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61019丛书名: 博雅英华
明清之际文化现象研究
**章 经世·任事
任道与任事
有用之学，有用道学
政、学之“一”，仕、学之“一”
专门知识、技术之为用
经世之文
“政治中的人性”
附：说理财
第二章 谈兵
危机时刻的书生谈兵
明亡后的追论
谈兵制（之一）：“寓兵于农”
谈兵制（之二）：督、抚之设
明末政局中的文武
火器与明末军事
结语
附：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
第三章 游走与播迁
游民与游士
特殊时世的山水、边塞之游
宦游、游幕、游学、传道之游
流寓与播迁
第四章 师道与师门
“师”之一名
关于师道
所谓师门
讲学之于师道
私学风味
余论 所谓“士风”
作为方法论的士风论
士风演变论：关于有明一代文化变迁的描述
士风比较：清代文化批评借以展开的形式
在整体论的视野之外
下编
明清之际士人话题研究（续）
第五章 君主
原君
君—臣
余论
第六章 井田、封建
井田
封建
三代
第七章 文质
说“文”
文/质：世运与文运
儒者文论中的“文”
理学语境中的文人文论
文与学：经学复兴中的“文”论
附录一 易堂三题
关于易堂
用世与谋身
策士姿态
豪杰向慕
附录二 廉吏·循吏·良吏·俗吏
——明清之际士人的吏治论
清官·廉吏
循吏·良吏
俗吏·吏治
征引书目
后记
我的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的研究，因了这部书稿的完成，有可能告一段落，尽管某些具体方向上的研究，还将在一段时间中继续。写这部“续编”在我，是一段艰难的经历，这不但因了论题本身的难度，也因了“状态”在时间中的变化。一位北大的研究生在以我为题的作业中，谈到她阅读本书以论文形式发表的个别章节时的印象，说续编较之正编，有“论述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即“更加注重对于外围材料的搜集，兼采其他研究者关于时代背景与历史源流的诸种‘外部研究’，使得文章更具有某种坚实的支撑与深远的语境”。我却不禁要想象这年轻人读到那些文字时的失望。她很可能有更大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方法、路径方面，而本书所提供的，远不能使她满足。
仍有必要对本书的内容及我的意图做概略的说明。
本书的上编刻意避免以“士风”标目，出于对那种过分追求同一性、不惜为此而剪裁“事实”以就成见的概论式的论述方式的怀疑。我当然明白自己无以避免“概论”，无以避免化约。似是而非，笼统，模糊影响，根源于我们的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也根源于表达的困境，无从逃避。但也因有上述警觉，此编各章更用力于“分析”，并力图保存现象、趋向的丰富性。我当然明白绕开“士风”这概念，并非就能绕开如下质疑：被你选中了作为分析对象的现象隐含了怎样的“量”的因素，以至获得了你所认为的重要性的？我只能说，对于上编所示的那些现象的敏感，固然生成在个人的经历、经验中，也一定受到了既有论述的提示、暗示。
不以“士风”标目，也因了有关“晚明士风”的已有论述，难以为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所印证。这里涉及的，并非真实与否的问题。对于那一以及任一历史时代，找到相当数量的材料支持某种并非轻率的判断，都并不困难。我和其他研究者不过基于不同的期待、依据不同的材料、由不同的方面试图接近那一时期；我们的所得或许可以互为补充：不是在达成“完整”的意义上，而是在复原历史生活本有的丰富性的意义上。即如王汎森先生所谓的“道德严格主义”，与通常关于“晚明士风”的诗意描述即不免大相径庭。也正是种种“犯冲的色素”，以及无穷无尽的中间色，使得我们的历史想象大大地复杂化了。由此不也证明了“总体描述”的不无意义？任何一种出于严肃意图的确有依据的描述，都有可能包含了“真相”；更有意义的是，这种描述将作为质疑的对象，引出更多的发现。
