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878848
本书是目前为止介绍吴承恩和《西游记》*为全面详尽的学术著作，但其*看点却是深入浅出，走了一条学术著作通俗化的新路。
本书不仅介绍了对吴承恩作者身份的诸多质疑，而且*次深入剖析了产生质疑的原因；不仅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经历，而且*次从道义角度探讨了完成《西游记》的动力；不仅介绍了《西游记》的文学艺术成就，而且*次完整地展示了九百年间故事形成的全过程；不仅介绍了《西游记》若干精彩故事的来龙去脉，而且深度解读了故事背后的文化底蕴和社会背景。作者称：《西游记》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百科全书，值得深读。
目 录:
前 言：《西游记》的历史文化背景
章 《西游记》作者论争的澄清
（一）从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看作者之争的起因
中国通俗小说的生成形态使然。
中国社会结构的层次划分使然。
（二）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的几种代表观点
“道长说”的长期影响与历史真相
“疑吴说”的主要疑点及假说本质
“否吴说”显示科学研究方式缺失
“华阳洞天主人”真实身份的探讨
“周王府说”“鲁王府说”形同捕风
（三）作者争议中方言研究的价值与失误
需要澄清对方言与方言研究的误解
方言科学对作者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颜景常对《西游记》方言韵的归类
（四）综合评判才是确认作者身份的正途
作者的文学素养不容忽视
作者的社会意识不容忽视
作者的人生经历不容忽视
第二章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研究
（一）地方史志文献著录及研究概述
关于《射阳先生存稿》
关于《花草新编》
（二）吴承恩的生活背景与吴家家世
远远之背景：古镇的科举文化
困顿的意义：穷孤的委巷吴家
潜藏的必然：失落的书痴店主
（三）吴承恩的科举生涯与仕途坎坷
草根人家的骄傲
傲人的另类才艺
府学的落拓书生
无奈的后体面
尴尬的仕途生涯
王府的难得机遇
（四）吴承恩的文学情怀与人生道义
科举，是他必须承担的家庭责任
文学，是他自我选择的人生之路
鉴史，是他担当不弃的社会道义
机缘，成就了他畅酣的人生宣泄
第三章 《西游记》历史传承与主题
(一)唐僧西天取经的历史依据
丝绸之路上佛教的传播
高僧玄奘印度求学经历
首先应该了解的两本书
(二)追寻理想是基本文化传承
(三)核心主题与主题的多样化
执着信念追寻理想是取经故事的初心与核心主题
多样多元主题是《西游记》解读的题中应有之义
1.早期故事的浮沫“金丹大道说”
2.明人颇有见地的“求放心说”
3.新文化运动后经典的“玩世游戏说”
4.建国初期的时代标本“孙悟空叛徒说”
5.改革开放后主题研究的五彩纷呈
追求光明说 针砭时弊说 明心见性说 双重构架说
第四章 《西游记》故事的形成节点
初启示：冯其庸先生关于玄奘取经归国途程的实地考察
旧说辨误：说《大唐三藏取经记》系南宋话本是一种误认
阶段：以《大唐西域记》为代表的原生取经故事题材
敦煌榆林窟壁画 僧行七人晒经台 御弟 其他
第二阶段：早期结集的取经故事——以佛门的俗讲为样章
第三阶段：宋金世俗的取经故事——以民间的队戏为象征
个问题：《礼节传簿》的抄写年代与形成年代
第二个问题：《礼节传簿》的修订及修订期的推想
