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城邦变形记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核心人物皮埃尔·马南三十年反思近现代政治的顶点和总结

美国zui ju公众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马克·里拉极力推荐

1、
深入解读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性文本，揭示西方历史演变的动力之谜；

2、
重构古代政治哲学，挑战托克维尔和列奥·施特劳斯。

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萨姆沙醒来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人变成了甲虫。如果说20世纪始于这样一个时刻，即政治的死去，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如何从动物变形为政治动物，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人统治自身的zui jia方式。在马南看来，西方历史便是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斗争塑造着。

在《城邦变形记》中，马南与托克维尔式视角保持距离，认为比起现代民主革命，希腊城邦的形成才代表更多实质意义的人的转型，并且构成前者的基础。通过对荷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蒙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另类解读，马南带着深刻的问题意识，纵横于诗学、哲学和神学之间，凸显过去思想史家忽视的维度，绘制出城邦、帝国、教会和民族国家诸政治形式的思想史，使我们得以理解西方文明演进的核心力量。

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1949—
），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关键人物，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为雷蒙·阿隆助手，被美国《旗帜周刊》誉为“zui深刻的欧洲怀疑主义哲学家”。

导论

西方的动力

我们之为现代的已逾数百年。我们是现代的，且我们想成为现代的。这就是我们西方社会全部生活的位向（orientation）。对于现代化诸面相的批判频仍出现，有些甚至批判“现代性”本身，不过“保守的”努力，若取得成功，充其量只是延缓了此一运动，一般都以加速此一运动告终。而我们依旧想成为现代的。我们命令自己成为现代的。不过，成为现代的这种意愿数个世纪一直发生作用，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尚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有几次峰回路转，我们都认为已经抵近了前行的目标，结果却是误入歧途，正如海市蜃楼：1789年、1917年、1968年、1989年不过是路途中的迷惑时段，这条路走向哪里，我们不清楚。希伯来人是幸运的——他们只在荒野中流浪了四十年。如果成为现代的这种意愿、这一诫命不曾停止重塑共同生活的境况，不曾停止掀起不断的革命，又不曾得以实现，不曾抵达这样一个地点，让我们可以在此止泊，并且说道：“最终这是我们的事业的目标”，如果这种意愿或诫命从未把握其目标，那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可能意愿了如此之久，并容忍自己这般经常被欺骗？也许我们并不知晓我们真正想要什么？

现代的特征或标准对我们而言，或许再熟稔不过，无论是在建筑、艺术、科学，还是在政治组织中，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把这些特征或标准统一起来，并且证成我们可以使用同一术语指称它们。我们面临着一项抗拒阐释的事实。我们将一则诫命加于自身，然后询问自己它到底、最终包含着什么。

有些人情愿放弃追问。他们认为，我们已经离开现代，进入了后现代，而且我们已经放弃了西方进步的“宏大叙事”。我不觉得我们已经放弃了关于科学或民主的宏大叙事。确实，在这么多的现代世纪之后，我们体会到了某种疲惫，不过问题依然未经触动，而其紧迫性并不取决于询问者的倾向。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地重新询问，如果我们至少还在乎理解自身的话。而且如果我们不假装给出了一项真正新颖的答案，那我们至少要有雄心赋予这个问题以新生命。

我们如何着手？如果我们对某物是什么不清楚，我们就去问它何时以及如何开始。现代性何时、如何开始？现代性的创生是什么样的？我们乐意且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

此乃一项正当，甚至必要的事业，不过它即刻引发了诸多困难。开端本质上是模糊的。最初的萌芽难以察觉，不经意就会犯错。因此，我们是在必定模糊或不确定的开端中寻求明晰。某一作品、观念、文学或建筑风格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们会在哪一时刻开始寻求现代性的开端：十八世纪美国和法国革命的时候？十七世纪自然科学概念兴起的时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人们会如何回答？这些歧异的猜想并不冲突，现代性的构成因素无疑包含着宗教改革、现代科学，还有民主政治革命。不过，路德的信仰和伽利略的科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有可能存在某种基本的倾向，比如某种智性和道德上的倾向来定义现代人吗？或者人们必须接受现代存在（modern being）在要素上的离散，接受被一个词汇的魔力维系着的拼凑物？

