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史（套装全8册）

一、本丛书是由国内中东史权威学者哈全安教授一人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是作者近三十年学术成果的集合，代表了国内中东国别史研究的*水平。 

　　 哈全安，回族。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中东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东历史及伊斯兰教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独立承担和完成国家和教育部研究项目多项，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很好人才支持计划”和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一层次，2006年获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所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于2008年获天津市社会科学很好成果奖；《中东史（610－2000年）》获得第四届“中华很好出版物奖”提名奖、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第十届天津市很好图书奖。                                                               

中东史概述

中东地处欧亚非大陆的中央地带，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导致中东人口分布的复合结构和多元色彩，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诸多分支在中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不同文明的汇聚与冲突，构成中东历史的鲜明特征。

中东地区的古代文明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最初的城邦文明。继苏美尔人之后，闪含语系的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分别先后征服诸多的敌对势力，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带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统一国家。与此同时，闪含语系的古埃及人崛起于尼罗河流域，吉萨的金字塔和卢克索的神庙群构成古埃及文明的集中体现。埃兰人、克塞人、喜克索斯人、腓力斯丁人、腓尼基人、希伯莱人、赫梯人亦曾粉墨登场，角逐于中东的历史舞台。至公元前6世纪，称雄中东的闪含语系诸多分支日渐衰微，印欧语系的重要分支波斯人异军突起，成为主宰中东命运的统治民族；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鼎盛阶段，波斯人一度控制西起尼罗河、东至阿姆河的辽阔疆域。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自希腊起兵，东征波斯帝国，阿黑门尼德王朝寿终正寝。此后数百年间，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领有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同为印欧语系分支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相继控制东地中海沿岸，进而在中东地区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

阿拉伯半岛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虽为三大古代文明发源地所环绕，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彷佛被喧嚣的文明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为了夺取有限的生活资源和必要的生存空间，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劫掠连绵不断，血族厮杀旷日持久，部落战争遍及整个半岛。公元7世纪初，地处阿拉伯半岛西部荒漠的麦加和麦地那犹如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照耀着“两洋三洲五海”世界的古老大地。610年至622年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以安拉的名义传布启示，遭到古莱西人的抵制，初兴的伊斯兰教面临夭折的危险。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离开麦加前往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地那的居民订立一系列协议，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温麦”在麦地那建立。徙志标志着伊斯兰国家的起点，温麦构成伊斯兰国家的最初形态。徙志是早期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开启了伊斯兰教历史的新纪元。伊斯兰教摆脱了濒临夭折的境地，文明的萌芽开始植根于麦地那绿洲的沃土之中。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伊斯兰文明的缔造者，成为伊斯兰国家无可替代的唯一领袖。先知穆罕默德发动对麦加古莱西人、阿拉伯半岛的犹太人以及贝都因人的圣战，伊斯兰文明在阿拉伯半岛初步确立。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经过穆斯林核心人物的协商，麦地那的穆斯林共同拥戴阿布·伯克尔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担任教俗合一伊斯兰国家的领袖，伊斯兰世界从此进入哈里发国家的时代。哈里发国家历经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三个发展阶段。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632-661年）以麦地那为首都，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地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麦地那哈里发国家采用共和政体，四位哈里发均由选举或协商产生，新兴伊斯兰贵族的统治是共和政体的实质所在。阿布·伯克尔当政时期，“里达”风波得以平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遂成定局。新兴的伊斯兰文明一旦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便开始以不可阻挡的迅猛势头冲击半岛周围的广大地区。阿布·伯克尔于633年正式发动了震撼世界的军事扩张运动，将圣战的矛头首先指向富庶的叙利亚地区。穆斯林战士兵分数路向东西两个方向进军，分别攻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与拜占廷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是继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伊斯兰国家的第二位奠基人，他继续推行军事扩张政策，并为哈里发国家确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即伊斯兰教神权统治与阿拉伯人的民族统治合而为一。欧默尔在麦地那设立称作迪万的财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库收支，并且根据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和宗教资历，实行年金的差额分配。他还颁布法令，将先知穆罕默德徙志之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的纪元，以阿拉伯传统历法的该年岁首（即公元622年7月16日）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的开端。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统治前期，哈里发国家的征服和扩张运动达到高潮。阿拉伯军队在西部攻入马格里布和努比亚，东部横扫伊朗高原直至河中地区。奥斯曼当政后期，哈里发国家的攻势逐渐减弱，阿拉伯社会内部的矛盾对立开始出现。奥斯曼成为圣门弟子和部族势力的共同敌人，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反对奥斯曼统治的浪潮，阿拉伯战士发动叛乱并进入麦地那围攻哈里发奥斯曼。哈里发奥斯曼的死亡揭开了穆斯林内战的序幕，他的坟墓埋葬了穆斯林国家内部的和平。

