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12216
1． 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以来广西文学评论与研究发展脉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2． 献礼书籍，制作精美，端庄大气。
“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是为全面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文学创作领域的优秀成果的汇集。本卷（史料卷）主要收录了60年来广西文学评论家、理论研究者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评论和研究作品，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广西文学评论和研究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全面展示了广西当代文学创作及理论的发展状况，是大众了解和研究广西当代文学的珍贵资料。
·1950年代 ·
2田汉《把广西人民文艺运动推到一个新的辉煌的阶段》
7胡明树《检查我们的工作，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
12《全省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为争取本省文学艺术创作的开展与繁荣而努力！——广西日报社论》
16周钢鸣《为争取广西省的文学艺术繁荣而斗争——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广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
38《为争取全省文学艺术繁荣而斗争——记本省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
42《把文艺创作赶上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为迎接全省青年文艺创作者会议而写》
46《第一个春天——记本省第一个青年文艺创作者会议》
51《欢呼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
54 周钢鸣《表现少数民族的同时代人——祝广西僮族自治区的成立》
65 于放《让我们的诗歌闪耀民族生活的光芒》
78苗延秀《为创作更多更优秀的作品而努力——在区文联及作协广西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99 刘硕良《从各方面推动文艺评论工作》
·1960年代 ·
106 郭铭《力争文艺事业更大繁荣》
110 李宝靖《描绘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
115 欧阳予倩《百花齐放中的桂戏》
121 潘红原《漫评一九六二年我区的短篇小说》
130 陆里《僮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谈几篇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
140上官桂枝《加强文艺评论的几个问题》
154 刘硕良《可贵的开端，丰硕的收获——简评〈广西文艺〉七、八月号上的六个现代戏剧本》
·1970年代 ·
172《繁荣文艺创作，为新时期总任务服务——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廿周年》
·1980年代 ·
178 樊笑云《解放思想，为繁荣文艺而奋斗——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广西代表活动散记》
182 陆地《解放思想，加强团结，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
195 石榕《壮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浅谈》
201 石榕 彭洋《广西近年文学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210 梅帅元 杨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
213 黄伦生《追寻与创造——读追求“百越境界”的几篇小说新作》
216蒋述卓《“百越境界”与现代意识——也来思考“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
220 李昌沪《“百越境界”作品与时代精神》
225武剑青《为繁荣我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再展宏图——在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229 陈实《走向花山，走向远方——评诗丛〈含羞草〉》
239 陈雨帆《要获得富于现代感的结构——关于广西民族文学发展的思考》
247 武剑青《团结起来，为振兴我区文艺事业而奋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260 《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出新——壮族当代文学讨论会部分发言摘编》
277 王敏之《一个民族的文学觉醒与跨越——新时期壮族文学概览》
287 杨炳忠《发展中的壮族当代文学》
294 黄伟林《情趣和智慧——〈广西文学〉散文八年》
303 王敏之《作家，是文学成熟的第一要素——广西各少数民族作家之比较》
313 徐治平《壮族当代散文概观》
324 陈学璞《壮族当代文学民族性探索》
330雷猛发《壮丽的南国长篇浪潮——广西三十年来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概述》
