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3458224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收集的史料，以记实手法，记述了周恩来与老一辈文艺家之间的精彩故事，反映了周恩来对文艺事业及艺术家的关心、支持和爱护。
周恩来与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
周恩来与老舍、曹禺等戏剧家
周恩来与赵丹、张瑞芳等电影艺术家
周恩来与才旦卓玛、王昆等歌唱家
周恩来与魏喜奎、侯宝林等曲艺家
周恩来与齐白石、徐悲鸿等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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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京剧 1
周恩来与梅兰芳等京剧名家 ／ 5
京剧搬上银幕 ／ 14
名家收徒，传承国粹 ／ 17
京剧改革的旗手 ／ 20
周恩来与话剧 29
周恩来与老舍等剧作家 ／ 33
五六十年代话剧的繁荣 ／ 42
对《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的保护 ／ 56
秦怡等演员深入生活 ／ 63
周恩来与地方戏 67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优秀剧目出台 ／ 71
周恩来与粤剧演员红线女 ／ 75
周恩来与汉剧演员陈伯华 ／ 78
周恩来与豫剧演员常香玉 ／ 81
周恩来与评剧演员新凤霞 ／ 84
周恩来推荐淮剧《海港的早晨》 ／ 88
周恩来与昆剧《十五贯》 ／ 90
周恩来对黄梅戏、绍剧、扬剧、川剧等地方戏的支持 ／ 92
周恩来与歌舞剧 99
周恩来与才旦卓玛、王昆等歌唱家 ／ 107
周恩来与赵青、张权等歌舞剧演员 ／ 118
周恩来亲自“导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 128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艺术交流 ／ 140
关心演员的生活和工作 ／ 150
周恩来与曲艺、杂技 157
周恩来支持魏喜奎创新“曲剧” ／ 159
周恩来赞赏朱慧真演的苏州评弹 ／ 165
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相声演员侯宝林 ／ 167
周恩来与杂技演员夏菊花 ／ 169
周恩来与电影 171
他对电影与演员的关心和支持 ／ 183
他亲自审看、指导《青春之歌》等优秀影片 ／ 194
他对新闻纪录电影的关注 ／ 212
他对电影工作者工作和生活的关心 ／ 227
他保护了一批电影工作者 ／ 233
周恩来与美术 245
周恩来与齐白石 ／ 249
周恩来与徐悲鸿 ／ 254
周恩来与关山月、傅抱石 ／ 258
周恩来大力支持美术事业 ／ 260
周恩来与文学 265
周恩来与沈雁冰 ／ 267
周恩来与郭沫若 ／ 279
周恩来关心和支持文学创作 ／ 286
主要参考书目 ／ 292
作者访问过的文艺界知名人士
／ 292
后 记 296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他不仅在新中国的三年经济恢复和随后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做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杰出贡献，而在包括京剧、话剧、地方戏、歌舞、曲艺、电影等领域在内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也同样做出了杰出贡献。
周恩来关注文艺事业由来已久。早在十年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就大力提倡直接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江西兴国民歌，筹建中央戏剧学院（李伯钊任副院长）。1928年至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党中央曾向蒋光慈、冯乃超、钱杏村（阿英）等作家，发出以下指示：，停止与鲁迅笔战；第二，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夏衍经过调查，认为是周恩来做出了如此明智的决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身为中共驻国统区的高层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合法地位，积极推动革命文艺事业向前发展。1938年3月28日，中华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周恩来成为该会的名誉理事，实际上扮演领导、指导者的角色。他还成功地延揽同情中共的老舍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这是与国民党文艺斗争的一次胜利。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之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1938年4月—1940年9月）和文化工作委员会（1940年10月—1945年4月），周恩来说服郭沫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下面，组建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周恩来曾对夏衍说，这些演剧队拿国民党的薪水，但演的是中共的戏，唱的是自己的歌。