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即位之初，哈里发国家核心政治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原本统一的伊斯兰国家政权一度三分天下。一些伊斯兰教贵族不承认阿里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于是聚集到巴士拉与阿里分庭抗礼。“骆驼之战”在伊斯兰历史上首开穆斯林内战之先河，近万名阿拉伯战士和众多圣门弟子阵亡。此外，倭马亚氏族领导人穆阿威叶拥兵自立，并以为奥斯曼复仇的名义，与阿里抗衡。661年阿里在库法遭到暗杀，标志着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结束。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是一个充满虔敬安拉之宗教激情的时代，浓厚的平等色彩和强烈的民主倾向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圣战的旗帜下走出贫瘠的家园，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以武力征服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的阿拉伯帝国。

大约在阿里遇难的同时，穆阿威叶出任哈里发并定都大马士革，开始了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的统治，叙利亚地区是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政治中心。阿里的长子哈桑放弃争夺哈里发权位，穆斯林内战结束，伊斯兰世界恢复了统一。穆阿威叶即位以后，适应哈里发国家大多数臣民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社会现实，改变麦地那时代信仰至上和神权统治的原则，着力淡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实行非伊斯兰教化色彩的世俗统治。穆阿威叶统治时期，哈里发国家的内部恢复了和平和秩序，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679年，穆阿威叶宣布废除哈里发选举产生的传统原则，指定其子叶齐德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从而开创哈里发家族世袭的政治制度，穆阿威叶因此区别于麦地那时代诸哈里发，成为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680年，穆阿威叶病逝于大马士革，其子叶齐德承袭父职，出任哈里发。叶齐德即位后，反对倭马亚人的社会势力拒绝承认叶齐德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并迎请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阿里的次子侯赛因前往库法出任哈里发。侯赛因在卡尔巴拉遇难导致伊斯兰世界内战再起。希贾兹传统势力的代表阿卜杜拉·祖拜尔以“圣族保护者”的名义在麦加被拥立为哈里发，公开反对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出现两个哈里发并存的局面，伊斯兰世界处于分裂的状态，倭马亚王朝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692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马立克派遣军队攻击麦加，双方对抗达半年之久，最终阿卜杜拉·祖拜尔战败被杀，穆斯林内战得以平息。阿卜杜拉·祖拜尔的失败，意味着圣门弟子政治势力的衰落和共和政体的彻底崩溃。马立克的胜利，不仅重建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而且标志着君主制排斥和否定共和制之历史进程的最终完成。君主制明确了权位的继承，避免了内战的隐患，有助于和平的实现，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倭马亚时代的君主制取代麦地那时代的共和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马立克统治时期，完善国家的官僚体制，强化哈里发对行省的控制，组建了哈里发国家的常备军。马立克还实施语言改革和币制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化进程，为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马立克当政期间，穆斯林内战平息，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哈里发国家随之开始发动新的扩张。至韦里德和苏莱曼当政期间，倭马亚王朝的军事征服达到顶峰。穆斯林军队向东攻入中亚和印度，向西征服西班牙并挥戈进入法国。倭马亚王朝进入鼎盛的时期，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统治着西起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东至锡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伴随着倭马亚王朝疆域的拓展，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至倭马亚王朝后期，波斯人和柏柏尔人等被征服民族中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在数量上已经超过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倭马亚王朝沿袭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强调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政治原则，实行阿拉伯穆斯林对于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统治。非阿拉伯血统的异教臣民改宗伊斯兰教以后，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和地位。他们不肯长期屈居阿拉伯人之下，柏柏尔人和突厥人屡屡反叛。此外，与先知穆罕默德具有亲缘关系的阿拔斯人指责倭马亚哈里发抛弃先知穆罕默德的教诲和背离伊斯兰教的准则，否定倭马亚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要求重新确立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的核心地位和神圣权力。743年哈里发希沙姆死后，倭马亚哈里发国家进入动荡时期。倭马亚人相互倾轧，哈里发频繁更替。倭马亚王朝众叛亲离，四面楚歌，往日辉煌的基业只剩下断壁残垣。同时，阿拔斯家族在呼罗珊建立了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根据地，发动了以“归权先知家族”和实现穆斯林平等为宗旨的大规模起义。750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麦尔旺二世在埃及被阿拔斯人杀死，倭马亚王朝灭亡。倭马亚王朝的覆灭，标志着伊斯兰历史上阿拉伯人统治时代的结束。

