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4880
1.传奇作者，毕生积累：孙隆基先生是华语世界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中国
文化的深层结构》早已家喻户晓，深刻影响了几代读者。
2.专为华语读者打造的全新世界通史：《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孙隆基在其多年教授
“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
3.全球史视野颠覆传统世界史叙事，跨学科方法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一部充满真知灼见
的典范佳作：《新世界史》突破民族国家窠臼，摒弃西方中心论，立足全球宏大视野，重谱世界历史进程，进而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本书为数十年来华语世界世界史作品中的典范佳作。
4.赶走陈旧的世界史知识盲点，更新你的世界观：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
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丰富国人的人文知识结构。
5.《新世界史》 “新”在哪里？
◎新视角：摒弃以“民族国家”历史为中心、由点到面连缀成世界史的固有思路，以全球视角对各文明的有机联系与互动进行跨区域的总结，呈现三维立体的历史图景。
◎新史观：驳斥目前占据世界史写作主流的“西方中心论”，用“多中心论”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
◎新方法：超越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思路，用跨学科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学、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新材料：丢弃传统说法和过时材料，在*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成果基础上进行全新解读。
◎新写法：摆脱史实的简单罗列，每章由问题引出，采用申论的写法，逻辑性强，引人入胜。
6.《新世界史》第2卷的精彩创见：
•正是丝绸之路使得汉与罗马互称“大秦”
•基督教与大乘佛教乃同一个希腊化文明的产物
•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之分水岭”的谬误印象
•匈奴推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雪崩效应，是“四大帝国文明带之解体与古代世界之终结”的殡葬师
•首度将欧亚大陆上四个古代帝国——秦汉、贵霜、安息、罗马——贯串成一条文明带，作为古代世界的*终也是*格局
•颠覆传统印度史诠释——佛教非但不是革印度教之命，而是国教地位被后起的印度教结束，在地域上则是北印度平原的“中国”终于压倒东方的“大摩揭陀”（佛教的诞生地）
•将印度史“世界史化”的是它的外部联系——世界史“后匈奴时代”在印度表现为帝胤族的兴起、伊斯兰从西北角的侵入、密教化的佛教从孟加拉传入西藏、南传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南半岛。
《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写成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全新世界通史。
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研究的*进展。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界通史，旨在改变华语世界此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为华语世界提供更适合阅读、理解和传播的世界史读本，更新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丰富国人的人文知识结构。
《新世界史》堪称由华人学者专为华语读者著述的全球通史，将零散的世界史知识贯通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历史图像，是今天的读者重新认识世界的读物。
第2卷重点讲述了几大文明地区在中古时期的发展和变化：秦汉帝国、东西罗马帝国、阿拉伯人缔造的伊斯兰国家、斯拉夫世界以及印度独特的发展脉络等，为我们梳理了多种文明模式，提出“正是丝绸之路使得汉与罗马互称‘大秦’”、“匈奴是古代世界的殡葬师”
等众多创见，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的谬误印象，颠覆传统印度史诠释，极具颠覆意义。
《新世界史》全书共3卷，第3卷即将出版。
总序 《新世界史》之“新”
第2卷章节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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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横贯旧大陆的文明链带：四大帝国与丝绸之路
