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最佳诗歌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9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目前已经成为市场上站得住的品牌，《2016中国*诗歌》是其中之一。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宗仁发，男，1960年生，吉林辽源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1988年调吉林省作协，历任《作家》杂志副主编、主编，编审。省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党组成员。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追踪夸父》，评论集《陶罐·路灯·纪念碑》等。

序 诗歌批评标准：内部的与外部的

街角的花店

那些配得上不说的事物

寄居在猫先生胡须上的病孩子

永无止尽的秋葵

语言

望春风

鸡毛信

成为父亲，我需要准备什么

雨天蝴蝶

雨地

山中

剩余篇

我们这里的农村人

是风带动了光

草原

黑夜深处的生活

恋枝桃

悖论之一种

过桥

雪白的雪

道路改造

山岗

身体里的故乡

土地有它自己的脾气

散步的意义

深夜过南门

阁楼

一不小心

梦

彻夜不眠

图钉

在夜里

以水为镜

布谷鸟在远处叫唤

信札

凌晨两点

致——

他者不可知

隐私

情人正在老去

我们看不清已经很久了

黑洞

……

诗歌批评标准：内部的与外部的

西  渡

对诗歌批评的抱怨非止一日。现在我们讨论诗歌批评标准，似乎再次印证了这种抱怨的合理性：你连个标准、连个尺度都没有，还做什么批评？其实，批评的标准在每个诗人和诗歌批评家的心中肯定是存在的，无论他们是在从事创作还是在从事批评。这个标准有比较明确的部分，也有比较模糊的部分，甚至还有暧昧的部分。比较明确的部分，我认为是关于诗歌内部诸元素的部分，包括诗的声音、形象、修辞、结构、张力、风格等等。在这些因素的评价标准上，我觉得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新批评理论的传播、细读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和共识。但是，由于对这些因素的判断仍然不能脱离判断主体的主观性，因此在对一首具体的诗的评价上，诗人、批评家、读者往往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就构成了诗歌批评标准的模糊部分。不过，我并不认为，这种模糊性是一个问题，正是这种模糊性给诗人、批评家和读者的个人性留下了空间，保证了诗歌的丰富性。如果诗歌也像数学一样只有的答案，那倒是一场灾难。我所说的暧昧部分，是诗歌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部分。对这个部分的评价标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存在巨大的争议。

自新批评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诗歌批评的内部标准，把诗文本看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诗的内涵和外延被认为是同一的，也就是说，诗的目的就是它自身，诗的外延也仅仅是它自身。这种意见在一个阶段内有其合理性，它可以促使诗人虔心手艺，提高诗艺的水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中，我以为部分诗人和批评家对这一评价标准的坚执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之所以能拥有一大批优秀的诗文本，是要感谢这种作用的。但是，这种自给说也限制了诗人对世界的探索和表现的力度。实际上，诗歌在作者和读者两头都并不是自给，都和世界有割不断的联系。这个世界是诗的来源，也是它的归宿。也许，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部的标准判断一首诗是否是一首合格的诗，甚至是否好诗，但要判断一首诗是否伟大的诗，却不能仅仅依赖这样的标准。这也是艾略特的想法。骆一禾对新批评有一个评价，他认为“新批评在精密度上的问题，使它不能计量伟大与崇高”。诗的伟大与崇高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不能仅以技艺的有形标准去衡量——也许，这一有形的标准越精密，离那无形的东西越遥远。这无形的东西涉及诗人的心灵和精神层面，它充溢于诗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乃至形式，并对读者心灵产生影响。这个属于心灵的部分难以衡量，但并不是说根本就无法衡量，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衡量标准。诗人的身心是一个统一体，没有独立于身体的心灵，除了木乃伊，也没有脱离精神的身体。诗的精神部分与诗的形式的关系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诗的无形的部分可以通过它的有形部分——题材、内容、形式——在某一程度上加以衡量。在这里，诗的内容和形式作为一个活的统一体，成为生命的表现，而且保持着它和世界的广泛深刻的联系。把诗的评价标准局限于它的内部，局限于诗艺的层次，是一种割裂诗的精神和诗的形式的做法，也是割断诗和世界的联系的做法，实际上永无可能。在这一批评视野下，诗人被降低为一个拥有手艺的工匠，并仅仅以其手艺为缪斯服务，诗人心灵的作用——连同它和外部世界的广阔联系——被有意忽视了。很多大诗人、大艺术家在其谈艺录中也不断强调诗人、艺术家的工匠身份，这些都成了艺术家的工具性的张本。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诗人、艺术家说话的语境，同时忽视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在我看来，这些诗人、艺术家是针对后辈诗人和艺术家说这些话的，意在强调技艺对于艺术的重要性。事实上，技艺是艺术中可以学习和传授的部分，而属于心灵的部分，既不可传授，也难以言说，所以他们宁愿保持沉默。布罗茨基说诗人是语言的工具，但他同时强调了语言作为一个历史产物超越诗人个体的巨大能量和智慧——在语言身上，正体现着诗和世界的广阔深邃的联系。可以说，一首诗所反映的现实的广阔性和表现人类心灵奥秘的深邃程度就是评判它是否足够伟大的一个主要标准。举例来说，杜甫的伟大完全可以由此两方面得到衡量，而李白的世界虽然广阔，但其深入人类心灵奥秘的程度却要稍逊一筹，我们也许就可以据此说杜甫比李白更伟大。李商隐的诗虽然深邃，但在广阔性上却较为逊色，所以他是比李杜次一级的诗人。而有的诗人所表现的世界看起来并不广阔，譬如陶渊明、狄金森，但却以其对人类心灵的深邃把握而更新了我们对灵魂的认识，从而体现了一种特殊的广阔性。也有貌似广阔、无所不包而其实肤浅的表现，譬如那位写诗多的皇上。这样来说，深邃又成了一个主要的指标。从接受的一端讲，一首诗激动人心的程度，它影响读者的深刻程度，都是由这一广阔性和深邃程度决定的。也可以说，所谓的广阔和深邃就是从接受一端衡量出来的。在这一广阔深邃的效果面前，技艺将会消失，或者说，它和这种广阔性限度地融为了一体，成为这一广阔性和深邃性的好的体现而不再有任何外溢或遗漏的部分。这时候，诗就成了心灵的直接表现。这是的技艺，也是的内容，它们的合一成就了诗的本质，也是诗的灵魂。