作为本书所处理的一部分材料的，有明末“任事”者的文集。那些人物中有易代之际的所谓“忠义”（忠义/遗民）：孙承宗、鹿善继、孙传庭、史可法、金声、金铉、范景文等等。较之临难之际的表现，在本书中我更关心他们任事时的动力与姿态。那些人物尽管文采风流不足以映照一时，其人的志节、心迹，却自有动人之处。任事者的言论，自然方便了对明末政治的考察；我所关心的，也仍然更是言说的人，是言说者的思路、态度、方式，以至透露于言论的性情。我由自己的意图出发读彼时的论政文字，读出的确也更是其人。“经世文编”“名臣奏稿”读之不足，即更向文集中寻访——文集对于我的目的，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皇明经世文编》宋徵璧所拟《凡例》，说“藏书之府，文集*少”，慨叹于当代文献的湮灭无闻，即“名公巨卿”的文字，亦不能“尽备”，“如韩襄毅、徐武功，皆本吴产，襄毅疏草，武功文集，访其后人，竟未可得”（按韩襄毅，韩雍；徐武功，徐有贞）。如此看来，即使我所搜检的文集未见得罕见，对于这一种材料的运用，也有利于保存文献的吧。
在“经世·任事”这一题目下，我试图分析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危机时刻承当事任者的姿态与情怀；分析经世取向在著述中的体现，诸种论政文体的运用，掩蔽于此种文体的士人心迹；分析士人在清初这一敏感时期所遭遇的与经世取向有关的伦理难题。于此我尝试着探究的，可能是与正编不同以至看似相反的面向。那本书论及易代过程中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可不死的死，此章置于正面的，却是士人的知不可而为。景观的不同不过系于看取的角度——那个历史时代是经得住由各个方向察看的。
“谈兵”本是志在“经世”的士人的具体动作。选择这一动作进行分析，多少因了它的戏剧性，却也出于对古代中国文士与兵事的关系的兴趣。我试着说明支持士人谈兵的诸种条件，包括制度条件；在讲述文臣文士对于明末军事的参与时，涉及了王朝权力结构中的文/武，介入军事、担当军事责任的文士所实际经历的文武冲突；我感到兴趣的，还有那一时期由火器的军事运用所激发的制器热情；*后，则是其时士人与兵事有关的伦理思考——在我看来，此中正有那一时期所提供的富于深度的思想。
在“游走与播迁”这一题目下，我试图分析士人在明清之际的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推动了此种流动的诸种因素，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事件的关联，展开在“流动”中的士人命运。“师道与师门”一章所清理的，有其时士人言说中的“师”之一名，师道与师门，讲学以及官学与私学，等等。在我看来那一时期与座主/门生有关的言论，尤有分析的价值。师弟子对于界定士之为士，从来有其重要性。明清之际的有关言说，更包含了士对自身处境的紧张关注，大动荡之余伦理修复、人格重建的努力。
“明清之际”是一个起止不明确的时段。我继续利用“之际”之为界域的模糊性，以便伸缩自如；在做具体分析时，兴趣却更在此“际”的明代一方，力图缘此而上溯，为此际寻求解释。我知道当我所分析的现象发生时，不但有明二百余年，且此前的全部历史都参与其间。我远不能穷尽有关现象的远缘以至近因。但我仍在这一方向上尽了努力。面对我所选取的现象，我所强调的，依然是“明清易代”这一历史情境的特殊性，际此世变的人及其选择。易代关头的经世取向，势必有不同于平世；谈兵亦然。士夫从来有性质、目标不同的游走，“播迁”这一种流动，则以“鼎革”之际为甚。“师道”“师门”虽古已有之，我的关注却更在意涵特殊的师道论述，与乱世师门。
由正编延伸，续编仍然以其时的儒家之徒（以及儒学影响下的士人）的著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上文说到已有的关于“晚明士风”的描述不能为我的阅读经验所印证，多少也应因了我所选来阅读的文献。支持文学史（以至文化史）关于“晚明士风”的描述的，主要是文人诗文与笔记，而我从事这项研究，却更倚重儒家之徒的文集；尽管“儒者”“文人”的类型划分，用于其时的士人，难免不削足适履。
上编中的大部，已有关于“话题”的讨论，只不过进入了下编，话题更为传统而已。黄子平在为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所写书评中，提到思想史研究通常想到的是“启蒙”这个惯用词，“或‘君主观’‘封建论’等与政治思想或制度创新有关的‘传统’话题；赵园却有意无意避开了这些套路，直探‘戾气’‘节义’‘用独’等更具‘精神气质’又与历史语境密不可分的话题”（《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刊《二十一世纪》）。我却及时地以此书证明了自己并不能拒绝“传统话题”“套路”的诱导，尽管明知某些题目被认为的重要性，是经由一再的论说而生成的。