首度将欧亚大陆上四个古代帝国—秦汉、贵霜、安息（第二波斯帝国）、罗马—贯串成一条文明带，作为古代世界的终也是格局。在此带上，亚历山大开拓的希腊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不同程度地笼罩了罗马、安息和贵霜，后者因是中国边境的产物，故与中国的影响交叠，中国此时则置身于希腊化之外—张骞通西域，却与希腊人的大夏王国失之交臂。本章着重比较了东西两端的秦汉与罗马帝国，不同于前者是人类成功的帝制，后者是背负沉重的共和制包袱的帝制。罗马帝国的扩张同时是公民权的延展，基本上不同于秦帝国的“削平群雄、一统天下”。丝绸之路中段的贵霜是曾与秦国为邻的月氏人所建，他们在丝绸之路上将中国人打造成“秦人”(Chinese)。然而，中国人将该带另一端的罗马亦称为“大秦”，似乎视作自身的一个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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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弥勒与弥赛亚：普世救主型宗教的诞生
前章已替一个欧亚文明汇通的新时代提供了背景，本章处理的正是这个改变了的世界，已异于前卷第十四章《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各文明各自为政的精神创造。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希腊化推展至中亚。希腊化在地中海替“希罗文明”铺路，从波斯到内亚与印度一带则与各地因素融合为“希亚文明”。希腊化时代盛行救主论，中亚与印度的希腊化政权融合希腊、波斯与印度的影响，将原始佛教转化为弥勒崇拜。在另一端，一个期待“弥赛亚”的希伯来信仰在罗马帝国内经柏拉图化，永生秘仪化，并逐渐被纳入帝国经历“3 世纪危机”后建立的国教框架，成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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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帝国毁灭：匈奴乃古代世界的殡葬师
本章处理的是四大帝国文明带之解体与古代世界的终结，论证匈奴为其殡葬师。中华与罗马同在第3 世纪经历了一个“三国时代”，罗马较中华修复得快，其短暂的后续生命也较长，但总的来说，罗马到后来却彻底散架，中华帝国的框架则延续到现代。颓败的古中华帝国头顶蒙古草原，故首当“五胡乱华”之冲，耐人寻味者是下一个轮到离欧亚大草远远的罗马帝国。究其因，在4 世纪末来临的匈人推动了欧洲民族大迁徙的雪崩效应，亦将未迁徙的哥特人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山北大帝国（却非草原帝国）。哥特人自3 世纪以来即成罗马之大患，匈人既统合之，亦约束之。453 年匈人帝国瓦解，哥特人的约束顿失，西罗马亦于476年收场。造成世界史上匈奴行踪成谜者，乃因历来对四大帝国链带中段的忽略。迟在5、6 世纪，“白匈奴”犹危及第三波斯帝国（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它造成笈多的覆灭，萨珊则与突厥人合击而终结此患，欧亚大草原的匈奴时代遂让渡于突厥时代。萨珊与东罗马该两“古代残余”则留待阿拉伯征服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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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非洲自身的古史形态与后古史途径
暂时打断传统“上古”至“中古”的进程。这其实是西洋史中心的进程，应用在非洲史枘凿不入，唯世界史的通盘视觉有此排序要求。北非是地中海史的一部分，然而古埃及这个角落在前半段属于西南亚史的成分多一些，是希腊与罗马的征服将其转移至地中海史区块。另一方面，古埃及史一直都有朝尼罗河上溯至非洲内陆的流向，这流向遂延伸为努比亚的历史，从努比亚横切撒哈拉南沿走廊可抵西非，但西非的文明发展或许有本地的因素，是从这里出发的班图人南迁将语系扩散至整个漠南非洲，却不排除文明因子（尤其是锻铁技术）也有从尼罗河南下的可能性。史前的黑非洲得天独厚，乃人类的诞生地，但进入历史期，黑非洲生命力之旺盛却发挥在病毒滋生上头，其地理构造亦不利其处身于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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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未能走出古代世界的哥特人
从根本上纠正“日耳曼人攻灭罗马乃上古与中古的分水岭”之谬误印象。与罗马后命运休戚与共的是哥特人，在后世的语言学中被归入“东日耳曼语”，但古罗马人称莱茵河外的异域为“日耳曼尼亚”，多瑙河外的异域为“哥特亚”，泾渭分明。自3 世纪上叶开始，多瑙河防线益形重要，该边防成为帝室与柱国大将军的诞生地，得以“多瑙集团”名之。因边疆之戎狄化，故罗马晚期的中枢已不辨罗马人或戎狄，只辨我方与对方。帝国晚期史上的“匈人插曲”是将罗马的哥特边患统一起来对罗马进行敲诈，待匈人帝国瓦解后，其中枢的哥特分子转移阵地至西罗马的中枢，他们扮演“后的罗马人”，将其弥留期撑至476 年。哥特人之未能开创出后来的欧洲，乃因其泥足深陷于古代末期的神学论争，彼等宗奉君士坦丁大帝后期皈依的阿里乌派，但哥特人在378 年亚德里亚堡战役杀死罗马皇帝后，其继任者即独尊君士坦丁大帝前期的尼西亚信条，造成后来的哥特人虽然入主罗马，却与罗马人产生“认同冲突”，还不如后来西罗马彻底腐烂后给非基督教的西日耳曼人更大的发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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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西罗马的继承权落于谁家？
