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

本书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公共政策学家拉贾•萨合著，讨论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核心问题：欠发达国家政府需要征税来提供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那么，社会各个群体中谁应该承担发展的税负成本？税收负担应该如何在农民和城市居民间分配？作者不但回顾了历史上英国的谷物法争论、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工业税冲突以及苏联和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价格剪刀差等典型案例，而且基于严格的理论模型和不同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各种可能的税收政策的社会福利后果，根据这些后果对前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作者还基于不同的税收政策分析了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工资决定、城乡人口迁移与城市失业。对于当前正在加速城市化的中国而言，这本书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众所周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缺乏财政自主权的制度前提下，为了募集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共资金，事实上采用了压低农民土地价格、垄断土地批租的方式来获得大量的土地租金；或者通过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款或发行*等举债方式获得所需资金。这些为公共服务进行融资的模式，或者把发展的负担落到了农民头上（这和建国初期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让农民承担成本是类似的），或者把发展的负担转移到后代身上。利用斯蒂格利茨和拉贾•萨在本书中给出的理论分析架，无疑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采取的不同融资模式，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本书的一个贡献是，建构了一系列针对欠发达国家既简单又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既简单到可以提供定性的结论和确定与政策分析有关的核心参数，又复杂到允许我们处理在不同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制度和行为的巨大差别。 

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他的合作者拉吉•萨分析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和乡村之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英国的《谷物法》大争论、美国内战前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冲突，以及苏联的工业化讨论都是历史中的鲜明例子。
今天，大多数国家面临城市与乡村之间日益严重的紧张局面，包括像谁应该缴纳多少税，谁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以及税和补贴应采取什么形式等问题。本书的视角侧重从所观察到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和经济环境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分析了这些紧张关系和问题。
本书虽然主要讨论当代发展中国家，但也对历史上多次论辩发表了新的看法。书中每一章都包括了对当前问题的一个非技术性表述和一个分析概述。相信财政学、发展经济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以及经济史研究者一定会对本书有极大兴趣。

拉吉•萨（R.K.Sah）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篇  导言和方法论

第1章  导言3
1．1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5
1．2可获得的资料有限条件下的分析5
1．3政策与政治经济学7
1．4一般均衡分析8
1．5本书的结构9
1．6结论的性质11
1．7关于理论重要性的几点评论13

第2章  政府的政策目标与工具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17
2．1食品政策的公开目标17
2．2把农业政策纳入视角19
其他政策工具20
对政府政策的限制21
不同政策的等价效果23
2．3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24
农业的重要性和二元经济24
市场不完备25
农村部门27
可供投资的剩余、私人投资和政府消费27
经济的开放性29
2．4结论30

第3章  一个应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31
3．1导言31
3．2理论背景31
一般均衡分析31
庇古福利经济学和税收32
新福利经济学33
新新福利经济学34
3．3针对欠发达国家的应用福利经济学34
受限制的税收工具34
一般均衡效应38
制度39
个人之间的福利比较39

第二篇  部门间税收政策

第4章  开放经济中的农村—城市部门价格43
4．1导言43
4．2简单模型46
农业部门47
工业部门48
可供投资的剩余49
4．3对农业和工业价格变化的分析50
帕累托改进的价格改革50
福利增进的价格改革54
平等主义的价格改革56
价格58
暗含的税率59
改革分析与定价61
4．4价格—生产率效应61
附录64

第5章  开放经济中的价格剪刀差67
5．1导言67
5．2价格剪刀差的变化对可供投资的剩余的影响68
5．3价格剪刀差变化的福利效应70
5．4价格剪刀差72
5．5结论73

第6章  封闭和局部封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剪刀差74
6．1导言74
6．2模型76
对应价格变化的工资调整76
个人福利效应77
对生产率的效应78
对可供投资的剩余的效应80
农业剩余具有较高价格弹性的后果82
6．3对价格剪刀差的改革83
6．4价格剪刀差85
基于税率或补贴率的解释86
另一种描述89
6．5存在外贸产品和非外贸产品的经济90
6．6结论92
附录93

第7章  苏联的工业化讨论和集体化95
7．1导言95
7．2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命题96
命题97
第二命题98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法则99
7．3价格剪刀差的合理规模100
7．4集体化101
7．5苏联大讨论的一个后记102

