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20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59943丛书名: 中日历史问题译丛
内容简介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去？这是日本精神病理学者野田正彰在本书中展示和探讨的内容，以期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作者在对中国被掳劳工和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女性进行了实地访问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并由此严厉地追问和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所表现出来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前 言
前 言
第Ⅰ部
章 从中原被绑架的少年
第二章 无视与沉默的恶性循环
第三章 从文明诞生地到鬼岛
第四章 从人伦情理看花冈暴动
第五章 劳工之歌
第六章 擅长乡土歌谣的少年兵
第七章 精神创伤的复发
第八章 强制劳动文化的继承
第Ⅱ部
第九章 伴随着死亡恐怖的性暴力
第十章 悲惨遭遇后的社会反应
第十一章 日军在山西太原的性暴力
第十二章 殖民地的“慰安妇”女性
参考文献
后 记
译者的话
前 言
序
同野田正彰先生认识还是在1995年8月，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当时，在哈尔滨召开以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战罪行为中心内容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几位战后努力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原日本军人与会，其中包括曾经的日本军医小川武满和宪兵三尾丰等人。野田先生陪同他们从始至终参加会议，晚上还与他们长时间地谈话，仔细地记录原军人们的言行举止。三年后，我收到野田先生寄来的新出版的著作《战争与罪责》，才了解到，原来野田先生一直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当年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人，特别是关注这些人参加战争的经历和战后对战争中罪行的认识及反省的过程，并且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战争体验和心路历程进行分析，引起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关注。因为我也在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认识问题，所以对野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尽管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观察我是外行。
2004年冬的一天，野田先生突然来近代史研究所找我，事前居然没有电话联系。见面后得知，他正在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著名播音员陈真女士写传记，已经快收尾了，但是陈真女士的病情加重，所以他匆匆赶过来看望。我听说陈真女士，是因为她长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教授日语，据说她的日语发音和对语气的把握连日本人都自叹弗如。她还在日本的NHK广播电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所以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粉丝”。但是野田先生专门为陈真女士作传，并专程来医院探望，则是我没有想到的。野田先生还心情沉重地说：陈真女士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要马上赶回日本，加快写作和出版的进度。但是没过一个月，野田先生再次来北京，告诉我说陈真女士病情恶化了，给她写的传记虽然已经杀青，但离印刷还有一周的时间。为了让陈真女士看到书，野田先生特地请出版社专门制作了一册样书，一定要送到陈真女士的手上。他还给我看了陈真女士在病榻上手捧样书微笑的照片，那也是陈真女士后的照片。这两次与野田先生的见面，使我对他作为精神病理学医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
在那之后，野田先生还向我推荐过参加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特别介绍说读那些回忆录能够了解当年战争加害者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我们将其中部分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确实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2006年后，野田先生开始将关注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因为这时已经有数十起日本法庭上的中国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但是，日本法庭的法官们对这些诉讼的冷漠态度和初期的判决结果让野田先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初期的判决中丝毫看不到战争加害国应有的反省和忏悔，并且日本社会对这样的诉讼似乎也无动于衷。如何促使日本人不仅认识自己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是当时日本社会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所以，野田先生把对战争被害国民众的遭遇和心理的变化作为自己的调查课题。这就是野田先生编写本书的缘由。
在中国，对战争受害的调查，是从日本战败后就开始的工作，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查的角度、方法也有变化：战后初期为与战争损失调查相关联的资料调查，中间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为阶级教育一环的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调查，“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社会调查，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积累的口述资料，记录了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进入21世纪后，经历过战争的受害人多数已步入耄耋之年，记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也不乐观。野田先生则开始针对这些人进行新一轮的侧重于心理学的调查。那些年里，他每年多次来中国，访问当年被日本军队强抓到日本从事苦役，战后历尽艰辛回国的劳工；不堪奴役奋起抗争但惨遭镇压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当时被称为“特殊工人”）；成为野蛮的日本兵性暴力对象的农村妇女。他调查的地区北部到了黑龙江、吉林，中部到了河北、山西，南部到了海南岛和台湾。与中国方面历来的调查有所不同，野田先生更关注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以及后来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
