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059452
《牛奶可乐经济学》作者全新力作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格雷高利·曼昆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谢林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伯特·索洛
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
著名财经评论家 时寒冰
超级畅销书《王二的经济学故事》作者 郭凯
倾力推荐
轻松的宏观形势补习班，有趣的经济政策普及课
●雾霾肆虐，交通越来越差，拥堵税为何如此难产？
●污染严重，排污权交易制度为什么总是执行不到位？
●房价越来越高，为什么调控一出，房价就猛涨？
……
弗兰克大胆预言，达尔文将取代亚当·斯密成为经济学奠基人。
《达尔文经济学》描述经济社会中的竞争远比斯密更为透彻与准确，同时其结果影响深远。如果你认为你一直生活在斯密的世界里，而不是生活在达尔文的世界里，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让你无法意识到：竞争有时只会让事情像“军备竞赛”一样越来越糟糕，而根本无法得到解决。
在弗兰克看来，我们的市场可以更有效率，政府可以更有作为，蛋糕可以越做越大，每个人可以分得越来越多。
荐序Ⅰ 经济学家解释进化论
推荐序Ⅱ 以大智慧洞悉世界
推荐序Ⅲ 后危机时代，经济学家的新面孔
权威推荐
序言 达尔文可以取代斯密吗？
第1章 双重失灵政府与市场同时瘫痪
美国在“财政悬崖”边缘徘徊着；中国经济面临着“冰与火”
的考验；日本在经济泥沼中挣扎，绝望之时，他是否会狗急跳
墙……这一切仅仅源于自由竞争市场吗？
“看不见的手”遭遇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理性人的选择
为何越来越偏离理性？
我们到底是怎样沦落到这一步的？
“看不见的手”不听使唤
自由与管制的边界
间接伤害：无奈的兴奋剂
监管，可以让人觉察不到吗？
第2章 背景和相对位置夹塞的达尔文
微软花费10亿美元，研发的“KIN”智能手机，上市45天
惨遭下架；苹果的iPhone5手机还未上市，权威机构预测销量将
突破2.5亿部。同为智能手机，命运为何如此悬殊？
诊治“看不见的手”
达尔文是理性人？
经济学的“相对论”
幸福感也能“指数化”
背景，经济学模型的新参数
第3章 市场没有免费午餐
沃尔玛在中国，到处都生意火爆，在它的美国老家，为何却
遭受抵制？狡猾的冰球运动员总是要求别人戴头盔，而自己却从
来不戴；马克思因何痛斥斯密的理论是非人道主义？
员工共管企业：带刺的玫瑰
市场不放过任何获利机会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怀疑
不要再相信市场先生的狡辩
第4章 削减政府预算饿死这只野兽
3.2亿美元修建1座桥，仅连接50人；640美元采购一只马
桶座垫，435美元采购一只羊角锤……依靠发债度日的美国政府
开支为何如此“大手笔”？
把政府塞进浴缸
拧紧政府浪费的水龙头
预算削减过度的“后遗症”
国家越富有，政府会更廉洁吗？
客人不在乎这场宴会花掉多少钱
别让“消费瀑布”洗空你的钱包
第5章 位置消费你身边时刻发生的“军备竞赛”
里根总统如何引诱苏联搭上“军备竞赛”的贼船，直至解体？
纽约“扬基”大老板乔治如何智斗职业棒球联盟，终摘得冠军？
弗里德曼因何被戏称为小政府保守派的“保护神”？
导弹再多也保证不了民众安全
纽约扬基队为何不戴“工资帽”
选择因环境而变化
我们的社会需要合理管制
为累进消费税呐喊
又是一场政治白日梦？
第6章 伤害原则谁是行凶者？谁是受害者？
1959年，“菜鸟”科斯向经济学大佬弗里德曼发起挑战，辩
论开始时，20人赞成弗里德曼，1人赞成科斯；两个多小时后，
科斯使用了什么“魔法”征服了21人？
科斯等了诺奖54年
看病时，为何不能还价？
受害者不一定有道理
结果论者在道德上站不住脚
我们到底该保卫哪些权利？
第7章 效率法则用案例说话
安静的夜晚，你在读一本书，隔壁却传来吱吱呀呀的学琴声。
事情的背后，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是谁拨动了政策的天平？
成本－收益实战练习
富人不愿意再补贴穷人
政策优化从这里出发
优化路上的绊脚石
第8章 税收这是你们自己的钱……
前苏联解体，美国还在危机中颤抖。到底是计划经济，还是
市场经济更能造就社会繁荣？100多年来，经济学家争得口水满
天飞，也没有答案。既然如此，不妨听听达尔文怎么说。
神话所有权
拿税收做点实事吧
公共物品的搭便车现象
达尔文或许有更好的答案
第9章 运气盖茨不会告诉你的秘密
IBM一度行将关闭，大胆起用“IT门外汉”郭士纳，终成
功复兴；盖茨带领微软闪电崛起路上，如何赢得“关键先生”青睐？
老布什如何从一个十足的富家公子哥，成长为美国总统？
“甲壳虫”乐队风光无限，多少人了解其成功路上的泪水与
汗水？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苦练1万小时，成就“甲壳虫”乐队
市场永远是赢家的舞台
信仰至上
第10章 涓滴理论政府为什么优先补贴富人？
“对富人征税，就相当于杀死那只下金蛋的鹅”。“所有税收都
是盗窃。”“对不同对象征收不同税收是不公平的”……正当此类反
纳税的口号此起彼伏，弗兰克却在呐喊：“NO！富人们必须缴税。”
提高税率会缩短劳动时间吗？
穷人不得已而补贴富人
至今还在寻求答案的公地悲剧
税收不都是盗窃
第11章 有害行为征税比管制更有效
北京的尘霾日益严重，汽车拥堵税却至今难产；伦敦开征拥
堵税10年来，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20%，空气明显改善。在美国，
车辆税以前按数量征收，现在为什么按重量征收？
污染与排放者无关
向间接伤害行为征税
摩托车手为何不戴头盔？
我们正在“滑坡”上坠落
第12章 福利政府经济蛋糕做大，每人分得更多
现实生活中的交易成本，抹杀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梦想；一
个声称自由高于一切的社会，对此如何解释？就连“教父”科斯
的话，他们都觉得不中听。
外部性是一把双刃剑
再回到洪水过后的社会
自由主义者，缴税吧
理性人选择近的路，直达目标
把经济蛋糕做得再大些
好政府可以培养出来
序 言
达尔文可以取代斯密吗？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分支，行为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可谓势不可挡。该领域的学者将经济学和心理学融为一体，而他们关注的则是人类判断与决策过程中的系统性偏差。正像斯坦福大学已故心理学教授、行为经济学奠基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经常说的那样：“别人研究的是人工智能。我呢？我研究的是人性的愚蠢。”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开始正式讲授“行为经济学”课程。当时还很少有人听说过这门新兴学科，为了吸引更多学生报名听课，我面对的个挑战就是给这门课程杜撰出一个标新立异的名称。终，我决定把这门课称作“抛弃理性选择”（Departuresfrom rational choice）。很自然，当时的行为经济学课程还找不到任何标准讲义。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把全部课程内容归属于如下两个标题：“有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regret） 和“ 无悔偏离理性选择”(Departures from rational choice
without regret)。
关于个标题“有悔偏离理性选择”，我列举了人们容易犯的多种系统性认知错误。例如，尽管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人们会忽略沉没成本，即在作出决策时已发生且无法补偿的成本，但这种成本却往往以明显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决策。
假设你正打算离开家到50 英里（约80.47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一场体育比赛或者音乐会，就在此时，一场意外的大雪不期而至。如果你手里的门票不能退款，那么，你终是否会开车出发，就不再取决于门票的价格了。
