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由王晓明主编，主要记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及法国、日本等地成立早期党组织的过程、主要成员和主要活动，以及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由王晓明主编，选取了9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时代先驱，在国家危亡的情势下，探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历程。同时，介绍了参与建党的那些人物的历史境遇。《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透过一个个令人感慨的人物和事件，让读者通过党的诞生历程，以及隐藏其后、鲜为人知的种种真实故事，更加深刻地理解共产党人的理想、胸怀和精神世界。

    王晓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先后在《教学与研究》、《北京党史》等刊物发表多篇有关党史的文章，也有一些党史研究著作问世，如《中国十大将》、《*思想研究述评》等。

    辛亥革命后，上海社会极其混乱。用陈独秀的话说，有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在外国资本势力下讨生活的奸商；有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彩票的欺诈取财者；有淫业妇人；有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有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有做冒牌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有控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的封建帮会势力；还有一部分青年有志的学生。那么，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首先，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权都握在洋人手里，但在社会底层，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上海的黑帮势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又是不可想象的。上海没有任何团体比黑帮的组织大，黑帮老大的命令比政府部门的政策更具有效力。上海的思想界也是一潭死水，偌大的上海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分子的学校，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上海所闻的所见的，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拜金主义的臭气从西方飘扬而至，弥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渗透到每个毛孔里。陈独秀眼见这种“龌龊社会”，禁不住悲呼：“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么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 同时，上海又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工人运动的中心。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853年起，外商陆续在上海开设船厂、丝厂、纱厂、烟厂和电灯厂、自来水厂等企业，我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由此产生。1862年以后，清朝政府在上海设立制炮局、江南制造总局、机器织布局和轮船招商局。随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首先在上海兴办，上海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工人在这种“龌龊社会”中尤其艰难。“从早到晚苦一天，所得不过两角钱。买得柴来难买米，可怜怎样度常年。”这首在上海广为流传的《劳动歌》，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的悲苦生活状况。在中外企业中，工人遭受打骂以致被开除是常见的事。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 工厂实行抄身制、包工制等，肆意侵犯工人的人身权利。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在各国工人中是罕见的。上海，正是个腐朽与进步同在、黑暗与希望并存的城市。一方面，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在这里横行，整个社会纸醉金迷、龌龊不堪；另一方面，也有希望的力量，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正义感，要求争民主、争生存、争主权，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并没有忍气吞声，甘受压榨，中外企业的工人先后进行过无数次自发的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