阿拔斯王朝（750-1258）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入崭新阶段。阿拔斯王朝营建新都巴格达，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渐东移，伊拉克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中心所在，呼罗珊地区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拉伯人垄断国家政权的时代宣告结束，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贵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政治势力。信仰的差异逐渐取代民族的对立，成为哈里发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而导致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重建，国家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国内局势尚不稳定，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铲除政治隐患和排斥异己势力。倭马亚家族的80余人悉遭杀害，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被处死，阿里家族的成员也遭到追捕和迫害，起兵反抗的阿里家族成员全部被处死。阿布·阿拔斯在位期间，哈里发国家的政治格局表现为东西分治的倾向。格罗斯山的东西两侧分属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和哈里发阿布·阿拔斯统辖。哈里发曼苏尔击败阿卜杜拉·阿里领导的叙利亚叛军之后，又处死了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布·穆斯林，从此以后，哈里发一统天下，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曼苏尔的励精图治为阿拔斯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业。哈里发马赫迪强调阿拔斯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血亲关系，进而奠定了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马赫迪还采取安抚的手段，极力缓解什叶派与阿拔斯人的对立。哈里发哈迪即位以后，以武力镇压了什叶派在哈里发国家腹地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哈里发哈伦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进入伊斯兰帝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哈伦致力于征讨拜占廷的圣战，统领庞大军队远征小亚细亚，攻陷赫拉克利亚、泰阿纳、伊科纽姆和以弗所等地，迫使拜占廷皇帝尼斯福鲁斯纳贡乞和。阿拔斯王朝与欧洲西部的法兰克王国交往与合作，双方多次遣使互访，互赠礼品以示友好。哈伦还曾接待过来自印度的使团，他们向哈里发赠送了许多贵重的礼品。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的集权统治借助于教俗合一的形式达到顶峰。哈里发俨然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通过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四通八达的驿政体系实现对中央和地方的控制。日益完善的税收制度为阿拔斯王朝前期的集权政治提供了重要基础，行省权力分割的制度则是哈里发集权政治的重要保障，职业化军队的建立是哈里发集权政治的重要工具。

哈伦之子艾敏与马蒙之间的战争，是阿拔斯王朝政治嬗变的重要分界线。9世纪以后，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势力开始涉足哈里发国家的政坛，土著政权相继割据自立，阿拔斯王朝的辖地日渐缩小，阿拔斯哈里发的集权统治日渐衰微，教俗合一的权力体制趋于废止。外籍新军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逐渐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穆台瓦基勒是第一位被外籍将领谋杀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是最后一位领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西部诸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嘎希尔当政期间，哈里发所领有的疆域只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带。936年，哈里发拉迪正式赐封瓦西兑守将穆罕默德·拉伊克“总艾米尔”的称号，赐予他兼领艾米尔的军事权力与维齐尔的行政权力。总艾米尔的设置，标志着哈里发国家教俗合一权力体制的结束。此后历任哈里发仅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其原有的世俗权力丧失殆尽。

复合的政治结构和多元的政治基础，是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区别于麦地那哈里发国家和倭马亚哈里发国家的重要特点。阿拔斯时代，包括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塞加西亚人在内的非阿拉伯人中皈依伊斯兰教者日渐增多，尤其是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中东伊斯兰世界随之出现群雄逐鹿的分裂局面。阿拔斯王朝从建立之初，其管辖区域与伊斯兰教区域就是不相吻合的。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伊比利亚首创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教政权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后倭马亚王朝在第八位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当政期间达到鼎盛状态，北起比利牛斯山区南至直布罗陀海峡尽属其地。909年，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后裔的伊斯马仪派首领赛义德·侯赛因被起义军拥立为哈里发，法蒂玛王朝（909－1171）由此建立。法蒂玛王朝自建立伊始便公开反对作为正统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巴格达哈里发，否认阿拔斯家族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继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采用哈里发的称号之后，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亦于929年改称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哈里发与东方的阿拔斯哈里发、西方的后倭马亚哈里发三足鼎立，分庭抗礼，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分裂。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处于鼎盛状态，从大西洋沿岸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其属地。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肩负着对拜占廷帝国圣战的重任，保护着希贾兹的两座圣城，阿拔斯哈里发和后倭马亚哈里发的权威相比之下黯然失色。

穆斯林诸民族之间的对抗和伊斯兰教诸派别的差异，成为助长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和导致哈里发国家解体的深层社会背景。穆斯林的政治分裂，开始于伊斯兰世界的东西两端，逐渐波及哈里发国家的腹地。十世纪中期，白益家族三位王公分别据有伊拉克、法尔斯和吉巴勒，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信仰什叶派的白益家族称雄伊斯兰世界的腹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巴格达的哈里发成为白益王公任意摆布的玩偶，不仅世俗权力丧失殆尽，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威严也荡然无存。11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进入塞尔柱苏丹国统治时期。塞尔柱人一度实现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恢复了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尊严。然而，阿拔斯王朝的根基已经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阿拔斯哈里发依然处于他人的摆布之下，苟且偷生。11世纪末开始，伊斯兰世界相继经历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的浩劫，日趋衰落。1258年，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灭亡。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之历史长河的重要分水岭。巴格达的陷落标志着哈里发国家的覆灭和哈里发时代的终结。定居社会的衰落、游牧群体的泛滥、部族势力的膨胀和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成为此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普遍现象。自14世纪起，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借助于圣战的形式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结束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历史，降服阿拉伯世界，成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奥斯曼苏丹以麦加和麦地那两座伊斯兰教圣城的监护者自居，东南欧与西亚、北非广大地区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属地，红海和黑海俨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多瑙河、尼罗河以及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则被视作奥斯曼帝国横跨三洲之辽阔疆域的象征。然而，奥斯曼帝国对于中东诸多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势力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的北部即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构成苏丹统治的重心所在，南部阿拉伯人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地位。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国家的历史传统，采用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政体，苏丹的权位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继承原则。奥斯曼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高权力。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苏丹的首要职责。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甚至远在苏门达腊诸岛和伏尔加河流域的穆斯林亦将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视作伊斯兰世界的保卫者。

