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0084529
本书译自意大利文原版，相比从英文版翻译的其他版本，本书内容上更加接近原版，是为翻译类图书中的佳作。
本书为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一行来中国传教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记录手稿翻译译著。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为西学东渐及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和影响。
本书记录了利玛窦从准备进入中国直至其在中国去世前的所见所闻。此前中华书局曾以《中国札记》为名出版。本书相比《中国札记》的优越性在于使用底本为意大利文原版，经过译者和审校者的精心译制，力求以最接近利玛窦原著的方式将那段历史呈现给读者。
第一卷摇绪论:中国和中国人
第一章摇撰写这部史书的原因及写作方法
第二章摇关于中国的名称、面积和位置
第三章摇中国大地的物产
第四章摇中国的制造工艺
第五章摇关于中国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中国的学位
第六章摇中国的政府机构
第七章摇中国的礼法
第八章摇关于中国人的相貌、穿着打扮及其他风俗
第九章摇中国的迷信与其他陋习
第十章摇中国的宗教派别
……
第二卷肇庆的寓所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译者前言
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是译者根据意大利罗马国家书店（La Libreria dello Stato）于1942年和1949年出版的三册《利玛窦史料》（Fonti Ricciane）译出的1。该史料前两册的主要内容是由利玛窦手稿直接整理而成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以下简称《传教史》），第三册是这套资料的编者和注释者德礼贤（Pasquale D’Elia）编制的索引与附录等内容，因其不属于利玛窦本人著作，故未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意大利Quodlibet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文同名著作。
利玛窦（Matteo Ricci）是西学东渐的开创者，西方传教士汉学的奠基人，而这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则是他用母语撰写的最为重要的汉学著作。因此，早在1983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完整中文译本——《利玛窦中国扎记》，依据的母本是1953年出版的英译本。1986年中国台湾光启出版社出版了从意大利原文翻译的《天主教传入中国史》。1998年，在译者动笔翻译本书时，曾有一些海内外学者对这次翻译、出版工作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上述两个中译本已经存在多年，并一版再版，中国绝大多数读者阅读和使用的都是这两个文本。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复译呢？这个译本与以前的译本有什么不同之处？它对研究利玛窦及其相关领域有什么价值？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追根溯源，先了解一下原著的写作经过和坎坷遭遇。
早在1594年，当利玛窦还在韶州传教的时候，就萌生了将耶稣会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经历完整记录下来的念头，这一年的10月12日利玛窦在给同为耶稣会士的同乡吉洛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的信中提道：“如果把我们传教事业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向您详细介绍，那么我应该写一部历史书，而不只是写信，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对这段历史做一归纳和回顾。” 2然而，这一等就是14年，直到1608年，利玛窦才真正开始将他的这个愿望变成现实。1609年2月17日，利玛窦在给他的上级——耶稣会总会长助理阿尔瓦莱兹（Joo Alvarez）的信中写道：“去年年底，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想到，在最初进入中国的人中，仅剩下我一人，现在已无别人知道这里传教事业最初的情况了，因此最好把这些事情按照它们发生的顺序加以整理，尤其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写下来，因为别人的报告与真实情况有很大出入。我已开始草拟一份报告，我想您那里会对我们这里的事有很大兴趣。如果在去印度的船出发之前我能完成这份报告的一部分，我会马上将它寄往罗马，您就会在那里看到它了。但我怕工作太多，不允许我做这件事。”3事实的确如利玛窦信中所说，北京繁忙的教务和日常工作使他未能赶在1608年邮船起锚之前（一般为每年9月）将这部五卷本《传教史》的部分内容寄往罗马。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玛窦在1608年初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根据他收集的资料开始写作了。
至于利玛窦结束写作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原著中找到线索：在第五卷第十六章，也就是利玛窦生前亲笔完成的倒数第二章中，详细记述了1609年圣诞节当天，南昌教堂整饬一新，对教友重新开放的情景。当时利玛窦本人寓居北京，欲收到南昌关于此事的信件最快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利玛窦完成第五卷第十六和十七两章的时间是在1610年2月到5月初之间，因为5月3日利玛窦就一病不起了，直至八天后去世。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辞世。临终前他把这部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的继任者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并“在临终时再三强调，在呈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之前不要给任何人看。”4 利玛窦去世前后，他的传教策略，尤其是对待中国礼仪问题的态度受到了耶稣会内部和罗马教廷中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是反对，即使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的意大利同胞龙华民——也在礼仪问题上与他持不同观点。1612年8月，龙华民派金尼阁以中国传教使团代理人的身份前往罗马，向教宗保禄五世汇报教务工作。此次金尼阁身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汇报并解决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金尼阁启程前，龙华民将利玛窦回忆录的手稿交给了他，委托他带往罗马，转呈耶稣会总会长。金尼阁随身携带这部手稿辗转澳门、印度果阿，再于1613年2月9日从那里登船出发前往欧洲。
在漫长的旅程中，金尼阁开始将这部用意大利文写成的手稿译为拉丁文，因为罗马天主教传统上一直用拉丁语作为教会的正式语言和礼拜仪式的专用语言。 1614年秋，金尼阁抵达罗马，在各项公务之余，每晚都要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继续翻译利玛窦手稿，并最终将其完成。然而，金尼阁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手稿的文字内容逐字逐句地移译，而是对其内容进行了部分的修改、增补和编辑。次年秋天，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在奥格斯堡（现为德国城市）出版，这个版本有一个很长的拉丁文书名：《耶稣会进行基督教在中国的远征。自同会利玛窦神父的五卷本回忆录。致教宗保禄五世。中国的风俗、礼法、制度和新开端。最准确、最忠实地描述传教事业极为艰难的初始阶段。》（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Ex P. 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mentarjis. Libri V. Ad S.D.N.
