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三辑

《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出版的主旨是为促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国宗教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同样鉴于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宗教研究不仅是美国研究，而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基础之一。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3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历史和学术综述三个部分。

徐以骅，上海嘉定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等职；担任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在国内外发表数十部（篇）学术论著。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宗教在1979年徐以骅（3）

宗教在1979年本文的主要内容曾载2016年4月5日《中国民族报》。徐以骅全球“宗教反叛”并非始于1979年，但1979年肯定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教宗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对波兰的访问，官方的理由是纪念波兰历著名的圣徒圣斯丹尼斯劳殉道900周年；1979年11月也就是美国驻伊朗使馆人质被扣的当月是伊斯兰历法1400年新年的开始，根据传统该年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马赫迪降临的日子，而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正是被许多伊朗什叶派民众奉为国家的救世主；1979年的重大事件还有不少从该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及中国包括宗教领域在内的全面对外开放，到该年圣诞夜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束。因此1979年是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年。有国际关系学者就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对传统宗教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冲击如此评价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本不应存在的世界。”Scott MThomas，“Outwitting the Developed Countries?Existential Insecurity and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1，no1（2007），p21正是1979年以如此突发和醒目的方式把这个“本不应存在的世界”带给了我们，以致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其视为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元年。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从“韬光养晦”到“显山露水”，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或称“六天战争”）可以说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使许多愤怒的阿拉伯人从纳赛尔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转向激进伊斯兰”，参见John Micklethwait and Adrian Wooldridge，God Is Back，How the Global Revival of Faith Is Changing the World（New York：The Penguin Group，2011)，p20。尤其是使中东地区的不少年轻人开始从伊斯兰主义甚至圣战神学家那里寻求身份认同和政治方案，出现了地区性的伊斯兰复兴或“觉醒”浪潮。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在1979年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上真正“登堂入室”的年份，是1979年。该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美国资深新闻记者克里斯汀·卡里尔（Christian Caryl）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奇异的反叛者：1979年及其21世纪的诞生》（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Christian Caryl，Strange Rebels：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3）中文译本题为《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林添贵译，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把当年这五大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圣战开始、撒切尔当选首相、教宗次回祖国波兰访问，以及邓小平在中国展开经济改革——串联起来，认为此五大事件分别代表了长期被压抑的市场和宗教两股力量，造成了强烈的逆反和复仇，将历史的进程转到极其不同的新方向。因此1979年被称为是使“专家狼狈、名嘴惊慌”的一年，作者认为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活在1979年这一巨大变革之年的阴影之下。《奇异的反叛者》一书虽然犀利，将不同的全球性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串联起来加以评述确实需要宏大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力，但也不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处，缺乏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整体结构。如果将专注焦点集中在宗教领域，那么从现在看来，1979年确实是在宗教上振聋发聩、承前启后的关键年份。一、1979年的国际宗教事件和运动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视为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格局的次冲击浪潮，也是对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当头棒喝。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现代神权政体，在国内扭转了以“白色革命”和“世俗自由化”为标榜的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进程；在国际上打出“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旗号，鼓吹“输出革命”，扩充其什叶派信仰版图，揭开了伊斯兰革命和当前世界“认同战争”的序幕，打乱并改变了中东世界国际关系格局和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长期走向，把伊斯兰教推向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迅速波及整个中东地区。1979年11月20日凌晨5时，400多名来自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在沙特原教旨主义教士朱海曼·奥泰比（Juhayman alOteibi）和自称“马赫迪”的默罕默德·阿卜杜拉·卡赫塔尼（Mohammed Abdullah alQahtani）的率领下，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并扣留朝觐者作为人质，号召推翻所谓背叛伊斯兰教教义并屈从于西方的沙特王室。这一占领行动持续达两周之久，造成数百人伤亡，并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地激起反美和反以色列浪潮。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就公开指责美国是此次大清真寺被占事件的幕后黑手，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也受到穆斯林学生的攻击。1979年沙特大清真寺被占事件是伊斯兰主义及其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转折性事件。阿富汗圣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阿富汗是逊尼派激进主义崛起的主场，而阿富汗圣战运动则是包括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伊斯兰圣战组织源头之一，使政治伊斯兰思潮出现圣战化趋势，并在使地方圣战扩大为全球圣战的过程中扮演着庇护所、训练营、指挥枢纽和“圣战大学”等重要角色。有“帝国的坟墓”之称的阿富汗先后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潭，阿富汗战争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波兰政治变局则代表着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另一个显例，其中1979年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次回祖国波兰访问，被认为是促成波兰政治变局的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教廷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媒体特别是梵蒂冈电台和由美国国会出资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波兰语部对波兰的舆论宣传和所谓公共外交，Daniel Hall，“Pope John Paul II，Radio Free Europe，and Faith Diplomacy，”Philip Seib，ed，Religion and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p27-56塑造了基于波兰民族深厚天主教传统而非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身份认同，长期以来为促变波兰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铺垫，而此种“信仰攻势”在1979年6月2日至10日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对其出生国波兰为时9天的访问中达到高潮。这次访问中，在各种集会上聆听约翰·保罗二世12次弥撒讲道和一些非正式谈话的波兰民众据称达1100万之众，几近当时波兰3500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克里斯汀·卡里尔著、林添贵译：《历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异变革及其阴影》，第269页。约翰·保罗二世在这些讲道和谈话中虽然回避直接批评当局，但他多次奉劝波兰人民“不要害怕”，“不要失去精神自由”，“不要在教会权利问题上妥协”，而要“加强建立在基督宗教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整个欧洲灵性上的团结”，通过强调波兰天主教会的千年历史来抵消二战后波兰共产党35年统治的影响，或用“天主教会末世论远象来取代共产主义目的论愿景”，Daniel Hall，“Pope John Paul II，Radio Free Europe，and Faith Diplomacy，”Phuilp Seib ed，Religion and Public DipComocy（New York：Palgreve Macmillam，2013），p43为波兰的政治反对派势力提供了道义上的巨大支持。不少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认为，因教宗而发起的这些宗教集会在塑造波兰政治反对派的一整套语言、意识形态、符号、组织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