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兴起于伊朗高原，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官方信仰，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分庭抗礼。17世纪上半叶，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达到顶峰，其疆域北起里海，南至波斯湾，西部边境与奥斯曼帝国接壤，东部边境与莫卧尔帝国毗邻。萨法维王朝衰落以后，诸多游牧群体相继入主伊朗高原，政权更替频繁，局势动荡。恺伽王朝建立后，一定程度上遏止了部落政治的泛滥，伊朗高原由此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

18世纪，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奥斯曼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塞里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推行的新政举措以及19世纪中叶的坦泽马特运动，始终围绕着完善中央集权的鲜明主题，旨在强化奥斯曼苏丹的专制独裁和遏制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进而维持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诸多被征服民族的封建统治。1800年前后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衰落征兆逐渐显现，对外战争屡遭败绩，依然统治着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自19世纪开始，西方的冲击挑战着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秩序，奥斯曼帝国成为西方殖民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伊朗则是英国与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呈逐渐衰落的趋势，财政岁入枯竭，对外战争接连失利，地方离心倾向增长，王权日渐式微。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丧失传统时代的自主地位，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而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并非意味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衰落，而是包含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新旧思想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抗争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长足进步。

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恺伽王朝的寿终正寝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崛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之新生的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继而向新月地带和伊朗高原逐步扩展，直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错综交织、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此消彼长、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农本社会的衰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长足发展以及国有化改革与非国有化运动，构成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容。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贯穿20世纪的中东历史。

伊朗高原是波斯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长驱东进，延续千年的波斯帝国寿终正寝，伊朗高原被纳入哈里发国家的版图。9世纪后期，萨法尔王朝（867－900年）崛起于伊朗高原东南部的锡斯坦，波斯人称雄一时。萨曼王朝
（874－999年）统治的极盛时期，疆域北起咸海、南至波斯湾、西起里海南岸、东至怛罗斯，波斯文化在历经3个世纪的衰落之后渐趋复兴。白益家族统治时期，法尔斯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此后数百年间，伊朗历经突厥人迁徙浪潮的冲击和蒙古铁骑的践踏，游牧势力膨胀，部落政治泛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国王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萨法维王朝实行强制皈依的宗教政策，迫使伊朗高原的土著居民放弃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改宗什叶派伊斯兰教。萨法维王朝衰落以后，伊朗相继处于阿富汗人、阿夫沙尔王朝、桑德王朝的统治之下。游牧群体的扩张和定居区域的萎缩以及部落政治的膨胀和官僚政治的衰微，构成18世纪伊朗历史的突出现象。

1796年建立的恺伽王朝沿袭萨法维王朝教俗合一的统治模式，却始终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政治。恺伽王朝诸多省区的长官和游牧部落的首领各自为政，号令一方。德黑兰是宫廷的所在和世俗政治的标志，库姆则是什叶派欧莱玛的精神家园和宗教政治的象征。恺伽王朝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和西方的冲击导致伊朗传统秩序的解体，进而揭开了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最初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军事层面，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形式。19世纪下半叶，模仿西方成为伊朗社会的时尚，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的西化倾向则是此间伊朗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在伊朗初露端倪，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在伊朗社会广泛传播，贾马伦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和米尔扎·马尔库姆汗（1834－1898年）是新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反对国王出让烟草专卖权的民众运动（1890－1892年）和宪政运动（1905－1911年）根源于伊朗传统社会的深刻危机，表现为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促使伊朗诸多的社会群体走向政治联合，预示着伊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与新生。宪政运动将议会和宪法首次引入伊朗政治舞台，赋予民众以选举的权利，对于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加以限制，规定自由和平等的政治原则，标志着伊朗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宪政运动结束以后，错综交织的内忧外患，使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1925年12月，伊朗第五届议会投票表决，废黜恺加王朝的末代君主，建立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与伊朗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两者的结合。礼萨汗当政期间，实行极权主义的统治政策，致力于国家机器的强化。国王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礼萨汗长期奉行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巴列维王朝排斥教界传统势力的重要举措。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1941年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即位以后，王权衰微，社会动荡，诸多政治势力激烈较量，进而形成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君主政治多元并存的复杂局面。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包含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倾向，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和诸多社会群体的广泛联盟，却因内部的分裂和国外势力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巴列维国王重新控制国家权力以后，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着力强化极权政治，极力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装备精良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则是巴列维国王实行极权政治的有力工具。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至1971年发起白色革命，主观目的是巩固巴列维家族的权力垄断，客观结果却是经济领域的剧烈变革和新旧势力的消长。巴列维王朝与在外地主的传统政治联盟是伊朗君主制度的社会基础，却因白色革命而趋于瓦解，诸多社会阶层和教俗各界因反对君主独裁而形成广泛联盟。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独裁使之成为众矢之的，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逐渐成熟。