本书写作中的艰难，部分地也因了话题的“传统”。那些话题的确有太过漫长的历史，有待于做近乎无穷的追溯，限于学力，我却只能大致以“有明一代”为限——即此也难免于挂一漏万。但我仍然要说明，我的兴趣不在观念史，不在为有关的思想清理出一条“演进”的线索，而在言论者的旨趣，隐蔽在言论背后的动机，那些思想、言说与“明清之际”的关系，思想的历史内容以及个人经验内容。为此我努力避免先入之见，避免一意向“前近代”为“近代思想”寻找本土源泉。我更希望做到的，是让言论回到其被言说的历史情境，无论我能在何种程度上（以至能否）做到这一点。也因此在处理如“君主”“井田、封建”这类思想史的题目时，我的方式不可能是严格思想史的。这固然限于能力，也系于旨趣。这种研究的局限是一望可知的。比如不能解释一种思想何以能由普遍认识中拔出，何以突破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也难以解释有相似经历的个人间思路的不同（以至相左）。对于明清之际士人的君主论，我感到兴趣的，更是士经由君/臣一伦的自我界定，他们对“臣”对“士”的伦理地位的阐发；井田论作为对于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回应，令我动心的，则是明中叶以降士人的均平吁求，士人中的优秀者超越“阶级利益”拯饥济溺的热忱；“文质”一章则着重讨论士人与“文”有关的想象，他们——尤其儒家之徒——对于“辞章”的态度，作为有可能继续展开的文人/儒者论的张本。
本书写作期间应邀完成了一本小书《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附录中的“易堂三题”，是借诸易堂的由若干角度的论述，与正文的某些章节有呼应。至于《廉吏·循吏·良吏·俗吏》一篇，则像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我看来，即使涉及“廉”“清”的敏感话题，也仍然有讨论的余地——问题的别一方面，问题间的别一种关联，士人有关此一问题的“另类”见解，那见解背后的思理、经验背景，以见彼时思想材料之丰富，士人思路之纷歧，思想空间之恢阔。由此一端，不也可闻“众声喧哗”？分辨其时的不同声音，始终是我致力的方面，何况那另类见解的确富于深度！
我曾在正编的后记中提到“是否正是‘思想史’（有时即等于‘理学史’）的既定格局，限制了对‘思想’的整理，使得大量生动的思想材料因无从纳入其狭窄的框架，而不能获取应有的‘意义’”。还说“引起我兴趣的，通常更是一些像是未经系统化的思想材料，甚至为一般思想史弃而不用的材料”。其时如王夫之这样的儒者，其思想固非理学所能框限。关于王氏，侯外庐说，“他的直接传统，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理学……影响了他的学说的人，实在不完全是张载”（《船山学案》第8页）。还说：“船山为颠倒理学的头足者，理学的外表甚浓，而其内容则洗刷干净。”（同书第22页）对侯氏上述论断，我不能置一辞，想说的却是，我自己迄今为止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倘没有王夫之和他的那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即使还能进行，面貌也将相当不同。
所拟书名“制度·言论·心态”中的“制度”不免夸张。书稿中的薄弱部分应即“制度”。这里的“制度”，或许更宜于读作意向——探究制度对于人（士大夫）的塑造，确是我的部分意图。涉及“制度”的材料，多半是作为言论、话题分析的，关心既在“士风”赖以造成的制度条件，却更在士人对有关制度的诠释，他们的制度批评，即作为话题的制度论。令我自己也略感意外的是，因了“求知”与“求解”的渴望，那些制度文献，竟也读得津津有味。
在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阅读也即比较、辨析——真正的学术工作于焉展开。即使原来以为枯燥的题目，也会渐饶趣味。也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艰难推进，对象的轮廓渐次显现，其层次肌理俨若触摸可及；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版图于是乎扩张。进入愈深，也愈有深入的愿望，随着问题的日益明确，线索日见清晰，反而加剧了求知求解的紧张，对象在感觉中愈见茫茫无涯际，计划中阅读的书单不断伸长，于是痛切地感到了精力衰退中的力不从心。至于本书引文的密匝，固然因论断之难，也为了存“言论”，冀稍近于“真相”。谢国桢在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的自序中说，*初为使读者“不感枯燥”，“有时文章也不免稍为煊赫一点”，后来修订时“感觉所谓‘煊赫’的地方，总归于不忠实，遂把他删去了，仍抄录原文以存真相”。我不敢自信“存真相”，只能说存文献的原貌。