第三个问题：《唐僧西天取经》生成年代的判断依据
第四个问题：《唐僧西天取经》是古老的队戏
第四阶段：元代多形态取经故事——图册·杂剧·平话
之一——图册《取经记》
之二——杂剧《西游记》
之三——平话《西游记》
第五章 《西游记》人物的文化原型
（一）唐三藏形象的文化溯源
《西游记》“江流儿”故事。
真实的玄奘法师身世故事。
故事改写唐僧身世的原因。
（二）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溯源·各家之说
溯源之肇始之流别与各家各派之说。
“本土说”“国产说”的形成与质疑。
“外来说”“进口说”的形成与质疑。
“混同说”“综合说”的形成与质疑。
“石槃陀说”事出有因但缺乏说服力。
“释悟空说”说基于巧合缺必然意义。
值得注意可能性极高的“佛典说”。
正确考察途径应取“阶段影响说”。
（三）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溯源·从佛教开始（上）
佛祖在哪儿？ 菩萨什么身份？ 西天有灵山吗？ 有座雷音寺吗？
有送经的人吗？ 真经有价格吗？
（四）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溯源·从佛教开始
（五）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溯源·受道教浸润
（六）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溯源·儒学中收官
（七）沙悟净形象的文化溯源
（八）猪悟能形象的文化溯源
第六章 《西游记》的文学艺术评析
(一) 西游记早期的文学批评
明代的《西游记》批评
清代的《西游记》批评
（二）《西游记》的神魔二元象征
（三）《西游记》的篇章结构艺术
线性结构是中国章回小说的特征
八十一难故事是线性结构的典范
三段递进是情节展开的基本范式
（四）《西游记》的形象塑造艺术
类型化特征与神、人、物性的统一
唐三藏可敬可气的迂腐型性格
孙悟空可爱可笑的理想型性格
猪八戒可恶可亲的世俗型性格
第七章 《西游记》的现实意义解读
（一）吴承恩下意识中展现的明代社会面貌
天界，就是吴承恩复制的人间社会
取经到底为谁服务，是东土大众吗
二郎神话题之一：外甥与宫廷法则
二郎神话题之二：功劳与宫廷法则
唐僧话题之一：神仙们为何不吃唐僧肉
唐僧话题之二：唐僧头上为何没有紧箍
妖魔们的结局不同体现出社会的不公平
（二）吴承恩主观刻意描述的明代社会痼疾
大闹天宫与“玉帝不会用人”的牢骚
取经收钱与卖官鬻爵的明代财政政策
阿傩索贿与上下分肥的明代官场规则
吴承恩为何对道士不敬不恭
比丘国延年益寿的小儿心肝
第八章 《西游记》的版本及其传播
(一)《西游记》明清时期的主要版本简介
金陵世德堂百回本及其文学批评
李卓吾批评百回本及其文学批评
西游证道书百回本及其情节变化
“朱本”“杨本”的争议与定性
若隐若现无法确认的前世本
（二）《西游记》的续书及其传播简介
《续西游》
《西游后记》
《西游补》
其他与《西游记》有关联的神魔故事
（三）《西游记》的近现代传播
现代《西游记》题材的戏曲影视
当代《西游记》题材的戏剧影视
海外《西游记》的多元文化传播
《西游记》面世于明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以这一年为基点前后展开各若干年，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历史空间；这段历史空间赋予《西游记》的内蕴和意义，远比唐僧师徒的神话故事要复杂;当然,也很深刻.