东日耳曼人（哥特人）既与古罗马同归于尽，开创后来西欧新局的角色就落到了西日耳曼人头上。盎格鲁- 撒克逊人已于410 年侵入弃守的不列颠尼亚省，地过于边陲，不足扭转乾坤，紧要的是4 世纪至5 世纪陆续渡过莱茵河的法兰克人，他们迅即改奉罗马宗，并与原高卢省的罗马地主打成一片，日趋拉丁化。当西罗马帝国消失后剩下的罗马国教（即罗马教廷）有需要复苏“西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就雀屏中选，两者形成新轴心，成为欧洲的胚胎。在此过程中，英伦三岛的“远西基督教”扮演了既替教廷在此偏远角落守住家业亦与它竞争的双重角色。英伦三岛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法兰克令主查理曼的“卡洛林文艺复兴”，该运动打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认同”之功远胜于仍处于拜占廷阴影下的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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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东罗马朝向“拜占庭邦国”的蜕变
上卷曾将罗马的成长分为拉丁平原期、意大利半岛期、第勒尼安海期、西地中海期、全地中海期。待其收场，帝国后萎缩至多瑙期，乃古代的天鹅曲，却是拜占廷的序曲。帝国后仍守住的多瑙防线涵盖了巴尔干半岛与黑海左岸，正是此后千年国都君士坦丁堡的拱顶。君士坦丁堡是守到了后，但邦国的样貌与性质都一直在变，好像一个正在退潮的古罗马在地中海沿岸各滩头上不断遗落的零落闪烁的滩漥；有一时段，拜占廷甚至考虑迁都迦太基与西西里，何云“东罗马”哉？其性质摇摆于岛屿化与非地中海化之间；它纵能长期把握住巴尔干与小亚细亚两半岛，也经历从腹地退守海岸至光复腹地后又弃守，至其后期遭十字军与奥斯曼肢解，不断变形有如万花筒，如此邦国形态在世界史上实属罕见。古罗马晚期的国教化致力于统一思想，却酿造分裂，君士坦丁堡依违于罗马的三位一体论与东方的基督一性论之间，将东方推进了伊斯兰怀里，神的完整性后来在中央递变为销毁圣像运动。力挺三位一体论的西方拉丁教会终与其闹翻。在9 世纪，拜占廷收复并同化斯拉夫化的希腊半岛腹地，其传教攻势亦指向大莫拉维亚，后虽败给拉丁教会，其发明的斯拉夫教仪则有助赢取保加利亚与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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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阿拉伯人缔造了“伊斯兰之居”
古罗马“3 世纪危机”时出现了三国，其一即为阿拉伯人所建。在这个角落，“古代”之终结有待7世纪阿拉伯人乘伊斯兰卷土重来，它淹没了拜占廷的四分之三，鲸吞了整个萨珊帝国，建立了一个从波斯湾到大西洋的哈里发（先知的代表）政权。在创业之始，先知的圣裔即被排挤出领导阶层，形成伊玛目传承的地下政府，即什叶派，与称作逊尼派的哈里发政权对立。此外，倭马亚哈里发( 白衣大食)主要是阿拉伯占领军，与被占领的伊朗人有矛盾，后者即与什叶派合流，推翻了倭马亚，建立阿拔斯政权( 黑衣大食)。其政权之始，虽然西部疆土开始脱落，在东部却扩张至中国的“西域”。“伊斯兰之居”往更外圈之扩张则受阻于拜占廷、法兰克王国、吐蕃帝国、可萨可汗国与北印度的帝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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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在阿拔斯朝初期，大食帝国进入文化的全面昌盛，首都巴格达设立科研中心“智慧之家”，酝酿世界中古时代的科研革命，它综合了两河古文明与希腊化的科学遗产，且受助于印度的数学与中国的造纸术。但同期也是伊斯兰圣训学和圣律派结晶的时代，事后证明两个黄金时代只能存活一个：宗教压倒科学。这是后话，当时，随着巴格达中央的衰微，科研与文艺创造扩散为多中心：从科尔多瓦到开罗到河中地区—后者更成为“伊朗文艺复兴”的场址，乃久经阿拉伯霸权压抑的伊朗文化之复苏。巴格达的衰世亦正值伊朗人与什叶派到处夺权，但此趋势迅即为伊斯兰的生力军之来临—东有突厥人、西有柏柏尔人—所逆转。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健将。柏柏尔人将伊斯兰传入了西非。突厥人却继承了大食帝国与“伊朗文艺复兴”，产生“突厥—波斯型文化界”的新综合，成为后来伊儿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帝国文化模板。大食之衰，在另一意义上，是“伊斯兰之居”挣破与大食帝国之同域性，向外传入欧亚大草原、南亚与漠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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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西欧列国的诞生