1977年至1979年自下而上的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伊朗君主制度的寿终正寝。霍梅尼时期（1979-1989年），伊斯兰化是伊朗社会的突出现象，法基赫制度和神权政治具有极权主义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化身，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而议会和总统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软弱地位。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承法基赫职位。后霍梅尼时期，伊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在于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生活开放化。法基赫制度依旧构成伊朗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然而法基赫的绝对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地位提高，民众选举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民选总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法基赫、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的趋势。伊朗出现诸多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局面，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对抗与消长。90年代末期，伊朗政坛的不同政治声音日趋显见。伊朗政坛出现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其波及范围之广和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埃及成为东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埃及处于行省的地位，是哈里发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和税收来源，亦是伊斯兰教在北非和地中海世界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据点。土伦王朝（868－905年）统治时期，是埃及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土伦王朝灭亡以后，外籍将领相继出任埃及总督。法蒂玛王朝击败伊赫希德王朝占领埃及以后，营建新都曼苏尔城（今埃及首都开罗），建造爱资哈尔清真寺作为宣传伊斯马仪派思想的中心。1153年，十字军经地中海进攻埃及。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统治时期正值十字军东征的鼎盛阶段，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贯穿阿尤布王朝的始终。阿尤布王朝军队能征善战，拱卫埃及并屡次收复耶路撒冷，令欧洲基督教世界震惊。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7）是外籍将领在埃及建立的寡头政权，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承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接受哈里发的赐封。1258年蒙古军攻陷巴格达以后，马木路克王朝共拥立16位阿拔斯家族成员在开罗就任哈里发。哈里发的主要职责是为新的苏丹主持就职仪式，马木路克苏丹通过哈里发的权力册封，极大提高了自身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开罗俨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中心。马木路克王朝抵御蒙古军和十字军的攻击，在埃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局势。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占领开罗，马木路克王朝灭亡，埃及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埃及在奥斯曼帝国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远离圣战前沿，长期处于相对自治的状态。帕夏与马木路克之间的权力分享，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历史的突出现象。至18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逐渐削弱，马木路克势力呈上升趋势，由奥斯曼苏丹任命的帕夏形同虚设甚至被赶出埃及，奥斯曼苏丹在埃及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

1798年，拿破仑率军入侵埃及，马木路克在埃及的统治基础趋于崩溃，奥斯曼帝国对于埃及的直接统治趋于瓦解，欧莱玛和贵族乡绅在埃及社会的地位和影响明显提高。法军入侵和占领埃及，导致埃及传统政治势力的急剧衰落和尼罗河流域的权力真空状态，进而为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政权的崛起创造了重要条件。自1805年起，埃及开始摆脱长期依附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状态，初步奠定埃及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穆罕默德·阿里在开疆拓土的同时，积极实施新政举措，着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19世纪,埃及现代化进程启动。埃及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地权的非国有化、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初步的工业化。1882年，英军占领埃及，埃及政府名存实亡。传统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西方的冲击导致埃及社会矛盾的错综交织。随着殖民侵略的加深和殖民统治的建立，民族对立日趋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埃及的智力觉醒与现代政治思想的萌生，首先表现为以贾马伦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卜杜为主要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兴起，其次表现为世俗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初露端倪。1922年，埃及进入宪政时代，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错综交织构成宪政时代的历史特征。埃及政府处于英国高级专员的操纵和控制之下，宪法的制定和议会选举的实践初步体现着现代模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国王随意践踏宪法和解散议会则是极权政治排斥民主政治的基本手段。