这种复杂和深刻既是《西游记》固有的，也是近些年我们刚刚涉及到的；既属于古代小说那些“奇书”们共有的价值范畴，同时也是构成《西游记》特有意义的重要因素。所有的复杂和深刻，以下将会有充分的介绍，这里且以序言的形式做一些提示，实际上也就是强调《西游记》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身特异秉赋，当然也就是强调近些年来《西游记》研究的新进展和我们对它价值的新发现。
首先，从1592年往前看，《西游记》是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的继承者。
诚如各类文学史、小说史所介绍，中国的通俗小说以话本的形式于宋代在瓦舍勾栏里勃兴。由于题材的不同，初期的话本就已经形成了流别——当时称“家数”，受欢迎的有两家为“讲史”和“小说”。据资料看，两家数的定义和分工很都明确，“讲史”是“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篇幅较长；“小说”是“烟粉、灵怪、传奇”，还有“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篇幅多短。到了元代，这两大题材类别演进出的文学特点更为明显，“小说”走向精致，文字越发细腻，情节越发生活化，其成就集中于至今可见的《清平山堂话本》等等；而“讲史”走向开阔，人物越发雄放，故事越发张扬，竟有了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等等。这是中国长篇通俗小说发展的阶段，以话本为形式特点。
接下来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特定阶段，也就是长篇通俗小说由话本向章回发展的阶段，其代表作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成为学界共识的时间段是“元末明初”。走向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摆脱了话本依赖口口相传、讲说表演的形式，而完全以文字作为展示文学魅力的手段。这是小说艺术表现力的一次解放。不仅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环境氛围的表现描写越加生动深入，且篇幅也有了更大的增长，《三国演义》《水浒传》数十万字的篇幅在话本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阶段的重要成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充分表现。如《三国演义》深深植根于讲史的文化土壤，纵横于各诸侯和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之间，勾勒各路人马的心机盘算，描写战争浩大的过程场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水浒传》写人物的经历各各不同但都成了梁山好汉，上梁山的本意各各不同但都有一份合适的理由，同在梁山水泊但性格却又各各不同，到了叹为观止，妙不可言的境界。《西游记》的问世虽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距二百年左右，形式上也有了些变化，但其艺术特征总体上仍没有脱出依傍历史的窠臼，所以我将其视为上述特定阶段的收煞。
讲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故事并据此形成自己的文化底蕴，是这一时期所有作品的共同特点，比如《三国演义》的“三分天下”、“拥刘反曹”；比如《水浒传》的“替天行道”、“逼上梁山”；比如同属此类的《封神演义》的“弔民伐罪”、“商亡周兴”等等……。因此深度解读这类作品，离开历史的赋予都是做不到的，就如不能捕获它的灵魂一般。对于《西游记》，同样不能离开历史人物玄奘和造就了这个人物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在这方面，前此的研究是有疏忽的，至少研究的领域比较局促，深度不够理想，玄奘只被当成一个故事线索。
《西游记》借助于历史形成的核心是什么？“唐僧取经”——玄奘大师独身赴印度求偶学的经历！从《西游记》的个故事形成开始，“唐僧取经”就是一个世代罔替的核心，而取经所表现的对信念的执着，对理想的追求，就是所有故事的灵魂。没有哪朝哪代的《西游记》故事能离开这个灵魂。我们不能说情节构思的奇幻、形象塑造的亲民、语言表述的成就等等不重要，而是要强调：不能忘记所有这些文学元素、艺术手段的核心支撑所在；正是经由“唐僧取经”的核心支撑，才能产生出文学元素的种种价值。
鉴于此，我在本书中加大了对历史人物玄奘大师的研究和介绍，也强调了理想、信念在取经故事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算不上新的发明，也不能单纯以篇幅论事，但有可能这是次真正的重视，也显然是在《西游记》题材和主题研究上的深化和升华。我们期待今后能在更深的层面上解读《西游记》，把《西游记》数百年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本质的意义彰显出来——当然在表述上希望更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其次，从1592年往后看，《西游记》是中国通俗小说现实主义精神新时代的先行者、探索者。
我们先要横出一枝,说说《金瓶梅》。又如各家所述，《金瓶梅》标志性的成就是采用了社会家庭生活题材，在创作中注入了现实主义精神，由此引领了中国通俗小说一个新的发展时代。《金瓶梅》究竟影响了多少后来的小说作品，已经不需要一一引述，沿袭了《金瓶梅》之路的《红楼梦》被公认攀上了中国小说艺术的，足矣。催生出《金瓶梅》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异，其要点在诸多著述中有详尽的阐述，不赘。值得强调的是，《金瓶梅》的诞生比《西游记》仅仅迟了一二十年，它们所处的时代其实是一样的，《西游记》的深层内蕴，同样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在神话的形式后面，也同样蕴含现实主义精神。