不过，和一个拿免费门票的球迷或是音乐迷相比，一个同样痴迷并且为这张门票掏了100 美元的人，显然更有可能顶着大雪，冒险前去助阵。后者或许就会遭遇认知失误。通常，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决策是建立在这种偏差基础之上，他们就可能会感到后悔。
“无悔偏离理性选择”，则是指当事人对偏离标准理性选择模型的后果不会后悔。
“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中动议者提出单边倒策略。在这个博弈中，实验者交给其中的一个实验对象一笔钱，比如100美元，然后让他提出一个在自己与另一实验对象之间分配这笔钱的比例。如果后者接受前者的提议，双方就可以按这个比例分到钱。
比如说，个人提议“我拿60 美元，你拿40 美元”，后者接受，两人都会有所收获；但是，也有可能出现一种令人纠结的结果：后者拒绝前者的提议，这100 美元由实验者收回，双方都会空手而归。
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前者将提出单边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对方只拿到1 美元，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获，就总比一无所获更符合对方的利益。但人们很少会作出按照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前者将提出单边倒的分配方案，譬如自己拿到99 美元，对方只拿到1 美元，因为他知道，只要有所收获，就总比一无所获更符合对方的利益。但人们很少会作出这样的提议，即使有人提出，也会毫无例外地遭到拒绝。而且，拒绝这种一边倒式提议的对象很少对自己的决定表示后悔。
我的康奈尔大学前同事迪克·塞勒（Dick Thaler）与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2008 年合著了《助推：事关健康、财富与快乐的选择》（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and Happiness）一书，在这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中，他们罗列了这种认知失误导致人们误入歧途的诸多方式，以及政策制定者如何构建更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的环境。他们在书中提出的每个观点和建议都让我深受启发。
但自始至终，我都坚信无悔偏离理性选择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原因很简单，某个人一旦认识到自身存在认知失误，他就有主动改变行为的愿望，而且也有这方面的能力。相对而言，其他人没有办法，也没有动机改变这些并不令他们感觉后悔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再回到我们的假设：按照理性选择模型设定的标准，任何事物带来的满足感，终都取决于它的质量。但一套职业装所带来的效用显然不是这样。假设几个条件基本相近的求职者竞聘一家投资银行的同一个岗位，而你就是其中之一。毫无疑问，在参加面试时仪表得体、穿着恰当，肯定会帮助你取得更好的成绩。仪表得体是相对而言的，就是说你的仪表比其他求职者更得体；假如你在面试中身穿价值2 000 美元的职业装，而其他应聘者的套装只有500美元，那么，面试官对你的印象有可能更好，你也更有优势。
当个体的优劣取决于他在同类中的相对排位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对有效性的一切论断都将黯然失色。这个规律不仅适用于面试，任何时刻都概莫能外。尽管斯密的很多当代信徒依旧斗志昂扬，但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不受管制的市场力量已无力引导自利的个体行为服务社会公共物品。相反，独具慧眼的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却告诉我们，个体利益往往会招致“军备竞赛”的巨大浪费。
比如，达尔文认为，雌孔雀偏爱在开屏时更漂亮的雄孔雀，因为在雌孔雀看来，雄孔雀漂亮的尾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它拥有更强健的免疫系统，而且可以把这种能力遗传给后代（由于代谢方面的原因，身上携带大量寄生虫的雄孔雀很难支撑较长的彩色尾羽。——译者注）。但达尔文也发现，漂亮且炫耀的尾部羽毛会让雄孔雀更容易招来捕猎者，因此在物种生存角度上是多余的。假如所有雄孔雀的尾羽都减小为原来的一半，那么，每只雄孔雀都可以像原来那样吸引同一只雌孔雀，而且每只雄孔雀招致天敌袭击的概率也比原来小多了。但任何一只孔雀都不会因为拥有漂亮的尾羽而后悔，如果开屏不够漂亮，它们求偶成功的机会就会大为缩小。同样，如果所有求职者都选择2 000 美元的服装，他们获取预期职位的可能性自然不会高于全部选择200 美元套装时的概率。但任何人都不会因为选择了更贵的服装而后悔。
和“军备竞赛”一样，这些都属于所谓的“集体行为”，这些行为与认知失误没有任何关系。人们为求职而购买昂贵服装，与国家在军事装备上的过度开支，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由此，在独立行动的前提下，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减少开支而获利。
相比之下，在个体因认知失误而遭受损失时，他们既不缺乏减少损失的动机，也不缺少降低这种损失的能力。比如说，他们可以寻求更多的附加信息，或是利用专业人员为他们提供建议。他们可以通过签订契约减少自己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
集体行为问题招致的损失不仅是个体难以弥补的，也远远超过认知失误造成的损失。通过对税收政策实施非干预性的变革，即可消除集体行为问题招致的很多重大损失。在此过程中，我将继续坚持自己的预言：百年之后，经济学家更有可能将查尔斯·达尔文为经济学的鼻祖，而不再是亚当·斯密。
《达尔文经济学》关于碳酸饮料税的论述相当精彩，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N. 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强烈推荐《达尔文经济学》，这是一本简明扼要、富有说服力并充满睿智的作品。
——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弗兰克的书告诉我们，多多观察生活，就会发现有趣的东西，而基础经济学概念会给这些行为和事件以合理的解释。
——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达尔文经济学》彻底摆脱了当下时尚理论的束缚，为认识美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畅销书《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of Political Order）作者
在我看来，《达尔文经济学》所传递的信息是理性经济未来的*希望。
——威廉·鲍莫尔（William J. Baumol）
纽约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前主席
对集体行为和税收指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 给了我们一本重要而又恰逢其时的作品。
——丹·艾瑞里（Dan Ariely）
畅销书《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作者
竞争更多的是服务于部分而非整体，无论是物种进化还是人类社会都不例外。只有傻子才会眼巴巴地指望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这本独树一帜但又不乏现实气息的著作中，罗伯特·弗兰克告诉我们，为什么说查尔斯·达尔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比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更加深邃，更加犀利。
——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
畅销书《移情的时代》（The Age of Empathy）和《人类的猿性》（OurInner Ape）作者
