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41300
本书是这一系列的第二部分，收录卯年记忆、辰年记忆、申年记忆。
卯年记忆
1951年 辛卯年
1963年 癸卯年
1975年 乙卯年
1987年 丁卯年
1999年 己卯年
辰年记忆
1952年 壬辰年
1964年 甲辰年
1976年 丙辰年
1988年 戊辰年
2000年 庚辰年
申年记忆
1944年 甲申年
1956年 丙申年
1968年 戊申年
1980年 庚申年
1992年 壬申年
1951年 辛卯年
常香玉80岁时，这样解释当年“捐飞机”的行为和动因：“这没有多大了不起，我再也不是下贱的戏子了，我就是为吃一碗痛快饭。”
1963年 癸卯年
1963年春节，陕西省合阳县路井公社的社员侯永禄在家门口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渡难关初获胜薯多菜广，夺丰收有指望猪肥羊壮。”
11月1日，台湾一架美制Ｕ–2飞机被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部队击落。《人民日报》刊登东方犀的诗歌赞道：“天上来，逃不掉；水里来，回不去； 明里来，暗里来，一概全消灭。”
1975年 乙卯年
年初，“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
1987年 丁卯年
“1987年11月21日这一天，我成为中国个手机用户。虽然购买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 000元，但是手机解决了我进行贸易洽谈的急需，帮助我成为市场经济批受益者。”
1999年 己卯年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沟通方式——互联网。1999年，中国网民数达到800万，而上一年还只有210万。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财富机遇。
辰年记忆
1952年 壬辰年
北京机器厂工人王寅生在《要和平，加油干》中写道：“同志们，想想看，咱们现在吃的馒头大米饭，新宿舍咱们正往里搬，厂里新机器正在添……看现在，想从前，受过过去的苦，知道今天的甜，和平的日子就是命，没有它一切幸福全都完。”
1964年 甲辰年
法新社的电文说，在24小时中爆炸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0月16日正式宣布的中国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颗是赫鲁晓夫下台。
1976年 丙辰年
在唐山的残垣断壁上，钱钢看到很多大标语：“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哪怕唐山遭了灾，大庆红花照样开”，“一次地震就是一次共产主义教育”。钱钢说：“一定要回到当年你才能理解，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年代，人们的感情像岩石一样坚硬和粗糙，今天你感到痛苦的事情，当年不见得是痛苦的。”
1988年 戊辰年
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10个年头。在香港启德机场，作家琼瑶登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3个小时后，她站在了北京的土地上。琼瑶在她后来的大陆游记《剪不断的乡愁》中，感慨地写道：“3小时，原来香港至北京，只需3小时。这咫尺天涯，却经过了39年，才能飞渡！”
2000年 庚辰年
9月，罗大佑将在上海举办他的个大陆演唱会。此时，他的歌曲在大陆已经传唱了十几年。
申年记忆
1944年 甲申年
进入延安天，延安给赵超构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没有穿旗袍的女人，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女同志，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赵超构写道，“如果夸张一点儿说，延安大概是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1956年 丙申年
对于许多女孩子来说，穿花衣服的号召又引起了新的烦恼，因为市场上的花布种类太少，买到一块中意的花布并不容易。“印花布不是一件小事情。我国妇女儿童占总人口70%左右，除去一部分人可能不愿意穿花布外，少有3亿以上的人口要穿。花布穿在3亿人身上，如果花样不好看，6亿人看了都要不舒服。”在许多人的记忆里，1956年是一个多彩的年份。
1968年 戊申年
农历戊申年春节，《人民画报》刊登了一幅北京市财贸系统思想宣传队的照片。春节前夕，全国饮食服务系统向财贸职工发出倡议：“把橱窗店堂布置成思想的宣传阵地，春节期间饮食业要积极向顾客宣传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1980年 庚申年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恢复排演老舍的名剧《茶馆》，北京城万人空巷，掀起一股热潮。随后，《茶馆》到欧洲和日本巡回演出，这是中国话剧次登上国际舞台。
1992年 壬申年
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久，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酉年记忆
1945年 乙酉年
9月9日9时，在中国传统的“三九”吉时，中国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定下来。”
1957年 丁酉年
这一年，梁思成出任北京市分管建设的副市长。北京城墙因为限制发展被陆续拆除，这让他非常焦虑。当时的小学课本里这样形容未来的北京：工厂的烟囱里冒着浓烟，像一朵朵水墨画的大牡丹。
1969年 己酉年