这个问题可能会引出一些困惑，《西游记》有那么高的价值吗？也许我们在更开阔的视野里看这个问题会容易一些。如所周知，西方近代的强大得益于三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因此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表演充满了对那个时代的怀旧；工业革命的启动，又得益于早前不断涌现新思维的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的基础，则可以追溯到以十四到十六世纪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引导欧洲走出了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代表性人物，早期有但丁、薄卡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后期的代表作品则有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是我们在谈论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化时必然会说到的话题。而有论者早已经注意到，中国社会在十六世纪，也就是明中期其实也曾有过资本主义的经济萌芽，甚至有过类似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潜流，就从明代嘉靖中后期大约公元1550年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亡的1644年。这股社会潜流中，哲学的代表有王阳明、李贽，科学的代表有徐光启、李时珍，文学上则有《西游记》、《牡丹亭》和《金瓶梅》等等，都是在倡导、呼唤一种新的社会思维、社会意识。细细看，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确实有值得玩味的对应关系。只不过中国的文艺复兴在萌芽状态就被明清政权的交替打断了。
与《西游记》对应的是《堂·吉珂德》。西方人认识《堂·吉珂德》的方式和视角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们把人物的疯疯傻傻、情节的荒诞不经，视为作者对西班牙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对旧时代的讽刺；认为它一方面以没落的骑士为线索描绘了西班牙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揭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倾向，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赞扬除暴安良、惩恶扬善、扶贫济弱等优良品德，歌颂了期望中的的社会理想。其实《西游记》不正是这样吗？《西游记》中其实有很对直接面向社会现实的讽刺、隐喻、象征，它的故事情节似乎遥远，但所讽刺的对象却非常真实，就是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和事实，只是都隐藏在神话的故事情节中和搞笑的人物行为中。由于其神话的外衣被看得太重太真，还缺少西方对通俗小说社会性抽丝剥茧的解读方式，往往导致我们对《西游记》现实意义和人文道义的忽视。
鉴于此，我们加强了对《西游记》现实意义的探索，试图把隐藏在那些降妖伏怪故事里的现实社会意义一一找出来。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西游记》里国王身边都会有恶道，这就不是纯粹的神话情节而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事实上就是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朝真实发生的事情；其中比丘国国王以小儿心肝为药引的情节，完全可以视为直接由嘉靖帝用小儿尿液、月经炼制壮阳药的事实引导而来。本书强调的这个解读视角，相对于传统的研究而言有一定的不同，我认为这是对《西游记》社会意义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第三,由1592年展开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正是中国长篇通俗小说(章回)的创作方式发生变革的时期，在《西游记》之后渐成绝响的“集体创作，个人写定”创作模式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还是引用各文学史家的共同表述，说长篇的章回小说由“讲史”话本演进而来的时候，沿袭的是一种“集体创作，个人写定”的模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是如此，这种模式的沿袭在《西游记》面世后才被《金瓶梅》完全的“个人创作”行为所打破，在《西游记》《封神演义》之后，“集体创作”便已消失，至少是退出了主流。我们说，由“集体创作，个人写定”演进为“个人创作”，就创作模式而言是一大进步，换句通俗的话表达，就是中国的小说家终于成熟，学会了自己写小说。这当然值得庆贺。但是，“集体 个人”的模式留下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模式，而是我们后人窥视过去、回味历史的百页窗、百宝囊。
所谓“集体创作，个人写定”的模式，指作品的取材初依据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民间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某一个人执意所为；在故事所涉事件和人物的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得到广泛认可后，故事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会得到无数人的添加或者否定，会不断地融合进新的内容，故事的必然性越来越强，其内蕴越来越明确；后某一位将这个故事的人文意义和故事情节修改得改无可改时，故事便自然定型，后的定型者就成了后世认可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许仲林（陆西星）等等均列其中。
