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

　　明清时期，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广州口岸对外开放。在这一开放口岸有十三行商馆，虽然十三行商人身为官商，但也需交纳苛捐杂税，承担一切经济风险，还备受国内外有关势力的歧视。1822年及1843年发生了两场大火，这也直接导致了十三行的寂灭。由谭元亨编著的这本《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以历史报告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商业历史。
 

　　明、清二朝，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为开拓国际贸易求新求变，独领风骚，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然而，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多次大火，终于让他们在一片毁誉声中后寂灭。
　　而他们的后人，也不再有谁重操旧业。
　　重新认识这批民商的历史价值，破译他们的行为以及心理深层的“密码”，对今日的改革开放不无借鉴意义。为此，谭元亨编著的这本《海国商道－－来自十三行后裔的历史报告》对这一段近古史，予以了“还原”……

　　谭元亨，广东顺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IRSCL会员。曾为湘潭市京剧团专业编剧，湖南省作协专业作家。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府学会会长。获*政府奖4项，含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骏马奖、中国图书奖等及北京十月文学奖多项；《客家文化史》获第六届全国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已出版文史哲工各类著作逾150种，3000多万字，其中，理论著作《中国文化史观》、《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广府寻根》、《客家圣典》等30多部。文学著作《客家魂》三部曲、《后知青·女性三部曲》、《开洋》等40余种。纪实与史传《无效护照》、《潘氏三兄弟》，纪实文学《雷区1988》等20余种。其作品有的被译为英、法、日、朝等多国文字。曾应邀到欧美、亚非十多国作中国文学、客家文化讲演。还有《国门十三行》、《客家女》、《客家人》、《正道沧桑》等数百部（集）影视作品。译作数部。有《谭元亨文集》辑12卷。理论专著《元亨文存》6卷。

序曲
上篇
　两千年骀荡的海风
　蕃坊的兴衰
　“笼海商得法”的南汉国
　宋代的市舶亭
　大明王朝：“怀远驿”
　热兵器与十三行
中篇
　佛郎机催生十三行
　贡狮“晋京”
　十三行起死回生
　顺德人出现在十三行
　广州口岸的盛衰
　大航海时代的行商们
　为开海建立正常的经济秩序的曲折
　“外事无小事”
　乾隆登基，取消“番银加一征收”
　“天子南库”的美名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十三行VS十三行
　茶叶、丝绸与瓷器
　宁为一只狗，不当洋商首
　马尔戛尼来了
　儒商
　“乡贤”梦，纵死也难圆
　壬午大火
　大火，十三行悲壮的结局
　“南方得不到，就上北方要”
　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中国资金与劳工
　历史，惊人的相似
下篇
　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
　有“十三行遗嘱”么
　悲怆、苍凉的历史回声
　天何言哉
　也算是一位后人的呼吁吧
参考文献
后记

　　这里不想过多渲染兴王府的宏大、辉煌与豪华，我以为，刘岩等三代国主，是必也吸收了海外诸如阿拉伯、南亚的建筑风格，使之更美仑美奂。
　　然而，正是后主刘晟为了娱乐，居然“益得志、遣巨舰指挥使暨彦赞以兵和掠商人金帛，作离宫游猎”，不知先祖正是靠海上贸易发达起来的，自毁国纲，加上苛政酷刑，人心丧尽。于是，宋兵南下，人心思变，广州的百姓，把每家用以盛水的防火桶称为“宋一统”，表示民心向宋，这一来，南汉国的王气也就收尽了。
　　南汉国，在诸多史学家的笔下，似乎不值一谈。
　　一部通史，每每都几笔带过，甚至编年史上，有时都找不到，“五代十国”，只见五代，而不见十国。可见南汉国处于一个何等微不足道的位置。
　　也许它的命太短了，才短短50年，凭此，就够给史学家诟病的了，这么短命，如同秦、隋，只有贬的份，哪还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呢？就算是教训，也都不足挂齿。没有谁会对一个短命的王朝产生多大的兴趣——史学家们历来也躲不过“趋炎附势”的习性。
　　但这只是表层的原因。那么，深层又是什么？无论南越国还是南汉国，都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左右不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它们对一个泱泱大国的影响，再大也是有限的，无非梁启超所言，鸡肋一根罢了，嚼之无味，弃之可惜。史家的视线，远远到不了这南蛮之地，无论你再自以为是也没用。地缘政治，也就决定了它们在一部中国史中卑微的地位。这是无可否认的。再者，南汉国以商立国，本身就背离了中央帝国的立国之本。的确，虽说唐代儒释道均为国教，但贯穿2000多年的治国思想，还是道德至上，仁义至上，这是农耕文明所产生亦所依赖的文化传统，几千年定位不移。一个偏安一隅的蕞尔小国另搞一套，本身已大逆不道了。公正严明的史笔，岂可为它多著一字？长期以来，我一直呼吁对南北朝时期的广东，对五代十国时期的广东，多加力气予以研究，是痛感这两段时期里，对南方历史的发掘实在是少之又少。南越国因有一个南越王墓被发现，到底还出了不少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有相当分量的著作，可南汉国呢？迄今尚未见有什么研究专著出现，甚至连几篇像样的论文也找不着。多，是对当年的兴王府建筑有点兴趣。可兴王府早已灰飞烟灭了。
　　时至今日，我仍不时在当年兴王府即整个广州的地面上寻找它的遗迹，可除药洲残址外，当说一无所获。当初偌大一个富贵王朝，留给后人的莫非只有一个幻影么？人们只能从片言只语的记载中，去重构这样的幻影么？然而，有谁会认为，正是这个短命的王朝，给后来的大宋帝国以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其经济政策及立国思想，宋神宗这位著名的皇帝，都迫不及待地要总结南汉国的经济建筑的经验，颇为惊人地归结为“笼海商得法”、“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令臣子们好好反省。
　　宋代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包括大兴水利、大开海道，无疑都是得益于南汉国的启示，从而让整个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整个国家的生产总值超过盛唐的几倍，使这么一个军事上颇为懦弱的王朝，无论怎么赔款也照旧富得流油……而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应是从此开始。
　　一个近代的中国，似乎已在孕育之中，而毋需以明代屯门之役，由冷武器转换为热武器交锋为界限。很遗憾，时至今日，尚无人好好去研究——南汉国如何“笼海商得法”，从里“内足自富”的呢？进而言之，从哪里切入，去研究南汉国的富国之路？而这富国之路，得益于怎样的经济政策？海洋政策？……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其意义当超出国家。“以商立国”，这是不少发达国家的国策，连前美国总统柯立芝也宣称过：“AmericanBusinessisBusiness.”（美国的国务就是商务）我们今天也认为：无商不富。
　　P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