在中国革命进程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电影事业。十年土地革命和长征，都没有留下电影资料。直到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甘宁苏区，有了较稳固的根据地，1936年，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哈利·邓汉姆先后来陕甘苏区和延安，才得以拍摄了红军及延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情况，还有等党的领导人的宝贵资料素材。此后，党中央和周恩来开始筹划电影事业。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要潘汉年约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前去延安拍摄新闻纪录片。当时于伶准备请摄影师周达明和他一起同去延安，而周达明正在拍摄蔡楚生导演的《王老五》，完成后才能动身，但接着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形势发生变化，使他们未能成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山西太原，徐肖冰经赵品三引荐，见到周恩来，提出参加八路军。周恩来说，目前解放区还不具备条件开展电影工作。电影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等以后形势好一点，我们可以想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搞起来。1938年夏，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还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刊出了“成立启事”。周恩来在武汉邀请电影导演袁牧之，去香港购买了摄影机、放映机及胶片等电影器材，和摄影师吴印咸一起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送别袁牧之、吴印咸时，周恩来和他们亲切谈话，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抗击日本侵略军中的许多壮举，在克服物质困难中的艰苦奋斗精神，都应该用影片记录下来，以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团结教育人民。”袁牧之、吴印咸二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辖下成立了电影团，周恩来又把钱筱璋、程默等在大后方的好几位同志调到延安，扩大了电影队伍。电影团成立后，开始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正式建立起党的电影事业。1940年影片素材拍摄完毕，当时延安没有条件洗印制作，袁牧之携带所拍摄的素材，偕同作曲家冼星海去苏联进行后期制作。他们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恰好周恩来刚从苏联养病回国，从延安经这里去重庆，他在西安专门设宴欢送袁牧之和冼星海。与此相应，当时东北已成立电影制片厂，生产了《民主东北》等几种影片，石家庄的军区电影队摄制出了《抗战新闻号》，并拍摄了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字的部新闻纪录片《南泥湾》。影片在杨家岭放映时，周恩来很高兴地去看了，并鼓励他们走遍陕甘宁，把影片送到人民群众中去。
周恩来还将当时八路军所缴获的的一架钢琴送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将要撤退之前，他们派人从北平买来一批管弦乐器和乐谱，还把从上海接收日伪的一批管弦乐器运回延安送给八路军，建起了根据地的个管弦乐团。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加紧反共，对文化界也表示不满。为了保护文艺精英，免遭国民党的毒手，周恩来策划一幕“文艺界出渝记”。他按不同的危险程度，把文艺家划分为三大类：类是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或同情中共的文艺家，例如艾青、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王家乙等人，他们被迅速撤离至延安。第二类是在重庆已无法安全工作者，他们或被安排到广西、云南等地，例如田汉、光未然、石凌鹤、贺绿汀等人去桂林、昆明；或转移到香港，如夏衍、杜国庠、柳亚子、宋之的、凤子、茅盾等人，在新地另辟文艺阵营。第三类是没有安全顾虑而仍留渝继续工作者，如郭沫若、冯乃超便是。这次撤退的文艺家，共达600多位，算是中共文艺运动的挫折，但却争取到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绝大部分的文艺家选择留在大陆，没有跟随国民党到台湾，这就是他们支持新政权的说明。
重庆走了一大批的文人学者，山城顿失革命文艺气息。为了突破这样的困境，周恩来决定筹划一场文艺反攻，把拿手的戏剧派上用场。在他的精心策划下，1942年1月，重庆的戏剧运动揭幕了。郭沫若所著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吴祖光的《正气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升官图》，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与宋之的合著的《国家至上》等剧本一一上演，在重庆引起极大的回响，因为这些戏剧讽刺国民政府的黑暗面，道出了老百姓心中的不满。这是与国民党文艺斗争的又一次胜利。当时在国统区举办政治集会相当困难，但周恩来知道如何利用文艺聚会来达到政治目的。他曾通过纪念鲁迅和借着庆祝其他文人学者的寿辰，巧妙的宣扬中共的路线，批评时弊，趁机团结知名的文艺家。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面告郭沫若和阳翰笙，要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岁生辰，并“说明这次纪念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它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周恩来举办的这类文艺聚会，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前夕。