我的这项研究自始就不曾以“完整性”为追求。这不仅因了穷尽对象之不可能，也因了我一向较为狭窄的视野与关注范围。我往往是被一个个具体的认知目标所吸引，被由一个目标衍生出的另一个目标所推动，被蝉联而至的具体“任务”所牵系；在工作中我的快感的获得，通常也由于向这些具体目标的趋近，是似乎终于抽绎出了现象间的联结，是发现了言论间的相关性；错综交织的“关系”如网一般在不意间张开，这背后无穷深远的“历史”，似渐渐向纸面逼来……我明白这是一些渺小的属于一己的快乐，但它们切切实实地润泽了我的生活。
在这过程中，聊可作为休憩的，是与较具文学意味的材料的遭逢——披沙拣金，偶遇奇文，精神未始不为之一振；尽管那些文字，通常为“文选”所不收。黄宗羲说，“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见之一二篇者，其文即作家亦不能过”（《钱屺轩先生七十寿序》，《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653页）。可惜的是未能采集，事后竟无从追索，否则可辑为一编的吧。
我也依旧为“人物”所吸引，为人物光明俊伟的气象所吸引，为他们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时有触动、感动，以至感慨不已。即使在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结束之后，那些人物，那些问题，仍将在我的念中。它们已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亦如“中国现代文学”一样无从割舍。与这些不同时段的“知识人”同在的感觉，是学术之于我的一份特殊赐予，我珍视这种感觉。我也曾设想在京城及周边地区搜寻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踪迹。即使遗痕全无，也无妨站在“实地”，遥想其时情景，追寻那些痕迹被“岁月的潮水”冲刷的过程。但我的所长，或许只在凭借文字的想象与重构；寻踪的设想，多半只是设想而已。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在正编的写作中，题目已约略生成。该书完稿至今的七年里，经了持续的积累，才有了续编所呈现的面貌。这是一段漫长的行程。某些章节曾一再调整，甚至有大幅度的改写。力有不能及，于是处处见出挣扎。偶尔翻看正编，竟也暗自惊讶，想到这些文字倘若写在一些年后，不知还能否如此“挥洒自如”。较之正编，续编更避免过度的“介入”。这既与年龄、写作状态有关，也出于自觉的约束。依然有不自信——不自信于对材料的掌握，不自信于对文本的解读与判断。“不自信”有效地抑制了议论的冲动。当然，向史学的学习，也参与造成了上述态度，尽管这态度不便用“客观”来形容。
改稿到*后，是2005年夏*热的一段日子。偶尔由电脑屏幕望向窗外，看到的是满树桐叶森然的绿。世道、人心都变化得太快，时过不久，即成怀念。即如我，就怀念初入“明清之际”的那段时间，怀念那时感受到的极新鲜的刺激，与人物及其思想蓦地遭遇时的震撼。章学诚说：“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二《博约中》第161—162页）“学”是可以在时间中积蓄的，“性情”却难免于时间中的磨损。庄子曾说自己“贫也，非惫也”（《庄子·山木》）。我个人近年来的状况，却正宜用一“惫”字形容。回想初入“明清之际”、撰“戾气”诸篇之时，已恍如隔世。读者诸君倘能由此书的文字间读出这种“惫”，或能有一份体谅的吧。
本书写作过程中，继续得到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与贺照田等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意外地收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惠赠的《刘宗周全集》，以及王汎森先生的系列论文的复印稿，令我有无以为报的惭愧。我还应当感谢社科院及文学所的图书馆，它们的藏书与借阅条件，使这项研究成为可能。
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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