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序言
第一章  琥珀及其研究的回顾
  第一节  关于琥珀
  一  特性与产地
  二  欧洲先民的北方之金
  三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琥珀
  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  西方
  二  中国
第二章  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第一节  汉代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
  第三节  隋唐
  第四节  宋元
  第五节  明代
  第六节  清代
  一  关于蜜蜡、琥珀、金珀和龙油珀
  二  清代琥珀制品的分类
第三章  辽代琥珀艺术
  第一节  分类与分期  
  一  早期类型
  二  中期类型
  三  晚期类型
  第二节  艺术特色
  一  材质
  二  题材
  三  工艺
  第三节  辽代琥珀的使用  
第四章  辽代琥珀的多元文化因素及盛行原因
  第一节  多元文化因素  
  一  草原文化
  二  中原文化
  三  西方文化
  第二节  盛行原因
  一  交通路线的畅通
  二  佛教的影响
  三  标志民族身份的需要
第五章  中国古代琥珀原料的来源
  第一节  缅甸
  第二节  大秦与波斯
  第三节  波罗的海  
  一  春秋战国
  二  汉代
  三  隋唐
  四  宋辽
  五  元明清
  第四节  日本
第六章  中国与欧洲古代琥珀艺术之比较
  第一节  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公元前11000～前500年]
  第二节  罗马铁器时代(公元前500～400年]
  一  伊特鲁里亚文化
  二  意大利时期
  三  罗马时期
  第三节  维京时期[800～1200年]
  第四节  中世纪及之后
结语
参考书目
附录
  附录一  历代土琥珀简表
  附录二  辽代出土琥珀简表
后记

    埃玛·邦克的文章，主要结合1999年香港大学有关中国古代饰物的展览所作，对辽代琥珀作了专门探讨。作者认为琥珀对于契丹人而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清人虽有使用，但其重要性根本不能与辽时相提并论。文章结合出土品以及传世品，对辽代佩饰的一些题材、设计、使用以及所体现的宗教含义，作了初步的探讨。文章亦提及琥珀对于契丹族的象征意义，以及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但未及详论。对于辽代琥珀来自波罗的海一说，认为应该做更多的标本检测，才可以下结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是第一篇有关中国琥珀艺术，特别是辽代琥珀艺术的专题文章。它第一次凸显了辽代琥珀艺术的独特魅力，琥珀对契丹人而言可能存在的深刻内涵，以及据此可以引发的中西交通方面的深层探讨，可谓中国琥珀艺术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
    二  中国
    中国有关琥珀的第一篇文章，是陈夏生1990年发表于《故宫文物月刊》上的《溯古话今谈宝石：琥珀》。这是有关宝石的系列文章之一。文章内容涉及有关琥珀的方方面面，如琥珀的成分、特性、名称的由来、各产区琥珀的特点、中国古籍记载中的琥珀、琥珀的辨伪等，涵盖许多常识性的问题。文章附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不少琥珀制品，如鼻烟壶、盒子、罐、手串、手镯、陈设性的琥珀山子等，展示了清代琥珀艺术的风采。这也是迄今为止首次馆藏琥珀制品的展示。文章未涉及对这些藏品的探讨。
    苏芳淑在其2000年发表的《契丹玉和琥珀雕饰初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琥珀艺术在辽代艺术研究中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文章通过辽代玉饰、琥珀饰的材料、工艺、用途、题材和表现风格的对比，认为“契丹人用玉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味道，辽玉器的工艺、器形、题材和花纹都和唐宋玉器分别不大，因而或可将辽玉视为契丹人汉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相对来看，他们[契丹人]的琥珀饰件具备丰富的游牧民族特色，无论工艺、器形、用途和花纹——特别是其重叠繁密堆砌的构思——都有它的别出的风格，所以辽代的琥珀饰物应当为契丹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因此，若要深入认识契丹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我们或应在他们的琥珀中寻找”。文章作为立论根据所分析的小型佩饰和饰物、各式盒形或瓶形佩、璎珞组佩类饰件，都是典型的辽代琥珀类型。所以，文章的主旨虽然是“希望通过辽代文化玉饰和琥珀饰的对比，能够更深入地认识两者的独特风格，从而尝试探讨契丹人与宋人用玉风尚的分别”。但是琥珀艺术之于契丹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因与辽玉的对比，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衬托和体现。