这种模式下的作品，有漫长的成书过程，经历过多种文化的冲突与平衡——其中的每一次修改增删都可以看作是文化冲突和平衡的结果，浸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社会信息，因此形成了特殊的价值。比如，拜御弟的情节来自哪里？高昌！乌鸡国阉狮的情节来自哪里？龟兹！金毛鼠的情节来自哪里？和田！火焰山的情节来自哪里？西域！这些在《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有清晰的记载，查到并不难，困难的是查清楚这些故事如何经历千年，跨越地域与文化的阻隔到了吴承恩的笔下，是搞清楚其中的文化因素的迁移过程，这又非常广泛的意义。很遗憾，由于种种条件和观念的制约，此前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研究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说还没有引进研究这些取经故事形成、出现、变异、流播的“成书”概念，甚至对一些很重要的文献资料的历史定位都有错误——典型、负面影响也的就是王国维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记》为“南宋说经话本”的推论，这个推论至今还被文学史家沿用；既然基础定位不准，那就不可能从这个过程中透析出有价值的历史文化信息。
举例：能够体现“成书研究”意义的重要的进展之一是福建齐天大圣崇拜的发现和这一发现对传统的孙悟空形象研究的冲击。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文化来源，胡适提出的“外来进口说”和鲁迅主张的“国内本土说”曾经杀得天昏地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西游记》的学者——不管著名不著名，都曾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论证；直到今天，还时时有人重新提出热炒一番。但事实上，福建发现的齐天大圣崇拜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混战。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的孙悟空（猴行者）毫无疑问出自佛教文化——暂且不管它来自《罗摩衍那》还是来自佛典；后来的齐天大圣故事来自具有道教背景的民间大圣崇拜，本来与悟空，与取经毫无关系，直到南宋或者元代才被吸收进取经故事，大闹天宫就是他自带的故事；而后多仁多义惩恶扬善的美猴王则源自于吴承恩儒家理念的修饰。这个过程我们表述为“阶段影响说”，就等于是把关公请回蜀汉，让秦琼归属隋唐。
鉴于此，我们在描述和勾勒取经故事演进的过程议题上扩大了篇幅，并且由“阶段影响说”主导了一个基本完整、基本清晰的成书过程——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细小的环节仍然如同迷雾，如同碎片，等待我们廓清和拼接。这个议题对于传统的《西游记》而言，应该有新的意义。
第四，1592距离《西游记》故事的后写定者吴承恩逝世只有十来年。能够将文本与作者互动研究，是《西游记》拥有的一大优势。我们需要强调，《西游记》阅读层次的提升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揭示，都与吴承恩研究有双向互动的关系。
中国的古人们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文学理论，不能把作者与作品之间文本、文字以及文学、文化的关系表述清楚，但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书，出自人的笔下，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书。当《西游记》初出现在书坊柜面上时，就有人惊异于本书的“奇幻”而追问：“谁写的？”当时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应邀作序的写手陈元之回答了三个“或曰”，也就是大而化之的提供了一些模糊的信息。由此，明代后的几十年对于《西游记》虽然充满敬意，但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评价和研究。
清代，《西游记》被署名为“长春真人丘处机”，于是“金丹证道说”这个具有哲学意义的诠释出现了。不管署名和诠释谁先谁后，两者之间存在关联是确定的。
新文学时期，胡适、鲁迅凭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摸索到了吴承恩身边。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凭借一些零散的记录和他见到的吴诗，用四行文字框定了吴承恩生活的大致年代，并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剧’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绝无‘金丹’的道心”；“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它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段话一是批了“金丹证道说”，二是提出了“游戏玩世说”，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而二者显然都是建立于对吴承恩的认定之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游记》研究出现了一波重要的进展，并于1982年在吴承恩的家乡江苏淮安成功召开了届全国性的《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淮安召开，本身就颇能证明学界对吴承恩研究的重视；而本届研讨会上，公认重要的成果则是苏兴先生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小传》和吴承恩故居、墓地的发现。就学术而言，这一波进展重要的基础是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经刘修业、刘怀玉先生整理以《吴承恩诗文集》面世）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吴老先生的身形轮廓，可以与他老人家进行初步的心灵交流。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了解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送入我门来》《禹鼎志序》《先府宾墓志铭》《答西玄公启》等等已经是深入解读《西游记》的功课。
