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

中国与*次世界大战有什么关系？华工在*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徐国琦教授20多年来遍访世界各地档案，借助大量珍贵史料，以国际化的研究视野、从人类文明交流与进步的角度，为我们完整地还原了一战期间14万多华工背井离乡奔赴西线战场，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的真实故事，并深刻剖析了华工参战对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的重要作用。 

本书讲述*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派出14万华工到西线为英、法军队服务，为协约国取得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内容：1．*次世界大战与中国；2．“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3．英国招工团；4．华工数字问题；5．华工在法国的生活；6．华工对*次世界大战的贡献；7．华工与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赴美留学，1999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一战中的华工》）；目前正致力于“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中文版）；《亚洲与大战：一段共有的历史》（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已完稿，英文版应于2016年底出版）；《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中）。

序/吴建民前言第一章 “大战争”和中国之大转变    1．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2．“外交政策群体”及民族主义的兴起3．西方文明的内战和古老东方文明的反应4．“大战争”作为中国的大“危机”
第二章 中国的对策：“以工代兵”    1．“以工代兵”战略的出笼和法国招工团2．英国招工团3．华工数字问题
第三章 征途漫漫    1．加拿大的排华与一战华工在“枫叶之国”的不自由旅程2．加拿大的惊人保密之举3．从山东走向世界
第四章 西线战场陌生客    1．华工之管理2．种族歧视3．北京政府的“保侨”政策4．西方文明中心的华工
第五章 血染的风采    1．华工对大战的贡献2．血染欧洲3．家国情怀和世界视野
第六章 教学相长：作为“伟大一代”的华工与中国精英1．基督教青年会和一战华工2．华工与精英的互动和教学相长3．华工的洗心革面与崭新眼光
第七章 为文明出征：华工之贡献及历史地位    1．华工与中国的大战略2．华工与巴黎和会3．华工和中国的国际化
第八章 一战华工的归宿1．时代先锋2．拯救华工3．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战华工身影4．湮灭的历史记忆
结论注释鸣谢

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对中国及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情有独钟，在世界各地阅读档案，历经数十载寒暑艰苦努力及思考后，终于茅塞顿开，学有所成。从2005年开始，相继推出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0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书英文精装本（英文平装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将此书纳入其“人文经典文库”系列，出版中文版）；201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拙著《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以“一战中的华工”书名出版其中文版。2015年夏，我受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完成《亚洲与大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书稿，如一切顺利，此书应能在2016年年底左右同英文读者见面。读者诸君手头的这本小书，就是在我近十余年出版的这几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英文学术专著基础上所写的普及版。因此，这本书虽小，却浓缩了我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本小书也是我在2007年由北京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基础上之增补和修订版，而且大部分章节为新作。本来，在花了20多年的时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想应该跟战争告别，并将精力转移到我长期以来一直想系统研究的关于“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What is China and Chineseness）的课题。但五洲传播出版社希望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之际将《文明的交融》加以修订并大幅增加我后来的研究心得。盛情难却，在几经挣扎和犹豫后，我终于同意。我之所以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写这本书，还因为中国人对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甚至在一战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理解。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就是旨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分析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程序的重建及中华民族自我更新作出反应。我在2009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在一战百年之际，中国人应该对一战有更清醒的客观认识。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一战的历史。公元1914年是中国的虎年，也是中华民国三年。就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爆发。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于20多年后再次打响后，那场“大战争”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定义为“文明”之战。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1914—1919”字样。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战场上或者经济上的得失，“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守卫大英帝国秩序的战争”。而与英国类似，德国人则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圣战”。因此，“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对英国人来说，这是一场维护世界秩序的战争。德国人为未来而战，英国人为传统而战”。 著名的美国学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1914年8月5日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许会让“文明陷入血与黑暗的无底深渊”并“将打破有史以来我们对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的幻想”。 一位美国官员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也写道：“当世界大战被真实的记录下来，当胜利得到客观的评价之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配享有文明胜利的桂冠。” 因此，无论是战争刚开始，或已结束，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而且从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因为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100周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对中国的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实际上，一场有关一战意义和影响的辩论在一战结束后即在东西方展开。德国学者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称一战标志着西方的没落，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国人梁启超则在其于1918年底到欧洲游历及考察中所撰的《欧游心影录》中声称一战的结果显示东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梁启超写道：“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甚至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调告诫中国人：“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对梁启超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将人类文明毁灭殆尽，而西方一直标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难辞其咎。