截至1969年的近3年时间中，中国共出版发行《选集》1.5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15年出版总和的13倍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开办了学习《语录》的节目，每天播3次，每次10分钟，1条语录一共播6遍，中间两遍放慢语速，读出标点，便于听众抄记。
1981年 辛酉年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彻底结束，1 000多万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城市里年轻人的身影顿时多了起来，大学生是这个时候的骄子。24岁的大三学生谭盾正在尝试创作他的部交响乐。
1993年 癸酉年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部首次全程在美国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描写的是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在经历了“文学热”、“经商热”后，“出国热”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热潮。
戌年记忆
1946年 丙戌年
1946年春，杜月笙辞去以微弱优势当选的上海市议长。此时，被南京政府冷落多时的杜月笙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接下20亿赈灾款任务，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委员会先靠举办足球义赛募款，门票及冠军足球队拍卖的款项全数捐出，但还是达不到募款目标，于是决定举办上海小姐选举来募款。参加竞选的名媛佳丽大多是上海滩当红歌星、舞女和一些戏剧演员，而在她们背后是一场豪门商贾间的实力角逐。
1958年 戊戌年
初春的一天，作家巴金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也很卖力。说，“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人们相信，消灭苍蝇、蚊子和老鼠，可以消灭诸多传染病；消灭麻雀，大量的粮食会被抢救保存，从而解决亿万人的吃饭问题。
1970年 庚戌年
这一年是知识青年王小波在云南当知青的后一年。两年前，他从北京插队到了云南农场。这段生活中他记忆深刻的就是喂猪。20多年后，他撰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来纪念这段生活。
1982年 壬戌年
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年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写入新宪法。在城市中，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农村多要两个孩子。
秋日的一天，在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做出决定：“脱公服当专业户！”四兄弟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物品，凑足了1 000元的资本，从县供销社购进2 000只小鸡，开办了一家育种场。20年后，四兄弟的希望集团成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四兄弟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首富。
1994年 甲戌年
联赛改变了球员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球迷的生活。年底的一份调查显示，这一年甲A联赛总观众人数高达307万人次。看球、侃球、追捧球星，是这一时期国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中央国家机关开始面向全社会招考公务员。3天里4 400人正式报名，而计划录用的人数是400左右，录取比例接近10∶1，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同年高考。《中国青年报》评论说：“我国实行公务员录用制度，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打破身份、地域界限，使‘卷子’代替‘条子’、‘考官’代替‘跑官’，必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亥年记忆
1947年 丁亥年
这一年，原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47岁，上一年11月，他被押送到台湾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在大山中，张学良身边只有赵一荻陪伴，没有批准，张学良不能离开院子，这时候，他已经被囚禁20年了。
有些小贩把100元以下的小面额法币当作废纸收购，每斤作价2 000元，而一斤旧报纸还可以卖到6 000元。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币顶讨厌，一捆一扎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法币顶尴尬，一斤小票两千块，好像叫卖黄泥巴。”
1959年 己亥年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1971年 辛亥年
这一年，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芭蕾舞剧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开始在各地上映。《红色娘子军》是中国部民族芭蕾作品，改编自1963年的同名电影。这部舞剧次将芭蕾中的主角由仙女、公主变成了战士，芭蕾舞演员次在舞蹈中举起钢刀钢枪，彻底颠覆了在西方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足尖舞。