340 《广西文坛三思录》
355 杨炳忠《论瑶族当代文学审美品格的超越》
361 彭洋《躁动不安的广西文坛——“振兴广西文艺大讨论”记述之一》
365 陈学璞《涌动：在大潮之后——广西首届青年文学评奖断想》
369 杨长勋《对当代仫佬族文学的总体印象》
374 雷猛发《文明走向的艰难步履——试论瑶族部分小说的艺术探索》
·1990年代 ·
384 张宗栻 黄伟林《被遗忘的土地》
390 武剑青《团结鼓劲，开拓奋进，争取我区文艺事业的更大繁荣——在广西第五次文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407 陈学璞《广西文坛新人扫描》
415 石一宁《走向文学新天地——简论“新桂军”》
420 彭洋《海与岸——评广西“下海”作家作品专号》
429 黄伟林《论新桂军的形成、特征和创作实绩》
438 容本镇《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溯源》
444 徐治平《新时期壮族散文概览》
455 张燕玲《从〈含羞草〉到〈我们〉》
·2000年代 ·
460 张燕玲《〈南方文坛〉与90年代文学批评》
467 黄绍清《论20世纪的壮族文学》
481刘春《中国诗歌的几个热点及广西的对应——在广西青年诗会上的发言（节选）》
492 陈祖君《南方的声音——90年代两广诗人论》
522黄晓娟《平静与坚实努力与坚韧——新世纪广西散文创作的风貌》
534 黄晓娟《心灵的风景线：论当代广西女性散文创作》
546李建平《区域作家群的一个样本及研究意义——文学桂军系列研究论文之二》
565 潘琦《关于推动广西文学艺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考》
571 石一宁《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作出贡献》
578肖晶 邱有源《边缘的崛起——论文学桂军的女性书写与文化内涵》
589张燕玲《绿叶对根的情意——与〈南方文坛〉同行》
·2010年代 ·
596 佘爱春《〈南方文坛〉与90年代以来的广西文学》
611 张利群《论广西文学理论批评桂军的崛起及评价机制建设》
625陈代云《“写歌人”与诗人的诞生——论“十七年”时期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观念》
634 黄伟林《广西文坛88新反思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解读》
644 陈代云《广西当代诗歌本土经验的想象与构建》
655罗小凤《新世纪以来广西的新诗发展倾向与困境探察》
669 王迅《当代广西回族述略》
676 张柱林《语言选择与文化自觉——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写作研究》
689 黄伟林《花山岩画与广西文学——以花山岩画为中心的文学叙事》
702 张柱林《广西现当代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713 张燕玲《近期广西长篇小说：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
721黄伟林《以漓江为中心的文学叙事——“广西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739 温存超《都安作家群：大石山区崛起的一支文学劲旅》
758刘铁群《文学研究与公共视野——从新西南剧展看文学研究介入现实的可能及意义》
766 欧造杰《论广西当代文学批评家群体的构成及其贡献》
总 序
黄伟林
一个有文学大师的国家或地区是值得自豪的。比如丹麦，虽为北欧小国，但因为有安徒生而得到全世界的尊敬。比如四川，地处偏远，但因为有李白、苏轼而足可傲视华夏。在当代广西，因为拥有梁羽生、白先勇、林白、东西等著名作家，让这个拥有喀斯特地貌的多民族地区，平添了文化的底气。
翻开中国文学史，从《诗经》到《楚辞》，从先秦诸子到两汉骈赋，从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在群星璀璨的文学天空，都找不到广西的名家，读不到广西的名作。这种局面，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所改观。《百鸟衣》一瞥惊艳，《刘三姐》一鸣惊人。当时光的脚步迈进1990年代，《南方文坛》华丽转身，“广西三剑客”横空出世，文学桂军边缘崛起。文学桂军的崛起，体现了广西的文化自觉和转型发展。
这种文化自觉和转型发展，对广西形象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人们读到这套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除了想到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还会想到“百鸟衣”，想到“刘三姐”，想到“美丽的南方”。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说：“对于我来说，提起广西就会想起它的文学，在我心中的中国文学的地图上，广西远不像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偏远，它正处在中国文学创造的中心地带。”
这是文学造就的广西。
认识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好的媒介是什么？
是文学。
我们因为莎士比亚的戏剧而认识英国，我们因为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的小说而认识法国，我们因为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赛宁的诗歌而认识俄罗斯，我们因为爱默生、梭罗的散文而认识美国。
那么，认识广西最好的媒介是什么呢？
当然还是文学。
阅读《百鸟衣》，我们才知道广西的大地是如此绚丽。
阅读《刘三姐》，我们才知道广西的歌声是如此动听。
阅读《台北人》，我们才知道广西人的乡愁如此深邃。
