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28192
★重要事件的细部观照：对近代东南沿海重要历史事件的细部观照，如鸦片战争、金钱会、太平天国运动等，都有真实可感的具体描述。
★经济活动的详细记录：对以温州为代表的近代沿海城市的农业生产、天灾及相关的社会运转有具体而微的记述，包括灾情、谷价、赈粜以及灾害导致的社会动荡如游民、抢粮等，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史、生活史的宝贵资料。
★社会矛盾的真实再现：对近代温州地区社会矛盾的真实详尽的记述，主要体现在官与民绅之矛盾，贫、富户之矛盾，以及上层士绅与中下层绅士富户的矛盾。特别是对士绅阶层在近代社会经济运行和法律运行中的作用，提供了*手资料。
赵钧（1786—1866），字石渠，一字石臣，号定斋，别署小岐山房主人，又号水竹居主人，庠生。历任瑞安、上韩等地塾师。虽未显达，然亲历道咸时期重要历史变革，且其日记记述详细，对研究近代史不无裨益。
相对于史料留存较为丰富的晚清光宣及民国时期，道、咸、同时期的社会史料相对缺乏。赵钧生逢其时，其翔实的记载为研究这一时期地方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被称为“清后期浙南社会缩影”。周梦江曾将其中一部分整理成《赵钧辑录》发表于《近代史资料》，受到研究者重视。今将其现存稿本系统整理，为学人提供珍贵的史料。
上册
前言
册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第二册
壬辰
癸巳
甲午过来语
庚午年日记
第三册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第四册
戊戌
己亥
过来语庚子
辛丑
第五册
辛丑
第六册
壬寅
癸卯
第七册
癸卯过来语
甲辰过来语
乙巳过来语
下册
第八册
丙午过来语
丁未过来语
第九册
戊申过来语
己酉过来语
第十册
癸丑过来语
癸丑过来语
第十一册
甲寅过来语
第十二册
乙卯过来语
丙辰过来语
第十三册
丁巳过来语
第十四册
戊午过来语
第十五册
庚申过来语
第十六册
辛酉过来语
办剿末议
又十条拟交邑局董裁酌
上福建记名道张公书
第十七册
壬戌过来语
第十八至十九册
甲子过来语
乙丑过来语
丙寅
第二十册
辛酉
附录
《过来语钞》记张慕骞
《过来语钞》跋张慕骞
赵钧《过来语》与张《杜隐园日记》、刘绍宽《厚庄日记》是近代温州篇幅较大的三部日记，是研究清中期至民国时期浙南历史的重要地方文献。相对于史料留存较为丰富的清末光、宣期、民国时期，道、咸、同时期的温州史料极为缺乏，赵钧翔实的记载为研究这一时期地方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周梦江曾将其中较有史料意义者整理成《赵钧〈过来语〉辑录》，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总41号，111—205页），并受到研究者重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近年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赵钧（1786—1866），字石渠，号定斋，瑞安人，庠生。著有《过来语》、《谭后录》等，“欲藉以验己学问，考功过，且以知处世之非易易”。《谭后录》辑自《过来语》。清末民国时，同乡张、张慕骞父子曾借阅，据张慕骞民国二十七年《过来语钞》张慕骞从赵钧《谭后录》手稿中摘抄一部分外，另从《过来语》中摘抄部分书眉自标“谈后录”三字及虽未标明而纪载内容显属“谈后”一类者，成《过来语钞》，并作跋文二篇，为了解赵钧生平及《过来语》留存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跋，《谭后录》不少条目不见于《过来语》，下卷个别条目有目无文，知“《过来语》所佚者尚多，即《谭后录》散失者亦当不在少数”。
现存《过来语》二十册，第十八册外，其馀均为清稿本。赵钧处馆馀暇，“将历年所记《过来语》稿，手自誊抄”。第十八册记同治三年、四年、五年间事，为稿本，文字潦草；第十九册亦记载同治三年、四年（部分）事，为清稿本，在誊写时内容微调。至于《过来语》的总册数，有三四十册和七十多册之说。张《杜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记载此书“自嘉庆丁卯年记起”，时闻其书“有三四十册”，正是赵钧曾孙赵德宽师从张之时。据张慕骞为《过来语钞》所作跋文，两次提及册数，“闻家大人称早岁曾见《过来语》共四十册，今竟止此二十二册，犹连《谈后录》在内”，“《过来语》未分卷，不知原出确数多少，据戴君守雅谓闻之赵氏后人，共有七十馀册，今所见者止二十本，其末帙尚为《安居日记》”，并末附二十册的卷页表，与现存册页绝大部分一致，细节方面略有出入。赵氏后人所谓七十馀册，或为稿本、清稿本合计之总册数，张所闻三四十册当为稿本或清稿本册数。