第三篇  农村部门
第8章  农村部门内的收入分配和不同的组织形式109
8．1导言109
8．2分配效应111
农村工资的弹性112
规范分析114
免税商品117
8．3农村组织的替代形式118
扩展型家庭农耕制度119
产量分成制120
8．4工资和价格对农村生产率的效应122
种植园123
就业的筛选性124
8．5结论125

第9章  对农村部门不同商品的税负和补贴127
9．1导言127
9．2一般表述129
9．3对经济作物和制造品投入的信息节约型帕累托改进的
价格改革132
9．4是否对一些经济作物或制造品投入征税而对另一些
给予补贴136
9．5一些附加说明137
市场的不完备138
技术变迁139
附录141

第四篇  城市部门
第10章  城市工资和就业决定对税收政策的影响147
10．1导言147
10．2城市工资决定的一般表述150
三种特殊情况151
对税收分析的影响151
10．3伴随内生性城市工资的城市—农村价格152
价格155
10．4含有内生工资的价格剪刀差156
价格剪刀差158
10．5内生城市工资和政府控制的城市工资：对于欠发达
国家哪个假设更恰当159
10．6对城市工资根据效用水平固定不变的评论161
10．7城市失业162
一般表述163
对城市失业的税收效应产生的结果166

第11章  工资—生产率假说和税收分析168
11．1导言168
11．2为什么工资和价格影响生产率170
11．3一个关于工资、价格、生产率和失业的模型174
具体情形176
一个更一般的模型178
税收分析的一个方面179

第12章  城市部门不同商品的税收和补贴181
12．1导言181
12．2一般表述183
生产率效应184
对特征的描述185
拉姆齐情形185
城市工资根据效用水平计算固定不变的情形186
失业效应187
12．3概述188
城市部门工作小时可变的情形188
城市部门内的异质性190
附录190

第13章  存在人口迁移和城市失业的税收政策192
13．1导言192
13．2一般人口迁移关系194
一般化的哈利斯—托达罗假说195
城市失业的机会成本196
13．3农村—城市价格198
农村价格199
哈利斯—托达罗人口迁移假说201
城市价格203
相关问题204
13．4不同产品的帕累托有效城市税206
13．5结论208
附录209

第14章  城市部门税收：基本模型212
14．1导言212
14．2城市部门的一般模型214
税收分析216
14．3市场均衡的无效率218
14．4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依赖性219
价格变动效应223
14．5结论223第15章  劳动力的社会成本225
15．1导言225
15．2模型226
影子工资228
对影子工资的解释230
15．3特殊情形231
人口迁移等于就业创造232
内生性人口迁移：哈利斯—托达罗人口迁移假说234
15．4结论236