这本明晰而又触动人心的作品，为现今关于自由社会中政府的角色问题的讨论，主宰我们的那些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口号式言语，提供了一付完美的解药。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全球化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作者
罗伯特·弗兰克果断地预见到，达尔文终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学鼻祖。在阅读了《达尔文经济学》之后，你肯定会希望这个预言尽早成为事实。
——大卫·斯隆·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
纽约州宾汉姆顿大学生物学、人类学教授，《每个人的进化》（Evolution for Everyone）作者
人类合作，市场相辅，这是亚当·斯密；人类也竞争，但不仅是为了资源，还有配偶游戏中的相对地位，这是达尔文。将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加在一起，便是罗伯特·弗兰克。《达尔文经济学》全书充满了令人叹服的深刻见解。
——马克·克莱曼（Mark Kleiman）
《当以暴制暴失败时》（When Brute Force Fails）作者
罗伯特·H. 弗兰克的自然选择论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更能解释诸多经济现象。
——《洛杉矶时报》
《达尔文经济学》是一本知识性和趣味性兼备的书。它将引导你从与以往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经济学。无论您正在教授或学习经济学或进化论，还是仅仅对这些领域感兴趣，都会从此书中汲取到丰富养分。
——《英国卫报》
弗兰克在《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一个大胆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自由竞争的本质与自由市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书评》
《达尔文经济学》书中的观点简洁，洞察力深邃。现代经济社会不再像斯密的现代追随者们所想的那样缺乏效率，而且许多经济问题可以相对更加容易地改善。有朝一日，这种简单的真理将不证自明。但是在那之前，竞争造成的浪费将继续让每个人付出巨大的代价。
——《纽约时报》
弗兰克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精准地指出竞争的优势，达尔文则更深入地描述了个体间通过竞争追求自身利益时，却牺牲了集体利益。弗兰克还认为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动物王国，也一样适用于人类经济社会。
——英国广播电台（BBC）
弗兰克不是一位学术型经济学家。他主张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根植于经验和观察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以数学为核心的硬科学。他的这本书把经济学从数学中解脱出来，并为其在人们——无论是消费者、投资商还是企业家的日常生活中生根发芽提供了无限的能量。弗兰克在《达尔文经济学》中指出，在经济紧缩时期，*好的方法是通过削减政府奢侈性开支减少财政赤字。
——《华盛顿邮报》
《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说明，达尔文的很多关于生物学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
——《上海证券报》
第1章
双重失灵
政府与市场同时瘫痪
美国在“财政悬崖”边缘徘徊着；中国经济面临着“冰与火”的考验；日本在经济泥沼中挣扎着，绝望之时，他是否会狗急跳墙……
这一切仅仅源于自由竞争市场吗？“看不见的手”遭遇几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挑战，理性人的选择为何越来越偏离理性？
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总会带着无穷无尽的留恋，并不自觉地放大了昔日的美好。尽管有些时候，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更美好。“二战”结束后的30 年间，美国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且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3%。从此，美国拥有了一个在经济上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在那个年代，公路和桥梁得到良好的维护保养，且每年都开工建设许多重大基础设施；更令我们欢欣鼓舞的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带给美国人的一句名言，“不要问你的祖国能为你做些什么，问一问你能为她做些什么”。我们坚信，美国人必将在登月竞赛中胜利。那时，美国人多么乐观。
昔日的流金岁月已风光不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经济陷入了超低速增长泥潭，只有处于收入金字塔的人，才能保持有效的收入增长。比如说，美国大公司CEO 们的薪金增长了10 倍，而他们员工的小时工资在扣除通胀因素后却在下降。此时，中产阶级已负债累累。
尽管美国上下对高速铁路和智能电网的需求近乎饥渴，但这些设施的新建提议一再遭到国会的否决。现有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日趋老化，亟待修缮。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要忍受颠簸起伏的道路和危机四伏的桥梁。给水网络和排污系统则时不时地罢工，无数校舍破烂不堪，甚至摇摇欲坠。基础设施投资被大幅削减，资金被挪用到监控前苏联遗留下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核原料项目上。
美国的政治体制近乎瘫痪，还要面对众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主宰人们行为的基本事实或逻辑的无端忽视，似乎是瘫痪的根源。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大规模失业，而我们几乎找不到有效对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萧条”时期送给我们这样的教诲：深陷衰退的经济体极少能迅速自我痊愈。消费者不可能引领经济复苏，因为他们不仅债务缠身，还要为了保住饭碗而提心吊胆；企业也无法引领经济复苏，因为大多数企业产能过剩。凯恩斯得出如下结论：政府是既有能力又有动机刺激消费、恢复就业、引领经济复苏的角色。
迅速蔓延的失业使经济就像一架已经飞在天上、仅搭载着几位乘客的飞机，两者都已彻底丧失了创造价值的机会。为何不能采取一些措施避免这样的浪费，没有人能说得清其中的原因。经济刺激计划的反对者会斥责政府浪费开支，尽管很多常规项目还在嗷嗷待哺。比如说，美国内华达州交通署（Nevada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提供的资料显示，80 号州际公路上有一段10 英里（约16.1 公里）长的路段破损严重，现在维修的成本约为600 万美元；如果两年后维修，气候和过往车辆会对路基造成更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可能高达3 000 万美元。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极度萧条，原材料价格大幅下滑，工人和机器设备被闲置不用。与此同时，项目所需资金的利率也降至史上新低。这些事情应该马上引起注意，但政府却默不作声。
刺激计划的反对者以担心赤字为由为政府的不作为辩解，但赤字属于长期问题。任何人都不会赞成我们把维护基础设施的计划无限期推迟下去。现在实施意味着更低的成本，还可以降低远期赤字。赤字问题亟待解决，但这需要在经济完全复苏后再做。
