文译出，不再作注加以说明；
（3）原书中的里程和距离均以英里为单位，这对英语读者比较方便，却让中国读者费解。所以，我们或是参照俄文原文改为俄里，或是折合成公里；
（4）为了便于读者核查参考，本书中的列宁著作的引文均以《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第2版的译文为准，所标卷数及页码均系中文版第2版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加注明；
（5）由于中文版《斯大林全集》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与本书作者所根据的俄文版本不同，因此有些引文在中译本中没有。凡在中译本中能查到的引文，我们在注中均标出“中文版”字样，未标“中文版”字样的，其卷数、页码即是指俄文版的，不再另加注明。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英文版译出，原由郑超麟先生组织王国龙、周任辛、喻守一翻译：王国龙译部，周任辛译第二部，喻守一译第三部。喻守一不幸去世后，家属将其译稿带回家乡留作纪念。现用的第三部译稿是由施用勤、张冰、刘虎合译的；施用勤译前言和章；张冰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刘虎译第五章和跋。全书的译校情况如下：《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王国龙译，施用勤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周任辛译，刘虎校；《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施用勤、张冰、刘虎译；全书由施用勤、张以童统校。郑超麟先生虽然没有参加翻译工作，但原著中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拉丁文引文及参考著作名称的翻译，都是经他审定的。遗憾的是郑超麟先生不幸于今年8月1日逝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
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同志通读了全书的译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本书责任编辑刘庸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把译文质量关，弥补了译校者的一些疏漏并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对人名和术语进行了统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在本书版权的联系过程中，得到英国汉学家、利兹大学教授格雷戈尔?本顿（GregorBenton）博士的帮助，在此我们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有关国际共运著作的专业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在国内首屈一指。我们在该馆工作人员阎虹女士的帮助下找到了本书部分俄文参考书并据此纠正了原书中英译俄文著作引文的一些讹误，从而提高了中译文的质量；另外，在核对中文版《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引文的工作中，阎虹女士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在此谨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英文原著各卷的书名是独立的，并没有总书名。中文版根据各卷书名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将其定名为《先知三部曲》。
本书的翻译工作工程较大，且延宕数年，尽管全体译校者和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尽心尽力，但译者才疏学浅，能力不逮，疏漏之处，恐怕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予以指正。
译者
1998年11月28日
于北京西单西斜街
20世纪重要的政治传记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
对我来说，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的托洛茨基生平是这一年*激动人心的读物。毫无疑问，这部传记肯定会列入用英语写成的*秀的传记之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拉汉姆·格林
他（伊萨克·多伊彻）比以往任何一本书都更准确、更详尽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的这部传记对任何一个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的人都是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 J. P. 泰勒
（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养成了贯穿余生的对政治传记的热爱。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
作为波兰共产党中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多伊彻通晓德语和俄语，熟知拉丁文化，又是个英语写作的能手。……其他的历史学家更多地把苏联的历史保存在自己的政治记忆里，与他们相比，多伊彻则客观地评价它，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既想到它*初的宏伟，也预料到它后来的腐败。他从来就没有失去信心，认为1917年的革命动力终将从驾驭它的命运中恢复过来，并以自由而告终。
——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为人所诟病的一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并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决于夺取政权时是否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而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方针政策有无变化和变化的大小，更取决于它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仅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要公布各盟国与沙俄政府签订的秘密条约。当初颂扬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并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个为穷人的利益剥夺富人的政权；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戏规则，公布秘密条约，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满足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的胃口；它越过各交战国政府直接向它们的人民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面临被剥夺的俄国资产阶级被这次“政变”所震撼，就是各交战国的政府在面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厌战的士兵中引起的反响时，能不胆战心惊吗？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发动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和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给选出的多数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21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2—10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和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六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7、8月间定的，在9、10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70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6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6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邮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怠工，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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