鉴于现在我们已经依赖几代人的努力完成了吴承恩的文集笺校、年谱编订和传记撰写三件套，本书将用相对多的篇幅展开对吴承恩身世经历、人生道义、文学才情的介绍和探讨。很多情况下，从吴承恩的角度去看《西游记》，色彩和情调都是不一样的。
诚如开篇所言，以上四点强调了《西游记》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身特异秉赋，当然也就是强调近些年来《西游记》研究的新进展和我们对它价值的新发现。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唐僧取经故事自贞观开始的九百年成书过程为线索，以吴承恩个人的才华道义作指引，在文化嬗变的视角上作纵向的延伸和横向的拓展，既把《西游记》解读为一部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文学作品，也把它解读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
这些，应该对当下的《西游记》研究和文化解读产生影响，也许现在不够醒目。但以后一定会有。
后再从作者本我本人的角度，介绍一下本书据以奠定学术基础的特点——对新资料信息的追寻和由此而形成的学术创新。
我从事《西游记》及西游文化研究已有三十多年，自认为值得一说的成果有2006年江苏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西游记的诞生》、200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后来获得*优秀成果奖并被央视拍成专题片的《西游记的前世今生》、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资料汇编》、2011年*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承恩年谱》、2012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吴承恩集（笺校）》、2012年全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全国招标中标项目、2016年作者出版社出版的《大道正果——吴承恩传》等等。其中值得一说也与本书关系关系密切的是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西游记〉成书的田野考察与成书史研究》，这个课题已经完成，并取得了我个人认为非常重要的进展；其终成果虽然尚未正式出版，但已经对本书的描述产生了影响，所以我认为这里需要专门介绍一下。
形成《〈西游记〉成书的田野考察与成书史研究》课题的基本认识是：如果能注意取经故事的成书线索，能看到其中的文化嬗变，能看到吴承恩研究与《西游记》文本研究互动的进展，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意识到，《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中近三四十年来突破为明显的一部。从客观条件上说，突破依赖的是大量新的文献资料、新的实物资料的发现，比如敦煌榆林窟取经壁画的发现、比如山西《礼节传簿》中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发现，比如福建齐天大圣民间崇拜的发现，比如湖北荆王府《荆藩家乘》的发现，还有比如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万历刻本、唐宋金元词选集《花草新编》明抄本的发现等等，这些发现每一项都支撑和拓展了《西游记》及西游文化研究中一个领域。但其中难免有误传、误读、误解和含混不清的可能，比如说火焰山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来自西域丝绸古道的原生取经故事，《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中“遍地烟焰”的描述，应当是西域地下煤田自燃的景象，为此我找到了《宋史·外国传》中关于奇台县北山煤田自燃的记载，证实了上述推测存在的可能性，但我又毕竟没有亲见亲闻，因而这个推测就缺乏作为手资料的确定性。为此我很希望通过一次专项的实地考察，对数十年来发现的所有与《西游记》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实物遗址作一次彻底的考查，亲眼一睹，亲手一辨，以证实它们在《西游记》研究中的确定意义。
课题在2012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支持后展开。我邀请了日本南山大学研究隋唐佛教文化卓有成就的长江晓子（梁晓虹）教授，京都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资深敦煌文化专家高田时雄教授、清华大学社科部高淑娟教授，福建顺昌县博物馆长王益民研究员等担任本课题的学术顾问，由年轻敬业的中青年专业研究人员王毅、宋景轩、朱明、王旭华等组成课题组，多次出行，往返于浙江、福建、湖北和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而为了考察的方便，我们在国内的主要行程都是自驾完成，个中既有艰难又有乐趣，其中2013年春第二次去福建顺昌，钻深山爬老林十几天时间，时值南方雨季，山区道路狭窄湿滑，行程艰辛而危险，印象深刻；而2014年沿丝绸古道西行的行程，时间长达四十天，整个行程一万五千公里，触及海拔五千米以上，到达了四个国境线上的山口，如现在新疆克州阿合奇县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别迭里山口，那是玄奘当年去印度出境的地方；再如新疆塔什库尔干与阿富汗接壤的明铁盖山口，那里是玄奘当年学成归国的地方。
