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史（第一卷）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有着鲜明的个人执政风格，对德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从政治角度入手，运用大量政府档案、相关机构文件和**手的访谈记录等珍贵文献，梳理了科尔总理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并结合案例分析，力图完整呈现科尔总理执政时期的治理策略和政府行为。作者认为，在科尔执政期间，联邦德国对东德的政策有很大发展，并对两德的统一*终产生了积极效果。

卡尔-鲁道夫·科尔特(Karl-Rudolf Korte)，政治学和哲学博士，1958年生于哈根，先后在美因茨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政治学、日耳曼文学和教育学；l984年通过国家考试，l988年在美因茨大学获博士学位，1991年在哈佛大学任肯尼迪研究员，1997年在慕尼黑大学通过政治学教授资格答辩，曾任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德国研究组主任，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系编外教师；出版多部关于德国政治体制、比较民主研究、德国统一进程和欧洲一体化的著作，1998年出版《联邦德国选举制度》一书。
刘立群，男，1954年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德国研究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63年—1970年5月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德语，1972年5月—1975年8月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习，1975年9月—1978年9月于北京化工二厂扩建外办任翻译，1978年10月—1981年9月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底—1993年3月于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1993年4月至2008年6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2001年起，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08年7月调至北外德语系任教授。研究领域：哲学理论、国际问题。
刘宏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文科硕士，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章　德国政策与执政的艺术／1
第二章　德国政策决策结构中的行政部门／14
　　**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系中的正式及非正式决策结构／15
　　第二节　民主德国政治体制中的行政决策结构／55
第三章　政府行为的发展过程／64
　　**节　权力建构过程：波恩政府更迭／64
　　第二节　冲突调解程序：德国政策立场之争和第二份政府声明／82
　　第三节　政府行为的操作层面：就职出访和德意志内部关系谈判日程／99
　　第四节　德国政策执行方案成形：总理个人的贡献／114
　　第五节　首脑决策：科尔**份民族形势报告／122
　　第六节　务实合作：十亿马克贷款担保和联手施特劳斯／138
　　第七节　有关增加军备的辩论：德德责任共同体／161
　　第八节　扩大政府中枢：特殊渠道谈判和朔伊布勒的代理权／182
　　第九节　贸易结算授信额一揽子谈判方案：首席谈判代表的较量／198
　　第十节　实力较量：科尔的领导风格和德波边界问题／212
　　第十一节　职能部门原则：文化协定／233
　　第十二节　决策压力：1986～1987年联邦议院竞选期间的政府行为／250
　　第十三节　巩固权力的过程：组阁和加强德国政策的主管权限／267
　　第十四节　科尔的权力感：昂纳克访问波恩的政治筹划／285
　　第十五节　联邦总理的外交克制：人权与民主德国的相关信息／333
　　第十六节　对德国政策价值观基础的考验：联邦总理遇到党派政治挑战／350
　　第十七节　谈判策略：为人道主义减负的关联交易（以过境贸易协定为例）／370
　　第十八节　党内及执政同盟的压力：决断之年1989／389
第四章　总结：科尔总理任职期间的德国政策／428
　　**节　德国政策／428
　　第二节　决策过程／433
　　第三节　谈判分析／439
　　第四节　执政风格／440

附　录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理论框架444
注　释／／455
原始资料目录／678
参考文献／683
媒体资料的分析使用／693
访　谈／694
组织机构图／696
德意志内部关系相关领域的数据资料与文献／702
致　谢／706
各类名称缩写一览表／708
德国政策大事年表（1982～1989年）／712
人名索引／729
内容索引／749

