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摸象

　　惠昕本是北宋初年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僧人惠昕的改编本。他在序中说；
　　“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余以太岁丁卯月在蕤宾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为两卷，凡十一门，贵接后来同见佛性者。”
　　注意，只有惠昕本明言是个删节本，他的底本是个文繁的古本。而这个文繁的古本在当时是流行的。惠昕是因为其传播效果不好，使学者“初忻后厌”，才做的删繁就简的改编。他的改编，应该是保留了惠能说法的主要部分，否则，当时的禅宗僧人与居家信众是不会认可的，更不要说替代流传的文繁古本了。
　　惠昕本在中国本土已经失传，但传到日本的本子，在近代被发现，有真福寺（名古屋）本、大乘寺（石川县）本、兴圣寺（京都）本等，都是北宋刻本。“这些刊本内容基本相同，但在一些称呼、传法世系方面，有的刊本差异突出。”（杨曾文：《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
　　惠昕本没有“弟子请益机缘”的大部分内容，所以，契嵩本如果也没有这部分内容，那么，契嵩得到的曹溪古本，很可能就是惠昕本了。因为郎简所指“为时俗所增损”的其他坛经本子，相对惠昕本来说，文繁古本可能就是“增”本，敦煌本一系的可能就是“损”本。而宗宝根据文繁古本与德异本，“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先来归纳一下，在胡适考坛经之前，根据传世各本的坛经的序跋等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有坛经的文繁的古本（所指本子也可能有大同小异的各种抄本，所以指“某某本”，就是指“某某本”系统），北宋初期的惠昕嫌其文繁（很可能就是郎简指的“鄙俚繁杂”，记录一个不识字的和尚的话，“鄙俚繁杂”倒应是更接近原生态），搞了个节本，约一万四千字。之后将近九十年时，契嵩参照惠昕本，对当时还流行的文繁古本又作了一次删减整理。二百多年后，本来流传于北方的坛经节本在元代普遍流行，德异有感于“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积三十余年之功，觅到古本刊印，约二万字。一年后，宗宝在契嵩本基础上，参照德异本与另一古本（可能就是与德异本大同小异的“曹溪古本”），有增有减，编成宗宝本，二万余字。
　　胡适出来一搅和，这本来很清楚的、没有什么疑义的坛经传承乃至坛经文本的真实性，被捣成一锅糨糊，这糨糊至今还涂覆在坛经上。
　　胡适对坛经的“考证”，主要是集中发表于1930年初的《荷泽大师神会传》与《考之一——跋》《考之二——记北宋本的》。这三篇文章，构成了胡适考出来的坛经流传新的谱系。
　　在胡适的坛经谱系里，古本是敦煌写经坛经。这个本子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于1923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的，是唐代的抄本，应该是现存世早的本子。但现存世的早的本子，是不是就是坛经古本呢？坛经古本是不是只有一种呢？这是需要证明的。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胡适不加讨论，就这么认定了；而在此认定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一系列结论。
　　因此，胡适以他对坛经的“考证”，证明了他所谓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其实是“大胆认定，武断推论”的长官意志。
　　首先，他认定惠昕看到的古本就是敦煌本。但惠昕在《序》里明明说是因为“古本文繁”才作修订的，而敦煌本只有一万二千字，惠昕本却有一万四千字，这怎么解释呢？
　　胡适说：“惠昕自序说：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可见他不满意于古本。但不曾说明他如何改动，看了‘古本文繁’一句话，好像他的改定是删繁就简。试比较敦煌本与此本（日本兴圣寺所藏惠昕本），便知此本比古本更繁，已有了后来添入的文字。但此本所增添的还不很多，不过两千字罢了……这可见惠昕加了不过二千字，而明藏本比敦煌本竟增加九千字了。这个比较表虽是约略的计算，已可见禅宗和尚妄改古书的大胆真可令人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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