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1 《中国近代史大纲》插图珍藏版
★学界公认的“开山之作”！中国近代史经典读本，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推荐。
★以zui少的时间、zui快的速度了解中国近代的发展脉络。
★以1938年商务印书馆“艺文丛书”版为底本编校，zuida程度地恢复原貌，史料价值高。
★增加稀见海外图片20余张，收藏价值大。
★新增作者的三篇近代史研究力作，共13万字，内容更丰富。
★大家小书，深入浅出，好看耐读！
2.《绝版甲午》双色珍藏版
★一手资料：作者披露了大量的海外珍贵史料，不仅有文字资料，还有大量图片资料。
★惊人发现：揭开了一百多年前在华日本间谍网的秘密，具体到某日某时，现场的人物、情景。
★独特视角：作者将中日关系阐述为“天敌”，认为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正在于双方之间的几次大战没有打透，谁也不服谁。
★绝妙解读：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武斗”，也是一场“文攻”。
★全新修订：本书是《绝版甲午》修订版，但有2/3内容为新增，与原版相比，削去了一些锋芒，增加了更多史料，内容更为宏大。
1、《中国近代史大纲：附外三种》定价：36元
历史大家蒋廷黻代表作，珍贵海外版画插图典藏版，近代风云一览无余民国权威版本，增配海外珍稀图片，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推荐。开山之作，好看耐读！
本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以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作为论述主线。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三足鼎立，成为研读中国近代史的必备之书。
2、《绝版甲午》 定价：39.80元
历史名家雪珥倾情之作，甲午战争120年纪念版，双色图文典藏。揭开百年前日本在华间谍网的惊人秘密，揭示战争国耻丝丝脉络。新增8万字内容。张鸣、雷颐、萨苏、崔永元联袂推荐。
作者旅居海外十数年，勤于发掘有关甲午战争的英文、日文等稀见史料，在本书中*次详尽披露甲午战争及其前后三十年中日之间的秘闻逸史和内幕故事，为读者展现了比战争本身更详尽宏阔的一段历史。
作者对中日战争多方位的呈现路径和国际化的视角，绝不同于传统教科书式的叙述，不仅揭示了这场战争是中日双方船坚炮利之外的全面较量，更引发了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一百多年来中日国运盛衰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中国近代史大纲：附外三种》定价：36元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 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 东西对打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国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 言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 引 言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附录三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小 序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十四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绝版甲午》 定价：39.80元
序
自序
第一部分 鬼子来了
第 一 节 鬼子来了
第 二 节 手心手背：琉球与新疆
第 三 节 北洋水师战长崎
第 四 节 袁世凯亮剑朝鲜
第二部分 帝国潜伏
第 一 节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第 二 节 “钓鱼”密码
第 三 节 上海“间谍门”夹伤美国总统
第 四 节 和尚也疯狂
第 五 节 乱世孽缘：间谍与农夫
第 六 节 “死也要面向东方”
第 七 节 教授也当
第 八 节 “五百年一遇的伟人”
第 九 节 私营老板支撑谍报网
第 十 节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第十一节 帝国的青春躁动
第十二节 “请在神社给我留个位”
第十三节 “大清全民都腐败”
第十四节 日军“恢复中华”？
第十五节 武力压服中国 联合对抗西方
第三部分 帝国决斗：甲午幕后秘辛
第 一 节 舆论动员：文明VS. 野蛮
第 二 节 外宣工作：“日本料理” 西式营销
第 三 节 危机公关：炒作日军“文明之师”
第 四 节 第四权力：媒体也是战斗力
第 五 节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第 六 节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第 七 节 当“鬼使”遭遇“神差”
第 八 节 反清复明的解放者
第 九 节 有国才有家：大梦谁先觉？
第 十 节 大清精英缘何内讧？
第十一节 “猪尾巴”找到了尊严
第十二节 日式“汉奸”伊藤博文
第十三节 利刃在手：杀敌还是自宫
第十四节 “海龟”大对决
第十五节 英国震撼提议：分割朝鲜、中日各半
第十六节 大清朝的抗日娘子军
第十七节 日军家书：鞠躬尽瘁征讨中国
第十八节 日本小村庄立碑纪念侵华
第四部分 一衣带血
第 一 节 龙惊黄祸
第 二 节 北京城的“皇军”
第 三 节 鹰派梁启超
第 四 节 暗战西伯利亚
第 五 节 澳大利亚卖中国？
第 六 节 援日抗震反遭屠杀
第 七 节 捂紧钱包抵制日货
第五部分 朝鲜反目
第 一 节 带刺的金达莱
第 二 节 虎落汉阳：大韩帝国出轨
《中国近代史大纲：附外三种》
很好的书，有点偏专业化。
当我们直面生存、死亡与爱，哪一个会是*终的选择？历史都会告诉我们。
——网友
本书可以称得上是大家小书：在文章的水平上是大家手笔，在文字的表达上又是写给大家看的，足够通俗易懂。
当代人写当代事，有好处也有弊端。一方面自然是够真够味，但不免也身处局中。在蒋廷黻先生关于近代史的叙述中，可以比较明显的发现他相对侧重于外交，或者说中国与国际的联系与关系这一方面。这是与他人不同的地方，从在后来面对日本的入侵他写的多篇关于希望国联干涉的文章也能得证。外交与内政两条腿走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这是他一向秉持的观点，可以看出邦交在他心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反映在了书中的文字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林则徐和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和形象，蒋廷黻先生自有一番见解。这些见解可能与我们的一向认知有所出入，但品读其文字，却有值得玩味与思索的地方。
——网友
《绝版甲午》
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战争前日本间谍的话：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政策的失误尚可以扭转过来，而国家元气的腐败就“不易返回中道”了。
——崔永元
该书中雪珥以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潜伏史料，披露了甲午战争期间一些不为人知的秘闻轶史和内幕故事，揭开了100年前在华日本间谍网的秘密。书中史实叙述具体到某日某时，现场的人物、情景，令人扼腕兴叹。
——萨苏
摘自《中国近代史大纲：附外三种》36元
林则徐的另一面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
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
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旧社会，才子的唯一出路在官场