这必须从“后卡洛林时代”讲起：查理曼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未来德国与法国的胚胎。待其衰世，欧洲三面受敌—东方之马扎尔人、北方的维京人、南方的摩尔人（穆斯林）—查理曼的子孙无力防御，欧洲有待新领导，时局呼唤新欧洲。10 世纪时，东法兰克疆域的奥托大帝后解决了马扎尔之患，成为新的神圣罗马皇帝，唯当时罗马教廷已腐烂，无法配合重建新的普世帝国，此大业固促成德意志的诞生，却使德意两土长期无法凝聚；在西法兰克之地，成功地堵住维京人袭击的巴黎伯爵一脉则另立法兰西王统。维京之灾亦令英格兰的七国合并成一国，在诺曼底定居的维京人后来跨海峡接收了这个国家，乃今日英国之始，亦造成英法长期连体，如德意一般纠葛不清。另一个“诺曼人征服”发生在意大利半岛南部，他们驱逐了摩尔人，却进一步攻打拜占庭；比较有后效的建国运动是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的“光复运动”，其南进蚕食穆斯林之地，打造了今日西班牙、葡萄牙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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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斯拉夫世界的形成
斯拉夫人于6 世纪出现于拜占廷的视野，跟在阿瓦尔人后面造成边患，阿瓦尔人与其关系仿如匈人与哥特人的关系，亦即是自身从历史中消失，却替仆从做嫁衣。阿瓦尔人为了便于统治，甚至将斯拉夫语标准化为普通话，阿瓦尔退潮后，整个东欧露出的是一片斯拉夫荒滩，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史上罕见，亦不知其来源。斯拉夫人的早期史是一堆谜，早期的大国“大摩拉维亚”的地望至今不明。我的猜测是喀尔巴仟盆地，盖其为马扎尔人所灭，而正是这个匈牙利把斯拉夫人切成了西与南两支。西支的波希米亚加入了神圣罗马帝国（日耳曼系），波兰则直接透过罗马教廷皈依基督教，避开了日耳曼瓜葛。南支进入希腊半岛的则被拜占廷化，在巴尔干北部的保加利亚则是臣民将突厥主子斯拉夫化。斯拉夫史还牵涉到他们是否不善于建国的问题：今日俄国的源始正是东斯拉夫人邀请北欧人（维京人）替他们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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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印度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印度史连“上古”都不典型，遑论至“中古”的过渡。印度的“枢轴时代”的前段还处于前文字时代，至四大帝国并列之世，贵霜却是跨内亚与北印度的非本土王朝（非典型），它成为佛教往大乘转化的容器，其中多杂有希腊化与伊朗因素，已如上述。佛教自身则渐去印度化而成为丝绸之路的宗教。在贵霜尊佛之前，佛教已成为孔雀王朝的国教，它产生自摩揭陀文化土壤。它的衰落彰显于继贵霜而盛的笈多王朝，此时梵文化与古吠陀信仰卷土重来，造成印度教的“古典时代”，却是以两大史诗和《往世书》重新界定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它从这些典籍中发展新的救主，作为虔敬运动的膜拜对象，以便抗衡佛教与耆那教。这个新
婆罗门教亦吸收了后两者吃素的信仰，却反过来用它作为判别种姓高低的准则。印度教在南方的得势，亦将非雅利安的女神崇拜容纳进来，导致蔑视躯体的古印度信仰朝性力崇拜方向蜕变，终于演变成崇拜秽物的密教，它居然可与根植于污染恐惧症上的原婆罗门信仰共存在同一个“印度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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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如何将印度史“中古化”
颠覆传统印度史的诠释：佛教非但不是革印度教之命，而是国教地位被后起的印度教结束掉，在地域上则是北印度平原的“中国”终于压倒东方的“大摩揭陀”（佛教的诞生地）。这个趋势具体表现为后笈多时代的曲女城帝业，与它平行的是“中国”地区的婆罗门霸权的巩固以及首次进军先前未抵之域。大有助此发展的是古代“刹帝利”在中古的帝胤族身上获得再生。帝胤族的兴起关乎“白匈奴”的入侵，而“匈奴时代”在文明地带的沉淀是将世界史分期划一化的一把戒尺。继之是伊斯兰的入侵，伊斯兰乃“世界中古史”现象，在印度则演绎为代“中古前期”的帝胤族而兴的“中古后期”。其三为佛教密乘之传入吐蕃，成为今日西藏文明的底色，吐蕃帝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帝国一般，概属世界史中古阶段。其四是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南半岛，以缅甸为中心，渐成为该半岛（除越南以外）的文化底色，而缅人南下中南半岛则是公元1000 年前后的事情。此外，世界史至中古时代方出现南洋的“大印度文化圈”。
（一）总序 《新世界史》之“新”
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是过去吗? 对象已不在眼前，今人能做的顶多是拼凑过去的一鳞半爪，做“局部”的复原。我们掌握过往时代必定不如当时人，正好比一个外国人不会比本国人更了解其地一般，这难道不是自明之理吗?