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1946年11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全力协助处理内战和军事等事宜，实在无暇顾及文艺。1948年，晋察冀军区文工团从曲阳到阜平，为中央领导演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前来看了《过光景》和《宝山参军》两个剧目。《宝山参军》是由曹火星作曲的，里面有三个角色：小姑、嫂子和哥哥，主要内容是哥哥要参军，嫂子不愿哥哥去，小姑在戏中讽刺嫂子。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留下剧团的人到屋里谈话。屋里地方小，有的同志坐到了桌子底下，周恩来让大家都起来，一一问演员的姓名、年龄，然后深入地讲解了党的文艺政策，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周恩来特别提到《宝山参军》的内容与党“独子不参军”的政策不符，内容虽可能有事实依据，但编写剧本时仍要考虑到党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身兼数职，日理万机，但却没有忘掉文艺活动。他凭着总理身份，勤抓文艺工作。周恩来每有机会必接见文艺家，与他们闲话家常，了解他们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难，并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而努力。他每到地方上开会或公干，必尽量接触当地文艺界人士。他的足迹遍布神州大地，他在文艺界的影响力也就随之遍及全国。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文艺活动限于天津；抗战时期，主要在国统区；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一国总理，他的文艺活动范围不仅遍及国内各地，有时还跨至外交领域，伸向国际舞台。在这一段期间，周恩来是文艺工作的行政官，文艺家的顾问、保护人，戏剧改革者，文艺作品的审查人，社会主义文艺的播种者和园丁，党的文艺政策发言人，文艺家大会的策划人等。1959年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等，是周恩来文艺主张的重要文献，有些学者甚至肯定他是文艺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6年中，曾经发生了数起与文艺有密切关系的政治事件，例如“胡风事件”（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1955年）、“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7至1958年）、“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等。在这些事件中，周恩来都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扮演了文艺家保护人的角色。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虽费尽苦心，也无法帮助文艺界人士躲过这场劫难。与周恩来关系颇密切的老舍和孙维世，他都无法保全，遑论其他文艺家。马思聪时年五十余，不得不离乡背井，偷渡至美国避祸，这是周恩来“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的其中之一。王一桃的《五十个文艺家之死》（香港明报出版社，1989年版）所列文艺家，有很多是周恩来的挚友，他们的悲剧下场说明了周恩来囿于情势、有心无力，他晚年在文艺界失意，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本书只是根据已经收集到的史料，按照京剧、话剧、地方戏、歌舞、曲艺、杂技、电影、美术、文学等几大门类，将有关周恩来的部分加以综合整理，以再现周恩来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由于许多老艺术家已经谢世，已散轶的史料时隔多年难以采访，已收集到的史料也难以逐一核实无讹，因此，书中难免有疏漏讹误之处，敬请知情者和读者不吝赐正。
周恩来与梅兰芳等京剧名家
享誉国内外的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周恩来和他们都有交往。梅兰芳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19年。当时，周恩来还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一名业余话剧演员，一次到北京演出，梅兰芳曾去看过。1949年7月2日至19日，梅兰芳怀着刚刚迎来解放的喜悦，乘火车从上海来到古都北平，参加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见到了和周恩来。周恩来对梅兰芳说：“三十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请我们来京演出。”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会议期间，梅兰芳演出了《霸王别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看了。梅兰芳感到特别高兴，激动地说：“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全国文代会将闭幕时，周恩来希望梅兰芳到北平工作，并嘱咐有关方面做出适当安排。梅兰芳表示同意考虑。当年9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梅兰芳作为戏剧界四位代表之一，应邀出席在北平召开的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式，周恩来再次邀请他来北京。1950年7月6日，周恩来批准周扬的书面报告，任命梅兰芳为中央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研究院（后更名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全家由上海迁来北京定居。