2010 年，为美国富人减税的法案到期时，曾经以赤字为由反对经济刺激计划的领袖们，却对赤字只字不提。因为很多富人口袋里的钱，早就多得一辈子也花不完，继续实行减税对经济几乎没有刺激作用。反之，让这些减税法案自动过期，或许可以把腾出来的收入用到更有效的刺激性措施上，譬如有些州原本打算大量解聘教师、警察或消防队员。不过，恰如参议员少数派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不无讽刺地说的，“在复苏过程中，加税可不是个好主意”。
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不很紧急但又束手无策的难题：尽管科学界对全球变暖的预测愈加悲观，我们的政治机制非但熟视无睹，甚至有些抵触。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经常以基础科学本身不精确为由来掩饰他们的不作为，但那些秀的科学家早已心知肚明，他们敢于承认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况且这正是科学研究的本性。尽管监测到的温度上升速率低于预期（实际上可能更快），但即使是这样的上升也足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例如，根据麻省理工大学建立的全球系统一体化模型（IntegratedGlobal Systems Model）预测，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到2095 年上升超过10摄氏度的概率为10%。如果这一情况真的发生，我们所知的地球生命体将彻底消失。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之类的简单政策，就有可能消除这样的威胁。假如我们能循序渐进地引入类似政策，就可以在无需付出更多代价的前提下顺利实施。
任何理性的政治体制都应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为首要任务。但圆滑老练的国会观察员们却貌似无辜地告诉大家，要让美国议会马上通过任何实质性的气候法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法案在政治上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到底是怎样沦落到这一步的？
尽管一面之词不足以取信，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低估民意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过去30 年里已深入民心的一个观念：政府是一切疾患之源。那些一直对政府滥用职权心有余悸的自由主义人士，始终是这种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与自由党有直接关系的人在数量上十分有限，但他们对公众言论的影响力却令人生畏，而且还在与日俱增。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力源于他们在宣传“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根源”这一观念上不惜血本。比如说，简·迈耶（Jane Mayer）曾在《纽约客》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文章，这篇文章很快便得到广泛关注并被大量引用。迈耶在这篇文章中披露，近几年，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两大股东查尔斯·科克（Charles Koch）与大卫·科克（David Koch）已向极右派智库（Far-right-wing Think Tanks）、茶党(Tea Party) 成员及其他宣传上述观念的派别捐款超过1 亿美元。
尽管声称以公平和均衡为原则，但鲁伯特·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频道还是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政府乃万恶之源的思想。而这场浪潮背后的推手就是《匹兹堡先驱评论报》（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的老板、亿万富翁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及其继承人。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右翼智库自然难以掀起如此汹涌的波浪。更早些时候，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已向保守派智库、媒体机构及大学的法律经济学项目提供了近4 亿美元捐赠，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宣传这一思想：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自由竞争的市场则是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之，这些投资已成功地在民众间唤起一股势不可挡的怨气。这股民怨让政府疲于应对，又别无选择。自由主义者认为，浪费早已是政府积重难返的陋习，而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我们或许应该感谢他们让个性自由蜕化，并让滥用公共资金行为昭然天下。政府并非完美，意味着彻底的政策瘫痪，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道这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的吗？毕竟，市场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很多重要的职责依旧适合由政府来承担。国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产权的界定等等同样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
越趋完美的社会，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越是突出。那些政府在国民心目中拥有良好形象，并得到国民高度认可的国家，往往也拥有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程度的腐败和水平的人均收入。相比之下，在那些政府职能低下的国家，譬如索马里、海地和苏丹，其市场功能通常也极为滞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犯罪和暴力事件发生率极高，绝大多数国民认为其政府腐败低效。如果只能在新西兰和海地两者之中选其一的话，大多数美国人当然更愿意生活在前者。政府在发挥其应有职能方面的巨大差异并非是他们作出选择的原因，但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许多政府公共项目适合通过集体方式运作，而这又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征税支付这些项目成本。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反政府激进派经常谴责强制性纳税，称其为盗窃。假如完全依赖民众自愿捐赠，那么，任何政府都将无所作为。没有法定税收，就不可能有政府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军队，这样的国家迟早有一天会被其他某个拥有军队的国家所侵犯。但是硝烟散尽之后，民众还得向这个入侵者的政府纳税。
如果民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一个以国家权力强制纳税的政府，那么，政府好让民众知道这些税收物尽其用。我们必须审慎对待政府机构的设计和监管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对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以及如何为之提供财务支持展开更加广泛的对话。遗憾的是，政府现在还没有做这件事。