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中国学者，也会用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和中国民众受害问题，因为那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一些历史学者同我们一样关注这样的问题，甚至进行共同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野田先生作为日本精神病理学医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调查，当然包含了对战争受害人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只是在方法上与历史学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我认为值得介绍的，是他关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经过多次交谈，我才理解了野田先生思考这一问题的逻辑，原来他关注该问题的起因是日本社会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朝鲜绑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朝鲜绑架问题”（日文中这一问题被称为“拉致问题”）被一些日本政治家人为地放大，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200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亲自前往平壤与金正日会面，要求朝鲜方面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从而积累了政治资本。虽然日本方面只能提出20余人的被绑架人名单（朝鲜方面部分承认），即使加上被怀疑为“遭绑架失踪者”，充其量也只有70人左右。但是，由于一些政治家和媒体的煽动，“拉致问题”一时在日本社会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首相多次发表谈话；官房长官会见被绑架者家属；5名遭绑架的日本人获准“临时”回日本，社会各界欢迎、集会，“绑架问题”几乎成了每天的头条新闻。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还专门设了处理相关事务的大臣和相应的机构。在“无论如何都要关心自己同胞”的名义下，许多人也只好跟在那些政治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但是，包括野田先生在内的一批视野开阔、具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则有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们认为，绑架事件其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日本的政府、警察及媒体却长期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对应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的责任。而这一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出访朝鲜。可见一些日本政治家之所以热衷“绑架问题”，还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和选票，日本政府是想通过炒作这一问题，强调以朝鲜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的“威胁”，鼓吹制裁朝鲜的“正当性”，将其作为改变日本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强征中国劳工与“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绑架”行径。而遭受那一“绑架”的中国受害人数量以数万（被绑架到日本）甚至数十万（从中国内地被绑架到中国东北）计。所以，他认为只有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在对日本当年的“绑架”行为进行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对当年的战争受害人予以安慰，才能真正解决朝鲜的“绑架问题”。
将“绑架问题”放在东亚历史纵横的大背景下认识，不仅独具慧眼，更重要的是拓宽了日本人战后责任认识的领域。这一认识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很相似。当时，日本民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越战运动，并将其与自己当年受到美国飞机空袭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支持或者直接参加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导致亚洲更多的非战斗人员的死伤，日本人不也是加害者么？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加害责任，单纯强调别人的加害责任，是无法占据道德评判的高地的。这一认识标志着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飞跃。从那时起，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上升到从“被害”与“加害”两面去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高度，成为后来积极支援战争被害国国民的战后索赔运动的思想基础。以野田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绑架问题”进一步思考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责任，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是对日本和平运动的批评与敦促。