1983年 癸亥年
在北京，居民每人可以购买春节供应的江米1斤、花生油4两、鱼2斤、富强粉3斤。和标准面粉相比，富强粉面筋含量高，精细，杂质少。
5月7日，32岁的王石乘火车抵达深圳。他看到整个深圳就像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深圳的蛇口已经打出“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国贸大厦也正以3天一层的速度建设着。
1995年 乙亥年
潘家园古玩市场成为京城规模的古玩市场。从那一年开始，马未都逐渐拥有了上千件珍稀古玩。
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几天前，在信箱里看到王安先生发给我的《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彻夜抚读，不禁被它内容之翔实，涉猎之广泛，角度之客观所深深震撼。阅读这些从民间角度记录的文字让我立刻置身于当年的空气之中。王先生是一位学人，他的专栏文章曾经让我折服于“中国大陆财经评论健笔”的风采，而《公民纪事五十年（1978~2028）》更让我由衷地敬仰他“双馨的德艺”（老六语）。
此次王先生赐读的是第十四编2003年部分，这一年几乎可以用非典取代它的名称。让我印象深刻异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在这年非典猖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系列片《甲子》的策划和制作。当时由于外出拍片受到了限制而栏目又必须正常运转的缘故，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过去被我们称作“资料”的老纪录片上。因为200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我们的个系列就叫“申年记忆”，选择从1944年开始的5个猴年（分别是1944年、1956年、1968年、1980年、1992年）进行回述，开始了“甲子盘点”的序幕。
起初的想法很简单，即在尽可能多占有素材的前提下，对旧影像进行重新整合，用中国人的传统纪年方式梳理中国60年以来的影像遗存。然而在制作的时候，旧影片中开始散发出一种让我们莫名兴奋的味道，这种味道是许多文字记录格式的东西所无法企及的—真实感、现场感。于是我们又给《甲子》取了一个副标题叫“六十年中国社会生活图景”，想尽可能从民间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角度来展现中国的世俗变迁。我们尝试采用当年的平面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画册和书籍的内容，使节目的叙事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使原本单一的事件有了立体的关照，我们努力找到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私人记录被大量使用。这样一来，原本宏大的、嘈杂的、易逝的影像便有了细微的、个人化的视角。
这个想法和王安先生不谋而合。与王先生不同的是，一方面我们做得要浅显平白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制作难度也大一些。其中，主要的困难来自于影像资料的匮乏。
有人说过，中国人缺乏用影像记录自己的习惯。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影业已经起步，但当时的社会景象的记录更多是出自于外国人之手，如西方记者、传教士、国外的摄影队等。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黄埔军校、“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等影像大都是他们留下的。中国当时的影业公司也拍摄了一些纪实影像，但现在的命运大多是“存目”，这给我们在叙事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另一方面，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摄影机焦距在一些敏感的事件面前往往变得模糊异常，以至于我们在端详这些事件的时候出现了诸多的“马赛克”：历史链条在影像中断裂了。比如说1994年。这一年有两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是被载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是千岛湖事件，另一个是克拉玛依大火。在搜集素材的时候，关于这两个事件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分钟的活动影像，后只得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口播搪塞了之。当年拍摄到的那些录像在哪里呢？或许在公安局？天知道！
如果你做过文献片，一定对我的痛苦感同身受。每次说到“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都只能用苏联人1950年组织拍摄的艺术片；每次说到“文革”的经济困难，我们还得把被自己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搬出来；每次说到“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都无从寻找画面支持，只好用荒芜的田园、龟裂的土地、30年代的难民镜头来替代……
比重大事件发生时“摄影机缺位”更恐怖的，是对记录成品的人为毁坏。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
