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36584
★中国传记文学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
★首部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解读*领袖之路的传记大作。
★揭开重重迷雾，披露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沉浮命运；展现苦难辉煌，细述*的崛起之谜。
★这是一部党史，一部革命史，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回望伟人跌宕起伏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不甘平凡、力争上游的普通人，都能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者掌握了多年独家的采访资料，在增加内容可读性的同时，也增加了本书的真实性、史料性。
作者用流畅的文笔、生动的描写来表达严肃的题材，别具一格，与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传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走马灯似的换了六位领袖，即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直至遵义会议才确立了*的领袖地位。
从遵义会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时势的造就？
作者专程赴井冈山、瑞金、遵义等地采访，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档案，以翔实、流畅的笔调，从独树一帜的“领袖史”视角，揭秘*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如何顺应历史从而取得了*终的胜利。
第一章 毛泽东之前
“赤色人物”从上海涌向武汉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总书记“不光荣地结束”
瞿秋白崭露头角
“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
中共由右向“左”偏航
向忠发当上总书记
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24岁的博古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第二章 井冈风云
历史老人并未偏爱毛泽东
农民运动的“王”差一点被处死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当革命的“山大王”
收编“绿林”袁文才
毛泽东智服王佐，进军井冈山
受到打击，毛泽东成了“民主人士”
朱德和毛泽东胜利会师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来历
游击战“十六字诀”的诞生
“打败江西两只羊”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钦差大臣”瞎指挥
“黄洋界上炮声隆”
藏在伞把里的《井冈山的斗争》
彭德怀率红五军上井冈山
毛泽东提出“围魏救赵”之计
井冈山在风雪中陷落
“红军舞龙头，白军耍龙尾”
毛泽东和彭德怀“第二次握手”
误杀袁、王使井冈山得而复失
第三章 驰骋赣南
毛泽东承受落选和疾病双重压力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在沪起草“九月来信”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复出的毛泽东着力整顿红四军
毛泽东写长信批评了林彪
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差一点儿惹起大祸
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横扫千军如卷席”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第四章 瑞金浮沉
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
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又遭“批判”
周恩来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首长
毛泽东“退隐”东华山
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毛泽东在宁都被剥夺军权
遭罢官的毛泽东在汀州休养
博古从上海来到瑞金
罗明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挨整的“毛派”——邓、毛、谢、古
“就要使毛泽东威信扫地”
毛泽东被架空了
第五章 艰难岁月
蒋介石坐镇庐山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独立房子”的主人
公审萧劲光引起的争执
福州南校场升起“反叛之旗”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崽卖爷田心不疼！”
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第六章 长征途中
“三人团”决策西征
“鸽子飞了！”
惊动了正在北平协和医院休养的蒋介石
蒋介石查明了“萧克旧径”
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江
毛泽东说：“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在“飞行会议”中重新崛起
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心慌意乱的王家烈
飞渡天险乌江
第七章
遵义曙光
诈开城门智取遵义
国民党得到“毛泽东当主席”的情报
“毛、张、王”同住古寺巷
“柏天顺”酱园的小楼成了纪念地
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
对遵义会议20 位出席者的考证
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
毛泽东发射“重磅炮弹”
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冒雨倾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
红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
第八章 党的领袖
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张闻天不再在中共负总责
凯丰制订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
“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序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读者们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 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巧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十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20 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
从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写毛泽东，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便面临着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的问题。
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
如果不推举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 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
领袖的选择，对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领袖的错误，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既着重写192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椭圆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2] 第八章《党的领袖》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
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41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1990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乘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
1991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前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时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纪念馆工作人员出于“职业习惯”，对我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时! 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我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棻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1935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
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后来成为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
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40 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办公室马骏给我很多指点。接着，我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在采访中，我发觉，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 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 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
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微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的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至于出现了《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
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
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共福建省委前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
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
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86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
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86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60年前的重要往事，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
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
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
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因她正在北戴河休养，不在北京，未能采访，后来才得以采访。与“刘伯承传记组”
联系，访问刘伯承夫人，也因路远未能实现。
当秋风秋雨吹打我书房的钢窗时，我开始埋头于写作。三四个月的广泛采访，为这次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先是完成了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接着，完成了这部同名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如果说，电影剧本为了加强戏剧矛盾冲突和着力塑造人物形象，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许多虚构，
纪实文学作品则不同。纪实文学属于“非虚构文学”，它的特点便在于“实”，
也就是要符合真实、事实、史实。
本书完成后，我沿着“《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写下去，再写一部《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本书，
构成了“红色三部曲”：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写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用文学笔调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尝试，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曾作为作家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叶永烈自选集”
中的一卷，改名《毛泽东之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羊城晚报》连载本书时，改名为《毛泽东的崛起》。
我感谢中共党史界对本书的关注和宝贵意见，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对有关史实作了订正。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英文版HISTORY CHOSE MAO ZEDONG。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法文版L’HISTOIRE CHOISIT MAO ZEDONG。
叶永烈
1991年12月26日 初稿
1998年6月19日 修改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毛泽东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在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在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工作。
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人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
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
“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
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以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
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
“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
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进发。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
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曰“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
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
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见解的：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
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
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35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张贞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但张贞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做过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这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70 万银圆，向国外购买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飞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
竟挂在了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出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
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告捷，歼敌685名，
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
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150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
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敌1600多人，缴枪2300多支。
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来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警卫员才大为惊讶，以致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
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经周恩来力争，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着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第38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1932年4月4日，发表于同年4月25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1990 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1 卷，
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30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地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的化名！
紧接着，5月20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
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
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1] 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让党和红军的干部认清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一边去，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
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
5月29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
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
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
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
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
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
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所以不如不设总政委。
7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7月21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周恩来于7月29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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