阅读《桂系演义》，我们才知道广西人曾经如此纵横捭阖、深谋远虑。
阅读《一个人的战争》，我们才知道广西人能够如此孤绝率性、平地拔起、卓然独立。
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广西的历史，认识广西的现实，感知广西人的性格，体会广西人的心灵世界。
为了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文学成就，为了呈现广西文学经典化的历程，为了让广大读者获得一个最好的认识广西、审美广西的途径，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师生，凭数十年广西文学阅读之积累，积数十年广西文学研究之心得，多方搜寻，爬梳剔抉，编选了七大卷十二册数百万字的《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
当代广西文学是当代广西历史沧桑的记录，是当代广西人物形象的写真，是当代广西心灵世界的透视，是当代广西人文形象的重塑，是广西未来愿景的预见和想象。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指出最美好的，并把它同最坏的东西区别开来，是一世代带给另一世代的烦恼……”《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就是将那些最好的、最具代表性的广西当代文学作品从汗牛充栋的期刊、报纸、图书中精选出来，附之以该作者的相关信息和创作评论、该作品的相关信息和经典解读，使之铭文于眼前，铭记于内心，铭刻于历史。它是广西壮族自治区60年的文学见证，是对广西文学精英的致敬，并将成为广西更多文学名家、文学名著的催生剂。
……
百越境界
——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
梅帅元 杨克
花山，一个千古之谜。原始，抽象，宏大，梦也似的神秘而空幻。它昭示了独特的审美氛围，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百越世界”，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整体。
花山出现在广西，有其独特的地域环境及文化历史背景。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荒莽险峻的大山，云遮雾掩的村寨，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遗迹，追踪巡山狩猎、刀耕火种的民族的过去，我们发现，生活在广西的十二个兄弟民族，有着比较共同的，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的文化渊源。千百年来，处于一种闭锁的地域和原始生产力状况下的人们，现实生活是极其艰苦的，这就需要幻想来安慰，于是产生了五彩缤纷的神话传说。“在古老古老的年代，天地分成三界：天上叫上界，地上面叫中界，地下面叫下界；三界都有人居住。……（大伙）互相帮助，都很和睦。鸟兽会讲话，草木也会讲话，不会飞会走。人们煮饭烧水的时候，只要到门口叫一声，柴草就会飞到灶门前来……”（壮族民间传说《布洛陀》）想象的瑰丽完美了现实，使人们得以天真地生活下去。
表现百越民族的审美理想的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以及师公文化、道公文化等，构成了百越民族真实生活整体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汉民族由于文明更早，程度较高，科学的发展使其神话只成为神话了）。诚然，我们今天的广西文学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时代广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但今天是昨天的进步，是人类历史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扬弃。离开百越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意识与心理结构（即把虚幻境界与真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来反映广西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是难以想象的。理解这一前提，对我们探索形成新的自成一种风格的文学现象有着重要意义。战国时一宋国商人拿帽子到越国贩卖，发现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而我们从中原文化中拾来帽子，一成不变地戴在越人头上久矣。纵观今天广西文学作品的写法，与《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较为写实的风格更为接近，而基本上完全舍弃了与屈原所代表的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及更为离奇怪诞的百越文化传统的联系。我们的缺陷正是在于，只是过于如实地描绘形而下的实际生活，而缺少通过表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来展示这一民族的历史和现实。
哲学把主体与客体作为一对矛盾研究，而文学则可以将二者糅为一体。文学作用于情绪，在某些时候有反理性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对于生活对于自然科学高度发展朝代的人的心灵有着科学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心灵并不全需要真实，它更需要安慰，需要在现实一时所不能达到的更完美的理想境界中沉浸。
西方现代主义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把主观感强调到膨胀的程度：抽象，象征，表现，魔幻……主体压倒了客体，渗透了客体。客体在心灵的需求中变形了。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与原始文化一脉相通。与其说现代主义是创新，不如说是更高意义上的仿古。