对于美国这个星球上富饶、拥有好的教育、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来说，现实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好消息就是：突破当前瓶颈实际上并不困难。原因很简单，这个瓶颈并不是由完全不可调和的价值差异造成的，而是源于我们对竞争机制的深刻误解。
“看不见的手”不听使唤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确实开辟了一片全新天地。厂商迫不及待地向市场推出款产品或是节约成本的创新，其目的无策略会如愿以偿。但对手很快开始模仿他们的新产品，竞争在新的起跑线上重新展开，竞争的结果就是价格迅速下降，并终下降到更低成本均衡点。归根到底，斯密认为消费者是这场竞争中的终受益者。
但斯密的诸多当代信徒却坚信，他想表达的观点远比这更大胆：市场永远都能让个体利益俯首帖耳地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化。但斯密本人的说法却谨慎得多。比如说，他曾写道，“趋利性的企业所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是他的本能。因此，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他都会追求一个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标。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如此，但也总是有害于社会。”
斯密从不认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取得好结果。比如说，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写道，“同行之间很少聚会，但即使只是娱乐或者消遣性的几次聚会，终的话题不是拐到阴谋对抗公众，就是抬高价格的伎俩”，这足以彰显他对市场力量的怀疑。
和斯密一样，现代社会对市场机制愈加猛烈的批判，也倾向于把其过失归结为共谋行为（Conspiracy）对竞争的束缚。但是和现在相比，在斯密的那个时代显然更容易对竞争加以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对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说，真正的挑战恰恰植根于竞争过程本身的基本规律。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是少数几个早认清问题根源的人之一。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自然选择所偏爱的特性与行为主要取决于个体生物，而不是群体。他发现，在一种情况下，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重合，我们往往就会看到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例如，基因变异让一只鹰的视力变得更敏锐，这种变异不仅会让这一只鹰受益，而且随着这种变异在整个种群中不可避免地扩散，这个种群都将因此而受益。
在另一种情况下，一种有益于个体的变异却有可能对更大的群体造成伤害。当物种内部不同个体间发生一对一的肉搏战时，如果变异给某一个体带来优势，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雄性动物的体重就是非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利润。在短期内，他们的好的例子。大多数脊椎动物均为“一夫多妻制”，雄性动物可以同时有多个配偶。然而，当一部分个体拥有多个配偶时，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个体没有配偶。后者也就无法延续他们的基因，并成为“进化论”中的淘汰对象。因此，雄性动物经常会为了争夺配偶而大打出手。在这场争夺配偶的战斗中，体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于是，进化史中的“军备竞赛”造就出体型越来越大的雄性个体。
雄海象为什么狂增肥？
海象是一个有点儿但却颇具说服力的例子。雄海象的体重通常接近6 000 磅（约2 700 公斤），几乎是雌海象体重的5 倍。在交配季节，雄海象就会捉对厮杀，直至其中一只逃离战场，或是身上血迹斑斑，几乎奄奄一息。胜利者几乎能独霸整个群体中的所有异性，它的家眷甚至可以多达100 只。
尽管比对手更庞大的躯体会让一只雄海象更有可能在这种争夺配偶的大战中获胜，但异常硕大的体型也会演变为整个种群的累赘，这让它们成为鲨鱼及其他捕猎者眼中的攻击目标。
假如给它们一个机会，对“所有海象都将体重减小一半”的提议进行投票，雄海象应该毫无异议地都投赞成票。因为决定配偶大战结局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相对体重，而不是体重。因此，这个改变不仅不会影响任何一对雄海象决斗的结果，还能减少每只海象遭到鲨鱼攻击的危险。当然，海象找不到实施这项提议的现实路径。任何一只雄海象都无法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只体重轻于其他同性的海象永远也找不到配偶。
当个体的报酬依赖于相对能力时，在人类的相互活动中也会出现类似冲突。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提出的一个经典案例中体现了这种现象的精髓。
犯规也是竞争优势
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冰球选手都会选择在滑行时不戴头盔。但是，在让他们对比赛中是否需戴头盔进行投票时，他们仍支持必须戴头盔的比赛规则。既然头盔这么有用，运动员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戴呢？为什么一定要用规则来约束他们呢？
不戴头盔滑行也是一个小小的竞争优势，这或许可以让运动员看得更清楚，或是听得更清楚，或是可以让他们震慑对手。想到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优势，自然会让“可能因此而受伤”这种含糊而抽象的概念显得无足轻重了。因此，运动员会迫不及待地去承担这份风险。问题的核心在于，如果所有选手在滑行时都不戴头盔，那么任何人都不会获得优势，而这就体现出了规则的作用。
谢林的分析可以让我们逐步认识到，冰球选手面对的问题与信息不完全、缺乏自我克制或是认知能力不足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都是人们经常用来支持政府干预的依据，而且这个问题显然也不是出于竞争的缺乏或是无效。相反，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集体行为”问题。选手们之所以赞同戴头盔的规定，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基本安全的环境下比赛。简单的说服根本就无助于解决问题，比如说在更衣室里提醒运动员头盔可以减少遭受重伤的危险。他们需要的是规则。
那么，自由主义者指责强制佩戴头盔的规定剥夺了个人自由选择权，他们意在何处呢？这样的指责无异于认为军备控制协议会剥夺签署方独立决定其军费开支的权利。当然，这也是这种协议的根本目的所在！面对集体行为问题的当事方往往会发现，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得限制自己偏好的行为方式。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指出，如果以其他方式均无法限制个人行为对他人造成不合理的伤害，那么，限制这个人的行动自由权即是合理的方式。冰球运动员在比赛中必须佩戴头盔的规定就符合这个要求。不佩戴头盔的运动员会使对手获胜的几率减少，因而伤害了对手的利益，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对手无法接受的。如果佩戴头盔的规则会带来更严重的危害，那么，这项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但这完全是一个简单的行为问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问题。