1952年自由军官发动的“七月革命”，掀开了埃及历史的崭新篇章，埃及进入共和制时代。纳赛尔作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象征，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将民族尊严置于民众自由之上，进而形成极权主义的政治倾向。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影响埃及社会各个层面的首要因素，埃及自居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纳赛尔则被视作阿拉伯世界的旗手和阿拉伯民族尊严的象征。纳赛尔主义包含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三重倾向，是埃及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现代化的历史选择。纳赛尔时代封建主义的衰落、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和工业化的巨大进步，为其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阿拉伯民族主义日渐衰微，现代伊斯兰主义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埃及进入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崭新阶段。萨达特时代，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出现衰落的征兆，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启动。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成为不同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埃及的政治生活呈现多元化趋势，民主化进程初露端倪。穆巴拉克时代，司法权力的独立化标志着埃及政治领域的明显变化，诸多反对派政党作为合法的政治组织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势力，议会选举则是政党政治的外在形式，埃及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益凸显。进入90年代，埃及的民主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趋势，政府操纵的选举程序导致议会内部政党席位的相应变化。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派别逐渐由温和反对派演变为激进反对派，政府禁止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穆巴拉克试图通过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寻求广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对抗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却拒绝与反对派讨论诸如宪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政治对话无果而终。2000年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成为议会内部最大的反对派。

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期，肥沃的新月地带曾经是哈里发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重心。自16世纪起，肥沃的新月地带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隶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肥沃的新月地带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处于协约国的保护之下，其中伊拉克、巴勒斯坦和约旦构成英国的委任统治区域，叙利亚和黎巴嫩构成法国的委任统治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委任统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相继独立。肥沃的新月地带诸国的社会结构大都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民族矛盾与教派对立错综交织，政治局势长期处于动荡的状态。

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在英国政府的操纵下建立，其间明确划定领土疆域，引入君主制、议会制、宪法、政府和军队，初步奠定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基础。伊拉克共和国成立于1958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废除英国支持的哈希姆王朝，标志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广泛胜利，进而揭开伊拉克历史的崭新一页。阿卜杜勒·卡里姆·嘎希姆执政期间，国家权力高度集中。1963年2月，伊拉克复兴党在巴格达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纳赛尔主义者和复兴党军官的联合统治。1968年复兴党政权建立后，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突出变化在于国家职能的强化、复兴党势力的膨胀、一党制统治模式的形成、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的合一。萨达姆于1979年掌握国家权力以后，大规模清洗政治异己，重组复兴党，控制武装力量，凌驾于社会和民众之上，个人独裁极度膨胀。80年代末，伊拉克启动政治自由化进程，承诺举行多党制和议会选举。伊拉克的反对派组织虽成立国民大会，但其内部派系林立，缺乏统一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纲领。伊拉克经历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直至2003年被美军占领，经济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社会生活水准急剧下降。

叙利亚共和国成立于1932年，1944年获得主权独立，经历了从议会民主制到威权政治的演变过程。战后初期，叙利亚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构成政治参与和权力角逐的基本框架。议会民主制时代，叙利亚共和国经历长期的政治动荡，权力更迭频繁，现代化进程的方向表现为明显的不确定性。1963年复兴党政权的建立构成叙利亚共和国政治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复兴党的统治，掀开叙利亚经济社会领域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崭新一页。议会民主制的衰落和威权政治的确立、复兴党内部领导层的新旧更替、逊尼派军人与宗教少数派军人之间的激烈角逐、阿拉维派复兴党军人的政治崛起，构成此间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发动政变执掌政权，阿萨德、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依次主导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家族政治、教派政治与政党政治的三位一体以及军人政治的浓厚色彩则是阿萨德政权的突出特征。阿萨德政权致力于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以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实现新旧秩序的更替。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与民主政治的严重缺失，导致叙利亚现代化进程的明显悖论。进入90年代，叙利亚国内出现改变现行政治制度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呼声，民主化进程暗流涌动，威权政治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阿萨德政权开始调整国内政策，扩大议会的权限，允许非复兴党成员进入议会，承诺扩大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对话，试图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实现国内的政治稳定。然而，阿萨德政权无意从根本上放弃威权政治和推动民主化进程，只是推行政治减压的相应举措，将吸收新阶层进入复兴党主导的政府机构作为民主化改革的替代，旨在维持经济社会秩序变动进程中的政治稳定。2000年，阿萨德去世，其子巴沙尔继任复兴党总书记和总统，延续威权统治模式，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形势较为稳定。

黎巴嫩共和国成立于1926年，马龙派、逊尼派和什叶派在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长期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教派色彩。战后黎巴嫩共和国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制度，教派政治与政党政治错综交织，议会选举是国家权力更替的基本形式。战后黎巴嫩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教派势力的膨胀、国家权力的软弱和社会局势的长期动荡。卡米勒·查蒙执政时期（1952-1958年），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排斥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教派对立的进一步加深。福阿德·什哈卜执政时期（1958-1964年），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黎巴嫩出现左翼和右翼两大相互对立的政治派系。查理·希路执政时期（1964-1970年），延续福阿德·什哈卜的内外政策，马龙派基督徒和逊尼派穆斯林长期控制议会和政府，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贵族色彩，什叶派穆斯林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黎巴嫩内战（1975－1976年）构成黎巴嫩共和国政治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穆斯林与基督徒形成直接的对立和冲突，外部势力的干预加剧着黎巴嫩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黎巴嫩由此进入动荡的时代。黎巴嫩内战和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导致黎巴嫩政治秩序的剧烈变动。教派人口比例的变化，挑战着国家权力的传统分配原则。什叶派的政治崛起和黎巴嫩政治秩序的重建，成为80年代以来黎巴嫩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1989年塔伊夫协议签署以后，总统的地位明显削弱，总理和内阁逐渐取代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重心所在。黎巴嫩政府逐步解除各教派政党的民兵武装，黎巴嫩内战至此才真正结束。