代　　序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按《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两个德国在分裂了41年后终于重新实现统一。
这次德国统一跟历史上的**次德国统一完全不同。1871年的统一是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而这一次统一，如果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1989年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算起，到1990年10月3日举行统一庆典，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统一。这是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的伟大历史性创举。德国统一，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对于今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乃至德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深远影响。
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针对民主德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一条反对分裂、实行德国统一的“德国政策”。二次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后来四大国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逐渐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并使之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联邦德国政府一再援用四大国“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以及“波茨坦协定”的有关条文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法律依据，要求实现在1937年12月31日时德国边界内的德国重新统一。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基本法》的前言中也强调：“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统一和自由”。
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在科尔1982年10月担任联邦总理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阿登纳政府时期（1949.9～1963.10）的尖锐对立阶段。在这段时期，联邦德国视民主德国为“非法机构”，强调联邦德国“在德国获得完全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合法的国家组织”，即通常所谓的“单独代表要求”。1955年12月起，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目的是在国际上孤立民主德国。2.艾哈德政府、基辛格政府时期（1963.10～1969.10）的解冻阶段。艾哈德政府虽然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阿登纳政府对民主德国的强硬政策，但在1966年3月通过《和平照会》表示对民主德国不使用武力，表现了明显的灵活政策。基辛格政府修正了“哈尔斯坦主义”，为后来的“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重要经验。但这两届联邦政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即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不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为边界以及关于柏林地位问题上，没有根本改变。3.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10～1974.5）实施“新东方政策”和两德关系正常化阶段。勃兰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以接近求转变”的新思想，1972年12月同民主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1974年3月，两国各自向对方首都派驻“常驻代表”，从而为两个德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4.施密特政府时期（1974.5～1982.10）的两德关系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期间，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济贸易、邮电通讯、交通、科技文化、非商业性支付往来、环境保护、保健等协定。1981年12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首次访问民主德国，访问虽无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两德总理找到了共同点，即“深信再也不允许从德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
科尔政府时期（1982.10～1989.11）继承并发展了历届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德国统一。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具有三大显明特色。
首先，对社民党人主政时期的“新东方政策”全面继承，大力推行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民族统一的感情。
“新东方政策”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的创造，而科尔作为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曾对其予以猛烈抨击，挖苦其为“承认政策”。不过科尔执政后抛弃党派偏见，全面继承了“新东方政策”。他在1983年5月4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科尔在1984年3月15日发表的《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的民族形势报告》中强调：“目前，在德意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但是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先于国家的建立，而且存在至今，这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在科尔看来，德意志民族并不是通过国家来赢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历史、共同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发展确认的。所以，他把“德国政策”的重点放在培植民族统一感情上。于是，他对民主德国人道主义措施方面也全面体现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如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提高民主德国旅游者的“欢迎费”、放松紧急家庭团聚限制，等等。
科尔在改善两德关系、增进民族情感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例如，他针对民主德国外汇紧缺的困境，力排众议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分别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0亿马克以及9.5亿马克的贷款。他还不惜动用提高“无息透支贷款”、增加无偿经济援助、减免民主德国国债等手段，来推动两德经济贸易。科尔执政期间，两德还签订了许多重要科技、经贸协议。大众汽车公司跟民主德国签订的总值为5亿马克的生产线合同即是其中之一。
其次，积极推动两德高层晤谈与访问，激发民族感情，为两德统一寻找共同点。
科尔执政期间十分重视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会晤与访问。例如，科尔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积极开展“葬礼外交”，先后两次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晤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1987年9月，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应科尔邀请，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诚然是两个德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是实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强大推动力；这次访问还使两个德国找到了更多共同点：双方一致同意要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做出努力，“在德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应再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土地上必须创造和平”。这次访问，实质上是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结出的硕果。
第三，果断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迅速推进德国统一。
1989年秋，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局发生骤变，11月9日夜晚“柏林墙”倒坍。当科尔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访问波兰的途中，以致他说“自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待在不适当的地方”。但是，科尔敏锐意识到这对德国统一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科尔在事先没有同他的西方盟国美、英、法商量的情况下，便于11月28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公开把德国统一提到了世人面前。由是，科尔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国迅速推上了历史性的统一之路！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尽快实现统一为目标”的民主德国新一届政府，加速了民主德国的自我崩溃和两德统一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周弘教授要我为她主持翻译的四卷本《德国统一史》的卷1《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年)》写篇序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写了上面一点认识，不足为序。

顾俊礼
2015年6月3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九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