    笔者于2003年发表的《辽代的琥珀工艺》一文，主要依据出土材料，对辽代琥珀的具体使用作了分类，并对辽代琥珀的题材、工艺等作了初步的论述和探讨。文章主要将辽代琥珀器分为首饰、服饰、镶嵌和附饰、丧葬用品、宗教用品等几大类。认为虽然契丹人使用琥珀为原料制作装饰品，在其选材上具有独特性，但其题材与中原唐、宋文化密不可分；其工艺，亦多借鉴玉雕。2004年，在《辽代的东西方交通和琥珀的来源》一文中，笔者通过零星的中外文献，以及辽文化圈内出土的域外器物或器物上体现的西方文化因素，进一步论证辽代与中亚、西亚地区存在着文化和经济上的交流。辽代的琥珀原料，很可能来自波罗的海。其路线可能有三条：一是北方的皮毛之路，二是自河中沿古丝绸之路的北线，三是自河中经古丝绸之路的南线。
    通过上述研究回顾可以看到，对波罗的海以及缅甸琥珀的研究至晚在19世纪下半叶即已开始，当时更多的是其生成及成分上的探讨。随着20世纪大量古代琥珀制品的出土，对古代琥珀艺术以及琥珀贸易的探讨逐渐展开。特别是90年代以后，更加引发欧洲学者的关注。举办国际研讨会、公布最新发掘成果和研究进展，渐成定制。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琥珀产地的检测和判定技术取得了突破。同时，对琥珀内部所包含的古代生物、植物进行古生物学上的探讨，也是西方一些实验室的专门课题。
    中国琥珀艺术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晚期，但多是汉文文献的检索和翻译。真正意义上的发轫，应该是20世纪初劳弗尔的《亚洲琥珀史论》。篇名虽为亚洲琥珀，但实际上绝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中国，而且汉文文献是文章立论的根本。文章主要是对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的探讨，而非琥珀艺术本身。此后将近80年的时间里，琥珀几乎未曾被学术界提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陈夏生将琥珀作为宝石的一种所撰通识性文章的面世。其后90年代末21世纪初埃玛·邦克、苏芳淑以及笔者的文章，均是围绕辽代的琥珀艺术展开。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辽墓的发掘，使得众多精美的契丹古物面世，其独特的草原风情和工艺成就令人刮目。这些文物是对匮乏的辽代文献的重要实物补充，辽代文化的多角度研究因此在海内外逐渐升温。
    虽然，自商始至明代，都有不同时期琥珀制品的出土报道，但由于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材质的器物比较，琥珀制品在数量上很少，所以，从来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虽有琥珀传世品的收藏，但均被淹没在清宫所藏洋洋文物之中，不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辽代之外的其他时期的琥珀艺术，鲜有文章涉及。笔者通过整理历代考古出土的琥珀资料，加之私人或博物馆的传世品收藏，发现其在数量上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且不同时期在使用和题材上各有特色。可以据此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古代西方和东方对琥珀本身的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理解，在工艺方面体现的一些共性，都留下了东西交流的线索。而古代中国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更涉及中国与外围邻国乃至欧洲国家的交通。劳弗尔在其1905年的那篇文章的开头就说，相对所有有助于解决考古学问题的自然产物而言，没有比琥珀更引人关注。因为它涉及古代的贸易及与亚洲的关系等问题。而今距劳弗尔的论述已有百年。在这百年里，考古出土材料的丰富，是劳弗尔那个时代所不能期及的。笔者希望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材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契丹琥珀艺术作回顾和探讨，以揭示中西琥珀艺术的特征和异同，契丹琥珀艺术的成就及其内涵，以及中国古代琥珀原料来源本身所包含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期引发更多人对中国琥珀艺术的关注和兴趣，并将之纳入世界琥珀艺术史研究的范畴。P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