让我们从我刚才列举的系列难题中无可置疑的某一点开始。我们曾经想，并且现在还想成为现代的。我们不需要确切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便可以知道在如此的意愿中，我们形成了一项规划（project）。现代性原本乃是一项规划，在欧洲构想出来的一项集体规划，最初也是在欧洲实施的，但是，从一开始其意图就是为了全人类。然而，规划是什么？规划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我们首先能更准确地辨识出其中包含着什么，我们就会了解关于现代规划的某些重要之事。

要形成一项最终是为了全人类的伟大的集体规划，首先要求的是巨大的信念，也即对人自身力量的信心。据说，我们中间最强大者治人，但事实是，对自身力量有信心的人或群体罕有见到。现代科学开启之际，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培根或笛卡尔非同一般的信心，对于现代科学彻底改造人类生活境况的能力的信心，只提及这二位即可。人们忍不住要说，他们怀有的信念何等盲目。的确，那时现代科学尚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结出任何果实。著名的“科学奇迹”尚未显现。笛卡尔那个时代的医学对疾病束手无策，而他本人对血液循环也持有奇特的观念，却想象着医学会极大地延长人类寿命。

一项规划预设了我们有行动的能力，而且我们的行动能够改造我们的处境或者生活境况。许多现代性的分析者一直坚持第二点，坚持现代规划的改造、制造或建构主义的雄心。自然的改造、生产的组织、筹划（Plan）、人类生产自身，甚至灵魂工程师——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我们决不能太快地忽略第一点。我们有行动的能力。在这一陈述中包含着一个整体世界。人类总是以某种方式行动，不过他们并非总是明白他们有行动的能力。在人类行动中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表现（express）人类的东西亦是暴露（expose）他们的东西，使得他们释放自我，有时则迷失自我。鸿蒙初开，人群集聚，打渔，狩猎，甚至发动战争（亦是某种狩猎），不过他们尽可能少地行动。他们把最大的活动空间留给众神，并且通过各式各样的禁忌、仪式和圣诫约束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行动、真正的人类行动，最初看起来是一种罪行、一桩罪过的原因。在黑格尔看来，这恰是希腊悲剧所揭示的：无辜的犯罪行动。悲剧显示了无法被讲述的，从行动之前到真正的人类行动的过渡。它显示了通向城邦的路途、城邦的生成。因为城邦使得人有能力行动。城邦是人类世界的那种部署（ordering），它使得行动成为可能且具有意义。

如若我们想理解现代规划，我们必须从人类行动的首次完整实现——即城邦——来理解它。无疑，希腊城邦不是一项规划的产物，但正是在城邦中，人们能够筹谋，形成行动规划；正是在城邦中，人们发现他们能够自我统治，也学会了这样做。他们发现并且习得了政治，这是行动的广阔天地。

因此，如果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是作为一项集体行动的规划，还有，如果政治是行动的实施和部署，那么现代规划首先必须被理解为一项政治规划。它必须被重新置于欧洲和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中。拙著的抱负就是对西方的政治发展提出一种阐释，或者至少为一种阐释提供某些要素。

西方历史独有的特征是什么？什么可说是其准则（formula）？

我曾申言现代运动（movement），申言现代性的运动特征，这一运动从未抵近其终期、其止泊之所。西方之外，存在着伟大的文明，很多事情在那里发生（take place），但是这些文明一直都不知晓运动、历史运动。它们有纪年（chronicles）但没有历史（history），至少在西方的压迫或侵略使得它们走进历史之前没有。在西方存在一种独特的运动原则，这是其首要特性。