1997年，因为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我频繁出没于中央电视台胶片库（20世纪6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大部分是用胶片制作的）搜集“文革”初期素材。胶片库位于广播剧场旁边，一进门摆放着十几个麻袋。一次闲来无事和资料工人聊天，便问起那些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师傅说：“那是咱们台（19）65年到（19）68年的新闻素材。想看看是什么吗？”我便跟着他随意地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口袋，翻出一条胶片：“看看，这是批斗相声演员×××，看见没有，他旁边的×××脖子上挂的都是破鞋……”他又扯出了一条，是批斗央视老台长孟启予的群众大会。从那些连续的画格上，能够看到孟被一个人一掌掴到了台下。“知道打人的是谁吗？”师傅问我，然后他得意地说出了一个我很敬重的老摄影师的名字……
胶片散乱地缠绕在一起，显然已经被处理过，无法挽救。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把这些胶片毁掉呢？”师傅说：“这是好几年前处理的。再说，保存它有什么意义啊？现在稳定是重中之重嘛，干吗还要翻这些陈年旧账！”显然，这是得到了上面的指示，否则谁敢把这些胶片连同负片一起销毁？而发出这个指示的又是谁呢？那天从资料库出来，我后脊梁一阵发冷，不知怎么就想起来电影里国民党撤退时烧文件的情形。
这是在摧毁我们的记忆啊！
从那以后，我对影像资料的认识和情感都进一步地加深了。所以在《甲子》中，我要求导演在不影响片子整体节奏（毕竟这是个媒体产品）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旧影片内容的化，突出原来影片的配音、字幕、音乐、特技等带有浓重时代征貌的元素。毕竟画面负载的信息太丰富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有个女士读了《兄弟》，她问我“文革”是像余华写的那样吗？我说是，并语重心长解释半天，女士还是不敢全信。我想如果她看过1970年工人体育场批斗遇罗克的纪录片的话，她就不会再有疑问了。在片中，在一个弱小的、瘫软在地的青年面前，70 000人高举着拳头怒吼！直到现在我看到这个画面仍然抽搐不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当年那个纪录片是成功的。
我和同事们是一群影像至上主义信徒，好的资料即使自己不能保存，也都尽可能地做好记录，知道到哪里能够找到它们。历史可以读解为一次记忆选择的过程，记住什么，遗忘什么，这背后悄然站立着我们的立场。为了完成这个片子，我们成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像资料单位的常客，大家皓首穷经地搜寻每一格画面，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证明，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没有完全失忆。
王安先生为时代留存档案记录，善莫大焉。尽管我们也有用影像为中国志史的愿望，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甲子》在外观上更接近社会生活史，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只是叙述背景，由众多记忆碎片组成的百姓生活才是它的主体。我曾经打比方说《甲子》就是一本相册，跟咱们家里的相册一样，有些照片我们很做作，有些照片美化了我们……相片不能展示我们生活的全部，但不管怎样，捋着这些照片我们能看到自己成长的印记。
2004年年初，《申年记忆》播出后反响出乎意料地良好，接着我们又完成了《酉年记忆》和《戌年记忆》。按照当时的想法，《甲子》共计12部，每年年初推出，后完成应该是2015年。在电视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这个工程能否终完成呢？如果你喜欢今年的《戌年记忆》的话，请为它祈祷。
陈晓卿
2006年3月1日
这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仍旧是政府提倡的口号。报章杂志提倡：在春节期间，不烧纸，不烧香，不请客，不，不大吃大喝，不张贴坏春联。
《人民日报》报道，江苏省沭阳县沭城镇党委发动广大群众，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判坏春联，编写新春联。他们针对某些资本主义倾向，就批判地主资产阶级鼓吹的生财之道的坏春联；针对某些地方出现的封建迷信活动，就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天命论”的坏春联；在开展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批判“多福多寿多男子”的坏春联。
红光居委会民旺街青年黄建富刚刚结婚，原来准备在门上张贴一副“男女勤劳家业大，夫妻和睦子孙多”的对联。通过参加街道上的革命大批判，他认识到这是一副坏对联，它既宣扬了林彪一伙鼓吹的地主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黑货，又传播了浸满孔孟之道毒汁的“多子多福”的旧思想。于是，他立即把这副坏对联毁掉，换上了一副“夫妻团结干革命，男女勤劳争贡献”的新对联。
在地震灾区辽宁海城，为了让受灾群众过好春节，政府特意送去面粉和猪肉。《人民日报》报道，当灾区人民读到党中央的慰问电，和中央慰问团一起欢度春节的时候，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营口县官屯公社老贫农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和俺心连心，痛痒相通感情深。迢迢千里送衣物，千家万户暖在心。无限爱戴，经过抗灾倍加亲。战胜地震夺高产，回答主席一片心。