现存日记起道光六年（1826），迄同治五年（1866），末附《安居日记》一册，时间跨度四十年。无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二年、九年，同治二年日记。从现存《过来语》多处行文，不难发现此书确有散佚。咸丰三年二月日记“记庚戌《过来语》稿，可查稿”，咸丰八年八月记“连日翻阅旧订《过来语》甲申、乙酉后三四年间所记”，同治五年二月记“钱邑主灭旨征粮事，在同治元年，记癸亥《过来》册”，道光四年（甲申）、道光五年（乙酉）、道光三十年（庚戌）、同治二年（癸亥）确有日记。道光十七年赵钧言“余自壮岁以来，处馆于外，每日馆课毕，或读书，或听座客话，偶有感悟，辄便札记，此事亦大有益”，且生平处馆五十馀年，著述虽多，有《过来语》、《有济编》、《谭后录》、《补拙录》、《碎金》、《颐志集》、《定斋杂记》、《读书记》、《定斋吟草》等，“其它种种著述要多从《过来语》中蜕变来”（《〈过来语钞〉跋》），道光十四年日记摘录嘉庆十五年的日记已经“蠹蚀不可识认”，张亦言嘉庆十二年（丁卯）有日记。毋庸置疑，嘉庆年间已开始记录，且壮岁后处馆多馀暇，《过来语》的记录向来及时。嘉庆十二年（至少）至道光五年间，应有日记，张所闻三四十册，并非虚言，或许在岁月的无情流转中，将近一半的篇幅早已悄无声息湮没在历史的浊流之中，如能保存，其史料价值更显珍贵。
作为日记体的《过来语》，赵钧长期处馆瑞安乡村各地，身为下层知识分子，其记载的内容相对生活化、平民化，“一无所讳，非以示人”，立场相对客观，主要涉及地方的吏治、粮价、灾异、兵事、交易、科举、饮食、习俗、社会风气、地方纷争、时人轶事、人口迁移、家族兴衰、公益事业等，为多方面研究地方近代史、社会生活史等提供了可靠而细致的史料，进而折射出中国近代沿海地区社会风貌的变迁，是对偏重宏观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微观史料方面的重要补充。兹举例说明《过来语》几点重要的史料价值。
道、咸、同年间自然灾害频繁，粮价上涨，民众遭受到严重的生存压力。这也奠定了该时期地方社会多灾多难、动荡不堪的基调。据对现存《过来语》灾异及粮价史料的爬梳，道、咸、同年间的粮价有三段典型的相对高位期（就整体趋势而言），分别为：道光十年至十四年，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如道光十二年五六月，阴雨绵绵，邑中多疫病，八月大风雨，荡园所种木棉、番薯等都被淹没，稻子所收无几，闰九月雨雹如豆，十一月连日雨雪，苦寒不可当，冻死者所在多有。十三年六七月大风水，早禾少收成，九月潮溢，田中多蟹，秋后多痧症，十二月大寒，多雨雪。十四年三月多雨而寒，谷种多烂，四月秧多被田蟹损坏，六月大水，兼多虫灾。十二年十月以后至十三年五月，谷价已达千八百。十四年正、二月二千，三月二千三四百，四月二千六七百，五月望后三千。以十四年的受灾情况为严重，“大饥，饿莩处处有之。城间乞人饿死者，日日有之。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大风水、潮溢、寒潮、雨雪、疫病是现存起讫四十年日记里民众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键词，有灾之年占了二十几年，灾害频生，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个别富户借机牟取暴利，官府催科政急，民众深受其害，饿死、冻死、病死者在在有之，即使素称富庶的村庄如屿头村，咸丰年间三百馀户中柴米不绝之家，不到十户。作为下层知识分子，赵钧生活清贫，深知疾苦，其笔下对灾异、粮价的记载异常详细，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浙南民众的生存之艰。而瑞安作为当时温州的重要产粮区，“沿海一带潮湿之区，米谷难于久贮，又山多田少，民间鲜有盖藏。温州则全赖平阳、瑞安”（《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一七四之一三）节录清雍正九年（1731）六月十九日浙江总督管巡府事李卫奏疏语。。瑞安粮食丰歉、粮价的波动对浙南地区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赵钧的这些记载为研究道、咸、同时期浙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在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来自社会的压迫变本加厉。当时浙南地区的地租剥削率极高，每亩地租高达二百斤到三百斤，靠近河边的上等田，有时高达四百斤，约占全年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超过了全国的地租剥削率周梦江，马允伦，蔡启东.试论金钱会起义的原因[J].