西方运动的原则是政治，也因此是城邦。西方的运动以城邦的运动作为开端。曾有论者认为希腊人不晓得历史，他们对时间的理解只是循环性的，而历史的线性时间始于基督教或者现代历史哲学。这并不成立。希腊人非常清楚政治历史之不可逆的时间。亚里士多德就像托克维尔一样，能够观察到民主是他那个时代依然可能的唯一政体。

西方运动的开端是希腊城邦的运动，希腊城邦内部和外部的运动，内部阶层斗争和外部涉外战争的运动。城邦是人类生活的塑形，使得共同事物（common thing）、共同事物的治理和执行在多个彼此敌对、内部存在分裂的城邦出现。希腊城邦是第一种孕育政治能量的人类生活形式。它展示了人类能量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品质。它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中耗尽了自身的能量。总体说来，以后的历史似乎是对政治形式不断更新的追求，它会允许自由但受制于内外敌对的城邦蓄积能量，同时避免城邦的宿命。

继城邦而来的形式是帝国。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相对，乃是城邦的某种延续。罗马城邦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打破了局囿城邦的所有限制，将越来越多的远方人口纳入自身，到了如此地步：看起来将要聚合整个人类种族。西方帝国放弃了城邦的自由，但允诺了统一及和平。这个诺言不曾兑现或者不曾完全兑现，不过，就像城邦的情形一样，政治和精神的能量在形式衰落之后还部分留存。帝国理念给西方打上的烙印，不仅包括罗马帝国的永恒声名，还有一种绝对前所未有的形式，也是欧洲独有的，就是大公教会，亦即普世教会，它企图将所有人聚合在一个新的团契（communion）中，比联系最紧密的城邦还要亲密，比幅员最广袤的帝国还要辽阔。在西方所有政治形式中，教会是最充满期许的那种，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它提议了一种既是城邦又是帝国的共同体；不过它也是最令人失望的，因为它从未成功地，并且远远没有促成这种普世性联合，而正是它唤醒了对于此类联合的向往。

我以匈人王阿提拉（Attila）的迅捷和灵敏重温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不过我的掠食会使得蛮族国王心怀嫉妒。因为我网罗了某种处境的诸要素，而这一处境将会限定现代规划的阐释。如何去刻画这一处境呢？简洁地说，我认为那时的欧洲人分属于城邦、帝国和教会，他们生活在这三种人类联合模式之混合且竞争的权威之下。存续的或者复活的城邦与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竞争，甚至经常干戈相向；在罗马帝国成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后，城邦与帝国一起又和教会相互竞争。这是一种糟糕的失序，一种权威之间和忠诚之间的冲突。现代规划正是试图带我们脱离这种混乱状态，实际上也将带我们脱离。争吵无疑与制度有关，不过同样更深刻地，与必然激发人类生命的人的类型（human type）有关。何人会被模仿？人们应该遵循耶稣所示范的谦卑献身的生活，还是应该过公民战士——他们造就了罗马，也被罗马造就——之积极且骄傲的生活？在异教徒中间，我们要崇拜加图还是凯撒？欧洲人不知道他们想要或能够居住在哪个城邦；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或能够成为哪种人。我重申一遍，现代规划正是诞生于这一极端困境，而且为的是面对这一困境。

《城邦变形记》是皮埃尔·马南三十年反思近现代政治的顶点和总结。通过追循西方政治形式从希腊城邦到民族国家，再到我们越发后民族的世界的转变，他对自治的未来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一部构思美妙、让人深为不安的书。

——马克·里拉 （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本书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性文本进行了深入而迷人的分析……在读完马南的著作后，我们意识到比起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当代政治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善诸形式的异质性缺乏敏感。

——《当代政治理论》 

马南想要做的，是对“古代政治科学”进行重构……此书挑战了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后者及其追随者忽略了《上帝之城》，未能充分地阐述“罗马科学”。

——《国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