Paulum V. In quibus Sinensis Regni mores leges atque instituta & nova
illius. Ecclesiae difficillima primordia accurate et summa fide describuntur.）。此书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初版后的六七十年间，这部书先后再版了4次（1616年、1617年、1623年、1684年），同时还被转译成法文（1616年出版，1617年、1618年再版）、德文（1617年出版）、西班牙文（1621年出版）和英文（选译本，1625年出版），甚至连1622年的意大利文版也是转译自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版本都把金尼阁的名字作为作者，而非译者身份出现在了书上，而且不知是他有意还是无意，或者是出于别的什么复杂原因，金尼阁对利玛窦手稿的下落只字不提，任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当他谈到自己与这部著作的关系时，也曾这样说道：“我被指派承担这个任务，主要想到的是阅读利玛窦神父记事的手稿并将其译成拉丁文[……]还有必要补充其尚未完成的部分，并且增加某些条目和充实一些内容，那是我们善良的神父出于谦虚曾经完全省略或信笔带过的地方。” 5但是，由于金尼阁译本的广泛影响，后世的人们还是更愿意相信这部书是利玛窦和金尼阁二人合著的。自金尼阁拉丁文版诞生以后，利玛窦的手稿就不知去向，一直销声匿迹了将近三百年之久。
那么，利玛窦《传教史》手稿究竟在何处？这个谜直到1909年夏天才被意大利耶稣会士文图里（Pietro Tacchi Venturi）破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耶稣会档案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那部鲜有人知或根本就早已被人遗忘的利玛窦《传教史》手稿。文图里如获至宝，很快将这部手稿整理出版，并添加了必要的注释，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I.）（以下简称《历史著作集》），全书共两卷，第一卷于1911年出版，名为《中国回忆录》（I commentarj della Cina），第二卷于1913年出版，名为《中国来信》（Le lettere dalla Cina），收录了利玛窦在印度和中国所写的书信和教务报告。利玛窦《历史著作集》的出版在欧洲再次引起轰动，使“消失”了几个世纪的利氏手稿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拉近了今世读者与一个完全真实的利玛窦的距离。人们得以见到这部重要著作的庐山真面，应该感谢文图里，然而他并不因此而满足，在他看来，《历史著作集》还存在不少缺憾，例如，书中出现的中国专有名词尚未标注汉字，书中涉及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尚需专业性更强的考据和注释等。因此文图里非常希望出版一部有详细注释、考据和索引的利氏手稿全集。
文图里版的《历史著作集》印刷数量有限，初版二十余年后，在欧洲已经很难寻到。1934年，文图里终于获得了耶稣会会长的批准，把当时正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德礼贤神父调回罗马，专门筹备新版利氏手稿的编辑出版工作。熟悉当代西方汉学史的人都知道，德礼贤的汉学功力深厚，长于考据，被誉为“意大利最后一位传教士汉学家”，也是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西方汉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编注《传教史》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中国典籍和古今著作以及在欧洲保存的历史文献。同时，他还直接得到了向达、袁同礼等中国学者的学术支持6。德礼贤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历时数载，终于在1942和1949年完成了三册《传教史》的出版工作。
起初，文图里和德礼贤商定，准备整理出版六册《利玛窦史料》，前三册为《传教史》，后三册为《利玛窦书信集》，但最终他们未能如愿，只有前三册问世。德礼贤将这三册书命名为《利玛窦史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Fonti Ricciane — Dell’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ina），在这里他既没有采纳文图里版《中国回忆录》的书名，也没有沿用利玛窦手稿中《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的原名。但是，我们这个中文译本仍然采用利玛窦手稿上的原名。
