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7332
修身篇
君子慎独 / 003
一、密室自律：杨震拒金的启示 / 003
二、远离繁华的智慧：武攸绪的人生观 / 010
三、靠山是冰山：傍上来俊臣或杨国忠 / 016
胸有大局 / 023
一、作为品德的大局观：贾耽去职 / 023
二、作为能力的大局观：贾诩归曹 / 029
三、作为担当的大局观：安史之乱中的颜真卿 / 034
四、无大局的黯淡人生：反面教材贺兰进明 / 039
包容与自我约束 / 047
一、德的境界：娄师德包容狄仁杰 / 047
二、居功不傲，执权不骄：两位理想中的高官 / 055
公与私的界限 / 064
一、治国焉能党同伐异：杨炎的阴暗面 / 064
二、挟私必坏国事：张延赏与吐蕃之盟 / 072
齐家篇
德在才先 / 085
一、如何选择继承人：智氏与赵氏的区别 / 085
二、癫狂与覆亡：自掘坟墓的智伯 / 091
三、不意外的意外：三家灭智伯 / 095
四、德与才的关系：司马光的人才观 / 101
子弟教育 / 107
一、古人之“坑爹”：教子失败的姚崇 / 107
二、祸福相倚：谢瞻训弟 / 114
三、迟到的教育：颜延之与颜竣父子 / 120
俭以养德 / 130
一、“俭德”为什么重要：重读《训俭示康》 / 130
二、奢侈灭家：“何氏无遗种”的教训 / 137
三、留德不留财：齐家上的胜负 / 144
家风与家史 / 150
一、当太太惹了祸：能治国不能齐家的霍光 / 150
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霍氏悲剧的教训 / 157
三、胜在齐家：张安世家族繁荣的秘诀 / 165
治道篇
天下为公 / 175
一、裙带亡国：西汉后期的政治乱象 / 175
二、何以要谈“天下为 公”：西汉衰亡的历史教训 / 186
以人为本 / 196
一、“民本”：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传统 / 196
二、“人”：一切成就的基础 / 203
三、是民还是敌：如何看待内部危机 / 209
四、舍己从人：两个成功的地方治理案例 / 213
依法治国 / 218
一、法的意义：来自战国时代的经验 / 218
二、如何守成：汉文帝的成功经验 / 225
三、以私挠法的后果：曹魏失败的一个原因 / 231
文化的力量 / 236
一、文化与立国规模：特殊视角中的光武帝 / 236
二、文化超越：邓太后的秘诀 / 242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什么是为政有一个基本定义：“政者，正也。”为政的基本含义，就是把一切摆正。让所有的事都在正确的轨道上，让所有的人都在正确的位置上，让整个社会正常运行，这都需要精心设计相应的制度、政策。无论中西，古代政治思想中都出现过一种理念，即人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与核心。以这一观念作为逻辑思考的起点，若要把各类复杂的问题摆正，就必须先把人摆正。正人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教化，故中国古人又常把政和教并举，放在一起讨论。从中央到地方，对国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称之为“为政施教”。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施政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教育、教化。
教育（或教化）过程中必然有两个主体：施教者与受教者，施教的目的是要把受教者“摆正”。这里必然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施教者？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施教者，才能确保教育（或教化）达到“正人”的目的？所以孔子在作完“政者，正也”的定义之后，随即阐述了正人先正己的观念。一个以正人为目的的施教者，必须自身是正的。考虑到在以人为核心这个问题上，施政与施教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对于施教者来说必须己身先正，那么对于施政者来说，同样应该以正己为前提。
儒家典籍多处记载孔子谈及正己与正人的关系。比如《论语•颜渊》篇中有孔子回答季康子（？—公元前468）问政的一段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比如《论语•子路》篇又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己都做不端正，如何去正人呢？这与回答季康子“子帅而正，孰敢不正”所陈述的道理一样。季康子是孔子那个时代鲁国重要的执政者之一，当他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的时候，孔子回答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事事行得正。孔子的回答可能暗含对季康子的批评，批评他并没有根据礼法的基本要求端正自己。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观念，并不是针对季康子的一时之说，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理念。所以在儒家另一部典籍《礼记》中，我们还能找到一段表述类似却更为深入的话：
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 从。”
这段话在大小戴两种《礼记》中均有记载（《大戴礼记》传自汉儒戴德，一般所称《礼记》是指传自戴德之侄戴圣的《小戴礼记》）。此处向孔子发问的“公”，指的是当时鲁国国君鲁哀公（？—公元前468）。孔子在这里的回答，更进一步落实到君和百姓的关系上。君长的行为是表率，是风向。当百姓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的时候，他们会观察君长的行为。以君长所行为是，为依据。故而作为君长，如何可以不端正自己，不谨言慎行？端正自己，以身为教，是孔子为政观的基本出发点。
南宋大儒陆九渊（1139—1193）有一句名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宋史•陆九渊传》）这句话通常被简说成“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中西文化虽有重大差异，但人们偶尔也会发现两者在一些细节上的惊人相似。伦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收藏有一块无名氏墓碑，据说上面镌刻着全世界著名的碑文。西方人引用时，时常以“Start with Yourself”（可以译作“正己为先”）为这篇作者不详的墓志冠名。我们先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将这段碑文誊录于下：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 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当我年轻而自由自在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未受到过限制，我梦想着改变世界。
随着年智俱长，我发现世界无法改变。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似乎也不可行。
当我步入暮年之际，我后一个急切的愿望，转向了改变一下家庭，那些离我近的人。呜呼，结果谁都没有被改变。
在我即将寿终正寝之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然后以身作则，我可能会改变我的家 庭。
在家人的激发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熟悉中国哲学语境的读者，读到这段英文碑铭后，很容易想起正人先正己这一古老的中国话题。这或许正是陆九渊所说的心同理同吧。所不同的是，在西方传统中，没有将这一思想体系化，并以此作为一套政治哲学重要的基础。在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中，这一理念却一直被置于非常核心的地位。《诗经》的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中国成长的小朋友们都会背诵。现代学者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古代青年男女爱情的抒情诗，在先儒的解释中，它可没那么简单。这首诗被儒家学者认为是周文王定夫妇之伦的作品，也就是由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周文王用行动来阐述如何正确看待夫妻关系，再经由诗人用诗篇把这一定义表达出来。夫妇之伦先摆正，然后才是涉及家庭的各种关系以及子孙繁衍等问题，《诗经》十五国风前面的两个部分，也就是《周南》和《召南》之中所选的诗篇，都是按照这个逻辑编订的。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先儒认为，周文王治国先从家庭开始，齐家先从正夫妇之伦开始。只有先把夫妇关系协调好，才有可能把家庭里的各类问题理顺。把自己的家庭理顺、整顿好之后，就能起到表率作用，让周围的人都来学习、效仿，若每个家庭都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安邦定国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