除梁启超外，中国人梁漱溟、辜鸿铭等均属强调东方文明优越阵营的大将。当然，当时鼓吹东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以至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为另一位哲学家、英国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撰《中国的问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在大战后，中国似乎成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国之道德准绳成为蝎子之鞭，抽打自以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China tends to become an angel of light to show up the darknes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virtues are made a whip of scorpions with which to lash the backs of complacent Westerners.）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东西方文明间站队，比较优劣和短长。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认识一战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应乘此机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不要汲汲于东西方文明之争。如有一位中国人在1918年《晨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战即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故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此则吾人所应大觉悟者也。” 一战后，在亚洲对西方文明批评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印度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人第一个获此殊荣者，声誉远扬，所发言论自然也较引人注意。泰戈尔在1921年写道，“生活在东方之外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欧洲已经彻底失去其过去在亚洲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则的奉行者。它充其量只是个西方种族优越论者和对非西方人的剥削者。”（Those who live-away from the East, have now got to recognize that Europe has completely lost her former moral prestige in Asia. She is no longer regarded as the champ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fair dealing and the exponent of high principle, but rather as an upholder of Western race supremacy, and the exploiter of those outside her own borders.） 他在战后给法国作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写道，“亚洲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对欧洲不再喜爱。”（hardly a corner i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where men have come to feel any love for Europe） 对泰戈尔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所投下的毒药在战后必将祸及自身”。“所谓的欧洲文明之火炬也许不再是灯塔，而是用来杀人放火的东西。”（“the poison that civilized Europe had pushed down the gullet of such a great country like China has severely impaired its own forever,” and whether “the torch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not meant for showing light, but to set fire”） 一战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并导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同时也对世界文明地图的重新整合及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战是日本的所谓“天赐良机”。 日本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但就是大发一战外交和经济横财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战后有许多疑惑之处和很强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过一战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嗤之以鼻，拒绝接受。在种族问题上，日本还是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无法同白人国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毕竟日本是靠德国军事化模式发迹的，德国在一战中被打败的结局及一战后流行全球的所谓反军国主义思想让不少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选错了立国模式，怀疑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同样通过一战跻身世界强国的美国对一战的影响和后果也是充满疑虑。美国人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号下加入一战战团后，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自己所愿。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连以“老虎宰相”著称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此公却给了我们“十四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声称威尔逊是世上“头号好人”。 甚至连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雄心万丈，立誓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但美国人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甚至不准美国加入威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可以说，一战后全球的仁人志士、学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战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并讨论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学之破产，抑或为人类带来新的契机。哲学家杜威曾对一战后之世界寄予极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杜威表示，我们在为民主而战，因为这场大战争，“世界死了，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和文明。杜威虽然声称他目前并不知道战后新世界究竟怎样，但他显然对战后新世界国际秩序充满憧憬，当然也有不安。 但杜威在战后对世界新秩序极其失望。连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先生也加入了对科学及对西方文明持怀疑论者之列呢？杜威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他还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的个人化身。由于杜威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被蔡元培等人称为“美国的孔子”或“第二个孔子”。 一战对中国的意义也特别重大，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中国而言，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起始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这期间的中国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潮，东方的、西方的，都拿到中国试验；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杜威的哲学、罗素的哲学，各种学派和学者都在中国粉墨登场。这个广义的一战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 一代新人开始崭露头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西方文明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在1912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潮以及民族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已经受够了列强的强权即公理的旧体系。