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蛇——田原诗集

……
乡愁从码头开始
母语到生命为止
—— 《流亡者》

……
梦见软绵绵的枕头开花
开出时间的颜色
—— 《深夜》

……
我必须吹奏出土的陶埙
看它还能否发出古时的悲怆
—— 《必须》

……
鸟鸣越来越不像鸟鸣了
鸟站在枝头上的影子
落在地上
重重地
……
一匹漂亮的母鹿挣脱着篱笆
它在寸草不生的都市
呼唤着草原
—— 《乡愁》

自序
一
编完这本诗选，我才发现，只有少数诗篇让我稍感满足。而有趣的是，这些少数诗篇也正是它们被翻译成其他语种的译者们异口同声鼓励过的。这让我释然——我好像还是写出了能走出母语的一些作品，同时也让我惭愧——我好像只写了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诗。倏然想起，近在跟一位诗人合编《中国百年经典诗选》时，从那些曾经在历史上或某个特定时代闪耀一时，甚至在境内意义上的所谓名家或大家的诗人作品群中其实选不出几首太像样的诗，竟与我此时选编个人诗集之情形相仿佛了。我再把目光投向域外，无论是那些披戴着什么什么奖或什么什么勋章光环的诗人，还是被时间传递、被广泛阅读的诗人，纵览他们一生留下的，无论是著作等身或卷帙浩繁之作，还是诗作屈指可数、 “两句三年得”那样的惜墨如金式的写作，终被时间永久记忆的诗作总是少数，的少数或许是诗人的宿命。在此，不禁想到我一直喜欢的三位中国古代诗人：李商隐、李白和李贺，当然也包括诗风多变多元的诗圣杜甫（这四位诗人中的三位还是我的老乡），站在时间的立场，他们的好诗也同样是的少数。
我想用这本诗选向昨天告别，尽管我知道颠覆既有的、轻车熟路的风格或跳入另一种全新的写法对于任何诗人都无疑是巨大挑战，可是，我想尝试挑战。
在以后的写作中，愿我是幸运的，能够不辜负灵感，继续为写出的少数而努力。

二
我想用一幅图说明一下我的写作状态。
 
如图所示，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分别为母语写作、非母语写作和翻译（日译汉或汉译日）与研究。把三角形的三个点用一个圆圈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文学活动的小宇宙。圆圈的圆心和三角形的中心重叠在同一个点上，这个同心点我想把它假定为诗歌或诗意的核心。作为这个小小宇宙里的主人翁，我围绕着这个核心，像一颗不停运转的小行星，有时做弧状的飞行循环，有时做直线的飞行往返。把母语写作设置在三角形的，除了强调母语的性，也是在用我个人稚浅的双语写作经验证明：对于诗人而言，无论你后天的外语能力有多么强大，无论你对自己的外语能力有多么自信，取代和超越母语似乎都是困难的。母语是诗人的血液，诗人是母语的宠儿，忠贞于母语的诗人更被他的母语所钟爱。
诗歌翻译和非母语写作对于我虽然同等重要，但如果二者选一，我更倾向于后者，因为非母语写作更能带给我语言冒险的快感，或曰创造的快感。翻译作为把一种语言置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受翻译伦理诸条件的制约，作为不得不戴着脚镣的跳舞者，想自由发挥的创造空间十分有限。尽管翻译也在拓宽着我的视野、增殖着我的见识，甚至向我提供着不同的思考向度，以及考验着我的智力和语言感觉，有时某些诗和诗句甚或让我束手无策……
或许跟语言改变思维有关，非母语写作向我敞开了另一方天地。这片永远全新的世界满足着我的好奇心，充满无限的吸引力。非母语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让我找到了客观审视母语的一个平台，甚或说让我找到了一个支点，用语言的杠杆撬动母语。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诗集中的诗除了个别几首写于国内，绝大部分作品均写于远离母语现场的异国他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诗作译自日语。
2015 年初夏于东京

想象是诗的灵魂
——答华东师大博士生翟月琴问

翟：您凭借日语诗集《石头的记忆》，在日本获得了第 60 届现代诗“ H 氏奖”，该奖被称为“日本诗坛的芥川奖”，您是位获得此奖的华人。但您面对奖项却一直保有谦虚的态度，这点很难得。您知道在国内也设置了大量的诗歌奖项，比如“中坤诗歌奖” “中国年度诗歌奖”等，您认为评奖机制这股热潮的掀起，对诗歌生命的延续有什么影响？诗人又应该以何种心态来看待这些奖项？