现代人可能会批评儒家的这套理念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周文王通过正夫妇之伦以达到安邦目的的行为是否真的存在过，也是很大的疑问。这一批评过于苛责古人。首先，模式化必然简单化，现代人做数理模型也必须对类型区分与相应数据进行简单化处理。古人在探讨理想政治模式的时候当然也会采取类似手段，去掉些不确定或具象性因素，以便更明白直接地表达理念。其次，上古时代人口稀少，一个部落可能还比不上现代中国人口密集的一个乡镇。在有限的人口中，靠身教来推行道德、伦理规范，达到政治安定的目的，并非不可行。这是非常明白的古今差别，我们不能一味站在现代人的认知立场上批评古人。
若说正己不一定能正人，不仅现代社会如此，古人其实也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但这并不减弱正己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不管是否能达到正人的目的，正己则是必须的。掌握着更多资源的精英阶层，对于社会无论是承担管理责任（传统观念），还是尽服务义务（现代观念），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否则缺乏对大众的说服力，很难达到管理或服务的预期效果。这是“正己”说能超越时空界限的价值所在。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理念，经历代学者不断诠释，由宋儒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展开的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以儒家传统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篇为理论依据，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入门途径，形成一整套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议。古今时异，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古人去寻找早已存在的治理当今社会的方法。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如何对这些古老的思想予以新的诠释，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孟子对孔子简括的评价是“圣之时者也”五个字，核心字眼是“时”，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下》。在这个段落里，孟子评价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为当时人认可的圣人，认为孔子的特点是懂得形势变化，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行动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孟子评价为所有古代圣人中的“集大成者”。确实，孔子的时代不同于周公，朱熹的时代又不同于孔子，每个时代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懂得“因时损益”，也就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赋予古老的思想以新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商业模式转型，诸多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与古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但若现代社会仍然是以人为本的，仍然承认人是社会核心的元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古人思想中已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致设计。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思想元素作出现代性诠释，既非本书所能承担，更超出作者的能力范围。但可以在此就如何把握继承既有传统与开创未来之关系，提一些原则性看法。什么是继承？继承不是简单复古，需要有适应时代变化的新血液注入。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是信口雌黄，需要有根有柢，体现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辩证关系。
在我们有能力谈稽古以创新之前，把中国古人的智慧作些系统的梳理，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让我们从看古人如何在具体行事中正己以正人开始吧。
表达自己。但要从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其中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有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养人的性情、熏陶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丘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五
司马光把《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非常著名的文物，是司马光的遗墨。因为上面所写的内容是一段关于晋代的编年史，很多人认为那是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遗稿，包括翦伯赞先生为这件文物撰写的说明文章里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直到今天，国家图书馆还是以《资治通鉴》遗稿的名义给这件文物定性的。其实不对，这件墨迹应该是司马光编《通鉴举要历》时的遗稿。已经有学者对此作过详细论证，不在这里赘述。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的读者，恐怕也是少数。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缘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出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资治通鉴》的编写，固然是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但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良好素质的人组成的。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如果这本小书能引起读者们进一步深入研读《资治通鉴》的兴趣，那它的使命也就得到升华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约稿，是他们首先想到以选篇解读的方式，让《资治通鉴》这部古老的经典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所用。这的确是个非常好的主意。2015年，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不像在国内时有那么多杂务、应酬，故能利用空余时间完成这部书稿。文中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教。
姜 鹏
2015年初夏于波士顿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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