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广西所处的地域，有着与文学创新观念很和谐的原始文化土壤，这是我们的优势。如何发挥这优势，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
我们目前流行的写法，仅力图在描写内容上有某种特色。这固然是需要的，但是是很不够的。我们曾奉献给文学宴席的，是一盘带有泥土味的红薯、南瓜、茄子。在大鱼大肉中，这无疑是新鲜的。但吃过之后总觉得这味道是过于本色了，只能作为配菜，不能成为领席的佳肴。优势成了劣势。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茄子时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道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待那凤姐儿告诉她做法后，她道：“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我们觉得，现在已是该做一盘大观园的茄子的时候了！
怎么个做法呢？关键不在于你写出了一个看得见的直观世界，而是要创造一个感觉到的世界。就是说，在你的作品里，打破了现实与幻想的界线，抹掉了传说与现实的分野，让时空交叉，将我们民族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融为一个浑然的整体。
这个世界是上下驰骋的，它更为广阔更为瑰丽。它是用现代人的美学观念继承和发扬百越文化传统的结果，如同回到人类纯真的童年，使被自然科学的真变得枯燥无味的事物重新披上幻觉色彩。归根结底，所谓“意”，是也。“意”之于书画琴棋、气功、中医学等是一脉相通的。我们想，哪怕是失败的尝试，也比原地踏步强。你如果是赞同这个想法的厨师，请你也来做一盘这样的茄子，让我们尝尝，让我们说好。
论新桂军的形成、特征和创作实绩
黄伟林
据说“新桂军”这个名称是由《文艺报》的一位记者最先使用的，用来指称广西文学界近几年来形成的一个青年作家群体。短短时间内，这个名称逐渐被广西文坛认同。最显著的认同标志也许有两个，一是《三月三》杂志社于1994年4月推出的“新桂军作品展示专号”，二是广西广播电视报社1994年5月主办的“文坛新桂军发展研讨会”。
“新桂军”这个名称也许还属于新概念，但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外延不会被广西文学界感到陌生。一切都由来已久。从1988年的广西文坛新反思到1994年的“新桂军”正式形成，这个过程虽然不算漫长但也绝不是突如其来。
1988年的广西文坛新反思出现了5个锐气十足的名字，他们是杨长勋、常弼宇、黄佩华、黄神彪和韦家武。他们这次文学反思的基本意图：一方面他们承认了广西前辈作家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对历史局限的超越渴望。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可以理解为对思想的思想，那么，“88新反思”就意味着对一种既定思维模式的重新审视；从历史的角度，反思可看作是对过去时光的追想和回顾，于是， “88新反思”的意义还在于对昔日文学成就的检索和估价。所以，这次反思的意义是双重的，它不但使广西文坛获得了一种历史感，而且使广西文坛具备了一种哲学意识，历史感标志着深度，哲学意识标志着自我的觉悟，显然，这两种素质的获得意义重大。因为，有了历史感，人们在拥有了深度的同时，也终于不必在历史的阴影中窒息，毕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有了哲学意识，人们终于不必被某种思维模式束缚，自我的觉悟造成了辽阔的思维空间。历史感和哲学意识使一代青年作家有了崭新的时空感觉。
新的时空感觉只是一种铺垫，一种理性先导的铺垫。反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理性性质。文学的反思如果仅止于反思，会使人产生理念过剩形象不足之感。于是，由《三月三》杂志社1990年5月推出的“广西青年30人作品专号”首次集团性地展示了广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实绩。30位青年作家，除了早已成名的聂震宁、冯艺、杨克、彭洋、黄堃以及“88新反思”的几个主将之外，还出现了一批醒目的名字。他们是喜宏、凡一平、廖润柏、庞俭克等。关于这3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聂震宁有题为《现实感·亲切感·认同感》的总评，在对每家作品的个性特征进行具体把握的前提下，他概括了这批作品的总体特征：强烈的现实感和鲜明的文体风格。
《三月三》杂志社在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推出这个作品专号，不仅展示了广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实力，而且敏锐地感应了时代的脉搏。人们清楚地记得，自1978年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的线性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突出特征是主流性和取代性。主流性意味着每个时期都有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学，这种主流文学堪称时代的强音，极易引起轰动效应。取代性意味着下一个文学潮流必然取代前一个文学潮流，各领风骚几百天成为文坛必然景观。然而，当历史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变革的深入，中国文学也开始了从过去的线性发展状态向立体发展状态的转化。唯我独尊的主流性质淡化，你死我活的取代格局解体。《三月三》杂志推出的这个作品专号，恰恰以独尊消失、多元共生的局面响应了时代的趋向。这一显著的变化，也暗示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桂军的某些基本特质。