依赖于相对绩效的劳动报酬也会诱发导致市场失灵的集体行为问题。例如，在达尔文所描述的军备竞赛中导致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矛盾的障碍，同样可以解释“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不能让工作环境自然而然地达到安全状态。
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工作？
在其他所有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一项工作的风险越大，所获得的劳动报酬通常也越高。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解释为如下：由于未安装安全设备可以为雇主节约一笔费用，因此，雇主有更多的钱可以用作劳动报酬；工人倾向于选择更安全的工作，因此，如果较危险的工作不能支付更高报酬的话，他们就会选择较安全的工作。按照“看不见的手”的规范定义，工人愿意接受危险程度较低、工资报酬较高的工作这一事实表明，额外的报酬就是对他们承担额外风险的补偿。
但这种说法依赖于一个假设：额外收入必须以他所能买到的消费品增量来衡量。但是，当工人得到一份更高的工资时，他们还能享受到另一种重要收益：他不仅能在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还能相对于其他人消费得更多。
比如说，大多数父母都想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子女送到秀的学校。因此，一个工人可能就会决定接受一份危险程度更高、同时工资也更高的工作，因为这能让他们在好学区购买一套房子。但其他工人也会这么想，而且学校的好坏本质上是一个相对概念。于是，假如其他工人也选择以牺牲工作安全性为代价来换取更高的工资，终的结果就是共同抬高了好学校所在地区的房价。归根到底，每个工人的工作环境都变得不再安全，但每个人都无法兑现他们当初放弃工作安全所追求的目标。如同军备竞赛中，在当事各方都购建更多的武器时，任何一方都和以前一样不安全。
带有这种动机的工人或许更希望看到另一番景象：尽管所有人都只能拿到较低的工资，但所有人都能得到一份更安全的工作。假如某个工人接受了一份较安全的工作，而其他人不接受这份工作，这个工人就只能把孩子送到较差的学校。要得到预期结果，工人就必须采取集体行为。同样，简单的提醒并不能达到这个效果。事实上，仅仅知道个人行为会自行抵消，还不足以消除人们采取这种个人行为的动机。
自由与管制的边界
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次读到穆勒的一句话：防止加害于他人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合法理由。我在当时就极其赞同这句话，今天依旧如此。尽管穆勒并非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们却乐此不疲地引用这句经过时间检验的“伤害原则”。不过，按照我的观点，对自由的限制必须是真正的、有足够理由的限制。这种限制的范围远比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反政府激进派所倡导的范围更为广泛。
实施经济复苏政策的主要反对力量是自由主义者及其他右翼政治势力，因此，我必须审慎对待他们的观点和理由。但是和大多数左翼评论家不同的是，我接受自由主义者对当今世界的首要基本假设：市场本身是竞争性的，而人是理性的，因此，政府在限制任何个体公民的行为自由权之前，必须拥有大量证据。我们有理由接受上述每一个假设，就算我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在自由主义者内部，依旧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个理论体系的致命缺陷源于其自身的一个无可争议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报酬都不均等，呈曲线分布。比如说，职业网球选手的收入并不取决于他的水平，而是依赖于他在职业巡回赛中相对于他人的成绩。报酬对排名的这种依赖性，彻底推翻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间可以和谐并存的任何假设，而这个假设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宣扬其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根基。
反对派并非是没有认识到市场交换基本规律的群体。很多进步势力也对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批判，但他们解释这些缺陷的理由，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化解决方案，往往是错误的。
例如，很多左翼批评家把市场失灵归咎于竞争不充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竞争的固有属性。今天的市场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竞争性，但事实上不仅没有缩小市场失灵的范围，反而导致市场失灵愈演愈烈。
间接伤害：无奈的兴奋剂
什么行为构成了对他人的伤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能让我和自由主义者朋友们立即分道扬镳。毫无疑问，政府有权制止人们偷窃他人财产，或是对他人实施暴力。这属于显而易见的直接性伤害，但争议的难点在于间接性伤害。
要冠军，还是要身体？
尽管服用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短跑运动员不会对竞争对手的身体健康造成任何直接影响，但依旧会让他付出沉重代价。此时，对手既可以克制自己不服用类固醇而输掉比赛，让自己为此投入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就此泡汤，也可以以自己的长期健康为代价，通过服用兴奋剂让比赛恢复原有格局。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对手的决定要么给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要么输掉比赛。
很多将自己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坚持认为，短跑运动员有权选择有利于提高比赛成绩的药物。然而，这样的权利为什么就可以凌驾于其他人的权利之上呢？为什么仅仅因为这种伤害是间接的，就可以无视它的危害呢？
我的回答是，要真正体现和运用穆勒的“伤害原则”，就必须考虑间接伤害。我对“伤害他人”这一概念的认识或许会让有些人觉得有点儿不着边际。但我坚信，即使是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难以质疑这样一种定义。假如自由主义者可以选择与任何人共建一个他们喜爱的社会，他们肯定能找到充分的理由，选择那些把间接伤害等同于直接伤害的伙伴；问题在于，间接伤害往往比直接伤害更难于考量。直接伤害在某些情况下同样难于衡量，遇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那种构不成直接伤害的行为是否应被看作间接伤害，往往产生异议。
归根到底，我试图阐明的基本观点就是：假如有人能对“什么行为构成了对他人的伤害”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现代发达国家的监管体系至少可以在概念上坚持穆勒的“伤害原则”。实际上，这也是该原则的基本要求。
监管，可以让人觉察不到吗？
我们的政治辩论始终受制于很多错误的观念，这就让我们忽略了一些既根本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观念，很多问题或许会迎刃而解。
譬如，不断膨胀的政府赤字并不总是如我们看到的那般难以解决。单纯削减开支本身不足以彻底消除赤字。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陆续退休，很多美国人并不愿意接受大规模削减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做法。于是，政府就必须额外增加财政收入。这不需要任何个体作出很多牺牲，但却要求国会对现有税制法案进行彻底改革。虽然茶党及其他势力一直在愤愤不平地谴责各种各样的税收，但事实是，很多税收确实让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
