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5536591
★本书是传记文学名家叶永烈的重磅代表作，也是“比较领袖学”的开山之作。
★全书以时间为经线，细述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与命运的两大巨的头世纪之争！揭密*与蒋介石以及国共两党和与战的恩恩怨怨！
★“比较领袖学”的创作手法为叶永烈首创，通过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与*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全书始终将*与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策、品格，思想、功过。
★读*和蒋介石，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重要而有效的方法，熟知*和蒋介石的世纪之争，也就熟知了中国的近现代史，更好地总结与展望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蒋介石与*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与*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更是半个世纪的中国风云史。
叶永烈独辟蹊径，从*与蒋介石领导两党间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同时运用“比较领袖学”的手法，将*与蒋介石进行比较，以彰明二者的策略和品格、思想和功过。
小 引 世纪棋局
第一章 最初岁月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国民党“一全”大会冷落了蒋介石
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政治新星”蒋介石处境不妙
蒋介石披起“红衣衫”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毛泽东专心于农民运动
蒋介石陷入国民党内部的群雄纷争之中
国共分别确立蒋介石、毛泽东为领袖
第二章 幕后密使
陕北小城保安成了红都
“马夫”叶剑英潜入西安
毛泽东、张学良之间架起了热线
天主教堂里的彻夜密谈
毛泽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杨虎城曾两度申请加入中共
红色密使频访杨虎城
射向汪精卫的子弹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何香凝的裙和续范亭的血
“波茨坦”号上奇特的“随员”
国共莫斯科密谈
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始幕后对话
张子华穿梭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筹划中的蒋介石、周恩来的秘密会谈
周小舟联络“姜府”和“龚府”
“小开”架起新的国共之桥
潘汉年、陈立夫会谈于上海沧州饭店
蒋介石的“猛力进攻”和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第三章 西安斗智
刘鼎子夜急购干电池
华清池笼罩着紧张气氛
张、杨终于发出扣蒋令
九秩老人张学良回首当年
“先礼”不成，这才“后兵”
古城西安沸腾了
毛泽东笑谓“元凶被逮，薄海同快”
南京衮衮诸公各抒己见
毛泽东提出公审蒋介石
宋美龄急派端纳飞赴西安
红军先声夺人：占领延安
周恩来成为“西安之谋主”
拘押之中的蒋介石
中共、张、杨结成“三位一体”
苏联否认“莫斯科魔手”
斯大林反对“倒蒋”
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
“三位一体”和二宋谈判
阔别十年，蒋介石、周恩来晤谈于一室
圣诞节的“最大赠礼”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圣诞之夜都未合一眼
毛、蒋对西安事变作了“书面对话”
第四章 再度合作
蒋介石又在演戏
审张、赦张、幽张
密使又活跃起来
周恩来、顾祝同西安会谈
曲里拐弯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蒋介石和毛泽东讨价还价起来
西子湖畔蒋、周会谈
毛泽东笑谈“换帽子”
枪林弹雨突然朝周恩来袭来
蒋介石居然要毛泽东“出洋”
蒋介石、周恩来庐山会谈
蒋介石密邀毛泽东赴南京
中共首脑聚集洛川私塾窑洞
国共终于第二次合作
第五章 并肩抗日
蒋介石和毛泽东在抗日中分工合作
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
毛泽东再度成为“游击专家”
南京陷落于一片血海之中
毛泽东以“齿病”婉拒蒋介石之邀
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盛赞其抗日精神
毛泽东战胜了分庭抗礼的王明
汪精卫突然出走河内
第六章 皖南突变
蒋介石着手“溶共”
毛泽东坚决拒绝“溶共”
“摩擦”成了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毛泽东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反“摩擦”
方针
周恩来摸透了蒋介石的脾气
蒋介石“三喜临门”
你发《皓电》，我来《佳电》
毛泽东和蒋介石眼中的叶挺
叶挺、项英先后掼“纱帽”
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鲜血染红了皖南山林
叶挺军长身陷囹圄
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皖南事变引起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论战
第七章 风云多变
国共关系陷入僵局
蒋介石想找台阶下台
毛泽东在参政会得了大面子
蒋介石夫妇笑宴周恩来夫妇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毛泽东以“感冒”为由第四次拒晤蒋介石
蒋介石、林彪重庆谈判
共产国际的解散如同“新闻原子弹”爆炸
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最高领袖
毛泽东抓住张涤非来了个“质问国民党”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起一番风波
蒋介石出席开罗“三巨头”会议
赫尔利邀毛泽东去重庆会晤蒋介石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
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
第八章 重庆谈判
毛泽东说“蒋介石在磨刀”
妙棋乎？刁棋乎？
各方关注延安枣园的动向
毛泽东决策亲赴重庆
毛泽东的八角帽换成了巴拿马盔式帽
枣园•桂园•林园
国共两巨头历史性的握手
初次会谈风波骤起
国共谈判在山城艰难地进行着
各方关注桂园“何先生”的行踪
“毛诗”引起的“《沁园春》热”
毛泽东临别前山城突然响起枪声
周恩来冷静平息“谋杀”风波
毛泽东握别蒋介石
第九章 国共决战
《双十协定》只是“纸上的东西”
迷航的飞机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
大规模内战正“不宣而战”
马歇尔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紧张时刻发生紧张事件
毛泽东笑称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用林冲战略对付蒋介石
蒋介石为“光复中共赤都”兴高采烈
毛泽东笑谓胡宗南“骑虎难下”
蒋介石下令“通缉”毛泽东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蒋介石步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
大决战前夕双方摩拳擦掌
东北之败使蒋介石气得吐血
55万蒋军被歼淮海
古都北平在没有硝烟中交接
第十章 风卷残云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之死
毛泽东和蒋介石新年对话
毛泽东斥责蒋介石求和是虚伪的
蒋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毛泽东论蒋介石、李宗仁优劣
国民党代表团在北平受到冷遇
敏感时刻发生敏感事件
“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通向李宗仁的“暗线”
蒋介石在上海差一点被活捉
“紫石英号事件”震惊世界
国共之战已进入尾声
别了，司徒雷登！
五星红旗的诞生
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开国大典
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杨虎城将军遇害
第十一章 隔着海峡
蒋介石只能实行第三方案
蒋介石对退往“美丽岛”作了周密部署
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位
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朝鲜的枪声使蒋介石喘了一口气
毛泽东的解放台湾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迷雾
周恩来在万隆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章士钊和程思远各负特殊使命
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第十二章 未完的棋
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金门成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争斗的焦点
叶飞透露了炮击金门的内情
曹聚仁在紧张时刻出现在北京