灾区许多老贫农，谈起地震发生时、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和各地各条战线派人前来大力支援抗灾这些事来，仍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如果这场强烈地震发生在旧社会，那灾情不知要比现在大多少倍，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今天灾后的辽南，百里方圆看不见在寒风中瑟抖的孩子，也没有在废墟上彷徨的老人，家家户户有吃有住，生活稳如泰山。海城县岔沟公社岔沟大队一位七十二岁的贫农老妈妈，把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救济给她的饼干，特地留下几块，用红纸包了又包，精心地收藏起来，准备作为教育儿孙世世代代沿着指引的方向干革命的传家宝。
海城大地震在春节前一周发生，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是世界历史上首次成功地预报七级以上大震。
春节期间，年画畅销。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年画就有四十多种，印数达四千一百多万张。新闻报道说，这批年画，反映了各条战线呈现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展示出在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到处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
年初，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
单从社论文字上来看，很难发现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敏感的外国驻京记者们感到，一个重要会议似乎正在召开。他们发现，许多省市的一把手离开工作岗位来到北京，而北京的各大饭店都已客满，人民大会堂前排满了轿车。
半个月后，外国驻京记者才通过公开的新闻报道了解到：中国召开了文革以来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朱德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再次当选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后，领导了以整顿铁路为突破口、以整顿工交战线为重点、以党的整顿为核心的整顿活动，并逐渐发展到农业、军队、科学、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后来谈到：“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春节时，在哈尔滨，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的家里没来暖气，他趁着饭菜还热，支好机器，自拍了这张照片。
这一年，李振盛没有回山东老家过年。往年他基本上年年回家，并且都会拍下照片。
上一年春节，李振盛夫妇带着两岁的女儿笑冰回山东老家过年，返程时顺路到济南游览，这是在大明湖畔的留影。儿子李笑寒穿着儿童军装，肩上挎着印有“忠”字的红色塑料小书包，尽管他还不认字，书包里也装了一本著作。
7年前的春节，李振盛新婚后头一次回山东老家探亲，他们从哈尔滨乘坐硬座火车到大连，再换乘便宜的五等统舱船到烟台，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回到荣成县老家。李振盛的母亲次见到儿媳妇，非常高兴。婆媳俩坐在炕头上，合影留念。
从李振盛拍摄的这些照片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印记。在这张他母亲抱着孙子的照片中，背景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带有“领袖形象”的年画。
这一年的5月，李振盛拍下了这张剧照。当时，黑龙江阿城县组织五万农民在山坡上观看中央芭蕾舞团下乡演出样板戏。为了拍摄这张照片，李振盛冲到舞台中央，破坏了演出，差点受到处分。
李振盛毕业于长春电影学院。当时，法国纪实摄影大师布勒松正作为反面教材被师生批判。李振盛表面上与其他学生一起在批判，暗自却努力学习布勒松的摄影实践，其摄影理论“决定性瞬间”也影响了李振盛的摄影生涯。40年后，李振盛在法国见到了这位“导师”，并成为极少数有幸与其合影的摄影人之一。当李振盛向布勒松展示自己43年前的“批评材料”时，布勒松大笑了起来。
春天，在厦门，铸石厂统计员龚舒婷来到编辑黄碧沛家里，和师友们一起交流写诗的心得。
初中二年级时，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龚舒婷始终置身其外，躲在家里看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1969年，她把普希金的诗集打进行装，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落户。在那里，她开始写日记，抄各种中外著名诗人的作品，并把写信当作生活的享受，她顺手写下的几首诗还在知青中流传开来。
20岁那年，龚舒婷因为是独生子女，得以被照顾回城。待业期间，她在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干过炉前工、泥瓦匠，宣传、统计、讲解员。但她一直没有放弃写诗。这一年的2月，她在诗中写道：
朋友，是春天了
驱散忧愁，揩去泪水
向着太阳微笑
等着吧
一旦惊雷起
乌云便仓皇而逃
那是美好的梦呵
也许在一夜间辉煌地来到
年初，在英国，教育大臣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保守党选举中以130票对119票击败了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成为英国位出任党魁的女性。苏联塔斯社称她为“铁女人”。因为她从来不肯曲意奉承，讨好别人，相反，却常常做出了一些“违反民意”的事。1970年，她在担任教育大臣时，曾下令停止在中小学发放牛奶。