中国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做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且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
有人说：中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问，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哪一种没有官吏做后盾，仗官势发财？
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增加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曾国藩更像一个务正业的小农民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
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但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
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地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做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一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利。
郭嵩焘：超时代的人物
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
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立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做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前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年（1875）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
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他在西欧的时候，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们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做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生在咸丰五年（1855），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
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绝版甲午》
谁动了李鸿章的奶酪？
1894年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引发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听闻的腐败、通敌。
在这篇《奏陈北洋情事请旨密查并请特派大臣督办天津团练折》中，向以敢言著称的张仲炘，指控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经方甚至与日本王室攀亲，并在日本还开了一家洋行。张仲炘承认这些都是风闻，“始闻之而诧，继而不能无疑，如果属真，则自无怪乎纵容奸细、售买米煤之种种乖谬矣。”
张仲炘说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资行。
此名上达天听的日本间谍就是石川伍一（又名义仓告，1866—1894），日本国秋田县人氏，时年28岁。在甲午战争中被捕的众多日本间谍中，石川伍一的影响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国官场作为政争武器外，他还牵涉到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和重庆号事件，与中—日—英和中—日—美两个三角关系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战争史中最为著名的日本间谍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引爆战争的高升号事件的罪魁。
英国商船高升号被中国租用运兵，当时中日并未宣战，该船由英国船员驾驶，且飘扬着英国国旗，却在朝鲜海面被日本军舰打沉，千名中国士兵和欧洲船员罹难，震惊世界。据受雇于日本信义洋行的德国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实，也有研究质疑石川在高升号事件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其实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但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而且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需要收买内奸获得。
另有研究者认为，日本早已下定决心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实际上在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无须等待运输船的具体情报，遭遇战是必然的，但何舰遭遇何船，却是偶然的。时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发给驻中国兼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的电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并在口讯中明确表示：“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根据相关史料分析，当时拦截高升号的东乡平八郎，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
石川伍一是秋田县人，幼读私塾，入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时来华，在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带领下精研汉语，随后加入设在汉口的日本间谍机构乐善堂。
他曾受命与另一间谍松田满雄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松田满雄是熊本县人，他后来在战争中充当翻译，战后还参与了盛宣怀大冶铁矿的合作事宜。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调查全川情况，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调查西藏的牧场。他们以成都为中心，足迹遍及全蜀，直达西藏边界，其间历经艰险，遭到当地土著的包围和攻击，并被官府怀疑是奸细而甚至曾被捕下狱，多亏石川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得以逃脱。
他当时设想到西藏经营牧场，为乐善堂筹集经费，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国故事，割据四川，另立一国。石川等人撰写的西南报告，庞然巨册，并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图，被日本军事当局当作极为珍贵的资料保存。
此后，石川到天津担任日本武官关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阳等地刺探军情。在关文炳死后，他又配合其继任者井上敏夫，测量黄海的重要军港及航道的水文，为日后日军入侵提供了重要情报。