戏剧性的炮击金门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失误使蒋介石幸灾乐祸
毛泽东笑谓李宗仁归来“误上贼船”
曹聚仁穿梭于北京—香港—台北
“文革”狂潮时期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着手安排身后事
基辛格密访北京如同爆炸了原子弹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派章士钊赴港“重操旧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垂垂老矣
蒋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遗嘱
病危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
邓小平和蒋经国继续着那盘没完的棋
序
从千里之外飞回上海，坐进书房“沉思斋”，我的身上似乎还散发着重庆的雾气。我写作的纪实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全书的高潮。我实地踏勘了当年毛泽东下榻的红岩村、国共谈判所在地张治中公馆“桂园”以及蒋介石的官邸，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使我下笔之际，充满了现场感。
蒋介石与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旗手，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
我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
《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当代历史。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时间跨度那么大，给写作带来的困难，比前两部长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做更为广泛的采访，包括国共双方的人物——而前两部书的采访，主要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写作时，绘制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曲线”，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波峰”和“波谷”。这起伏的曲线，既是中国现当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也是全书情节起伏的波澜。
由于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能不详略结合。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详写。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交往的43天，
写了5万字。而1949年10月后至他俩去世，漫长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写了两章而已。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20世纪20年代的交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徜徉于历史的文献之中，从雪泥鸿爪中加以细细考证，终于写成本书的第一章“最初岁月”。
世上有“比较文学”“比较政治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领袖学”。本书着眼于比较，即处处、时时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加以比较，比较他们的策略，
比较他们的品格，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毛泽东与蒋介石一辈子都是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只有用比较的目光、比较的手法，才能写好他们，才能写好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正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领袖学”，我感到艰难，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观点和手法，才能创新。
内中，我设计了三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对话”，即如何看待西安事变，如何看待皖南事变，以及1949年元旦的“新年对话”。这样的“书面对话”，
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采用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原话。这三场“书面对话”，正值历史的关键时刻。设计这样的“书面对话”，也正是出自“比较政治学”。
美国《世界日报》曾经这样评论《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第一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毛泽东与蒋介石》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用文学笔调写党史，属于新品种——“党史文学”。它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正因为这样，
我做了大量的采访，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著。我注重“两确”，即立论正确、史实准确，亦即史观、史实“两确”。
在中国大陆，历来对于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历来俯视毛泽东，仰视蒋介石。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两人之中，相对而言，写蒋介石难于写毛泽东。我采访过毛泽东多位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的评价也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依据。对于蒋介石则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来对他做出评价。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仔细查考。在《毛泽东与蒋介石》的1993年初版本中，
我便明确指出：
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
在中国大陆，蒋介石向来被视为“独夫民贼”。在1993年这样评价蒋介石，
在当时是独特的，不多见的，冒着政治风险的。果真，《毛泽东与蒋介石》在1993年完成之后，不像《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那样在中国大陆列为献礼书，而只在1993年10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了香港版、1993年11月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版，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其中台湾版《毛泽东与蒋介石》成为台湾畅销书，一版再版。
13年之后的2005年2月，《毛泽东与蒋介石》终于获准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在中国大陆问世，才过了5个月，一篇题为《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的文章，便把《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作为值得“警惕一种倾向”进行“批判”：
叶永烈出了一本《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某报7 月12日转载该书时，使用的标题竟是《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叶永烈写道：蒋介石“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们赞赏的：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振兴台湾经济”。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叶永烈这样叙述，显然是在突出蒋介石的“积极抗战”的形象，……除了愚蠢、无知和可笑之外，恐怕还是别有用心的。
幸亏在一个多月之后，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了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由于胡锦涛的这一讲话，使《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再成为“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