1973年石油危机后，英国经济发展停滞。人们希望，有望当选下一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能够带领英国走出泥潭。
这一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局面仍在延续。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两国在太空领域开始合作。 夏天，美国和苏联两国的宇宙飞船，在太空轨道成功实现被喻为“太空握手”的对接。对接舱的舱门打开后，苏联联盟19号飞船的宇航员列昂诺夫和美国阿波罗18号的宇航员斯坦福德热烈握手，列昂诺夫用英语对斯坦福德说：“很高兴见到你。”全世界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现场直播。
在非洲，关闭八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因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而关闭。再次通航，也是美苏两个大国角力的结果。在美国斡旋下，上一年，埃以之间达成两项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埃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了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取消了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开罗的访问。
3月，在赣南农村下乡的上海知青陈丹青只身来到南京。他想试着报考南京艺术学院。
他打开自己破旧的画夹给老师看，里面装满了油画肖像和速写。老师称赞了他的画作，但却对录取无能为力，此时的大学招生还是取决于基层推荐。
1973年春天，陈丹青把自己画的一套连环画，以及为小说《闪闪的红星》作的几幅插图，投寄给江西人民出版社。不料，出版社很快回信通知他，可以借调他到出版社的连环画学习班作画。陈丹青后来回忆说，简短的一张通知，他看了无数遍。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为出版社画了两本连环画和一套小说插图。初，报酬是每月二十元，后来增加到每月二十四元。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年春天，陈丹青就被出版社辞退,原因是他的出身问题。
1974年，政策允许知青可以到离家较近的地方下乡。陈丹青来到苏北,他终于可以在一个大队企业办的骨灰盒厂画画。他的工作就是在骨灰盒空白处画青松、白鹤、落日、兰花。从1975年到1976年一整年内，他大概画了600多个骨灰盒。但没有工资，只记工分。
3年后，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他两度进藏，创作了油画《西藏组画》，成为著名画家。
后来，陈丹青在文章中写道：在动荡的生活中，我只有一件事自己规划，并且从没动摇过–我一定要画画，我喜欢油画……支撑我们、磨练我们、帮我们渡过那个难关、不被历史淘汰、能够庆幸地当了我们想当的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面对挫折、面对磨难。”
这一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农民泥塑》，展示了湖北省黄陂县农民开展群众性泥塑创作的情景。1973年冬,在下放的专业美术工作者的辅导下,黄陂县枹桐公社开始出现农民泥塑活动。县委总结推广了枹桐公社的经验,使农民泥塑活动迅速在全县普及开来。
泥塑作品大多是讲农民的家史、翻身史。新闻报道说，当泥塑担子挑到村头田边巡回展出时，有的农民感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老农看到泥塑的地主形象，忍不住用手中的拐杖，气愤地去敲打这些坏人。
影院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创业》开始上映。影片以六十年代石油会战为背景，以铁人王进喜的事迹为原型，再现了石油工人排除错误路线和错误思想的干扰，独立自主开发大油田的英雄业绩。人民日报评论说，影片《创业》的摄制，是把革命样板戏创作原则和创作经验运用于电影艺术创作的新成果。
当时的新闻介绍，《创业》这部影片是专业作者、业余作者和工人群众进行三结合创作的产物。《创业》的编剧、导演等主要创作人员都长时间地深入生活，亲身感受到石油工人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和业余作者、石油工人一起，组成创作班子，集体讨论研究。剧本初稿完成后，又拿到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曾参加过六十年代石油会战的工人组成了顾问团，对影片提出许多好建议。由群众推选出来的八名大庆工人在摄制组里既当群众演员，又做技术指导，发挥了积极作用。
几个月后，《创业》突然被认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但于7月25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作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随后，许多电影、戏剧得以公演，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被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
在南京，剧作家陈白尘得知这个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得知主席对电影《创业》有批示，一天云雾，至此尽除。但此等事情竟然要主席亲自批示才能解决，主席也太辛苦了。