从这个标准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是有其缺陷的。这个缺陷的表现之一便是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失去了它应有的广阔性和深邃性。这不是以往文学批评中所谓的现实主义，那样的现实主义，我们并不欠缺，而且正是那样的现实主义成了问题。纯诗的倾向可能造成对现实的遮蔽，“现实主义”同样造成对现实的遮蔽，也许还是更严重的遮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和来自“现实”的材料堆积。诗人的鼻子几乎触到了“现实”的墙，这是一种平面的，缺少视野、没有深度的现实。而我们真正缺少的是一种“深度现实”，以及表现这一“深度现实”的能力。这里有一个骆一禾、海子称为“原型”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能否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发现表面现实之下的内部结构，发现那些具体的细节没有说出的秘密，发现变化万千的现象中共同的基质。实际上，这一能力的欠缺只是一个后果，它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肉身尚存，但精神上已经死亡，死亡的标志便是作为一个整体阶层的现实感的消失。知识分子不但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而且失去了对现实说话的兴趣。他之于社会的有机性消失了，他和历史的联系、和民众的联系中断了。这时候，知识分子和所有被权力分割的民众一样，变成了一个脱离社会的原子。作为一个肉身，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职业身份的教授，他活着，作为知识分子，他已经死亡。中国特殊的权力——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缺少独立性。在某一程度上，中国知识阶层一直是由权力饲养着的。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曾一度为自己赢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空间，但不久这一空间就被重新剥夺。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面临同样的处境。一个原子化的诗人，他的兴趣必然也只能限于与其欲望、消费直接相关的部分，也就是他的身心分裂后所残余的物质化的部分。这是诗歌充斥无历史、无意义、无深度的细节的根本原因——诗歌的物质化源于诗人的物质化。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上万马齐喑的时代，有没有一马骧腾的可能？从理论上说，这种可能永远存在。个体是历史所创造，却并不服从于历史的必然率。在历史的因果链之外，基于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和行动终将决定其所成。杰出的个体总是因果无法解释的奇迹。大诗人永远超出于他的环境之上，这恰如杜甫所写的，“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目前这种处境，也许正为伟大的诗人准备着另一种特殊的广阔深邃的题材和体验，成为其通向伟大的台阶——深的黑暗也自有其伟大的性质，如果有诗人敢于并能够说出它。

把诗歌的标准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分裂？听起来似乎有一点这种味道。但我们提出诗歌的外部标准，乃是为了弥补仅仅用内部标准衡量诗歌的不足，其目标恰恰是纠正所谓诗歌内部标准对诗的内容和形式的分裂，对诗作为一个活体的身心的分裂。在一种更高的视野下，不存在一种评判诗歌的单纯的内部标准。诗是以语言形式表现的生命的运动，对这样一个活体，我们只能以一个身心合一的标准去评判。伟大的诗是伟大心灵的非如此不可的呈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合一的，它的精神和它的表现是合一的。技艺在这一表现中消失了，留下来的、活着的是真实的、生机勃勃的、伟大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