将利玛窦手稿、金尼阁版本和德礼贤《传教史》三者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金尼阁对利玛窦手稿的增补、修改和编辑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将利玛窦生前已准备好资料，但未及落笔的内容补充完整。金尼阁将这些资料誊抄在利玛窦手稿中空出的白纸上，其具体情况如下：
1）第四卷的第17章后半部分和第18章7；
2）第五卷的第18至第20章。
上述这些资料都是用葡萄牙文撰写的，很可能就是各地寓所的年度报告以及龙华民寄给利玛窦的一般性教务报告。金尼阁在誊抄时可能做过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但现在那些报告的原始资料已遗失，无从考证。
2．添加了介绍从利玛窦病倒直至安葬情况的章节：
第五卷第21、22两章。
这两章本没有题目和序号，是加在利玛窦手稿的最后两页半白纸上的，用拉丁文写成，但其笔迹是不是出自金尼阁之手还未成定论8。意大利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巴尔托利（Danillo Bartoli）认为这两章中记述的内容主要是熊三拔（Sabbatini de Urisis）神父提供的，因为他可能对利玛窦临终及死后的情况最为了解。而德礼贤认为，这些内容大概是金尼阁抵达罗马以后（1614年年底至1615年年初）添上去的，第21章所用的参考资料是费奇观（Gaspar Ferreira）神父1610年的年度报告，这份报告于1613年由金尼阁译成拉丁文后一并带回罗马9；而第22章资料的主要来源可能是金尼阁自己于1612年在南京所写的1611年年度报告，而这份报告又是在当时中国传教团负责人龙华民的授意下撰写的。
德礼贤将以上两部分内容收入了《传教史》，并在注释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3．对手稿部分内容进行了改编，并就一些敏感问题阐发了个人观点。
众所周知，利玛窦死后，他的传教策略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这些争论后来升级为教会内部旷日持久的争端。从金尼阁拉丁文译本来看，他基本上是尊重并积极维护利玛窦形象的。但是，他毕竟不甘于做一个单纯的翻译者，作为在华传教士和负责向教宗当面汇报中国教务的使者，在翻译过程中他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阐释，例如，他在拉丁文译本第二卷中添加了一整章（第一章）内容，讲述了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Javier）试图进入中国传教未果而亡的经过；再如，他把利玛窦手稿第一卷第十章关于中国宗教派别的内容拆分为两章，将儒、释、道单列一章，又把手稿其它章节的一些相关内容挪过来并加以串联和敷衍，形成新的一章，讲中国的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基督教的状况。金尼阁的这些个人创作体现在了拉丁译文中，这就是为什么德礼贤说这个拉丁译本“时而确切，时而并不确切”的原因10。当然，德礼贤未将这些内容纳入他的《传教史》。
第十六章
这一时期佛教受到巨大挫折,值此机会,神父们在天主的庇佑下战胜了某些人加给我们的巨大痛苦[1602 年—1604 年5月25 日]
[1.翰林黄辉和主客司蔡某的兄弟在利神父中文著作中加上眉批,反对一神论。2.尚书李戴竭力维护佛教。3.大文学家李卓吾获罪并自刎于北京。4.皇帝采纳尚书冯琦的建议,下旨抵制佛教;黄辉和蔡某某的兄弟辞官。5.朝中高僧达观和憨山。6.由于一次针对皇帝的妖书事件的牵连,达观死于酷刑之下,憨山被流放,李戴被遣送原籍。7.对秀才激生光实施骇人听闻的酷刑,此人被认为是妖书的作者。8.佛教在北京受挫,天主教名声大振。]
在中国,人们已经渐渐知道,神父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传播福音,而天主是不容许其他教派存在的,在这些教派中,尤其不能容忍佛教。为反对佛教,神父们一有机会便发表言论或撰写文章有效地抨击它。那些信佛的官员对此相当不满,而在这混浊的时代里又有很多官员信佛。