第16章  结论238
16．1一些关键问题238
16．2政治经济学思考243
16．3政策困境244

参考书目245

索引260

后记287

发展的成本分担与公共政策有效性
《农民和城市居民：税负和经济发展的负担》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托我写篇序言。原著由印度裔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拉吉·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合作完成，我想书的质量当不用怀疑。再问译者这本书说什么的？答曰：发展的成本如何分担。为这么好的主题的一本书写几句先睹为快的体会，也是一件幸事。
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讨论中，发展的主题当然是资本的来源。基于此给出的处方是，一个经济体要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地平线上起飞，牺牲农业完成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是不得已的政策选择。但是，这一政策导致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溯美国北方工业和南方农业之间的冲突，英格兰废止谷物法的争论；再到两个巨型社会主义大国的惨痛教训，苏联通过价格剪刀差推进重工业化的后果，中国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努力中通过统购统销和集体化造成的城乡失衡;近至这些年来许多欠发达国家发生于城镇和农村的冲突与暴动。
有意义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且被广泛讨论的议题，两位作者将提问的角度进行了转换：发展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承担多少？为了下代人的福祉需要当代人作出牺牲，但是，应当由当代人中的谁来承担，承担多少？这就使问题的讨论直接抵达真实世界。有了好的设问，也就有了解答真问题的可能性，即发展的本质是谁来买单以及可能的代价问题。究竟由谁来买单呢？作者从大多数欠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富人极少的实际出发，提出发展成本的承担只能是城市部门的工人和农村部门的农民两个主体。于是就引出了本书讨论的主题：农民和工人之间如何分配发展的成本！为了系统分析谁应该承担发展代价的问题，作者提供了一个严密的分析框架，对经济中的关键制度特征和决定税负、价格与其他政策变化后果的参数进行识别，对为增进福利进行价格和税收改革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对不同社会群体当今和未来的福利进行权衡。
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了近三十年公共政策分析和咨询的读者来讲，更感兴趣并受益的是本书的公共政策分析价值。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决策者来讲，当他们面对基于新古典理论给出的政策建议时，往往听起来很来劲，但是又因缺乏如何抵达政策目标的路径而苦恼不堪。两位作者在如何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上的努力值得称道。他们不是一通趾高气扬、自信满满的说教和几条应该怎样做的教条，而是基于对欠发达国家的结构和制度特征的谨慎归纳，对公共政策实施具体条件的仔细甄别，对政策背后的价值判断小心设定，比如，何谓恰当的福利权衡，什么是合意的定价和税收政策，等等；还十分注重政策工具的可能组合，从而有助于欠发达国家政府权衡政策行动的全部后果。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和政策需求来看，本书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有参考价值。比如，
——政府以平等主义目标实施的补贴政策补贴到了穷人吗？还是实际上补贴给了富人？背后的体制性障碍如何解除？
——要发誓杜绝使用差别化的税收和价格政策。
——由于预算的约束无法使社会中所有的群体成为转移支付和补贴项目的受益者，需要确定谁是真正的净获益人，谁又是净损失者。
——需要考虑一个部门采取的行动对另一个部门产生的溢出效应。
——如果食品消费对城市工人的生产率具有特别强的影响，就应该对食品消费给予补贴。
——不应当对一些经济作物给予补贴的同时，却对其他经济作物征税。不应当对农业的某些制造品投入征税的同时，却对其他制造品投入给予补贴。
——对农产品的出口征税对其利益以及城镇和乡村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理论和公共政策价值看，本书开创了一个研究发展成本分担的框架和路径。这一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发展中经济体早期结构变革中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实际的政策含义。更进一步看，发展成本的分担问题事实上贯穿发展的全过程，在完成初始资本积累与成本分摊以后，进入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发展成本分担以及城市居民和农民在资本扩增与发展成果分配中的冲突更大，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尤为重要，本书为我们研究发展与转型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视角和方法。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敬琏
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间来分摊经济发展的成本？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在这方面长期存在各种教训，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价格剪刀差，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土地征用，都让农村部门承担了发展的巨大代价。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是不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斯蒂格利茨等人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详细而有力的分析，得到了诸多富有政策含义的理论观点。这本书对于下一步完善中国的财税政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并确保社会公平是非常重要的。

刘守英
两位作者在如何提高公共政策有效性上的努力值得称道。从理论和公共政策价值看，本书开创了一个研究发展成本分担的框架和路径。这一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发展中经济体早期结构变革中的发展问题，具有十分实际的政策含义。

Economica

作者撰写了一本重要著作，它为我们理解如何在发展中国家设计税负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显然，这本书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完全适用的……发展经济学家将……受益匪浅，如果将类似于此书的假设纳入到他们的模型中。