我在这里郑重地指出：这个庐山中人方识此山的观点是错的。一个古埃及的村民不会知道同代有巴比伦；法国大革命在里昂进行期间，里昂人对巴黎革命的讯息会比今人少。事实上，当时人所知比我们还要“局部”。只掌握了“局部”之不足感只是我们统摄性意向的投射，如追求永生一般，把上帝式的全知当作终极理想，即使拥抱这个理念，比起古人来，今人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族。统摄“古”者是“今”，“今”之不存，“古”将焉附？这个“今”越往后移、离“古”越远，能花在将“古”这张意义锦缎的纹路编织得更精致的功夫就越多，因此，历史（过去）不只需要“新”，它需要“日新又新”。
在这里，亦必须纠正自然科学已进入范式阶段、史学仍局处每个时代各说各话的前范式阶段的误判。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这也是《新世界史》之所以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开其端，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之日趋干旱，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这个“复合带”是闪语系的原乡，它从两河古文明之曙光期即渗透美索不达米亚，从“复合带”喷发出来的晚近一波即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征服。有春耕秋收的农耕民方需要年历，放牧民观月之朔望即可。古代近东出现过世所罕见的太阳国埃及，但今日却是伊斯兰的新月旗插遍近东一代。
将古代近东建构为一个单位之余，本书用“卫星定位”将它定位为伊朗高原的西缘，其东缘则为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于是伊朗高原变成了范围更广的链扣；高原东西两侧是古代近东式的旱作农业，简称之为“麦与羊的文化”，它与印度河流域的关系正如环两河山侧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但古印度文明后来似乎又被多盖上了一层。如今雅利安入侵印度说已动摇，那么一个更稳妥的古印度文明二次奠基说就是长江流域的“米与猪的文化”的入侵；如此看来，印度次大陆成了远古文明的中分线，也是会师之地。
此处显示：不做跨地域的链接，只就地域论地域，那么，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即使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远古的华北不能脱离欧亚大草原的关系，华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国文明起源论之一环，也可以是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源头。南岛语系则是后填满地球的族群，凭的是殖民大洋洲——一部比哥伦布更伟大的史诗。中国文明起源论不该变成画地为牢。
从地貌观之，西半球是东半球的对立命题(antithesis)。后者的文化传播乃横向传播，西半球的传播是垂直型的，需跨越不同气温带，导致文化的传播受到阻滞。这个东西两半球的对立命题后来也被作者用在非洲史上，指出：非洲的北半部是“东半球形态”而南半部是“西半球形态”，但非洲的问题是：北半部地貌虽具“东半球形态”之利，却是世界上的沙漠！至于美洲，整体相对欧亚大陆来说是“西半球形态”，但在自身范围，北美洲却是内部的“东半球形态”而南美洲则是“西半球形态”的典范。今日地球的南北对立等同贫富两级化是历史与地理的合谋。
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历来写“波希战争”都站在希腊的立场，波斯变成希腊史的半影部。本书改从波斯帝国的角度透视“波希战争”，也给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提供了一个亚洲的纵深度。当时中国还未递秦汉大一统，亚历山大先到达内亚，张骞于两个世纪后方抵此地，把这条欧亚横贯公路接通。到了这个转折点，世界史的全球化视野就开敞得多。
这个尖峰时刻酝酿已久。在公元前6世纪，所谓“人类史的枢轴时代”已进入高速挡，欧亚大陆的几个中心分别原创了后来普世化的思想体系，在这里，还看不出跨地区影响的痕迹，因为它们的基础性设定大异其趣。“枢轴时代”为人类设计了新型号的文明，老一代的文明没有跟上的就被淘汰了。亚历山大开展的希腊化时代将“枢轴时代”的某些因素提炼成普世救主型的宗教。排在第2卷中的《弥勒与弥赛亚》一章分两截来说明此现象：在“希亚文明”项下，它叙述从中国边境迁徙至内亚的大月氏建立的贵霜帝国，它跨内亚与北印度，融合了原始佛教、伊朗祆教、希腊化时代的救主政权以及人体塑像，发展出贵霜型大乘佛教（即进入中国的北传佛教）；在“希罗文明”项下，则探讨以色列子民对民族救星的期待在罗马帝国的容器内被柏拉图化，同时向个人追求永生的希腊化秘仪模式靠拢，后被纳入罗马国教的官僚体制，形成一个簇新的基督教会。与这个精神发酵配合的则是由秦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组成的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链带，以及将它们串起来的丝绸之路。