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前身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建立的外约旦埃米尔国，1952年建立君主立宪制，国王有权颁布法律、任免首相、解散议会和统率武装部队，来自约旦河东岸的外约旦贵族逐渐取代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贵族主导约旦的政治舞台。侯赛因国王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极力强化君主政治，议会、内阁和安全机构成为执行国王旨意、控制民众社会的御用工具。1951－1989年，国王任命首相，内阁更替频繁，每届内阁平均不足1年。巴勒斯坦人和约旦河东岸原有的约旦人组成二元性的人口结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社会差异。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的巴解组织在约旦境内建立民兵武装，其与约旦政府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1971年，侯赛因国王驱逐巴解武装，取缔约旦境内的巴解组织基地，伊拉克和叙利亚驻军亦撤出约旦。1988年，侯赛因国王正式宣布约旦政府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和领土要求，然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东岸的约旦王国约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约旦政府依然面临巴勒斯坦问题的巨大压力。80年代末，约旦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民众生活水准下降，国内局势日趋动荡。迫于国内外形势和民众的政治压力，侯赛因国王在维持原有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推行有限的自由化改革举措。90年代，国民宪章和政党法的颁布以及选举法的修改，在强调君主制政体的前提下，承诺扩大国民的政治参与范围和议会的权力，确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选举制度。约旦的议会政治、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日渐活跃，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然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旨在扩大统治基础和缓解政治压力，民主化进程表现为摇摆不定的状态。

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口构成具有多元性，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人移民的迅速增长成为巴勒斯坦的突出现象。30年代，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移民高潮改变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至二战结束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处于战争的边缘。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实行阿以分治，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人数不断增加。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致力于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解放巴勒斯坦。巴解组织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世俗政治组织，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支持的诸多派别，政治立场各异，兼有温和色彩和激进倾向。“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是巴解组织的主流派别，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众民主阵线”是巴解组织内部持激进立场的重要派别。70年代，巴解组织调整战略目标，在强调对于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享有主权的前提下，致力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1988年，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同时宣布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国，亚希尔·阿拉法特出任总统。1987－1990年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政府激烈对抗的政治环境，导致激进政治组织哈马斯和吉哈德的形成。进入90年代，随着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哈马斯和吉哈德等激进组织开始挑战巴解组织的政治权威，其与巴解主流法塔赫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

以色列国建立于1948年，采用共和制政体，实行多党制的议会选举，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总理和内阁成员对议会负责。以色列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在于议会的广泛权力。以色列的议会制度，导致发达的选举政治和为数众多的议会政党。多党制的议会竞选长期构成以色列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阿以关系与中东和平进程则是议会竞选的焦点所在。工党是以色列政坛最重要的左翼政党，其社会基础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在阿以冲突与中东和平进程的问题上持相对温和的立场。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政坛最重要的右翼政党，其社会基础主要是亚非裔移民，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政治原则，拒绝归还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人土地，强调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具有不可分割性。犹太教政党长期处于合法地位，强调犹太教法律在以色列国家的统治地位，构成以色列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1949－1977年，工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与宗教政党长期保持政治合作，宗教政党成员多次加入工党主导的多党联合政府。1977年起，工党与利库德集团在议会竞选中平分秋色，宗教政党作为第三方势力构成影响以色列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宗教政党大都持保守立场，支持利库德集团为首的右翼政党，要求实行犹太教法的统治，强调犹太教信仰作为获得以色列公民权利的先决条件，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政治原则，主张将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纳入以色列的版图。以色列政府长期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政策，驱逐边境地带的阿拉伯人，剥夺阿拉伯人的私人土地，限制阿拉伯人的行动自由，禁止阿拉伯人加入以色列军队，排斥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永久首都。90年代，马德里会议初步确定巴以和谈的政治框架，然而以色列政府态度摇摆不定。沙龙执政后放弃长期以来的巴以和谈，致力于高压政策，巴以局势骤然紧张。

阿拉伯半岛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曾经出现过历史的辉煌。倭马亚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渐转移。除希贾茲的两座圣城即麦加和麦地那以外，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重新成为贫瘠和荒凉的去处。由于闭塞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技术，阿拉伯半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程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自16世纪初开始，阿拉伯半岛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奥斯曼帝国占领了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希贾兹和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哈萨，其它诸多地区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部落传统根深蒂固，原始民主制的传统与舍赫的权力错综交织，政治生活徘徊于野蛮与文明之间。