此后，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广西青年作家联袂而动，以集团形式在一些全国著名的报刊上出现。比如《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同时推出喜宏、李希，黄佩华，常弼宇，小莹，岑隆业等人的5部小说，《当代》1993年第3期同时推出常弼宇、凡一平，黄佩华，姚茂勤的4部中篇小说，《文艺报》1994年第15期同时推出杨长勋、李建平、黄伟林、黄神彪、彭洋的5篇文学评论。直到1994年4月，《三月三》杂志社正式推出“新桂军作品展示专号”，共展示了24位青年作家的24篇作品，体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论。这24位青年作家，除了前已涉及的主要人物外，又增加了沈东子、东西、黄咏梅等一批在全国文坛已有一定影响的名字，中国文坛新桂军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终于基本定型。
“新桂军”这个名称的最初使用者赋予这个名称什么特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对“新桂军”这个名称做一番认真的思考，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一些微言大义。
首先，“新桂军”是一个文学概念，应该与近年文坛流行的“湘军”“鲁军”“陕军”等一批概念相类。一个地区的文学队伍一旦称“军”，也就证明了他们具备较强的创作实力。“湘军”有莫应丰、古华、韩少功、叶蔚林、残雪、何立伟；“鲁军”有王润滋、张炜、矫健；“陕军”有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而今，中国文坛出现一支“新桂军”，尽管其中尚未出现堪与上述名字相提并论的明星人物，但从前面涉及的情况，也足以说明他们的创作实力不可小觑。
其次，如果把眼光越过文坛的局限，我们可以发现，“桂军”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支能征善战、声名显赫的军队，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桂军作为正义之师，有过辉煌的历史记录，也产生了一代军事家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李、白之前，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发动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仅规模空前，而且影响深远，成为中外皆知的历史大事件。考虑到这些历史背景，人们或许能对“新桂军”的含义有更深的了解。它显然包蕴着某种对昔日光荣的缅怀，也暗藏着对未来成就的期待。的确，近10年，广西在全国格局中的落后状态已是事实。改变现状，力争上游无疑是八桂子弟的热切渴望。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文坛新桂军的崛起，正显示了广西青年作家的视野和雄心。
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对“新桂军”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有较深的领悟，参考“新桂军作品展示专号”的“编者絮语”，我们可以对“新桂军”的基本特征做出如下的归纳：一、新桂军是一个青年作家群体，其绝大多数成员年龄在40岁以下，所有成员都出生于本世纪50年代及50年代之后，大部分作家成名于80年代末或90年代，年轻化是新桂军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它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可靠保证；二、新桂军的所有成员均受过良好教育，绝大部分作家有大专以上学历，学者化倾向明显，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观念意识趋于新潮，对新事物、新时代均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三、新桂军的群体意识相当明显，青年作家经常在一起聚会，谈文学，交流创作体会，探讨理论问题，共同策划文学活动，体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四、新桂军作为一个群体，体现了较为明显的协同、合作、呼应色彩，但这个群体并非一个纪律森严的组织，相反而具有相当明显的宽容性，新桂军的群体意识建立在宽容的基础上，这种宽容表现为思想的宽容、风格的宽容、个性的宽容，对每个个体成员来说，群体对他的要求不是勉为其难，而是顺其自然，对整个群体来说，的确呈现了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合作个性；五、新桂军不仅创作实力雄厚，而且理论素质优秀，有些作家是创作和理论两栖，具有作家学者化的特质，新桂军有一支阵容强大的青年评论家队伍，新桂军的评论有力地参与了新桂军创作的发展；六、新桂军具有强烈的宣传推销意识，它对传播媒介的充分利用令人感到欣慰，黄神彪诗集《花山壁画》讨论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报道；喜宏、常弼宇、凡一平、黄佩华、姚茂勤在《当代》发表的作品不仅开了研讨会，而且得到《文艺报》和诸多传播媒介的报道；凡一平、东西作品研讨会在某高校举行，配合作家讲学，在大学校园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至今，新桂军的小说创作已出现了多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我想以常弼宇的中篇小说《歌劫》为代表，这是一部追求史诗品格的作品。