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01)。除地租外，还有其他剥削方式。道光十二年闰九月赵钧记道：“贫民佃种租田，田好租轻者，尚少有所得，否则，通盘估算，徒自贱苦耳。其他私项陋习，更不可效。温郡近来多此习。此窍务农者不知。余闲时从中细计之，特为指出。贫民少资本者，不如别寻小经纪，用力谋生也。”重灾之下，贫民甚至需要贱价卖田，虽断定几年后可以赎回，只是条件苛刻。咸丰三年十月记：“上年廿馀千一亩荡地田园，本秋只值七千。买主又扣垫札钱五百文，仲钱二百五十文，卖主只得实钱六千弍百五十文。契连虚注价七千七百文，断定六年外取赎。札注明年上季交上手租钱五百文，下季交上手租钱一千文。”在层层剥削中，贫民朝不保夕。咸丰四年七月虽然粮食丰收，但谷价大跌，赎回田地，谈何容易！咸丰五年十二月记：“吾瓯又连年灾荒，有田之家半价而售，甚有只得四分、三分之一者，窘急何如。”减价卖地的结果只能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土地兼并加剧，越来越集中于富户手中。以富户为代表的群体，从事典当和高利贷活动，进一步强化对贫民的剥削，据赵钧记载，“瓯俗典铺起息，比省会重三倍有馀”，且极为普遍。来自官方的赋役负担也进一步加重。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战争赔款，田赋加征更为苛刻。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记县令赵景铭“无政不酷，视民如仇，事事令人欲哭。而催科政急，粮价更增，又其馀也。冬十一月，下乡亲征日，粮价新银一两价弍千八百，新米一石价六千”，而据乡邻郁翁说，“二三十年前，邑人上控后，银价一两千五百，米价一石二千外”。即一两地丁银折价比战前增加将近一倍，一石漕米折价比战前增加两倍，田赋负担等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周梦江，马允伦，蔡启东.试论金钱会起义的原因[J].温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01)。咸丰四、五、六三年的田赋也非常高，处于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时期，清政府亟需军费。又恰逢灾害频发，赵钧感慨道“三四年来，质库往来如织，赎当者十不得一，百姓窘迫如何”。贫民在天灾面前自顾不暇，富户自然成为政府搜刮的重点对象，损失尤为严重。咸丰四年二月记“现在十室九空，朝廷又下捐输之诏，州县承上官意旨，只图取媚，不顾大体，时谓之勒捐。闻之惊骇。黄抚军宗汉严札州县，着其依限照数，令各殷户赶紧捐纳，否则动用火签拘提如重犯”。鉴于当时已经“十室九空”，因此这里的殷户自然包含部分士绅。咸丰八年二月蔡小琴、叶玉璇等绅衿认为官府田粮银价一两折钱二千九百八十文太重，于是向县令请求恢复自封投柜旧例，虽减去三百，官府仍然是这场骚乱的获利者，而“贫户制于胥吏，实无多益”。
为了争取各自的生存空间和优势，处于优势的群体倾轧劣势的，劣势的惨遭剥削、又于无可奈何之际起而反抗，同一群体内部亦产生裂痕，浙南社会关系处于高度紧张中，主要表现为三类矛盾：官与民、绅；贫民与富户；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有财无势的富户。官与民、绅的矛盾，可从官方的赋役负担加重中得到集中体现。贫民与富户的矛盾，是跟道、咸、同年间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有直接的关联。对于大多数小农家庭来说，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高利贷利息以及官方的田赋等，不得不出让粮食，在天灾频仍的道、咸、同时期，收成锐减，重压之下更加困苦不堪。道光十四年，官府本应早日出示减定粮价，却一味姑息，“使富者相时射利，贫者蓄怨日深”。田有饿莩，市有馀粮，富户乘机提高粮价，大发灾难财。饥荒往往逼迫贫民走上“不法之途”，劫粮事件时有发生。赵钧认为“非饥民好为乱，富者有以激之也；富民之贪欲无厌，刘邑尊有以养之也”。不少贫民贱卖土地，甚而脱离原来的宗法组织，成为流民。道、咸、同年间自然灾害的频繁与严重，折射出当时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动荡程度。上层士绅与下层士绅、有财无势的富户之间的矛盾，主要原因在于官府苛捐杂税重压下，贫民自身难保，官府将勒派纳捐的对象直指富户与士绅。上层士绅往往占据有利的地位。赵钧在咸丰四年里记载了姜、陈二姓富户被迫捐输一事，为了解当时的纳捐情况提供了绝佳的材料。瑞安主捐输事者为孙锵鸣、沈丹书，是上层士绅的代表，掌握了捐输局的大权，而捐输之事，县令虽局中收款给照，必关会移详，实际上“不与其事”。于是捐局中人“各自庇其亲戚知好”，“从中规利，各立门户，互相倾轧”，软弱富户被玩弄于股掌之中。陈希曾系赵钧馆东，赵钧熟悉其事原委，感慨到“捐局中诸人，同是办公，而各怀私利，互相倾轧，不顾捐户利害，致使道路传闻，人心瓦解”。可见，儒家道德观在当时的温州乡村社会中已趋于崩溃。咸丰八年赵钧馆东林若衣（咸丰七年任安徽祁门知县）亦因司事者挟官横行，困于“捐输一事”。因此只有在捐局中掌握有利地位的士绅，才能在这场勒捐中幸免于难，甚至从中“规利”。这无疑加剧了上层士绅和下层士绅、有财无势的富户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上层士绅内部的分裂。