野田先生撰写的《战争与罪责》，其调查对象全部是日本人，所以对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读那本书可以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战争历史。那么，这本书的调查对象则全部是中国人，对同为中国人的读者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新鲜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角度，即观察日本的心理学者是如何对待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这本书则给我们提供了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本书中的受害人分布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其语言及生活习惯各异；除个别人外，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人至今仍承受着战争灾难带来的苦痛。为了获得战争受害人的信任和理解，野田先生努力深入他们之中，在消除他们的误解与顾虑的前提下进行了真正的谈话，可以想见作为日本人的野田先生对于认识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以及对于中国受害人的感情。当我们读到作者对中国战争受害人心理的深刻细致描述的时候，不能不感慨作者作为日本人在调查中国战争受害者过程中的执着和经受的辛苦。读了野田先生的著作，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迫切需要真实记录与认真思考战争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能容忍那么多粗制滥造甚至是肆意杜撰的所谓抗日剧流行呢？我们的作家、编剧以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在真正了解战争受害者的体验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作品来呢？
应野田先生的要求，谨以以上感想作为序言。
步 平
2013年6月18日
致中国读者
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我对日本官兵在侵华战争中残暴行为的罪责感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1998）。2004年，该书由朱春立翻译，先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出版（2000年与2004年）。《战争与罪责》一书，分析了那些身在死亡线上却杀害了众多中国人的日本官兵的精神状态，在进行个人精神分析的同时，也从形成这种个人精神的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视角，即精神病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予以分析。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但采取的是同样的研究方法，即亲身访问，然后进行分析。通过这两部书，我想揭示日本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创伤，又是如何令人们精神崩溃的。同时，我也想知道应该如何弥补这些悲惨的过去。
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的人们，在脱离死亡威胁之后，却继续面对着以往那些难以忍受的体验，他（她）们顽强生存下来的过程及其信念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他（她）们的痛苦过程却没有止境，终将变成“死亡的文化”。那么，我们对他（她）们的战后生活是否有共感呢？
在日本，经常有人说，为了日中友好和日中和解应该予以战后补偿，这句话无疑表达了良好的心愿。但是，这些被伤害的人们并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活下来的，也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要求得到战后补偿，他（她）们之所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是因为恢复了对人类社会的信赖，这是超越日本与中国国家概念的一种人类精神的共性。正像我在“后记”中指出的，我们对他（她）们的生存没有投入情感，没有同情，没有感谢，更没有认真的交流。这种思考无疑还是与“死亡的文化”相关联。
本书被译成中文，读者对象也就与日本不同。我希望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人们，理解已经被忘却的战争受害者，能够理解他（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意义，了解他（她）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我也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能够了解，从精神病理学的视角进行战争研究有更广泛的可能性。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与精神科医生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正在进行“心理=历史研究”的研究。与他们依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略有不同，我是以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理论进行精神研究，着眼于每个人的现象学类的精神病理进行分析，属于精神病理学的历史研究。本书与此前完成的《战争与罪责》，都是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究竟哪个研究领域更为广阔，也期待着读者们进行思考。
本书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的历史学者王希亮先生翻译，深感荣幸；“推动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会”的山边悠喜子女士，以年迈之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帮助本书翻译成中文而奔波；明治大学副教授张宏波女士，为本书提供了中文的原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本人从内心向他（她）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野田正彰
2010年雪降日于京都洛北故里
前 言
21世纪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不和谐的人类社会，小事件往往被赋予象征意义，导致生活的不安，对此人们采取忽视历史经验的冲动行动。美国以2001年“9?11事件”为契机，攻击阿富汗，蹂躏伊拉克，引发了小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纽约的高层建筑被破坏，是否是值得世界不安的重大事件？是否也因此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新兴殖民地国家即美国推行的中东政策及对中南美、亚洲、非洲、苏联圈的政策进行反思？并且分析一下潜在于美国内部的不安呢？
同样，在远东，亚洲也出现了让日本人恼火并驱动日本人走向非理性政治方向的事件，带有象征意义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绑架日本人事件，改变了日本的政治，也使我们的生活陷于困惑。
绑架事件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政府、警察以及媒体却予以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应对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责任。