伊本·瓦哈卜倡导的宗教革命，构成18世纪阿拉伯半岛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先导和理论工具。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建立宗教政治联盟，沙特家族的军事扩张与瓦哈卜派的宗教传播相辅相成。沙特家族政权德拉伊叶埃米尔国和利雅得埃米尔国两度兴亡。1902年，伊本·沙特在利雅得重建沙特政权，恢复沙特家族与瓦哈卜家族的宗教政治联盟，通过伊赫瓦尼运动拓展沙特国家的疆域，于1932年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本·沙特当政期间，沙特王国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血缘政治与地域政治并存，部族传统与国家制度错综交织。石油经济时代，沙特王国经历了君主制度强化和官僚机构完善的历史进程。沙特王国长期延续家族社会的血缘传统，进而形成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王室长老委员会协商确定王位的更替，历代国王皆系伊本·沙特的嫡子，君主独裁无从谈起。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沙特家族政治与瓦哈卜派官方宗教政治的密切结合构成沙特王国的重要政治基础，沙特家族与瓦哈卜派欧莱玛长期保持广泛的合作关系。70年代以后，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逐渐兴起，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成为挑战沙特家族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90年代，民众力量的崛起与沙特家族的独裁统治之间经历了激烈的抗争。沙特王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制定基本法和成立国家协商会议，然而自上而下政治改革旨在巩固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强化君主制度。政治反对派势力无疑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其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政治风暴的诸多征兆日趋显见。

北也门经历了从也门王国到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发展历程。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执政期间，推行威权政治，致力于强化国家职能和削弱栽德派部落贵族的传统势力。1967年，南也门独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后又更名为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推行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举措。1990年5月，南北也门正式合并，也门共和国宣告成立。也门共和国是迄今为止阿拉伯半岛唯一采用共和制政体和实行多党选举制的国家，这是也门区别于阿拉伯半岛诸君主国的明显特征。由于也门北部与南部长期经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也门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也门共和国随之分裂为亚丁政权和萨那政权，萨那政权出兵占领亚丁，也门内战结束。内战结束后，也门南北之间的政治平衡不复存在，全国人民大会党主导的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立法的基础，废除总统委员会制，实行总统制，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出任总统。议会逐步处于总统的控制之下，全国人民大会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逐步强化。伊斯兰改革党和也门社会党作为在野党，呼吁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海湾诸国地处相似的自然环境，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根深蒂固的血缘传统构成海湾诸国的共同特征。伴随着石油财富的增长，海湾诸国相继崛起，海湾地区的传统秩序逐渐解体，现代化进程随之启动。海湾诸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是传统部落贵族与王室之间力量对比的剧烈消长以及国家职能的不断完善和威权政治的逐渐强化。石油时代，海湾诸国延续君主制的政治制度，科威特的萨巴赫家族、巴林的哈利法家族、卡塔尔的萨尼家族、阿联酋和阿布扎比的纳赫延家族、阿曼的阿布·赛义德家族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海湾诸国的统治者凭借丰厚的石油收入，不断强化君主制度，普遍实行党禁，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1971年特鲁希尔条约的终止，标志着英国主宰海湾地区的时代落下帷幕，美国逐渐成为影响海湾地区的主要外部势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湾诸国的民主化运动日渐高涨，自由化改革进程逐渐启动。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1913-1918年），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政治秩序遭受重创，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名存实亡，政治环境剧烈动荡。1918年，奥斯曼帝国战败投降，土耳其人的家园面临被肢解的危急局面。深刻的民族矛盾导致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安纳托利亚高原成为土耳其国家重建和民族复兴的政治舞台。1923年洛桑和约的签署，标志土耳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凯末尔当选总统，大国民议会是兼有立法和行政双重职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教。凯末尔时代，民族主义、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众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模式在于政府、共和人民党与凯末尔的三位一体。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表现为独裁统治的加强和极权化的倾向，世俗化构成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

二战以后，绝对主义的政治模式逐渐衰落，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建立在多党制基础之上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外在形式。50年代，伴随着普选制的完善与多党制的广泛实践，总统权力逐渐削弱，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60年代，多党政治日趋完善，多党联合政府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体制进一步完善，新闻媒体和大学获得自治的地位，政府权力处于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之下。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历史条件下，诸多政党极力争取宗教群体的选票支持，导致土耳其政治领域的非世俗化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随之登上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文化领域逐渐延伸至政治领域。进入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日渐高涨，伊斯兰政党异军突起，进而挑战世俗政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政党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诸多小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政治空间呈扩大的趋势，议会非多数党的联合组阁再次成为土耳其政坛的突出现象。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经历从社会上层和精英政治向社会下层和民众政治的扩展以及从城市范围的政治参与向乡村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延伸，日趋完善的政党政治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和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