陈白尘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文革开始后，陈白尘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到江苏省文联。1969年，他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分配的工作是放鸭子。后来，陈白尘回忆当时的生活时说：“三年半的干校生活中，是谁和我相处久而又感情深？如果朋友不见怪，我会回答：是鸭子。”
一天，在文联的学习会上，支部派人来登记样板戏的电影票，而且要求，党团员和文艺骨干要作为政治任务带头去看。但片子都是看过多遍的，除一两人外，无人问津。陈白尘在日记中写道：闻居民也是如此，不能不叹息了。但这样做的结果，各个单位到时都可以向上汇报说：“场场客满!”于是领导大悦，便自我陶醉矣。
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予以特赦释放，给予公民权。
特赦战犯始于1959年。根据的意见，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建议，建议很快得到响应。1959年9月17号，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批改造好的战犯走出监狱。
后来，中央决定每年特赦一批战犯。但“文革”爆发后，特赦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一批特赦战犯中，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是军衔、名气的一位。
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并且要求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寄给蒋介石。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他说自己“无罪可悔”，惭愧的是十几万大军在自己的领导下溃败了。
虽然黄维一度拒绝改造，政府还是对他很宽容。初到功德林监狱时，黄维身患五种结核，监狱全力以赴给他治病，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总理周恩来。因为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这种药当时还不能国产，周恩来批示，可从香港购买此药，可以动用外汇。
在27年的改造期间，黄维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500克牛奶、两个鸡蛋和300克肉。战犯管理所每天保证供应，3年困难期间都没有断过肉食。黄维被特赦后了解到，60年代初肉类供应紧张，管理所还曾专门派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
清明节这一天，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草山官邸病逝，时年88岁。
蒋介石死后2小时， 台湾“新闻局”发布公报，宣布从4月6日起为 “国丧”期，历时一个月。《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蒋介石死后，有着爱国光荣传统的台湾省人民，必将进一步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展开斗争。
台湾曾经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美国政府原定派农业部长前去吊丧，后经台湾当局强烈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往。福特总统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
在北京，特赦释放人员被安排集体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许多人员在这时已经安排工作，黄维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享受政协委员待遇，每月工资200元。
黄维对工厂和学校里的机械、电子设备十分感兴趣。在接受改造期间，黄维曾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永动机”发明工作上。他认为，搞科学研究要比做空洞的反省更实际一些。
战犯管理所对黄维的发明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黄维研制“永动机”。“永动机”都是按照黄维的设计图纸进行制作，有些技术性要求较高的配件，则委托外面的机械厂加工。为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投入了不少经费。
一个月后，“永动机”样机终于制作完成。试验那天，管理所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战犯围在“永动机”周围。设计者黄维开始试验，但他的“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
黄维十分失望，但没有就此灰心。特赦释放后，尽管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没有放弃“永动机”研究。周恩来得知后，曾专门让他把“永动机”的模型拿过去。大科学家钱伟长等当面给他讲解、分析，说他的研究兜了弯子，仍然是一般意义的“永动机”。但他不能接受，坚信自己从事的研究是一项新技术，新发明。后来，黄维因年迈无精力搞科研，便将研制“永动机”的项目交给在江西机械厂当工程师的儿子，继续他未完成的研究。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