该事件之所以突然成为焦点问题，起源于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访朝，其意图不甚清楚。但是，当国家将绑架这样的问题扩展成外交和社会问题，从而使政治与社会十分接近时，他的“业绩”便成为致使国民不安的内核。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是如何单方面地站在呼吁呐喊的立场上，却没有同被害者建立对等的关系。国民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小泉，也不能完全等同政府。
2002年10月15日，被朝鲜绑架24年之久的5个人被允许暂时回国，迎接他们时日本方面关注有两点。一是他们对从小被朝鲜绑架心怀愤懑，但是由于朝鲜将他们的子女留作人质，只是暂时回国，所以不敢讲心里话。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人质”说；二是由于他们在朝鲜被“洗脑”，或者被精神控制，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言。
以上两个观点是并存的，但这种并存是矛盾的。认为被洗脑的人因人质的存在而敢怒不敢言的主张是牵强的。至于洗脑一说，战后凡是有从苏联、中国归国者，媒体总是要宣扬那些人被洗脑了。那是日本人对共产主义圈的人们的精神性防卫，不过是自身内心拒绝意志的投影。但是，此5人并没有被洗脑，他们只是正常地不知所措。
“洗脑”一词是针对朝鲜战争中成为俘虏的美国官兵及被关押在中国的传教士被进行“思想改造”而使用的词汇，“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则是邪教教团在活动时使用的词汇。如果模糊地扩展概念加以比喻的话，战前，在天皇制全体主义的压抑和闭塞下，蜂拥参与大政翼赞会的日本人都可以说是被洗脑之人。由于洗脑概念的扩大及通俗化，结果是当过俘虏之人就被看作被异类邪神污染的不洁者，这不过是古代思考的现代版罢了。
就是这样，5名“被精神控制者”成了像小孩子一样在人们面前很可怜的没有人格的人。作为亲人的我们及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该清楚，我们应该为了“孩子”做些什么。而实际上却是站在这个角度上，代替尚未醒来的受骗的“孩子”们，形成了亲人们攻击朝鲜的模式。
但是，这些暂时回国者并不是需要唤醒灵魂的儿童，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单纯。每个人都经历过绑架的恐怖、愤怒及绝望，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去适应朝鲜的体制，被视作外人却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得不屈从无理权力的屈辱感和罪恶意识，被压抑的愤怒和无奈，还有鼓励他们生存下去的对岁月的珍惜，另外，或许还有他们对长期生活的朝鲜社会的爱，都交织在一起。
为了整理这些摇摆不定的精神葛藤，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充分的时间。作为一个人在必须受到尊重的同时，要把在日本生活约20年形成的A人格，和并非本意却适应了朝鲜并生存下来也约20年的B人格统合起来。在统合之中，还必须创造出再次回到日本而产生的C人格。但是，迎接5个人的日本社会，却轻易地无视那些人在朝鲜适应生存的20年，而意图将那些人直接地接续到青年时代在日本生活20年的A人格，以及归国后的C人格上。但是，让他们今后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人生中无意义的20年空白生活下去，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多么无情的要求。尽管他们在签字的时候小声地说“寄希望于等待”，然而日本政府及媒体却没有承认。
当时负责采访政府决策的船桥洋一在《半岛质疑——朝鲜半岛的第二次核危机》（每日新闻社，2006）的报道中指出：
政府内部福田与安倍的意见对立。福田主张外务省与朝鲜方面除了以“返回”为前提交涉外，是否还应提出5个人一旦返回，其家属也必须一起返回。福田担心如果家属不返回，留在平壤将被作为交涉材料利用，成为新的人质。安倍的态度是5个人不能返回。安倍称：“是返回朝鲜，还是回国永住，听凭个人的决断是放弃国家的责任。”
10月24日，福田在官邸质问安倍：“不让回国，被绑架的每一个人的意向会是如何？”安倍回答：“尚不能确认。”福田于是指示立即打电话联系。几小时后，安倍报告：“确认全员均没有返回平壤的意思。”
以上便是小泉政权意见决断的水准。虽然不能认为当时的福田康夫官房长官充分地尊重了个人的意见，但至少是表达了作为近代市民的感觉。年轻的安倍晋三官房副长官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基本上是不明白个人的存在而不承认他者个人人格者，其本身的人格也是不成熟的。受上司之命才去询问个人意见之人，竟然继小泉之后做了首相。采取电话确认的方式是不能传达5个人的心意的。关于政府方针决断的意图，船桥曾报道，古川贞二郎副官房长官表示说：“如果让5个人返回，内阁就要倒台，我们都要剖腹。”对绑架事件，说剖腹也好，不剖腹也好，好像朝鲜与日本还是处在没有改变的时代。
那么，被绑架者的心态究竟如何呢？2003年10月，地村保志、富贵惠夫妇发表了他们的日记，其中记载了他们的重要心迹：“之所以终决定留在日本，是因为日本政府表示‘暂时还不能返回，将以毅然的态度与朝鲜交涉’，我们相信，比起家族和朋友们的惦念，日本政府的决断和对应，将是解决今后问题的手段。”
地村夫妇却没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意，反而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判断和选择的余地，尽管夫妇二人强烈地追寻再度返回日本社会生活的道路。这是与自律（自己支配自己）的调换，不允许这种自律的人际关系，善意地强加于人，并主张服从或顺从才是通俗的道德，战后6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地村夫妇在日记中还写道：“绑架是战争的延长线，即使牺牲也只能接受。”但是，日本的舆论却无视这一点。在这个国度里即使说什么也是无用的，只能单一地服从一个见解。朝鲜与祖国日本是那样的不同——这是地村夫妇的印象吗？这以后，媒体又逐一报道了推动横田夫妇女儿回国的社会活动，但搞不清楚其中哪些是横田夫妇的心意，媒体与政府又是如何参与的，对与横田夫妇及其日本子女被绑架同样的战前日本强掳朝鲜人之事是如何思考的。——对这些事情我们的周围却从来没有谈及。
就是这样，由于绑架事件，煽动起对朝鲜国家的憎恨、恐惧和蔑视，甚至连导弹、核试验问题也被煽动起来。与朝鲜相邻的韩国政府，因为紧张关系，连选择对话的意向都未加考虑。
无视历史，对待理论矛盾厚颜无耻，符合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意志被称作国民，否则就被视为非国民予以排斥的体制，正是由于反理智的小泉—安倍政治而急剧地运转。正像对绑架问题如何诱导和如何分析那样，必须检讨幼稚化及单纯化使我们的生活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疲惫。作为外国的他者反映了我们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外国给我们投下了不安的影子。