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是翰林院的,是很大的文人,他笃信佛教,为修成正果,还休了自己的妻子,鉴于他的权势,有很多人响应他。此人祖籍四川,名叫黄辉①。他为了更详尽地了解神父们的主张,便通过他的朋友主客司的蔡某从我们这里弄到了所有利神父用中文写成的著作。
他不愿屈尊拜访利神父,便和同僚中的一位朋友商议,趁那位朋友请利神父赴宴之机,他也前往,仿佛是与神父不期而遇。那天,他和神父谈了很多,都是他想知道的事情,而他都是依据佛经回应神父,他对佛经坚信不疑。其实他满脑子都是幻想与谬误。当他不知如何回答神父提出的问题时,只得报以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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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辉与一位在兵部供职的进士出身的朋友,即主客司蔡某的兄弟,共同在利神父的著作中逐页加满了眉批,他用墨笔作批,而那人则作朱批。
书中有多处关于人世卑微和现世快乐即为虚无的论点,对这些内容他无法提出异议,但他对利神父反对佛教的论点大加菲薄,同时把矛头指向我们持此观点的学者们。他尤其讥讽“在我们灵魂之外还有天主”的说法,因为佛教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把造物主与我们的灵魂混为一谈。此外,他还嘲笑太阳比地球大的说法。
他那位作朱批的朋友要比他客气得多,写了很多颂扬神父的话,对书中很多地方都非常赞同并表示首肯,但他毕竟是佛教徒,有时奢望调和我们之间的分歧。
后来,蔡某把这些加了批注的著作还给了利神父,并告诉神父这些眉批的作者是谁。利神父不愿反驳黄辉的批语,因为不愿与这样一位有权势的京官结下私怨。不过,利神父在《天主实义》和其他的作品中都对此有过笼统的反驳,没有指名道姓地驳斥了这些人。
神父们还得知,黄辉与两三位高官、学者想奏请皇帝,抵制神父和我们神圣的教义。
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位身居要职的高官李戴②,当他听说神父们指摘他所信奉的佛教时,大为不悦,说神父们不应如此无理,虽然天主在天界是伟大的,但佛教诸神在地上也同样伟大。
天主立刻以其神的预见庇佑了我们,扼制了敌人。
这就是李卓吾事件③ 。李卓吾原是做官的,卸任后削发为僧。此人一心想传播他自己的佛教理论,收罗门徒,著书立说,为表现自己的卓然不群, 他在其著作中批驳一向被中国人尊崇的古代圣贤,而宣扬那些一直被视为坏人的人④ 。为了这些目的,他定居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城中⑤ ,准备随时进京,因为京城里有许多人崇拜他。朝中有一位给事中⑥ 向皇帝上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奏章,指控了李卓吾的不轨行为以及他所传播的邪说,并请皇帝加以惩治,焚毁他的书籍。
皇帝下令,立即将此人押解入京,并没收其著作的印版。
李卓吾被解入京城后非常害怕。他看到自己在七十多岁的高龄还要遭此羞辱,便在未受任何刑罚之前,自刎于狱中,从而逃脱了仇人们的迫害。
值此机会,礼部尚书冯琦也向皇帝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章,反对那些不尊儒家礼法而信奉佛教的官员、文人,并指出正是他们败坏了纪纲。
皇帝本人也是佛教教徒,据说他曾亲手抄写过佛经,而太后、嫔妃、太监以及所有的皇亲国戚都对佛教虔诚之极,然而天主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竟使皇帝批准了这道如此完美的奏章,它仿佛出自一位力图消灭这种多神伪宗教的天主教徒之手。奏章所得出的结论是:倘若朝廷官员想要皈依佛门, 必须引退辞职,退居山野,那里才是出家人该去的地方。
有了皇帝的指示,礼部尚书便通令全国所有的学宫和科考考场,在考试时,文章不得谈论佛教,除非是对其加以批判,违者将不授予任何功名。这样一来,朝廷面貌为之一新,仿佛开始了新纪元,所有信佛的人都垂头丧气, 满心羞愤。
因此也有许多人辞官还乡,其中便有黄辉和另外两个对神父们不满的人。
天主的惩罚没有就此完结。朝中还有许多名僧,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国家要员和后宫嫔妃都受到他们的蛊惑,官宦们布施给他们大笔钱财,让他们修建宏大庙宇,铸造铜像,供养成千上万的弟子。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和尚叫达观⑦,年事已高。另一位与他齐名的和尚叫憨山⑧。后宫嫔妃皆拜此二人为师,皇后还把达观和尚的袈裟放置后宫, 顶礼膜拜。皇后不能出宫,而达观和尚也无法进宫,因为剃度的和尚是不准入宫的。这个和尚希望皇帝也拜他为师。