这本书为三类读者而写：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财政学研究者和经济史研究者。本书的目标之一，是探讨当今欠发达国家（LDCs）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诸如谁应该承担发展的成本，如何动员现代化所需的投资资金，以及与这些广泛问题相关的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如是否应该对城市部门征税？如果向城市部门征税，对于不同的个体和产品的税率应该是单一税率还是差别税率？政府是否应该向城市贫困者提供食品补贴？政府是否应该向农村部门使用的化肥和其他现代投入品进行征税，还是给予补助？为了压榨或支持农业部门，应该让工业和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何变动？即沿用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业化大辩论中，以及更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使用的术语——“剪刀差大小”应该多大才合适？现代财政学使用的替代性术语是：对于农村部门，什么程度的税收和补贴水平是合适的。
我们认为，上面描述的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建立并运用充分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核心特征的模型来解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标准新古典模型的结果套用到欠发达国家，即便这个模型可能对欠发达国家是适用的。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就是，建构了一系列针对欠发达国家既简单又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既简单到可以提供定性的结论和确定与政策分析有关的核心参数，又复杂到允许我们能处理在不同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制度和行为的巨大差别。
本书探讨的发展政策问题，指的就是那些欠发达国家政府及其政策建议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试图使结论及其背后的直觉和假设，都能为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的门外汉所理解。本书的每章都包含了对当前问题的陈述和分析概况。
本书面向的第二类读者是财政学研究者。过去三十年财政理论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一般均衡模型中税收归宿（incidence）的分析，以及对税收的拉姆齐—庇古（Ramsey Pigou）分析的发展。但是，财政学文献中这两大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互不相关的。vi我们在欠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将这两种分析工具的一些核心要素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强调财政学近的一个发展，即对帕累托改进型税收改革的识别。
本书面向的第三类读者是经济史学研究者。经济发展过程中受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不同的政策对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福利分配的影响。这两个成分广泛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论战。它早可追溯到关于《谷物法》的李嘉图—马尔萨斯争论，以及后来的美国在国内战争之前的工业税的讨论。我们在本书中发展的某些模型，也可以让我们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业化的讨论。我们对这些辩论的解释，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阶级斗争或根据历史的必然过程所做的解释。类似的争论在今天的非社会主义欠发达国家仍在发生，只不过使用的术语和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因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冲突，代表了发展初始阶段一种基本的利益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们发展的方法和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也是有用的，在此要特别强调该方法的两个特征：，我们用一组简化的关系描述经济现状，这显然包含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性假定。这个方法不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高度的概括和简化，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处理当缺乏资料分辨若干个不同的结构性假设中哪一个正确时的许多情形（在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不乏这种例子）。因此，尽管本书主要关心的是税收问题，我们所发展的一般方法体系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应用。例如，我们提供了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劳动力的社会成本决定的分析。
第二，基于一些基本的、与技术和偏好有关的假定，我们试图推导出我们所研究的经济的许多核心制度特征。人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制度是给定的，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制度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制度各不相同，以及为什么它们经过一定时期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不仅仅受到学术关注，也因为同样的一系列政策，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互动。更进一步，政策会影响制度变迁。比如，发展经济学常常认为城市工资（以及农村工资也一样）是制度给定的。但是当政府政策发生变化时，市场出清水平上的工资也可能变化。我们发展了一个关于城市和农村工资决定的一般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政府的税收政策的确会影响工资水平。
vii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多年来两位作者都饶有兴趣。萨在1975—1976年期间就职于印度政府时，就开始处理这类问题。那时，来自农民组织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投入品价格，以及来自城市居民呼吁团体，要求降低食品价格，增加由政府控制的商店所分配消费品补贴的政治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国家议程的一个制度化部分，一个煽动群众的话题，以及一个争取选票的来源。这种情形在许多其他实行混合经济的欠发达国家基本一样，尽管制度性细节有差别。斯蒂格利茨的兴趣开始于1980年，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Wingspread（一栋建筑物的名称，即“伸展的翅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他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代表团就“剪刀差”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随后，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资助下，1981年他又对北京做了一个回访，并对该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许多人对本书及对作为本书基础的几篇合著论文提出了批评建议。我们要感谢杰里•贝尔曼（Jere　Behrman）、戴维·卡斯（David　Cass）、雅克•克里默（Jacques　Cremer）、帕萨•达斯格普塔（Partha　Dasgupta）、老杰哈（the　late　L.K.Jha）、赫伯特·莱文（Herbert　Levine）、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迈克尔•蒙塔斯（Michael　Montias）、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本书一部分内容曾经提交给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佛大学的多次研讨会，以及1986年新德里举办的国际经济学会的世界年会。我们从参会人员的评论中获益匪浅。彻志本田（Tetsushi　Honda）提供了研究辅助工作，格莱纳•埃姆斯（Glena　Ames）提供了打印工作。经济增长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Olin基金、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提供了研究资助，对于它们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芝加哥大学R.K.萨
斯坦福大学J.E.斯蒂格利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