古代帝国链带受到草原带的冲击而瓦解，乃世界古代史终结的一把统一量尺。这里暗含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historical topology)。它在匈奴、突厥、蒙古这三个草原霸权（也是三时段）的东西流向中勘测其历史走势：一般来说震央在蒙古草原，该地的草原帝国多诞生于对中华帝国的挑战，这类草原霸权较次要的右翼恒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地区”为中心，它是在蒙古草原的政权失败后退据之处，算是备胎；从七河地区，由东方败退的草原势力可建立次级帝国，亦可进一步越过楚河，图谋“河中地区”，南窥呼罗珊；如遇到伊朗文明带的阻力和来自后方其他游牧族群的压力，会直下印度，或北走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岭隘口，进入欧洲，至匈牙利而抵欧亚大草原的极西端，再往前走就是森林或农田了，故亚洲游牧民在入欧后多以匈牙利为大本营（前后三次是匈奴人、阿瓦人、马扎尔人，后者即今日匈牙利人）。蒙古旋风将有专章处理：蒙古人并非在中国边界上碰了壁才西窜的，而是主动西征，但其波涛汹涌的河床是同一道。
“欧亚大草原的历史拓扑学”之雄图还不只限于阐述欧亚大草原与南方文明带的互动，而是在世界史的写作中首次探讨北方寒带林木地带与欧亚大草原的历史生态学：纵观上下数千年，草原早期的霸主是印度欧罗巴族群，彼等乃早驭马驾车、胡服骑射者。阿尔泰族群原本可能是“林中百姓”，他们走出草原，从印欧人处学得马政，并挟蒙古草原为草原之冠之优势，逐渐将印欧人逐出草原，使欧亚大草原成为阿尔泰语系的同义词。被匈奴驱至欧洲深处的阿兰人与哥特人可能不是后的一批，在欧亚大草原中段的残余有可能苟延至6世纪。
这个草原带的换防滥觞于匈奴时代末，匈奴从汉帝国边疆遁走后，音讯渺无，后来猛然如天兵天将般空降在欧洲的地平线。这是由于世界史冷落了萨珊帝国与笈多帝国等欧亚大陆中间地段，付出的代价是使匈奴史成了谜。匈奴在2世纪下半期至3世纪的行踪仍不明，盖2世纪时贵霜帝国仍健在，堵住了草原民族南下之路。至3世纪上叶，在波斯，更强大的萨珊王朝取代了安息，并归并贵霜的西部与北部，匈奴南下更为其所阻。至5世纪末，萨珊与贵霜的后继者笈多帝国双双颓败，“白匈奴”之炽焰遂现于世界史的屏幕，此集团可能包含印欧族的残余，其攻势导致笈多帝国的覆亡，萨珊人唯有与崛起中的突厥人连手始将其解决掉。本书因此纠正了一个视差：匈奴在中国边界上碰壁后，不是一味地往西进入欧洲，他们的活动震撼了整个欧亚文明带北疆全线，“匈奴时代”的落幕不在欧洲，反而是在欧亚大陆的中段。匈奴时代落幕之处，正是突厥人时代序幕之地。
罗马帝国其实离欧亚大草原远，但除了汉帝国之外，却垮得早也彻底。这是因为来自草原的巨浪与罗马的长期边患汇流。罗马在被匈奴海啸冲刷的前后，需对付的边患都是从事农耕的哥特人，匈奴在欧亚大草原西端末梢——牧草面积只及蒙古草原百分之四的匈牙利——建立牙帐，曾一度将这个传统边患组织起来，成为阿尔卑斯山北的大国，它之迅速瓦解，却造成罗马之末运。在罗马末世，是用御用的哥特人抵御北疆的哥特人，残局也是由这些忠心的哥特人支撑的，他们后变成罗马的“中央”，罗马从历史中淡出，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扮演“罗马人”，并非传统教科书所谓“日尔曼人南下灭亡罗马”,如果还将日耳曼人误认为草原民族，则荒天下之大谬。
至草原史中后期，在西部始有芬匈语系（乌拉尔语系）从寒带林中闯入阿尔泰语系的天下，但未能摇撼后者的霸权，且为时较晚。过了数百年，文明地带亦开始夹“火药帝国”之威对草原甚至林木地带进军，草原带与定居带间之形势对比丕变，意味着前者终步下世界史舞台。这些议题将穿插在第2、3卷里。
《新世界史》的全球视野概如上述。第2卷写作艰辛的部分是“中古的印度”，比处理陌生的史料更艰辛的是构思：一方面需凸显印度史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用它来纠正传统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框架之滥用所造成的误差，另一方面仍须将它纳入“世界中古史”。古印度河流域文明没有出土铜范，它的青铜器是靠发达的国际贸易进口的，它也具同代文明间的都市规划，却因没发现可破解的文字而被归入“史前”，待早期印度史迈出这个既是“史前”又是进口的“青铜时代”、进入雅利安的“铁器时代”后，因都市的没落，历史分期法反而倒退回新石器时代的以陶器类型为准则。
此后，印度史固然参与了普世性的“枢轴时代”，但印度至公元前3世纪始出现书写，故印度这个“枢轴时代”有一大半是在“史前”进行的。出现于“枢轴时代”的佛教与耆那教等因被套用了西洋史模板，常被曲解成马丁•路德与加尔文对婆罗门“国教”的改革。其实它们是替后起的“印度教”铺路。佛教反而首先成为印度帝国孔雀王朝的“国教”。古婆罗门教杀生献祭、可吃肉，在佛教与耆拿教的“戒杀生”的攻势面前，转而力主素食，却将荤食者“贱民化”，将原本倡非暴力以扬众生平等的教义用来强化种姓制度，故印度教是一件将佛教与耆那教反过来穿的衣服，而后两者在某意义上乃印度社会种姓化的共犯。耐人寻味者，从笈多帝国（320—550）开始，女神崇拜、性力崇拜、将秽物神圣化的密教渐成为印度的新浪潮，一度经不食人间烟火化的改造，对“尘世”污染畏惧的印度教这件衣服又朝身体化方向再度被反过来穿。相对世界各大宗教的轮廓鲜明，印度教倒类似一个各类怪鱼的养殖场，演变为普世性宗教的佛教是“去印度化”的。