达观和尚是一个博学但狡诈的人,不仅通晓佛教教义,还知道其他宗教的内容。他善于逢迎,人缘很好。他想与利神父面谈,却要神父去他的府邸,但他许诺免去神父的大礼,即不必在他面前双膝跪倒,而这种礼节是其他所有人都要遵行的,大官也不例外。利神父派人回复说,神父并不想向他请教什么,如果他想与神父面谈,请他到神父这里来。
此人自命清高(这是在学佛中养成的性格), 所有有分辨能力的人都对此极为反感。正因如此,朝中有一位给事中奏了他一本,但皇帝却未作批复。从此,他更加不可一世,认为自己在宫中受恩宠,已无人能对他构成威胁。
后来,在京城出现了一本讽谏书,或称“妖书”,书中批评皇帝、皇后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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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权贵,说皇帝想废除太子,把他喜爱的二儿子立为太子。这本妖书是以奏章的形式写成的,署名是朝中的一位给事中,印刷与分发都极为隐蔽,甚至连皇帝的寝宫中和王公大臣的门前都发现了该书,至今也无法确知它的真正作者是谁。
皇帝为此事非常生气,下令追查此书作者。这样,全城动员,追查此事, 拘捕了很多人,只要稍有嫌疑,便百般拷打,但还是没有找到元凶。皇帝每天都要斥骂朝中官员,责怪他们迟迟不能结案。这是朝中出过的最大的乱子之一,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关进监狱;大家谁也不敢出门,也没人敢议论此事,因为每一句错话都会被散布在各处的密探告发,而谁要是发现元凶,便可得到皇帝的重赏和加封。
嫌疑最大的是那些和尚,因此其主要人物都被抓了起来,达观和尚也在其中。在搜查他们的箱子时没有发现证据,但却查出了他们做的其他坏事的证据,比如有人替朋友买官,结果这些买官的人都被罢免了。还有一个和尚在不同的地方暗养了十二房侍妾。
从达观和尚那里搜出了一封他写给朋友的信,信中指摘皇帝不敬佛,不孝敬太后。皇帝得知此事后,下令将他以国法治罪。但刑部官员早对他恨之入骨,他一入狱便被严刑拷打,很快就把他打死了。此后他成了大家的笑柄,因为他曾自诩置自己身体于度外,但在受刑时却像俗人一样大声号叫。在把他掩埋之后又重新挖出来一回,以防他施了什么妖术装死。
其他和尚都被按罪处罚,并逐出京城,为此教徒们都备受打击。
憨山和尚被流放到广东省,住在韶州附近,颇受一些人的敬重。此后他又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受妖书事件的牵连,那个名叫李戴的官员也有一位亲属蒙受了不白之冤⑨ 。皇帝立即罢免了李戴的官职,革除了他的功名,把他遣送原籍。由此看来,天主在天上和地上都是伟大的,而那些人信奉的佛教诸神既不能拯救他们,也不能保住他们的官职。
至于妖书事件本身,他们强迫一个为非作歹的人招了供,勉强结案。此人原是个秀才⑩,也做过官,后来不学好,到处行骗,非常狡猾。他招了供, 被判以凌迟处死,即把他当众绑在一棵木桩上,逐片割下他的肉,要割几千刀而不伤其骨,也不伤及头部,为的是让他亲眼看着刽子手行刑。行刑那天,他的肉刚被割光,就有一个人抢了他的头逃走了,还边逃边扔钱,以阻挡后面追赶的人,结果没被追上。这大概是犯人的亲眷出了大价钱,赏给能拿回首级的人,以便他们埋葬亲人。
回过头来再说我们前面谈及的佛教,自此之后佛教严重受挫,我们朝野上下的教友和朋友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都认为这对天主教大有益处。在北京,这个中国的首善之区,佛教兴盛了许多年,而现在天主教终于可以登堂入室了。
译者注:
①黄辉,字平倩,昭素,号慎轩,四川南充人。
②李戴任吏部尚书。
③万历三十年(1602 年),
礼部给事中张问达承首辅沈一贯之意,上奏皇帝,攻讦李贽(卓吾), 于是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在通州被捕,其著作被焚毁。后李贽在狱中自尽。
④李贽在其著作中称颂吕不韦、李斯、冯道、秦始皇等人,同时贬低儒家。
⑤即通州。
⑥即张问达,字德允或德孚,号病夫,陕西泾阳人。
⑦达观,俗姓沈,名真可,江苏句曲人。16 岁出家,法号达观。
⑧憨山,俗姓蔡,名澄印,安徽全椒人。12 岁在南京大报恩寺出家,法号憨山。
⑨即李戴的外甥,姓周,名嘉庆,时任锦衣卫都督。
⑩此人叫激生光,北京人,曾卖诗给一个商人,因其文风与妖书相似,所以被捕,并于1604 年5月25 日被处以凌迟极刑,其家人也受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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