1951年5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周恩来应梅兰芳所请，亲笔题词祝贺：“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这使梅兰芳很受鼓舞。1953年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召开，梅兰芳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同年10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成立，梅兰芳当选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在周恩来支持下，1955年1月6日，中国京剧院正式成立，梅兰芳出任院长，聘请王瑶卿、萧长华、王凤卿、尚和玉、金仲仁、鲍吉祥、马德成、谭小培、张德俊、姜妙香、郝寿臣等老艺术家为名誉教授。王瑶卿在京剧界素有“通天教主”之美誉，他是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的业师，王瑶卿按照他们各自的艺术素质、特长，加以引导、点拨，促使他们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流派。而且，王瑶卿阅历丰富，京剧唱腔烂熟于心，艺术智慧极高，善于创造新腔。周恩来还派人去香港，把俞振飞、张君秋等名演员请回来。这些老先生觉得能为新中国培养戏剧人才，心里很高兴，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梅兰芳说，中国京剧院是国家剧院，在全国要起示范作用。全国人民都盼望能见到梅先生的艺术。目前，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成立梅兰芳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满足全国人民欣赏要求，并为青年演员作示范；二是整理舞台艺术的经验，著书立说。中国京剧院的日常工作，可由副院长马少波负责。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入党前夕，周恩来让马少波转告梅兰芳：1957年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梅兰芳说：总理关心我，我很感动。总理做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光荣。但是我想文艺界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多，如果大家入党都由中央领导同志做介绍人，那就负担太重了。我是一个普通演员，好找了解我的同志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当然，了解我的是您（马少波）和张庚（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同志，您二位是院内党的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合适不过了。周恩来赞许说：“梅兰芳同志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梅兰芳排演了新戏《穆桂英挂帅》。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出新戏，剧中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表演和唱腔艺术也有很大创新。周恩来看了这出戏，并到舞台上与演员、乐队一起合影。周恩来对梅兰芳说：“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四十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在表演上，我没有意见，不过，我听见台词里说敌人是‘安王’，是否可改为‘西夏王’？”梅兰芳回答：“您这个意见，提得太好啦。以后就改为‘西夏王’。”1961年7月30日，梅兰芳因心脏急性冠状动脉梗死突发，住进北京阜外医院抢救。当时周恩来正在北戴河开会，闻讯后特意赶到北京去医院探望。周恩来坐在梅兰芳的病床边，握着他的手说：“由于开会所以来迟了。听说你得了心脏急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梅兰芳感动地说：“这大热天，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周恩来给梅兰芳切脉，说：“我懂一点中医知识，你的脉象是弱了一点，要听大夫的话，好好卧床静养，好在你会绘画，出院后可以消遣。”梅兰芳还记挂着8月初去新疆参加一条铁路通车典礼和演出的事，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同意他病好之后去为兄弟民族演出。周恩来说：“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养病，一定要躺在床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告辞时，梅兰芳要从床上起身，周恩来按着他的身子说：“心脏病，就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随后，周恩来又对医生们说：“你们平时就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像梅院长的病，应当早就发现。这次经过抢救，希望能转危为安，你们要用心护理。”他又对梅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走出病房，他再次嘱咐医护人员，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梅兰芳的生命。遗憾的是，就在周恩来来医院看望的三天之后，梅兰芳的心脏病又突然发作，于8月8日清晨5时不幸去世。开追悼会时，周恩来送了花圈，寄托对这位一代艺术大师的哀思。