印度史的内在逻辑好比一个目前所知的物理定律停止适用的重力奇异点(singularity)，但任何跳脱西洋通史的“上古—中古—近代”模板之重力场的其他地方（包括中国）都是重力奇异点。果真这样，那么我们的“新世界史”不如索性往东一、西一块互不关联的“旧世界史”书写逆退。摆在“新世界史”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尊重印度史内在逻辑的条件下将这段印度史“中古化”？本书的策略仍然是新世界史思维：伊斯兰乃公元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一千年前后，突厥人终于突破阿拉伯征服被长期局限于西北隅的僵局，长驱直入北印度，将公元个千年印佛两大系对立局面转换成近一千年印伊两大系的对立局面。也在公元一千年前后，密教化的佛教在印度本土灯灭前的后据点孟加拉传入西藏，成为后者的文化认同；在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南传佛教开始成为除越南之外的东南亚文化认同。“中古”时段也目睹印度变成一个逐渐组成的印度洋经济的一部分。
传统的世界近代史的重头戏是西方的崛起，《新世界史》将探讨在西方缔造的世界经济之形成期，中国这个先进的超巨型市场有否扮演了压舱物之角色?它能否证实“唐宋变革论”之宋代中国乃世界近代化早春的命题?还是该印象乃20至21世纪之交中国成为美国的债主地位的回溯性投射？如果这个修正主义能成立，它将大幅度改写传统西洋近代史的海洋中心论，将其往海洋与大陆互动的方向调整，不再单方面强调西方的尖兵角色，而忽视了中国和印度的诱发、后勤和压舱作用。这个改写是否成功，得视《新世界史》末卷付出的心血。
孙隆基
2015年9月23日
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复印件，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
——许纪霖
说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当年我只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就“如获至宝”。那时我是一个乡村中学的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傅国涌
欧亚大陆的大动脉：丝绸之路
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未形成前，草原民族已用草原之马交易中土之丝，待秦朝连贯各国的边墙形成一道长城，交易始集中于关卡。秦北方边防以匈奴为大敌，故作为战略物资之马匹多与月氏交易所得。
丝绸之路大动脉成形于公元前3 至公元前2 世纪之间，是亚历山大东伐波斯、抵达内亚，稍后汉朝与匈奴大战，将统一战线亦伸展至内亚，方造成接轨。在丝绸之路的早期史上，月氏人仍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们建立的贵霜帝国构成此大动脉的中间环节。月氏之崛起约与安息帝国同时，两者亦很快成为贸易伙伴。
问题在于：安息与罗马乃长期交战国，丝绸之路遂出现分叉现象，终另辟海上丝路之蹊径。
在欧亚的东西大动脉未就绪前，地域性的微细血管网络应早已存在，而且它们多分布于跨文明地带。在东端，它们散布于草原游牧民及其毗邻的绿洲聚落之间，后者即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邦。当伊朗、印度与中国等大国对奢侈品的要求骤增，长途跋涉的跨国商旅即成为常态。印度商旅前赴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购买中国的丝，中国商旅则至该地购买印度的香料，而于阗的玉亦供应中国的庞大需求。
在西端，北阿拉伯的帕密拉（Palmyra）与佩特拉（Petra）等绿洲市集早于亚历山大之东征，而由安息人建立的杜拉- 欧罗坡斯（Dura-Europos，详后）则兴起于丝绸之路形成之前。
除了这几处希腊化世界（后来则是罗马）与安息帝国接壤的绿洲市镇外，阿拉伯半岛也加入这个跨地域贸易网。地中海区自古即从该半岛南部收购乳香（frankincense）和没药（myrrh），用于宗教祭祀与殡葬，其需求不亚于中国对玉的需求。
其供应地之阿拉伯半岛南端，古有示巴（Saba or Sheba），后有希米叶尔（Himyar），皆在今也门之地。该地的商旅很早就掌握了印度洋的季候风规律，往返印度，从该半岛西南岸进口肉桂、胡椒以及各色芬芳的松脂，售予地中海地区。罗马人原初不知，以为是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土产，待罗马征服埃及后，帝国治下之商人开始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掌握了季候风规律，直接用红珊瑚和玻璃制品交换印度的香料，却在较北的印度河口之贵霜商埠首先遇见了中国的丝。
丝绸之路的中国一端大家比较熟悉：它起自长安（东汉时始于洛阳），穿过河西走廊敦煌等地，进入塔里木盆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边缘的绿洲地带西进，是为天山南路北道与南道，至于天山北路则途经准噶尔盆地、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殊途同归，都在河中地区会合，粟特与大夏等地遂成为丝绸之路的集散地，盖这条大动脉经由该地区接驳到伊朗与罗马。它从内亚进入安息帝国的东北角，穿过里海南部的走廊，这道走廊类似汉帝国的河西走廊，都是沙漠边缘的狭长通道，然后抵达幼发拉底中游的杜拉- 欧罗坡斯这个大转运站、进入罗马，沿线有众多的旅行商队歇脚的小镇。
此道多险阻，而且罗马与波斯的关系阴晴不定，故罗马商人掌握了季候风的规律后，可直接航行到印度海岸，采购香料、珠宝、纺织品，尤其是中国的丝。罗马则输出琉璃、金属器皿以及灰泥塑像。中国与罗马无直接交往，使贵霜帝国的中介地位益显关键，贵霜铸造与罗马等值的金币，即其从海上绕过竞争对手安息帝国之明证。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欧亚大通道的形成，将四大帝国的周边地区都调动了，搞活了。尤其在贵霜帝国衰落、更强势的萨珊帝国代安息而兴、将运往西北印度海港的中国丝转移了一大半至伊朗—黑海陆上商路之后，罗马遂开始积极经营红海。特别与非洲红海岸基督教国家阿克苏姆（Axum，即埃塞俄比亚）结盟，从南阿拉伯也门地区的希米叶尔等邦手中夺取前往印度的商道。
