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人的故事

　　作者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作品。因祖籍所在的台湾岛形状像个番薯，故岛上两三千万汉人自称“番薯人”。书中记述其家世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度过的孩提时代，重点追忆了18岁作为“政治犯”入狱一年的特殊经历。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志向，也由此引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科学兴趣。

　　张光直（1931-2001），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19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为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占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世界。更偈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前言
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朋友们
北京的生活
师大第二附小和男附中
回台
40年代的板桥
建国中学
二·二八事件
建国中学（又一章）
四六事件
监狱生活
回到情报处
内湖
回家
后记
附录一 老兵的佛像
附录二 伐檀
附录三 小人物的速写

　　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绕，又透着淡淡的哀伤。
　　——李零

　　与日本人打仗是分秒间的事，女儿怎能嫁给“日本人”！可是张我军这位青年，从哪边看也不像个日本人。不错，他会说日语，而且说得和日本人一样。可是他的北京话，也听不出来一点外国口音。人长得英俊，外祖母愈看愈喜欢。那么天真，那么用功。
　　四叔挣扎的结果，是民族主义（但是一种伪民族主义）的胜利。母亲马上被安排出嫁，嫁给一位小有钱的商人。这时候我父亲在台湾编《台湾民报》，母亲与外祖母急得团团转。不妨，这时就有朋友相助了。父亲在北京认识的台湾人不少，其中有一个鹿港人，叫洪槽，字炎秋。是当代大（旧体）诗人洪弃生的儿子。他那时在北大念书，父亲上次来北京时便已熟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便连忙写信给父亲，父亲接到信，把一切事情抛下，兼程赶到北京，与母亲、外祖母和几个亲密的男女同学商量，最后决定回台湾去结婚。为了表示尊礼，一行分两批人，到了台湾找到当时在台湾最受尊敬的绅士林献堂先生来证婚。但是没有用，四叔还是不同意，说他们是私奔，而且登报正式与罗心乡（文淑）解除叔侄关系。不过，“张大哥”和“大姐”就成了他们那一代兄弟姐妹间的英雄人物。
　　从这件事情可以想见洪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后来他父亲去世，洪老太太被接去北京，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他们在2号，靠着宣武门内大街；我们在丙25号，离南河沿比较近。洪老太太的小脚是大有名的。鹿港显然比北京管女人管得好。她的两只三寸金莲及绣花小鞋是邻居每天争看的对象和聊天的主题。洪先生的太太是东北人，姓关，是母亲在女师大的同学。还有两个人与张、洪构成北京有名的台湾四剑客，就是连震东和苏芗雨。台湾人有给日本人做官的，如谢华辉做河北的一个道尹，谢介石做驻“满洲国”大使；也有台湾人反日本的，比如张深切被日本宪兵抓过一次，还有吴某人被日本人关了很久险被枪毙。父亲和他们全都来往，来了就喝酒，他说从喝酒可看出一个人的全部性格。可惜我没有上过他这门课，但是他的意思我也能够了解。
　　给我们家影响最大的同乡，无疑要数徐木生了。在我上小学搬家到手帕胡同前后，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搬到我们家里来住，这人就是徐木生。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圆圆的脸，一身笔挺的日本大学生黑制服。徐木生说话声音很大，充满自信，见了我和我哥哥便叫，少爷！少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事的时候便向我和我哥哥宣传马列主义。我哥哥确由一个“少年”转变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大致是受了徐木生的影响。1945年，哥哥出走，进入河北平山晋察冀边区，同时也走入了人生另一条大道。在80年代，我们重会以后，有一次我问哥哥：“什么让你下决心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