新桂军的崛起多少与“88新反思”有关，《歌劫》是最能体现“88新反思”精神的作品。如前所述，“88新反思”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明确了广西文坛经典名作《百鸟衣》 《刘三姐》的历史定位。历史定位一旦完成，紧跟而来就是现实超越的问题。正如“新桂军作品展示专号”“编者絮语”所意识到的，60年代步入文坛的那一代广西作家曾深受苏联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模式的影响。如果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挥，我们可以发现，我国60年代的文学作品曾把阶级斗争作为一种观念意识的本质。因此，《歌劫》作为《刘三姐》的重写，其最大价值在于它成功地颠覆了昔日《刘三姐》的那种阶级斗争观念。这种颠覆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方向，《歌劫》以逼真的描写再现了山歌起源的原生状态，展示了八桂山民初始的生命冲动，叙述了一个民族遭受的劫难；另一个方向，《歌劫》以冷峻的笔法揭示了50年代伪山歌的炮制过程，深刻地显示了在那个政治君临一切的时代人性异化的程度。这两个方向实际上是历史和现实的重叠，是生命冲动和人性异化的揭露。在某种意义上，《歌劫》相对于《刘三姐》的关系，正仿佛《白鹿原》相对于《红旗谱》的关系。当然，《歌劫》还不仅仅是《刘三姐》的重写，同时，它还对五六十年代那个特有的《刘三姐》得以产生的人文环境作了深刻的解读。
《歌劫》的史诗品格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颠覆和重铸，以全新的目光反省历史；其次，《歌劫》的史诗品格还表现在它的史诗叙述笔法：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劳动是歌，收获是歌；痛苦是歌，欢欣是
歌；血肉是歌，灵魂是歌。
他们为歌面生。
他们为歌而死。
作品开篇的这些排比句有力地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史诗基调。它把读者迅速地引进一个史诗的命题。这个命题与斯芬克思的“人之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疑问我们早已在屈原的作品中，在唐·吉诃德的寻求中，在哈姆雷特的沉思中，在浮士德的探究中无数次地经历过。如今，它又在《歌劫》中得到一次精彩的表达。随着这个永恒疑问的展开，那种单向度的阶级斗争模式立即显得捉襟见肘，人性原来如此丰富，观念对它的规范显得多么费力不讨好。当然，最神奇的人性仍然是植根于土地的，《歌劫》同样表现了山歌与土地深厚的血缘关系。这使我想起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试图揭示陕北高原的土地之谜。看来，《歌劫》的作者常弼宇与高建群不谋而合，他也在为揭示百越大地之谜而深深地思考着。
在新桂军创作群体中，具有史诗眼光的作家不只常弼宇一个，诗人黄神彪无疑也是一个典型，他的长篇散文诗《花山壁画》业已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位骆越后裔的最大愿望恐怕正是想写出他的民族的史诗。目前，他正朝着这个具有终极意味的目标艰难地跋涉着。
第二种类型我想以凡一平的《随风咏叹》为代表。这是一部相当深入地触及文化人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体验的中篇小说。作品的叙述者童贯堪称我们这个时代充满挫败情绪的文化人。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令我们想起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在小说中，童贯是一个到处碰壁的艺术家，他承受着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在单位里，他因为“来”字被误解为“米”字而受到领导的责难，这似乎象征着政治对艺术的强暴；他试图办画展，却不得不接受自己内心并不情愿的赞助，这似乎象征着经济对艺术的强暴；他辞职到公共厕所打工，受到妹妹童丹的阻拦，这也可以看作是世俗价值观念对个人选择的强暴。可以说，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者世俗生活原则，都对童贯的个人选择发生了粗暴的干涉。童贯企图生活在他的艺术世界之中，但上述诸种力量如此强大，以至艺术世界不可能成为他安全可靠的避难所。童贯一路退却，一路逃亡，在政治、经济、世俗价值的追杀中，大败而去，连最后的栖身之处也无法获得。
除了童贯，小说中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人物是耐安。耐安和黑米的结合也许可以看作是艺术时代或个性时代的典范，他们的分手则意味着艺术时代或个性时代的终结。黑米由一个艺术家迅速转变为一个文化商人，他是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幸运者。耐安则没有这么幸运，她依然固执着艺术时代的价值观念。然而，艺术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耐安的固执显得迂阔和无奈。在作品结尾，耐安终于愿意放弃胎中的孩子。这个妥协证明，即便耐安这种艺术时代的忠诚者也不得不随波逐流，终于从艺术的理想高空跨进了现实的实用殿堂。小说蕴含的体验是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体验。童贯的边缘人形象说明他无法获得现实定位，只能漂泊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进一步，他还非常容易招致现实社会中传统秩序的误解。比如女医生就以不屑的神态对他进行了某种角色规定，他根本没有证据摆脱这种规定。耐安同样如此，她执着于过去，而过去已经弃她而去，对理想的执着甚至有可能被误解为对金钱的执着。在艺术时代，个性、理想或许是最高原则；在现实社会，金钱变得万能，经济与政治和世俗价值观念同谋，把耐安、童贯们排挤得无处藏身。于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种强硬的社会逻辑面前，无论是童贯，抑或是耐安，他们似乎都能从自身的体验中觉悟到执着的多余、艺术的多余、个性的多余，甚至理想的多余。他们曾固守的自我面临解体的诱惑。新的时代如一阵狂风，把过去短暂存在的许多美丽刮得无影无踪，童贯、耐安这些边缘人，抑或多余人只能发出挽歌式的咏叹。