在天津期间，他以紫竹林松昌洋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成功收买了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又称刘树棻、刘五等），获得大量第一手军事情报。
石川的暴露，则牵涉到另一外交纠纷重庆号事件。重庆号是一艘英国客轮，往返于天津和上海之间，高升号惨案发生不久，天津当地民众冒充清军搜查并痛殴了搭乘重庆号撤离的日本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意外地搜获日本间谍泷川具和发给天津领事馆武官的密信，获悉了潜伏日谍石川的动态。日本外交人员及侨民均在开战后撤离天津，只石川伍一及钟崎三郎两人受命潜伏，但因美国领事坚决反对其留在租界内，石川遂搬到刘棻家，而钟崎则转往关外，并在那里被捕。
石川在搬进刘棻家的次日清晨（1894年8月4日），就被天津城守营拿获，当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即向李鸿章汇报此事。在初审中，石川口风很紧，坚不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而受托为中日两国分别护侨的美国，则开始积极干预此案，婉转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作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
美国的逾情之请，被中国政府拒绝，总理衙门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石川被捕后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获楠内有次郎、福原林平间谍案，两人随即被租界当局送交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庇护。两天后（8月15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国插手而相互关联，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为关键焦点，关联到另两案的处理思路。
美国插手的三个案件，石川的情节并不复杂，却牵扯更深。除了中美关系外，还卷入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反对李鸿章的一派，拼命想利用此事，连章弹片，指责或影射李鸿章等。而李鸿章也确有难言之隐，因泄密的军械局，其总办正是李鸿章外甥张士珩。
张士珩的母亲是李鸿章的长妹，这张士珩其实还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内，每得一件新式军械，必考辨其形质、度数，穷幽洞微。他一生都在从事军火生产，自己也成了一名军火专家。但因为是李鸿章的外甥，成为李鸿章政敌们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颇有点蹉跎。
在沉默了12天后，李鸿章于8月15日向总理衙门正式报告石川一案，但称仍在审讯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经与前线军情、中美外交及中国内政瓜蔓相连，日本人也知道其已无生望。在华间谍首脑宗方小太郎感叹道：“潜伏于天津之石川伍一终于被官府捕获。终死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从容就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绪皇帝的亲自关注。8月28日，军机处转达谕旨，要求李鸿章彻查此案。次日，美国外交机构直接插手，其驻天津领事根据驻华公使田贝指令，发函李鸿章，要求将石川释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声称此人并非间谍”。
李鸿章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与美方交涉。盛宣怀在发给美国领事的回函中，对美国的要求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节的严词驳斥：
“本道查《中日修好条规》载明，两国商民，均不准改换衣冠。是两国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现在两国失和，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家，四出窥探，其意何居？况日本领事出口之后，日本人之在中国口岸者，已由贵国兼理。该犯石川尽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至该犯被获之时，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间谍无疑。……石川一犯自应由中国官密访确情，彻底根究，未便遽行开释。”
9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鸿章发出密谕，要求他“严行审讯，如究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宽纵。”
朝廷坚定了彻查此案的决心，天津的办案取得了明显进展。9月17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结案报告：“前获倭人石川伍一，饬县屡讯，供词狡展。
须将间隙确证予以死罪，始无碍在倭华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饬津海关道盛宣怀严密根究，传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员处服役。人证确凿，即提石川伍一，与已革书吏刘棻质讯，无可狡辩，始均供认：前驻津之倭海军武员井上敏夫等曾嘱石川伍一转托刘棻，私抄中国海军炮兵数清单，给过谢礼。宣战后，倭员回国，留探军情，改装华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潜行至刘棻家藏匿，当日即被军械局会同官弁获住等语。严讯王大，并无知情同谋。初九日（9月8日），奉电旨，复审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拟按公法，用枪击毙；刘棻即行正法。”
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刘棻在天津被处决，轰动全国，报章均有报道。《字林沪报》报道称观者如潮，行刑后“但闻一片声叫好不绝”。当日，李鸿章将该案所有案卷包括两人的供词等呈交总理衙门。10月8日及27日，美国干预的另两起日本间谍案的主犯，也分别在南京和杭州被处决。
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捕的所有日本间谍中，最先被处决的石川伍一是唯一执行枪决的，其余均被斩首，或许这与李鸿章希望给美国留点面子有关。美国朝野对中国“酷刑逼供”和“残忍处决”日本间谍广泛表示不满。但当时外界谣传石川伍一被处最残酷的凌迟，宗方日记中记载道：“被拘禁于天津之同志石川伍一于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门外被处磔刑，军械局之刘某亦同时被斩首云。不堪痛恨惋惜之至！”
与石川相关的高升号事件，折腾十年后以中国赔偿船费而告终；另一重庆号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响礼炮的最隆重军礼向重庆号道歉而结束；美国国会则因政府在间谍案处理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软弱”，而险些启动弹劾案。至于御史因此案借题发挥，指控李鸿章腐败通敌一事，在弹章上奏的次日，军机处便拿出了处理意见，除了需对张士珩涉嫌采办军械时以劣充好查证外，其余各项指控，“皆系影响之词，暧昧之事，碍难查办。”张士珩最后以玩忽防务而被革职。李鸿章后来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晓他的案件居然引发如此剧烈反响，不知会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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