中国人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亟欲去之而后快，代之以建立在平等、公正、民族自决之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并力图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平等一员。一战的爆发，不仅对这一现存并对中国人不公的旧秩序带来强烈冲击，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首先是一场西方文明内部极其惨烈的内斗，也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归宿及发展带来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一中西文明处于极其重要的转折关头之际，中国人力争顺势而起，利用这个机会一展宏图，再建文明，重整国运。2014—20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之时期。但是，当年围绕这场大战争进行的全球讨论，这场有关世界秩序、东西方文明的兴衰、科学及机器的论战，到今天仍在继续，也仍无答案。在21世纪的现在，人们仍旧继续在讨论，继续疑惑，观点仍旧莫衷一是。事实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考验，西方文明照旧处于优势，跟一战时期比，科学和机器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 。中国自一战以来无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一盘散沙、外交上任人宰割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则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今非昔比，可以说，列强在中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五四时期我们的先辈所讨论、所纠结的问题今天仍旧存在。例如当时广为讨论的“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中国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到今天仍旧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计划，同“五四”先辈们所追求的理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100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与影响时，也到了让我们深入思考一战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并亟须面对的话题。首先，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重视一战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第二，尽管这场战争发生于100年前，它在今天的亚洲烙印仍然明显，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何中日关系总是问题重重时，我们尤其会感到一战的深刻影响。第三，一战对于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或国际意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四，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国家认同和相应的国际地位，理解一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无疑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或许正确解读一战历史正是解开目前许多难题的钥匙。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代兵”、并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同所谓的“大战争”联系在一起的100周年。在全人类正大张旗鼓地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遗产，并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也许我们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回答下述问题：二战是否是一战的延续？或者，是否因为一战的后遗症，造成了二战的最终爆发？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哪一场战争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何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二战开始的时间及定义，是否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回答？中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又何在？从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二战。这不仅因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百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的全球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我们在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日关系及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时，也许应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来进行分析。我们甚至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体，并进而同中日甲午战争放在一起来透视。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中日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中日两国的近现代进程才能看得更透彻，得到的认识和理解也会更为深刻。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许从中日50年战争的角度来俯视二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可能露出真面目了。从广阔的国际史视野而言，二战的起源可谓因不同地区而异。对欧洲来说，二战起源于1939年应无问题。但从美国人的角度，二战可以说是被日本人“炸”进来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举把美国人拉进战争。美国人加入二战后，自然成为中国人的重要盟友。但对中国人或日本人来说，二战如果从1931年所谓“九一八事变”算起，可能是15年战争；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则为8年战争。从中日50年战争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一举奠定了日本的东亚大国地位，并让日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因为通过甲午一战，日本攫取台湾并将其变为殖民地，同时也为将朝鲜在1910年正式变为日本殖民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战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还在于，今天世界不少评论家、学者和政客们讨论到中国时都喜欢用一战作比喻，尤其是当讨论中日关系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4年1月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告诉全球举足轻重的听众，目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与德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竞争类似——暗示中日之间的分歧可能会超越他们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中国则会扮演德国的角色。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被比作一战中的德国。中国外长王毅于2014年3月“两会”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日本“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来作榜样”。但与此同时，中国外长在回答一个日本记者关于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时也警告说，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中日之间的外交紧张情绪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的外交事务中展开，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糟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局势造成的，因此，中日之间目前的关系可以放入一战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要了解一战对今天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明白中日之间在一战之前及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此外，要了解一战对中国的重要性，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回顾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因为正是这场战争为后来中日两国相继加入一战埋下了伏笔。