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中国人

翻开这本小书，时光倒回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模糊、渐远的旧日影像，映出迟暮国度蕴藏的生机。夜色渐退，光明在前，不断地回望和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的关注现在，思考未来。 

本书初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代表作。本书涉及的内容很丰富，从谈中国人的体格、民族精神，到描绘中国工业的前景、禁烟斗争，再到妇女的解放、当时的新式教育，等等。作者详细记录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在当时的中国所引起的变化。今天阅读此书，仍能感到作者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用西方人的眼睛回望一个东方大国在百余年前的社会百态。罗斯对中国当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了独到的观察，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其对中国人口、环境以及禁烟等问题的讨论，极富预见性和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E. A. 罗斯（1866- 1951）是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1893年至1900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学期间，他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是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武器，并力图使之与生活、社会改革密切结合。1906年他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以激进的教学观点著称。1910年前后，罗斯开始旅居中国，并在这里生活了20年之久，因此对中国有较为公允的评价。他曾于课堂上公然反对使用中国民工修筑铁路，亦可见其对这个东方国度的同情之理解。

译者简介：

李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现任北京十一中学历史教师。

 

章 中国掠影
第二章 中国人的体质
第三章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第四章 为生存而挣扎
第五章 中国工业的未来
第六章 中国的禁烟斗争
第七章 中国的妇女解放
第八章 基督教在中国
第九章 中国的西部地区
第十章 中国的新式教育

前言
那些对中国情况很熟悉的“中国通”们十分肯定地认为，仅仅通过6个月的旅行和调查是很难完全了解中国的。一位高级工程师说：“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了，我感觉在这里住得越久，就越不理解这里的人们。”另一位商人也说：“原来以为在中国生活过几年之后我就能弄明白中国人的特点，但是生活得时间越长，我就愈发感到自己并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位到中国考察的外国旅行者，但凡咨询和请教过通商口岸的常住居民，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写下任何关于中国的文字。
实际上，对于那些充分意识到东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的人来说，理解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会注意到中国人所处的文化阶段或者具有的社会组织类型是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把双方在知识结构和根本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的话，就会发现，如果西方人处在和中国人同样的环境下，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东方的一些学者很重视这样一种理论：由于思维方式具有差异，黄种人和白种人永远不可能彼此理解和相互同情。但是那些对中西方社会做过比较研究的人对此却并不认同，他们考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状态、严峻的生存状况、祖先崇拜、家长制权威、女性的附属地位、尚武精神的衰微以及士人阶层的社会影响力，并从中得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译  序
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于1911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作者曾在20世纪初游历了中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市与乡村，所接触的对象亦涵盖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因此本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罗斯以“东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冲突”为观察视角，力求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描述和记录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透过他对大量细节的具体描绘，我们可以对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E?A?罗斯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在书中他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概念或原理去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和研究，而是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工业的前景、新式教育的兴起、南北方的风俗人情、中国人的体格和民族精神、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妇女解放等方面的情况。因此，与严格的学术著作相比，本书的受众面更广，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本书作者凭借其视独的特角和卓越的洞察力，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的观点。例如，作者在当时已经意识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很多地方都存在着滥伐森林以及由此引发的水土流失情况。因此，中国急需“一项长期的、科学的、有助于环境恢复的方案”来避免环境问题对人们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威胁。作者还指出，比滥砍滥伐更让人担忧的是清政府官员的无作为甚至借机渔利的现象。罗斯在书中举例说明，伐木工砍伐了大量优质的松木，“但人们却选择用弯曲的柳树架设电线，把这些优质木材丢弃一边任其腐烂。毫无疑问的是，官员们从砍伐这些树木中捞到了好处，然而，他们却完全不在乎这些树以后能派上什么用场。”
谈及禁烟运动，人们往往在脑海中形成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人民坚定地反对西方列强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然而，真实的情境往往比单纯的想象更为复杂和多面。因此，阅读过本书的相关内容之后，读者必将会对禁烟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为禁烟做了诸多努力，但仍有不少烟农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作者在书中提到，禁烟令发布之后，部分种植鸦片的农民会选择偏僻的地方继续种植，或者贿赂当地官员以请求“额外开恩”。当贿赂不管用时，他们甚至会进行武力对抗。另一方面，关于传教士和英国人民在反对鸦片贸易方面的努力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例如作者在本书第六章记述的英国基督徒把《天津条约》签署生效50周年的纪念日定为国耻日来祈求鸦片贸易尽早结束的这一情节，颇具价值。此外，尽管本书的每一章节均设不同的主题，但是作者十分注意各个主题之间的联系性。仍以禁烟运动为例，这场持续的斗争引发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新趋势的评论。作者认为，由于政府严格限制私人团体的成立以及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不发达，导致“中国社会缺少这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当软弱腐败的政府对鸦片泛滥无能为力之时，民间团体和组织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同时罗斯也发现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通过传教士的劝解，新式学校的教育，改革者和爱国者的宣传，当时社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利于禁烟的公共舆论氛围”，“通过禁烟，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冷漠、自私、缺乏公共精神以及在关键时刻不能开展有效合作的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善。”罗斯还表示，如果中国妇女不是被严格限制在家庭之内的话，她们本可以像在禁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西方妇女一样为中国的禁烟斗争做出重要贡献。
在阅读时读者还可以发现，作者始终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抱有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他认为黄种人和白种人具有“旗鼓相当的能力水平”，中国之所以出现贫穷和落后的状况也不应该归罪于文明和制度上的缺陷，而“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养活了过多的人口”；他还对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进行了批驳。在谈到迷信现象时，他把当时的中国民众与生活在14到17世纪的西方人加以对比，指明迷信的盛行只是因为中国的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并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异常。在总结游历中国的感想时，罗斯写到，“中国人是十分可爱的，与他们相处时间越久就会越喜欢他们。而那些对中国人进行无理诽谤的人们大部分都是粗俗、狭隘和偏执的人。”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任何一位学者都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罗斯也会时不时摆出一副先进文明代表的姿态，做出一些带有偏见性和歧视性的论断。所以，种族之间或者民族之间要想达到真正的互相理解和相互尊重需要艰难的努力，否则罗斯也不会因为在公共演讲中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仇视倾向而被斯坦福大学免职。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一定都会做出自己的鉴别和判断。
距离本书英文版的发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现在读来，书中有很多地方仍然饶有趣味且引人深思。罗斯在当时做出的某些预言已经或是正在被印证。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妇女地位不断提高，“本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将开始与我们（西方）进行经济竞争，那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欣慰和赞叹。但是，作者提到的“裙带关系”、“吃回扣”等等现象似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也依然存在，毕竟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见，看看外国人的眼中我们自己的形象终归是件有益的事情，即便对于“外人”的某些观点无法认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意义的启发，以便更全面地看待自己民族的历史。
能够有机会承担本书的翻译工作，首先要感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校友李欣师姐对我的信任。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得到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由于暑假忙于紧张的翻译工作，疏于与家人的联系，在此也非常感谢父母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哥哥的鼓励和协助更是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动力。挚友景欣悦一直以来的关心则让我倍感温暖。而鉴于译者的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