田：一个大的奖项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等也许会对诗人的名声起到一定的延续作用，但若说对诗歌生命本身会有延续我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时间只会记忆文本，不会去记忆任何奖项。有谁敢断言李白杜甫和日本的松尾芭蕉在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前，就没在他们生活过的时代获过奖 ? 时间记忆他们的奖项了吗 ? 回答是否定的，时间记忆的只是他们的诗句。况且获奖与否不会对写作本身带来任何意义，获了大奖不见得就能写出大作品，相反亦然。回顾一下这几十年内的诺奖得主，有一部分作家和诗人不是照样也被时间淡忘了吗？当然，任何严肃的奖项都是对写作者的安慰和褒扬，甚至是鼓励和鞭策，这无可厚非。但是否能用一个健康的平常心态对待奖项十分重要，在日本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我曾说过“获奖跟运气有关，不过是十来位评委在那一刻青睐的结果”。获奖除了实力外还有运气，终入围者靠的是实力。只有淡定了对奖项的看法，功利之心才不会扰乱你内心的宁静。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比较相信这两句话。国内设立的各种各样的诗歌奖我知道不少，政府的、民间的、个人的，等等。但“中坤诗歌奖”特殊，它从大多数奖项中脱颖而出，不在于它的奖金高，而在于它对内对外的开放姿态和严肃性，以及公正性。这一点是“中坤诗歌奖”的骄傲，也是中国现代诗的自豪！在此要首先感谢创造这种骄傲的企业家、诗人骆英的无私奉献和唐晓渡、西川等付出的大量心血。 “中坤诗歌奖”可以说为中国现代诗缔造了一个良好平台，它像折射和反照中外诗歌的一面镜子，把域外的优秀诗人照进来，再把域内的优秀诗人射出去。

翟：曼德尔施塔姆也说过，“在‘狂飙’的洪流之后，文学的潮水必须退回到它自己的渠道，而恰恰正是这些不可比拟地更为谦逊的世界与轮廓将被后世所记忆。”在我看来，传统是稳定的，但更是动态的。新诗的发生，仅为当代诗歌提供资源。当代诗歌的发展，伴随着从古至今传统的变迁，逐渐迈向丰盈。您是怎么理解汉语新诗的传统的？

田：曼德尔施塔姆的这句话我次看到，该话中的“谦逊”引起我的注意。这也是我这些年在媒体和文章里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其实，一位诗人能谦逊到哪种份上他的诗歌就能写到哪种份上，谦逊的人生态度对一位诗人太重要了，它来自内心和灵魂深处，是做不出来的。谦逊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穿越和覆盖，更是一种力量和内在的强大。内心拥有多大的谦逊就等同拥有多大的财富。谦逊对于智者是深远和深邃，对于愚者是障碍和陷阱。它与浅薄和无知者永远无缘。在回答汉语诗歌的新诗传统时，我想先谈谈形成这个汉语新诗传统的来源和渠道，笼统地说有两个：一个是欧美，另一个就是日本。欧美的我们可以列举出留德的冯至；留法的戴望舒、李金发、艾青等；留美、英的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留日的我们可以列举出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梁启超、沈尹默、苏曼殊等。在这一批为中国新诗传统带来火种的留洋镀金者中（这其中有几位稍晚），若论在那个时代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没有谁能超过鲁迅和郭沫若。鲁迅虽几乎没写过分行的现代诗，但他写于 1924 年至 1926 年的《野草》我认为至今仍是中国散文诗（其实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不分行的现代诗）的一个里程碑，他翻译大量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包括他从日语转译过来的大量的西方的文论，究竟为我们的新诗传统带来多大的影响是值得花费更多时间研究的。郭沫若的诗歌文本我虽然不太认同，但他超越诗歌的文化影响我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影响中国新诗传统的人应当首推胡适。这是从域外带来或者说跟域外有关联的一支。中国新诗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诗影响下的直接产物，即使这样说，仍不能忽略域内的因素——即中国固有的古代诗学传统。我至今仍愿把唐代诗人陈子昂写于公元 696 年的《登幽州台歌》视为一首现代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有谁能否认这些古诗不是形成中国新诗血肉的一部分？！在中国新诗里，从古到今，西起东渐，我觉得我们在诗歌的发生学里还有待进行客观的梳理和挖掘更多的科学论据。至于自己对传统的看法，很多年前我曾回答过这一问题：“基本上我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忠实的继承者。那些无视传统的诗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明天的作品质感。我的血肉、我的思维、我的目光、我的声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筑成。传统是我们生命的色素和基因，是盛下大海和湖泊的大地……当然我决不陷入传统的囹圄，我在传统之上展现和重建自己，在传统的沃土之上飞翔。坦率地讲，我的骨子里有不少颠覆和反叛传统文化的叛逆成分，但我决不会丢掉传统，丢掉，意味着他只能成为墙头芦苇和阳台上的盆景。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无视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是愚蠢的。真正的前卫产生于传统。”

翟：随着选本以及网络媒介的持续性繁荣，似乎汉语新诗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批评失范。但我们始终相信，优秀的诗歌文本不会淹没在嘈杂的环境中。在您的视域中，好的诗歌文本，应该具备哪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