要理解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没有比通过一战华工的视野进行审视更有说服力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西方文明危在旦夕。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战之紧要关头，14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劳工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然而，中外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将这一特殊群体集体遗忘了。西方将他们挤出了历史记忆，中国人也很少知道这一群人，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壮丽历程了。标示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辉煌一幕的这段往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军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有人提到一战华工。在众多捐躯欧洲的一战华工的墓碑上，大多刻有下列四个成语中的一个：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的确，他们在一战西线战场上或后方，固然“勇往直前”“鞠躬尽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虽死犹生”或“流芳百世”，而是被人们所共同遗忘。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农民，更不用说表彰他们的事迹了。世界学术界对一战华工的系统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大致尚付阙如。相关政府对一战华工贡献的承认，更是姗姗来迟。早在1925年，中国北洋政府即要求法国建立一战华工纪念碑，以及为一战华工提供抚恤金和遣散费等，但法国以资金短缺为借口一直未能兑现。 迟至1998年，法国政府才在巴黎第13区中国城内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书“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世纪90年代，法国影视导演奥列维•纪顿（d’Olivier Guiton）鉴于法国人民对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几乎忘却，拍摄了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一战中的14万中国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国人民介绍一战华工及其历史贡献。该片的重要价值在于采访了一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后代，通过他们的讲述，再现了当年一战华工及其后代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通过这部纪录片，一般法国人才意识到一群中国农民参与创造法国历史的突出贡献。2008年秋，在山东威海市档案局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就在当年前许多华工跨出国门远赴法兰西的出发地威海，多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一战华工的历史。为配合首届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威海市档案局还同时举办了一战华工图片展览。 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6集纪录片《华工军团》则第一次把一战华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国人面前。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不太明了：这些华工为何而来、因何而去？在旅途中、在欧洲以及回国后，他们究竟又有怎样的经历？他们对那场“大战”是否作出过任何贡献，他们对中华民族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又是否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在中西交流史上又占有何等地位？本书的目的就是向中国人和雇用过华工服务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世界上一切关注人类文明进程的人们，介绍这一群中国人如何用他们的“苦”和“力”参与东西方文明的重建，重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国，他们也是一群非常普通的人，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传奇。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生命，无疑同中国及世界前途息息相关。一战中抵达法国的14万华工，在许多人眼里也许只是苦力，在欧洲，他们吃尽了苦、出尽了力。也许他们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得失，为了谋生，但是，大而言之，他们是为了中国，为了世界。尽管当初他们并非怀着创造历史的抱负走出国门，但他们是中国放眼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先行者，并直接参与创造了西方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可歌可泣的旅欧经历，中国的外交官们才能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辞严地要求国际社会还中国以公道。因为华工源源不断的到来，英法诸国在大战危急关头才可以免去人力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一战时的中国还是幸运的，尽管积贫积弱，尽管面临许多内忧外患，毕竟还有高瞻远瞩的志士仁人提出“以工代兵”的策略；更有吃苦耐劳的农民们赴汤蹈火，任劳任怨。正是精英与劳工的结合，让中国得以在一战期间谱写了一曲中西交流的辉煌篇章，让欧洲得以一睹华工风采，让世界得以了解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的坚强及智慧。14万华工也是幸运的，他们在人类历史的转折关头，因缘际会，挺身而出，得以成为中西历史中的弄潮儿。“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通过讲述一战华工的“苦”与“力”之悲壮人生，可以透视他们与中国及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命运。一战华工被西方人称为“苦力”。的确，他们很“苦”，但他们也有“力”。本书将详细记述他们的“苦”、他们的“力”，还有他们在血染的西线战场戴瑞士表、太阳镜、绅士帽，身着各国军衣的浪漫，交法国女朋友的风流，以及为保卫自己的权益把欺负他们的美国大兵打得头破血流的中国男儿的威风。一战华工甚至是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袖当年走出国门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先驱。一战华工的故事是中西交流史上一段意义深远但很少为人所知的故事。我们可以通过一战华工的经历及故事来探讨中国国际史及中国国际化历程中的平民参与及其贡献，并通过一战华工同西方文明及其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同中国的精英们的交往及密切接触的经历，分析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试图回答“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所共同探讨的世纪之问。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华工的故事。这是文明交流的故事，同时也是1895—1919年期间包括华工在内的一代中国人为中国的国际化、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为中华民族真正复兴以及同西方人民一起共创人类和平而奋斗的故事。华工虽然来自中国，但他们的历史属于世界。在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纪念一战100周年的今日，五洲传播出版社独具慧眼，出版这本小书，可谓意义重大，用心良苦。我们希望借这本小书再现被遗忘的一战华工的集体记忆，缅怀由他们为主角所创造的一段人类共享的历史。值此一战百年之际，我希望本书能为中国读者解读出不一样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在一战中的历史和一战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影响及地位的历史。如果此书能够进一步启发读者就“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这个五四运动以来的重大历史命题作出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答案，对作者来说，则幸莫大焉！知我罪我，唯在春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