对一种行为征税不仅可以创收，还能抑制这种行为。当然，也有人认为，税收会限制经济增长。对有益活动征税确实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这些税收恰恰是目前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说，工资税会限制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而对储蓄结余征收的所得税则会限制投资活动。
对有害他人的行为征税同样会限制这种行为。当你开车驶入一条原本就已拥挤不堪的高速公路时，就会增加现有的拥堵程度，从而给其他人造成数千美元的损失（而相对于其他路径，你选择高速公路而节省的时间很可能微不足道）；当你购置一辆重型汽车时，很可能会置他人于危险之中，而一辆轻型汽车实际上就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对有害行为的征税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限制了那些成本远远超过收益的行为。
反政府激进派总是煞有介事地把税收斥责为社会工程，认为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我们的行为，左右我们的选择，并终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以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性为目的的燃油税就一直是他们攻击的对象。
但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指责，因为任何法律法规在本质上都具有社会工程的效应。惩治谋杀和偷盗的法律不就是好的例子吗？他们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我们的行为，左右我们的选择，并终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就是社会工程。噪音控制、公路限速甚至是红绿灯和交通信号灯同样具有这种属性。社会工程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为任何狭隘的个体利益都有可能对他人造成不可接受的伤害。只有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喜欢没有社会工程的世界。
既然完全禁止是限制有害行为的可行之道，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出于同样目的的征税呢？实际上，与法律或规范相比，税收限制这种行为的成本更低，而且社会危害性更小。原因很简单，税收强调的核心在于，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减少个体的有害行为。
例如，排污税能以成本减少排污量，排污者会通过减少排放量降低税款；同样，当我们根据汽车自重征税时，使用轻型车即可满足自身要求的购车人，就会选择轻型车。
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不胜枚举。在我们酒后驾车时，会增加因交通事故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概率；吸烟的人会导致他人患上与烟草有关的某些疾病；在我们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时，则会增加因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破坏。
行人不守交规：在罗马要受罚，在纽约无所谓？
凡是到过曼哈顿的人都知道，此地的行人很少注意红绿灯。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闯红灯穿越马路。而且他们全都当着巡警的面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法律要求遵守交通规则，可事实上很少有人吃罚单。反之，在罗马，警察照规定给乱穿马路的人开罚单，所以该市闯红灯的人相对较少。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纽约和罗马两地的交通状况，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大概有助于解释执法上的不同。在纽约，基本上所有道路上行驶的都是汽车和卡车。如果行人窜到汽车前面，他很可能会受重伤甚至死亡，但不会给汽车司机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反之，罗马的大多数道路上穿梭着自行车和摩托车。在罗马乱穿马路的行人，伤着自己的可能性比在纽约低，但伤着别人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后，罚款方法上的差异，似乎和税收政策的差异存在着间接关系。意大利的油价高，汽车税高，街上骑自行车和开摩
托的人比纽约多，所以，必须对乱穿马路的人严格执法。
对有害行为多征收1 元钱的税，就可以减少对有益活动征收1 元钱的税。由此形成的收入不仅可以减少联邦赤字，还能减少高度累进性的工资税。毫无疑问，减少联邦赤字和工资税不仅可以刺激就业，还能帮助低收入家庭享受对有害行为征收的税负。
当然，我们还需尽可能削减浪费性的政府开支。不过，军费开支和石油公司补贴却逃过了近期的预算削减项目，同样避过一劫的还有因毫无实效而臭名昭著的乙醇补贴项目。这样的项目还值得细查。
不过，不合理的费用削减政策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推迟公路维修只会导致未来更多的交通事故，因为维修工作的拖延必然会导致将来的维修成本大幅上涨。
对有害行为征税是筹集资金的途径，这些资金可用来削减赤字。只有那些认为人们有权侵害他人利益的人才会强调，这种税收会侵害某些人的权利。不过，既然税收会让整个“国民经济蛋糕”越做越大，那些反对的声音自然也就无足轻重了。
至于新设税种，则应在经济恢复充分就业之后逐步实施。不过，即使联邦税已降至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的新低，只要我们的领导者还坚持“所有税收都是罪过”的观念，就不可能指望他们会采取措施调整税制。
按照这种思路改革税收政策将会更好地鼓励有益活动，限制有害行为，而两者都将增加我们的可支配收入。在无需牺牲任何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即可创造更多的收入，这些收入足以削减政府债务，让很多年久失修的公共设施焕然一新。
当然，这样的断言有点贸然。不过，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完全符合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逻辑和依据。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能更清楚地认识各种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并以更智慧的手段加以制约，就会有大把的钞票随之而来。
第10 章
涓滴理论
政府为什么优先补贴富人？
“对富人征税，就相当于杀死那只下金蛋的鹅”。
“所有税收都是盗窃。”
“对不同对象征收不同税收是不公平的”……
正当此类反纳税的口号此起彼伏，令政府难以招架之时，弗兰克却在呐喊：“NO! 富人们必须缴税。”
有一家网站将自己标榜为“解析政府管制为何会带来更多贫穷、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终极指南”。打开网页，你就能看到一则公元前6 世纪《伊索寓言》中的故事：
一对夫妇有幸拥有一只每天都能下金蛋的鹅，但他们还是觉得发财的速度太慢。他们猜想，这只鹅的五脏六腑肯定都是黄金做成的，于是他们决定杀掉鹅，就可以获得这只鹅体内的所有黄金。但是，剖开鹅的身体，他们却发现，这只鹅的肚子里和其他鹅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故事始终为自由主义者津津乐道，他们经常引用这个故事提醒那些倡导激进型累进税的人：这样的税制会让所有人更贫穷。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一直自称自由主义者，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并著文写道：“所有税收都是经济增长的拖累，区别的只是程度。”