1949年3月，周恩来登门拜访定居北平的程砚秋，适程砚秋外出，留条说：“砚秋先生：来访未遇，适公外出，甚憾。此致敬礼，周恩来。”让程砚秋弟子王吟秋转交。当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办招待各界人士的宴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程砚秋应邀参加，宴毕与侯喜瑞等人，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红拂传》。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后台化妆间看望程砚秋，程砚秋忙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手脏（手指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下午您来我家看我，失迎得很。”周恩来忙说：“不用客气。你忙吧，我们到前台看戏去，等会再来看您。”1949年9月，程砚秋应邀出席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同年11月2日，程砚秋去西安演出返京，周恩来在家中接见了他，听他谈京戏改革的一些想法，勉励他加强学习，提高思想，并指定马少波与他保持联系。1951年秋，程砚秋去大西南演出返京，周恩来又约他在家中长谈。针对他对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的工作安排的思想问题，语重心长地说：“程先生，你在旧社会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进步的。但是在新社会，你若仍是落落寡合，不能与人共处，就会逐渐脱离群众，搞不好同志关系，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利的，自己也会经常苦恼。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要不断改造，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其核心是革命集体主义。你要团结同行，联系群众，善于与人共处，虚心听取批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如果在新社会还是孤芳自赏，落落寡合，这种思想如果发展到，你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甚而会走向反面。程先生，我希望你在政治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程砚秋听了，很受触动。经过周恩来的帮助，程砚秋有很大转变和进步。他对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更加尊重，他把自己担任副院长以来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并把7所私产房舍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赴朝鲜慰问演出时不争戏码，自愿唱开场戏。周恩来对程砚秋的进步感到很高兴，1952年底又找他谈话，除肯定他的进步外，还鼓励他要排点新戏，对过去演出的传统老戏要加工修改。程砚秋在政治思想上不断进步，1957年春天他提出了入党要求。在当年开展“整风”、“反右”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入党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没有人找他谈话。同年7月底，程砚秋去莫斯科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评委，周恩来也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访问。他们在莫斯科相遇了，并有了一次畅谈的机会。周恩来对有关情况已有所了解，便主动问：“砚秋同志，你怎么还没有入党呀？”程砚秋说自己缺点太多，恐怕不够条件。周恩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他几年来有很大进步，接着鼓励他说：“人有缺点是难免的，但缺点是可以改正的嘛！”周恩来握着程砚秋的手，深情地说：“砚秋同志，如果你加入共产党的话，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贺龙也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入党介绍人。”当年初秋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去程家，把程砚秋夫妇接至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吃螃蟹，然后与贺龙一起同程砚秋谈了入党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近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解放后这七八年，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没有止境。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不断进步。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后，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感到高兴。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望你永不停步，很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争取又红又专，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1957年10月11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讨论通过程砚秋为中共预备党员。在同辈京剧名家中，他是入党早的一个。不久，程砚秋收到周恩来写的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周恩来对程砚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他提出严格的要求，字里行间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和气度。这封信，如今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程砚秋于1958年3月9日因心肌梗死再次突然发作，不幸去世，终年54岁。周恩来对程砚秋盛年早逝十分痛心，对继承、发展程派艺术给予热情关怀。