赵钧所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社会极度动荡时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金钱会事件对浙南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众生活在战乱的阴影之下。鸦片战争的战火虽然没有直接蔓延到温州，但毗邻宁波的地理位置，温州也曾做过抗击准备。赵钧时刻关注鸦片战争的形势，对镇海、定海、厦门、广州等战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信息来源主要是当时的邸报、官员奏报以及相识的宁波人、处州人的口述，时效性强。而在赵钧的记载中，不乏一些珍贵的细节。如定海之战中葛云飞带领之兵，“计九百四十名，阵亡者不及三分之一，馀悉逃归。初，九百四十之中，一半拨守汛地，守汛者多预为脱逃计，则他处调防者可知。港口多三板船以渡逃者，每人船钱千文，无钱则脱衣以抵”。定海陷后，“官民多自为计，未见有实心为国家画万全之策者。而奸民乘间生心，土豪借保护乡闾名，希图肥己”。温州城内戏文昼夜不绝，乡间花会盛行，文武官全然不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量急增，日记中因吸食鸦片败家者亦复不少。作为下层知识分子，赵钧对中英两国的实力并无清醒的认识，时而露出天朝至上、盲目乐观的心态。《过来语》中多次出现“广东艇匪”、“夷匪”、“红毛夷”在沿江沿海地区骚扰劫掠的种种行径，有学者认为这些团伙即是以英国海盗商人为首的匪帮胡珠生.温州近代史[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p32-37。咸丰八年四月赵钧记道：“现在瓯郡情形，西青田、处州，南福建浦城，东乐清，俱有寇警。而境内大罗，又有教匪谋变，加之瓯江停泊广东、福建、台州三处船只，时相斗争”，可见温州被多方势力盘踞，“不靖之形，四面皆同。通郡人如坐愁城中，不困自危，迁避者络绎不绝”。而金钱会事件对瑞安影响重大。金钱会相关史料已被温州文献丛书本之《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收录，作者多为参与组织团练、参加镇压金钱会和太平军的亲历者。赵钧僻处乡村，对金钱会事件的记录虽限于所见所闻，却极具史料价值。在赵钧笔下，金钱会焚劫，民众惨遭荼毒，而官府在焚毁贼巢时，殃及无辜百姓，“焚掠之惨，官兵甚于叛贼”。官府召募的乡勇，多外地游手无赖之徒，不如本地义民之勇，甚而挟势强掠平民货物。富户被迫入团练，惨遭金钱会报复，官府置若罔闻。而局中某些人“借防守名，科敛都内怯懦殷户为囊橐计”，各怀私心，专图邀功。对于民众在金钱会事件中伤亡的人数，赵钧亦曾反思过：“贼未临，人人自危，一若贼来无人不死、无家不破。亦思前此被贼焚掠之处，人死家破，固亦有之。其实通盘看来，百无一二。”这些史料为后人更加客观地了解金钱会事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过来语》因列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出版时易名为《赵钧日记》。整理时，以现存清稿本为底本。第十八、十九册整理时，同治三年、四年闰五月前事以第十九册为底本，第十八册较有价值之条目增入相应部分，脱文据第十八册补，同治四年闰五月后、同治五年事以第十八册为底本。赵钧在日记天头处多有批注，置于正文相应位置，小字处理。因原书曾经虫蛀，已修补，脱文如有依据可补者酌补，补字以〔〕表示。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同仁的支持和关心。特别感谢温州市图书馆卢礼阳研究员，他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校，并提出了宝贵的审读意见。限于整理者的水平，舛漏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初稿于2015年8月
定稿于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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