并不是只有自由主义者才相信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许多人以各自的方式散播着所谓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Theory，也称间接流注论、垂滴论或滴入式理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或认为政府先补贴大企业再陆续惠及小企业和消费者，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译者注），这似乎变成了真理。
并非所有税收都会拖累经济增长。如前所述，如果一个政府不征税，它就不可能维系一个文明社会，也不可能保护自己的公民不受外来侵犯，更不用说享受经济健康增长带来的福祉。
到底应该对哪些事物征税这个问题不探讨清楚，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在第11 章里，我们讨论的焦点将是针对有害行为课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税收不仅不会减慢经济增长，而且能强化经济增长。
提高税率会缩短劳动时间吗？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对高收入者征收税超过一定额度，注定会抑制经济增长。比如说，如果采取100% 的税率，将此税收再分配，从而使每个人的税后收入完全一致，那么人们将没有动机从事任何有偿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进行分配的收入了。
涓滴理论根本就不能说明，如果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将发生什么，譬如说提高到接近于100%。为了让涓滴理论真正有趣，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按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现行税率，进一步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将放缓经济增速。
这样的说法真的对吗？表面上似乎正确，因为它源于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观念：人的行为依赖于动机。由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会削弱努力和风险的回报，我们就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推断出，高税收会诱使人们减少努力工作，承担更小的风险，而这都将削弱经济增长。
每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清晰无误地告诉我们，税后工资的下降对因而提供了一种逆转动力，促使人们更加努力工作或者承担更大风险。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喜欢花钱的人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每天消费2 000美元。如果他目前的税收工资为每小时250 美元，那么，他就必须每天工作8 小时。但是，如果由于提高税率而使他的收入减少到每小时200美元，他每天就必须多工作两个小时，或是卖掉自己的“法拉利”汽车。其他人或许会对增税产生不同的反应。由于较高的边际税率减少了休闲时间的机会成本，这就导致某些人会减少工作时间。增税到底引发哪些反作用，所有经济理论都没有提供解释。
如果经济理论不能为涓滴理论提供论据，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依据。评论家们提出一个检验方法：如果说降低实际工资诱使人们缩短工作时间，反之，提高实际工资则促使人们增加工作时间。自1900 年以来，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美国平均小时工资增长了5 倍多。根据涓滴理论，今天的美国人应该大幅增加工作时间，但目前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只有1900 年时的一半。
我们根据涓滴理论预测，工作时间较短的国家真实的税收工资也较低。在这里，数字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例如，尽管日本公司CEO 的收入还不到美国公司CEO 的1/5，而且还要面对更高的边际税率，但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却远远长于美国同行。
涓滴理论强调的激励措施促使许多人预测，贫富差距程度应与经济增长率成正相关关系。由此进一步推断出，贫富差距扩大应让后富的人感觉到更加难以追赶先富的人。根据第4 章的讨论，不平等性确实会影响到消费模式。但是在检验个别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时，研究人员发现，在经济增长率和贫富差距程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比如说，在“二战”结束后的30 年间，按历史标准看，贫富差距程度较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高得惊人。相比之下，从1973 ～ 1983 年10 年期间，大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而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50%。
跨国比较也反映出经济增长与之间的负相关性。根据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提供的65 个工业化国家的数据，哈佛大学的艾尔波托·艾莱斯经济增长也会形成次要的反作用力。税后工资的下降让人们感到更贫困，那（Alberto Alesina）和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收入的前5% 和10% 国民的比例成反比。各项研究都反复表明，现实状况与涓滴理论预测的结果相悖。
穷人不得已而补贴富人
2001 年，布什总统引用涓滴理论的另外一个演化理论，并在2008年被约翰·麦凯恩再次提及，而这两个人的目的都是为了给美国高收入者减税做辩护。他们提到的这个演化理论并未阐述减税对人们投入有偿劳动时间会带来哪些影响。两个人的主要观点为：富人通常都拥有自己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每年为美国创造了超过50% 的就业机会，因此，减税将刺激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说得过去，而且在现实中也没有招致多少诟病。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从经济理论上根本就讲不通。它不符合企业人力决策理论。
这种说法基于一种假设：企业主有能力且愿意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在现实中，有能力做某件事情与应该做某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关联。比如说，你可以买一张不喜欢的歌手发行的CD，但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你有责任买。企业主有能力雇用更多工人这个事实同样不能说明，他们应该雇用更多工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雇用更多工人能否带来更多利润。
在企业管理的入门级教科书中，基本的雇佣标准都讲得非常明白：如果新增工人生产的商品至少可以按相当于成本的价格出售，那么，就应该雇用这些工人；否则，就不应该雇用他们。不管企业主多么囊中羞涩，只要满足这个标准，雇用更多工人就是可取的。相反，即使企业主比盖茨还富有，只要不满足这个标准，雇用新工人就是不可取的。企业主的税后个人收入与他的雇用决策毫无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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