在西域，我们沿途考察了若干取经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比如在著名的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附近找到了玄奘归国时驮经大象溺水死亡的地方，并在甘肃高台县考察了传说中晒经台故事的发生地，证明了这个故事确实有可能是跟随玄奘法师的足迹而出现的，这有力地支持了“原生的取经故事”的概念。
在福建，我们看到了大量宋元以来形成的“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祭坛和祭祀碑，确切地显示了元杂剧《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家族故事的来源——这些大圣们原本在南方道教的文化土壤中自生自灭，与取经毫无关系，与信佛教的孙悟空也毫无关系，它们进入取经故事的序列，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的文化嬗变问题，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找到了大闹天宫故事的文化源头。
在泰国，我们看到了完整的泰国史诗《拉玛坚》壁画，壁画多达178幅，精美绝伦。这些壁画虽然晚出在十八世纪，但他们完全仿照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故事情节与人物没有任何重要变动，甚至神猴哈奴曼的名称也没有改动，其学术价值与《罗摩衍那》没有太大的区别，泰国人直接就称呼其中的哈奴曼为“中国的孙悟空”。看了这套壁画，我们对孙悟空形象受到哈奴曼影响的问题几乎不再置疑，认定余下所要做的就是寻找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日本，我们找到了完全是唐代风格的寺院毗沙门堂，其传承有序的历史可以证明毗沙门在唐代的巨大影响，而毗沙门的问题应当与取经故事在中唐以后的迅速扩张发展，与《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文本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在河北，我们非常意外地得到一张新近发现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出自金代墓葬，应该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早的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图，对于我们关于队戏《唐僧西天取经》的判断是非常好的实物支持。有了这张图，我们关于《西游记》成书的有关认识大约是可以得到升华的。
以上所述及的成果有相当部分会在本书中得到反映。有手的、确切可信的资料为依据，我们在学术上可以对读者作出肯定的承诺——尽管对同样的资料有的学者会有不同解释，但至少我们已经是在同一平台上讨论问题，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麻烦；而如果有读者期待对上述资料更详细更学术化的介绍，请等候即将整理出版的《西游记成书研究的田野考察报告》。
中州古籍出版社历史悠久，在古籍整理和小说研究领域己形成重要影响。我与该社的关系，在1980年代求学之初即已建立，今天能被称为学者，与历届社领导及张弦生先生的帮助支持密不可分。日前，有邀完成本书，在下自是欣然受命。为体现整套丛书的编辑宗旨，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就一些技术性问题作了以下设计，特作说明：
1.本书的内容主要通过“介绍”和“解读”两种方式展现。对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既有成果和各家各派的观点证据，主要作概括介绍，介绍中当然会努力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其中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从简，仍然需要继续探讨的则详说。对各种命题文化的、文学的意义，社会的、历史的影响，本书主要采用引导解读的方式，这其中会较多地体现我个人的主观见解。为便于追寻原委，我在书后附了一个“参考文献目录”，请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2.本书对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大部分作了注释，但为了使阅读更为流畅，我对一些辅助资料采用了随文注的方式。如有读者希望进一步研读，这些文献资料都可以在朱一玄、刘荫柏先生和我编撰的几种《西游记》研究资料汇编中找到原始出处。几种汇编也都列入了“参考文献目录”。
3.本书采引的《西游记》系人民出版社2013版《西游记整理校注本》。建国后影响的当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游记》（通称人文版），该书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总印量以百万册计，国内大部分出版社印制的《西游记》都以此为底本。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这个本子的校勘质量并不如人意。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李洪甫先生重新整理，出版了第三版；同年，国家社科基金将李先生的整理列为后期资助项目，并安排结题后的成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本以世德堂本为基础，参照其他，显然更为准确，与大家习惯的老版本虽然略有差异，但对大部分读者并无影响，而凡构成学术问题的地方，文中都会一一说明。另外，也参考了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的李天飞校注本。
2017.7于淮阴师范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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