正是因为作者在1993年写作本书初版本的时候，就能够给蒋介石以准确的评价，所以《毛泽东与蒋介石》在2000年再版时，并没有在观点上作大的修改，而只是在史料上作诸多补充。尤其是作者8次前往美国、7次前往台湾地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查阅蒋介石日记，在台北进行诸多采访，包括采访蒋介石侍卫长郝柏村（后来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等，对《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做了很多补充。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英文版MAO ZEDONG AND CHIANG KAI-SHEK。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法文版MAO ZEDONG ET JIANG JIESHI 。
叶永烈
1993年7月30日 完成初稿
2000年5月3日 修改、补充
2014年6月24 日 改定
*与蒋介石的传记多如牛毛，但将这两位影响中国半个世纪历史风云的国共两党领袖，以比较政治学的手法合在一起来写，本书应是*本。正因为作者选择了特殊的视角和人所未用的手法，使本书令读者耳目一新。
——美国《世界日报》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
一全” 大会， 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1925年10月初。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之前，孙中山自知不起，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部长。这样，
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年近花甲的瘦削男子，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
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
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来到广州。毛泽东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戴季陶其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
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正宗”
的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共，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1925年3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1929 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
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
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
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不难堪！这位孙中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于风波之中，何况他已站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立面了，
当然他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成了虚设，毛泽东也就代理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则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蒋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一起登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包含以上文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如今是《毛泽东选集》开卷首篇。虽说《毛泽东选集》上注明此文的写作（发表）时间是“1926年3月”，实际上此文首次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由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 期上。
毛泽东是一位写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手中的笔杆子变得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一百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认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不过，载入今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当时的原文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
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
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恩来。
那年，
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四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遵循国共合作惯例，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 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回归羊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
一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
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 位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
旁置“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 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精卫，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15号。这次大会到会代表258人，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约占优势。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 月6 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
提出一个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
这么记载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手，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同台亮相——12年后，三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三方首脑，
形成鼎足三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
即有效票为249张。其中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紧接着，1926年1月22日至25日，
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九常委之一——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主席为汪精卫。
常委会之下，设一处八部，组成中央党部。一处即秘书处，八部为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商业部、妇女部、海外部。
其中，宣传部部长由中央主席汪精卫兼任。
据1926年2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记录载：
汪精卫同志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办事，前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许可另请代理，今请毛泽东同志代表宣传部部长案。
决议：照准。
于是，毛泽东正式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
三天之后——2月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常委会上又提出：
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
于是，沈雁冰出任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何许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传中，也曾这么写及：
1925年尾，恽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我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同志代理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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