但运往印度西北角的中国丝既大为减量，埃塞俄比亚人纵使切入阿拉伯人的海上商道，顶多掌握了南印度的香料。幸好丝的供应也有经马来半岛者，乃从恒河口贴着孟加拉湾东岸至马来半岛细腰的克拉（Kra）地峡，着陆穿越之，进入暹罗湾，从此接通华南，并在途经之地造就了供停歇的“扶南国”。约与阿克苏姆势力盖过南阿拉伯半岛之同时，即公元350 年前后，扶南较消极的角色亦被新进场的马来人取代。马来人利用季候风打通了南中国海至斯里兰卡的商道。他们不只为南印度带来了中国的丝，还有香料群岛的香料。东晋法显和尚取经的生涯即此段历史的缩影：399 年，他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路的西域等国，跨过葱岭，抵达印度，待至415 年回国时，则从斯里兰卡出发，经耶婆提（爪哇或苏门答腊）等地回抵中国山东，显示这些航线已到位。
萨珊帝国也没闲着，从3 世纪起，它鼓励波斯人建立从波斯湾至印度的垄断，至7 世纪时甚至一度占领红海与拜占庭的埃及，在东面其商旅活动则直达中国的广州，波斯商人在印度洋这条线上的活跃并不因伊斯兰征服而减弱。
因此，埃塞俄比亚人的活动并非是强势，他们甚至未能全面取代南阿拉伯人，只是从西方（罗马）的角度看海上丝路，倾向将他们的身影放大而已。这些埃塞俄比亚人成为来自罗马帝国的“希腊商人”，他们使用希腊钱币，其后则用拜占庭钱币，此等遗留在南印度大量出土，再加上有人用希腊文为后世留下这条道上的地理风土记录《厄里塞雷亚海航行记》，故印象中是罗马的希腊商人支配这一带。
波斯人在海上丝路位居中央，类似贵霜人一度在内亚之枢纽地位。但海上丝路也调动了四大帝国南缘的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西北印度人、南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扶南人和马来人。前述《厄里塞雷亚海航行记》称丝来源于印度以东的“内陆大邑秦那”，并透露罗马世界已知晓印度孟加拉湾的海口。2 世纪的地理学家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上已有中南半岛与南中国海。在暹罗湾区遗址出土了罗马五贤君之安东尼•庇护铸造的纪念章，年代是公元152 年，其地可确定为中国史书中的“扶南”。
根据《后汉书》，大秦国君安敦（当为五贤君之末的奥勒留）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曾遣使至中国，虽然罗马史并无记载，汉书亦谓“疑传者过焉”，但总算留下了欧亚大陆两端挂钩的一鳞半爪。
正是丝绸之路发明了China
贵霜帝国疆域一度直跨中亚与北印度，连接两地的中段为克什米尔。贵霜坠后，该地一度为白匈奴所盘踞，中国的《魏书》仍以其为“大月氏之种类”（详第十九章）。继白匈奴后，此地又出现一个克什米尔国，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湿弥罗国”当为其前身。克什米尔堪称强大，在8 世纪时甚至阻挡吐蕃帝国的南进，其势力西及信德，东至孟加拉湾。后国势渐衰，至14 世纪始消亡，被一个伊斯兰素丹邦取代。克什米尔国可能刻意保存贵霜的传承。
伊斯兰世界的印度学创始人比儒尼（Al-Bīrūnī, 973—1048，详后）在其11 世纪的著述中记述克什米尔人称其北方大山之外为“摩诃秦”（Mahā?īn），应不是中国的现名，而是古称。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2 至3 世纪贵霜时期的文书透露来此处定居的中国人皆被冠以“秦那”（Cina）姓，姓之后是用梵文通俗语（Prakrit）拼音的本名。尼雅文书与钱币上用梵文与汉文双语，其行政体制却是贵霜化的。
中国人皆姓“秦”，与中国将贵霜来客皆冠以“支”姓（月氏亦称月支）、把所有安息来客冠以“安”姓如出一辙。而且，在安息帝国亡后数百年，唐代仍在西域设“安息都护府”。果如是，则“大秦”一词当源自贵霜，后者之先祖乃月氏，彼等不只是秦时对中土友善之游牧民，且在未西迁前长期定居甘肃一带，当于秦国在统一中国之先即以“秦”为中土之统称，随后的改朝换代只是政权更替，无改于国名。这好比俄文里中国一直是“契丹”（Кита?й）一般，虽然辽朝从未统一中国，契丹时代亦早已过去，但辽朝时正是今蒙古草原从“突厥斯坦”转化成“蒙古利亚”之时，深受蒙古之祸的俄国人在语言称谓上似乎固置在蒙古利亚的诞生期。罗马人从贵霜处获得中国的丝，方在公元1 世纪的希腊文地理书中写到丝来源于印度以东的“内陆大邑秦那”。但中国这个“大秦”如何又将罗马也变成“大秦”，是否从也是道听途说的中介人贵霜处得知罗马“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在这里，只能以比较历史为参考，做出蠡测：罗马一旦成为“帝国”的同义词后，即使在日耳曼出现的帝国也被当作“罗马帝国”；当蒙古成就世界霸业后，即使在印度建立的帝国亦被冠以“蒙古”（莫卧儿）之名。贵霜人可能视“大秦”为普世帝国的参照词，但汉代的地理观从贵霜处接过这个国名后，不见得与本国史上短命不祥的秦朝发生联想。除此蠡测之外，则是一个千古之谜。顶多能说：两个“大秦”是丝绸之路这个长筒西洋镜两端彼此观照的朦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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