这种体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时代转型过程中一些严肃作家不得不直面的心境。在沈东子的《美国》 《史兰》 《红苹果》等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中国的文人正经历着内心的裂变和人格的重铸。
第三种类型我想以喜宏的《超越档次》为代表。如果说常弼宇乐于以庄重的姿态沉思历史，表现出一种诗人哲学家的风范，凡一平习惯以艺术家的敏锐体验人生，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失范的现象，那么，喜宏则是以一种参与者的姿态投入现实的。在读喜宏的作品时，我常常产生一种想法，我觉得喜宏天生就属于这个时代，喜宏是为这个时代所生的。当喜宏与我谈结构主义、符号学，当喜宏与我谈俄罗斯思维与英语结构特征，当喜宏表述他对现代商务运作和经营策略的思想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众所周知，现代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高速度、快节奏，其变化之快捷也许会令许多人难以适应而只好随风咏叹。但喜宏似乎不会这样。他会以自己的日新月异去适应时代的日新月异，他不会去固执什么，他力图跟上什么、适应什么。在这种高强度的投入中，他真正的渴望是超越档次。
《超越档次》中三个主要人物琼妹、明泰、嘉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中的进取者形象。三个都在进取，但恰好分属三个不同的但可衔接的层次。琼妹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她的人生目标是改变自己的乡下人身份而成为城里人，这是一种超越档次。明泰已经做成了城里人，他的人生目标是摆脱这个小县城式的愚昧，获得一种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城市素质，这也是一种超越档次。嘉媛本是上海人，却顶了个香港人的招牌，她的人生目标是走出国门，进入更高级的现代化生活，这还是一种超越档次。这样，三个人物的人生目标构成一种递进延伸的关系。琼妹的偶像是明泰，明泰的追求受到嘉媛的启发，嘉媛的人生目标则要经过洋人本·伯兰特这个中介去实现。不管这三个人物具有怎样的人性，也不管这三个人物身份怎样不同，地位如何悬殊，修养如何差异，但三个人物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他们的进取人格。
这种进取人格直接造就了他们进取的人生状态，他们为超越自己的人生档次做出了各自不懈的努力。历史的进步是残酷的，个人的进步和自我的超越又何尝轻松愉快。欧洲19世纪曾出现过一批专门描写“向上爬”人物典型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 《幻灭》，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甚至还有美国德莱塞的《嘉莉妹妹》。我不知道喜宏是否熟读过这些巨作，但我清晰地感觉到喜宏不同于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在处理同类题材时的心态。或许，人类在经过了这批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庄重的思考之后，终于对历史的前进有了冷静客观的认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喜宏似乎也受到过这种历史观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在他另一个短篇小说《第二者的智慧》中这样说：“没有哪种成功是不付出代价的。”
这种冷静客观的历史态度使得喜宏在处理具有悲剧性的题材时，不像大多数文人作家那样轻易地陷入个人情感之中。《超越档次》以琼妹自杀而结束，这个充满生命激情、充满个性魅力的人物得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小说并未沉湎于伤感震痛之中，它以琼妹之死换取了乡下民工的进取权力，以琼妹之死换取了企业的凝聚力。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结局，我们是应该悲痛，还是应该欣慰？我想，两样都不是，我们感受到的也许是历史的残酷和个人的成熟。
我们的确应该成熟，我们没有理由继续逃避成长。喜宏的作品以其对现实的热情参与标志了中国文人又一种生存姿态和生存心态。正如前面所说，喜宏真正属于这个时代。如果说我们正面临一个转型的时代，我但愿喜宏的作品能对今天文化人的自我转型构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启示。
至此，我已经讨论了新桂军创作的三种类型。在我看来，这三种类型分别代表了三种对待人生的不同姿态。常弼宇是沉思型的，他思考着历史；凡一平是体验型的，他感受着现实；喜宏是参与型的，他策划着未来。我承认，这三种类型并不能概括新桂军创作的全部姿态，但它们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意识到新桂军能展现如此姿态各异的创作实绩，我们有理由对新桂军未来的自我超越保持充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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