周恩来对京剧四大名旦的另外两位——荀慧生与尚小云，也关爱有加。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荀慧生担任了北京京剧团艺委会主任、荀慧生任京剧团团长，是届至第五届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5月，周恩来在辽宁，与宋任穷、黄火青一起，看了荀慧生京剧团的演出，荀慧生和女儿荀令莱、学生王秀文三人分别演出了《红娘》，当时荀慧生已60多岁，体形发胖，扮演一个十几岁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确实很难，但他通过唱、念、做把观众注意力紧紧抓住，使观众的感情随着他演出的剧情而发展变化，直至剧终。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励荀慧生说：“你要多培养一些学生，使荀派艺术发扬光大。青年们演得不错，可是和老将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主要还是基本功不过硬。”尚小云与长子尚长麟、二子尚长春三人，由周恩来推荐参加了中央文化部于1950年1月举办的“第二期戏曲艺人讲习班”。同年5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尚小云京剧团，尚小云任团长，同时连任届至第四届北京市政协常委。随后，尚小云即赴东北、华北、西南各地演出。1955年9月27日，、周恩来为元帅和将军授勋后举行文艺晚会，尚小云扮萧太后，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后台祝贺。他问尚小云年龄，尚小云回答57岁。周恩来说“是己亥年？我是戊戌年，比你大一岁！”尚小云说：“是庚子年，是虚岁”。就像老朋友聊天，尚小云很受感动。1958年10月，周恩来设宴欢迎志愿军领导人归国，尚小云应邀出席。周恩来特地去向尚小云敬酒，说：“马上还要请你清唱一段！”尚小云一饮而尽，清唱了《梁红玉击鼓抗金兵》中一段唱词，周恩来高兴地带头鼓掌，说：“没想到您这么大年纪，还唱得这样好。”1959年1月6日，尚小云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大西北文化建设事业，带领全家人和剧团来到古城西安，先担任陕西省戏曲学校艺术指导，后任陕西省京剧院院长。
周恩来与周信芳（麒麟童）、盖叫天、俞振飞、马长礼等京剧名家，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1946年初秋，周信芳正在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一天晚上开戏前，京剧界的中共地下党员吕君樵突然来到后台，他将一张请柬郑重地交给周信芳。周信芳接过来一看，只见请柬上的落款写着笔力遒劲、清秀挺拔的三个字：周恩来。周信芳心里非常激动，但并不感到很意外。因为不久前，周恩来曾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张颖说：麒麟童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跟日寇斗争，你应该去拜望采访。于是张颖代表周恩来特地去拜访过周信芳，并且转达了党对他的问候。第二天，周信芳按照吕君樵的嘱咐，为了安全起见，不坐汽车，步行到思南路107号“周公馆”，这是一座掩映在高大的梧桐绿荫之间的小洋房。周信芳刚走进门，周恩来就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两人亲切地互致问候。周恩来关切地问：“是走来的吧？累了！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住地，今天来这里的人大多没有车。你要是坐了车来，目标就大了。你看，复兴路停着特务的车，跟踪起来很容易。”这时，周信芳才理解昨天吕君樵再三嘱咐他不要坐自备汽车的道理。这一天，周恩来是在中共驻沪办事处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他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着重揭露了美蒋的内战阴谋，鼓励与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留在上海，坚持和平民主，坚持进步文化工作。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周信芳。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倒行逆施，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远走香港。但他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打消了这种想法，决心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会后，周恩来还特地把周信芳等几人留下，在一楼会客室宴请他们。席间，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为深入的交谈。这是周信芳次会见周恩来。这次会见虽然很短暂，但对周信芳的影响却很深。1949年9月，周信芳应邀出席届全国政协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周恩来又一次见面。1950年春，周信芳担任了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艺术活动。