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3662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景再现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及伟人*成为党和国家领袖的前因后果。
★中国传记文学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
★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述*的崛起之谜。
★作者掌握了多年独家的采访资料，在增加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史料性。 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别具一格，与其他同类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读“红色三部曲”，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熟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始末、伟人*在历史关头的重大抉择、*和蒋介石的世纪之争，也就熟知了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更好地总结与展望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与蒋介石》）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红色纪实经典。
叶永烈把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历程概括为三句话：中国有了共产党——《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历史选择了*》；*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了蒋介石——《*与蒋介石》。
98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那时只有50多名党员，然而时至今日，她已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由于遮雾障，多年来竟然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中共之初！叶永烈以客观的笔调，忠于史实，写出《红色的起点》，打破这久久的沉寂，成为*部真实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纪实长篇。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个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遵义会义确立了*的领袖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战术挫败蒋介石的多次“围剿”，实现了*终的胜利……叶永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并以崭新的、特殊的“领袖史”视角，通过《历史选择了*》写出了*被选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历史必然性。
蒋介石和*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20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和*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通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和*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叶永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与蒋介石》之中。
“红色三部曲”是非常适合党员干部、公务员、机关团体、青年学生阅读的红色经典。
《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目录：
序章 追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第一章 前奏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新青年》“一枝独秀”
蔡元培“三顾茅庐”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第二章 酝酿
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第三章 初创
“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新渔阳里6 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第四章 响应
“毛奇”和新民学会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何胡子是一条牛”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山东的“王大耳”
水族青年邓恩铭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周佛海其人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第五章 聚首
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尼克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5 位代表聚首上海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第六章 成立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第七章 锤炼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张太雷血染羊城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何叔衡沙场捐躯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终于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尾 声 中国共产党历程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儿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疼！”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遵义会议20 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不再在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毛泽东与蒋介石》目录：
小 引 世纪棋局
第一章 最初岁月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国民党“一全”大会冷落了蒋介石
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政治新星”蒋介石处境不妙
蒋介石披起“红衣衫”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毛泽东专心于农民运动
蒋介石陷入国民党内部的群雄纷争之中
国共分别确立蒋介石、毛泽东为领袖
第二章 幕后密使
陕北小城保安成了红都
“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毛泽东、张学良之间架起了热线
天主教堂里的彻夜密谈
毛泽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杨虎城曾两度申请加入中共
红色密使频访杨虎城
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波茨坦”号上奇特的“随员”
国共莫斯科密谈
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的秘密会谈
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潘汉年、陈立夫会谈于上海沧州饭店
蒋介石的“猛力进攻”和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第三章 西安斗智
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张、杨终于发出扣蒋令
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古城西安沸腾了
毛泽东笑谓“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南京衮衮诸公各抒己见
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周恩来成为“西安之谋主”
拘押之中的蒋介石
中共、张、杨结成“三位一体”
苏联否认“莫斯科魔手”
斯大林反对“倒蒋”
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一眼
毛、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第四章 再度合作
蒋介石又在演戏
审张、赦张、幽张
密使又活跃起来
周恩来、顾祝同西安会谈
曲里拐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蒋介石居然要毛泽东“出洋”
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第五章 并肩抗日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
毛泽东再度成为“游击专家”
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第六章 皖南突变
蒋介石着手“溶共”
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摩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毛泽东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反“摩擦” 方针
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蒋介石“三喜临门”
你发《皓电》，我来《佳电》
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第七章 风云多变
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蒋介石想找台阶下台
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共产国际的解散如同“新闻原子弹”爆炸
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起一番风波
蒋介石出席开罗“三巨头”会议
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
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
第八章 重庆谈判
毛泽东说“蒋介石在磨刀”
妙棋乎？刁棋乎？
各方关注延安枣园的动向
毛泽东决策亲赴重庆
毛泽东的八角帽换成了巴拿马盔式帽
枣园•桂园•林园
国共两巨头历史性的握手
初次会谈风波骤起
国共谈判在山城艰难地进行着
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毛泽东临别前山城突然响起枪声
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毛泽东握别蒋介石
第九章 国共决战
《双十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
迷航的飞机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
大规模内战正“不宣而战”
马歇尔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紧张时刻发生紧张事件
毛泽东笑称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用林冲战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为“光复中共赤都”兴高采烈
毛泽东笑谓胡宗南“骑虎难下”
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55万蒋军被歼淮海
古都北平在没有硝烟中交接
第十章 风卷残云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死
毛泽东和蒋介石新年对话
毛泽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
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毛泽东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
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受到冷遇
敏感时刻发生敏感事件
“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蒋介石在上海差一点被活捉
“紫石英号事件”震惊世界
国共之战已进入尾声
别了，司徒雷登！
五星红旗的诞生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
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杨虎城将军遇害
第十一章 隔着海峡
蒋介石只能实行第三方案
蒋介石对退往“美丽岛”作了周密部署
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位
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朝鲜的枪声使蒋介石喘了一口气
毛泽东的解放台湾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迷雾
周恩来在万隆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章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第十二章 未完的棋
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金门成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争斗的焦点
叶飞透露了炮击金门的内情
曹聚仁在紧张时刻出现在北京
戏剧性的炮击金门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失误使蒋介石幸灾乐祸
毛泽东笑谓李宗仁归来“误上贼船”
曹聚仁穿梭于北京—香港—台北
“文革”狂潮时期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着手安排身后事
基辛格密访北京如同爆炸了原子弹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垂垂老矣
蒋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遗嘱
病危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
邓小平和蒋经国继续着那盘没完的棋
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 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中共一大一些重要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 世纪50 年代， 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的大帽子。不言而喻， 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 世纪60 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做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国家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她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 马林的原名) 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 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 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 年刘仁静之死。另外， 《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 年2 月12 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 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 年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 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 年6 月28 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出人意料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最初，在1991 年7 月1 日，中国共产党70 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 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 期（及第8 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 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 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 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 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 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 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 年间， 从最初的50 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 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 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 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 年1 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 ORIGIN。
接着，在2013 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 POINT DE DEPDRT ROUGE。
叶永烈
1990年5月23日 完成初稿
1998年6月7日 二稿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与蒋介石的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美国《世界日报》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 月30 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 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 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2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中。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1949年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1949年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 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 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 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1949年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 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61年， 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 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 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 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 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 支烟卷全部吸光了！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 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 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 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 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 号来的， 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 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 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
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 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 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 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 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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