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在康乐酒楼举行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19个剧种的老艺人二百余人到会，各界人士二百余人前往祝贺。周恩来亲笔题词：“庆贺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年的成就。”1956年2月，周信芳与俞振飞、李玉茹、孙正阳、黄正勤、赵晓岚等来北京，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4天，周信芳唱大轴，剧目有《打严嵩》、《打渔杀家》等。头三天，都来看戏，第四天没有来，周恩来、陈毅等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当他与周信芳握手时，风趣地说：“麒老牌，你演得真好啊！”1961年12月11日，周信芳再赴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在首都剧场隆重举办的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周信芳演出《打渔杀家》，开演之前，周恩来得知周信芳这些日子血压偏高，便特地到后台，对周信芳说：“今天规定一条纪律：剧中人物萧恩有一个‘吊毛’的动作，你在场上不许翻‘吊毛’，多只能滚一个‘抢背’。”可是一到场上，周信芳早把个人的健康问题抛之脑后了，演到那个地方，他依然翻了一个“吊毛”，而且动作干净利落，很“帅”。演出结束，周恩来登上舞台，尽管觉得周信芳不该冒这个险，但还是紧紧握住他的手，热烈祝贺他演出成功。
周恩来与盖叫天的真挚友谊，是在1949年7月全国次文代会期间建立的。他们之间订了个君子协定：盖叫天说：“我没文化，也不懂新的道理，可我知道现在是人民当家了，为人民唱戏，有什么差事，随叫随到。”周恩来说：“有您这句话就好，一定要劳驾您”。1953年冬，成立中国剧协上海分会时，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谁当主席，颇费周章。周恩来提议：梅先生已在北京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盖先生将定居杭州，浙江剧协主席由他担任，上海剧协主席请周信芳主持，就这样圆满解决了难题。1957年秋，周恩来陪同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参观访问。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准备举行两台晚会。一台是浙江省歌舞团和杂技团的晚会，一台是上海越剧院王文娟、筱桂芳主演的越剧《追鱼》。盖叫天听说周恩来陪伏老来杭，要求为晚会演一出折子戏，经办人员婉言谢绝了。盖叫天很生气，一定要见周恩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他见面。周恩来一边称赞盖老的热情，一边也为经办人员解释说：“事情是我定的，不能怪他们。”并且向盖老说明了没有安排他演出的原因，周恩来说：“因为伏老是苏联英雄，您也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英雄形象，戏曲界把您也当作英雄。我想请您和我一起，陪伏老看戏、谈话，您看好不好？”盖老听了自然高兴，说道：“总理想得周到。”但他还是希望为伏老演一出折子戏以表心意。周恩来同意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决定让他演出一场，不超过十分钟。周恩来还规定他只能上“枪背”，不要翻跟斗和窜桌子，盖老照办了。演完后，伏老上台祝贺，因为他听周恩来事先说过盖老断腿折臂的故事，所以句是：“您真是英雄！”以后，苏联文化界人士来杭州也去访问盖老。1956年10月24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于盖叫天70寿辰前夕，在上海联合举行了盖叫天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活动，梅兰芳、周信芳、欧阳予倩和俞振飞等都参加了。这是建国以后人民政府为戏剧界老艺术家举行的个祝寿活动。周恩来让田汉带去了他的祝贺。盖叫天在会上的讲话，给人们印象深的就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和“活到老，学到老”这两句名言。1958年，盖叫天正式从上海迁回杭州他自己建造的寓所——燕南寄庐。经周恩来关心，上海东湖路寓所保留，杭州金沙港的燕南寄庐，由浙江省文化局负责修缮，参照北京的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人的津贴标准，决定每月津贴人民币1000元。周恩来有一年冬季到燕南寄庐去，发觉客厅里很冷，就关照送炭给他生炉子（熏笼）用。周恩来还帮他家解决了另一个难题。早先，金沙港寓所的大门白天是不关的，只是关上里面的腰门。因为附近没有凉亭，农民上茅家埠、赤山埠割柴草经过门前时，常在大门里轿厅中歇脚，盖叫天母亲在世时，还送茶水给他们。原来多半是当地的邻居，后来，过路人多了，就杂了，还常去敲腰门，要这要那。尤其是解放以后，各地来的游客更多，因当地偏僻，没有医院和公共设施，盖叫天家里有电话，附近有急事来借打电话的人也逐渐增多。这样，就影响盖叫天的练功、会客和休息。他的家属曾向浙江省文化局反映过，但由于这涉及他一家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文化部门也难处理。家属和勤杂工就采取简单办法，把大门关上，一般电话不借打，于是，周围的邻居有了微词，认为盖叫天从前名气还不很大时，和附近农民很热情，他老母亲也常去邻居家串门。如今老太太去世，盖叫天名气大了，在解放以后，大家平等了，反倒摆起架子来。盖叫天就下令“开门”！但后来难以招架，家里人任谁骂也不开了。周恩来知道了，就启发说：“不开门，也可以解决问题嘛。你家大门前面的河边不是有两只石凳子吗？”盖叫天心中豁然。他在大门前面沿金沙港小溪边设了一张石桌，增加了几只石凳和几块大石头，上面搭了个芦席棚，又让工友种上丝瓜和南瓜。到了夏天，绿荫生凉，阵风飕飕，着实是个歇脚、纳凉的好去处，这比大门里的轿厅还要通风透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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