朝鲜绑架问题，必须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予以解决。然而现实是将绑架问题作为改变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而利用。为了营救被绑架者而制裁朝鲜使之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对朝鲜、中国、俄国的恐惧感——实际上并非外来的威胁，而是内在恐怖心的增殖。美军的再编和国内态势的一体化，劳动基准法的无效导致的低收入人群扩大，超过三万自杀者被轻视，国家主义对教育的改组及欺瞒——这些总潮流的基底，均没有建立在与个人对等的关系上，个人人格不受尊重的思考正在定格化。以国家观念为媒介，政府、媒体、舆论对被绑架之人，以一种类似父子关系，即建立在父亲为子女考虑的关系上，以效率和企图为前提，以上下关系来处理问题，没有从操作和利用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尽管是不自觉的，但是建立了比他者意识还要强烈的观念上的上下关系意识。国家、安全保障、秩序这些观念迎合自己时被放大，进而被不安与恐怖的情绪所冲击。
即使对那些经历过悲惨体验的人们，也没有注入感情，漠视弱者的自我意识，是极不负责的一些人。这种对暴力文化的温存，恰恰是不能正视同战争被害者关系的原因吧？
被绑架的人们，在绑架期间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被绑架过程中的严酷体验。好不容易生还以后，承耐着绑架体验的记忆，在与偏见斗争的过程中，应该有再建生活的长久人生。60多年前，被日本军、政府、企业绑架的男人们，以及被日军绑架充当性奴隶的女人们，听取他（她）们的人生体验，能够反映出今天许多日本人对人间理解的扭曲。我以为，对他人理解的贫乏，往往导致我们判断的失误及其继续。
同野田正彰先生认识还是在1995年8月，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当时，在哈尔滨召开以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战罪行为中心内容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几位战后努力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原日本军人与会，其中包括曾经的日本军医小川武满和宪兵三尾丰等人。野田先生陪同他们从始至终参加会议，晚上还与他们长时间地谈话，仔细地记录原军人们的言行举止。三年后，我收到野田先生寄来的新出版的著作《战争与罪责》，才了解到，原来野田先生一直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当年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人，特别是关注这些人参加战争的经历和战后对战争中罪行的认识及反省的过程，并且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战争体验和心路历程进行分析，引起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关注。因为我也在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认识问题，所以对野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尽管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观察我是外行。
2004年冬的一天，野田先生突然来近代史研究所找我，事前居然没有电话联系。见面后得知，他正在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著名播音员陈真女士写传记，已经快收尾了，但是陈真女士的病情加重，所以他匆匆赶过来看望。我听说陈真女士，是因为她长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教授日语，据说她的日语发音和对语气的把握连日本人都自叹弗如。她还在日本的NHK广播电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所以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粉丝”。但是野田先生专门为陈真女士作传，并专程来医院探望，则是我没有想到的。野田先生还心情沉重地说：陈真女士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要马上赶回日本，加快写作和出版的进度。但是没过一个月，野田先生再次来北京，告诉我说陈真女士病情恶化了，给她写的传记虽然已经杀青，但离印刷还有一周的时间。为了让陈真女士看到书，野田先生特地请出版社专门制作了一册样书，一定要送到陈真女士的手上。他还给我看了陈真女士在病榻上手捧样书微笑的照片，那也是陈真女士后的照片。这两次与野田先生的见面，使我对他作为精神病理学医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
在那之后，野田先生还向我推荐过参加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特别介绍说读那些回忆录能够了解当年战争加害者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我们将其中部分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确实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2006年后，野田先生开始将关注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因为这时已经有数十起日本法庭上的中国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但是，日本法庭的法官们对这些诉讼的冷漠态度和初期的判决结果让野田先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初期的判决中丝毫看不到战争加害国应有的反省和忏悔，并且日本社会对这样的诉讼似乎也无动于衷。如何促使日本人不仅认识自己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是当时日本社会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所以，野田先生把对战争被害国民众的遭遇和心理的变化作为自己的调查课题。这就是野田先生编写本书的缘由。
在中国，对战争受害的调查，是从日本战败后就开始的工作，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查的角度、方法也有变化：战后初期为与战争损失调查相关联的资料调查，中间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为阶级教育一环的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调查，“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社会调查，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积累的口述资料，记录了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进入21世纪后，经历过战争的受害人多数已步入耄耋之年，记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也不乐观。野田先生则开始针对这些人进行新一轮的侧重于心理学的调查。那些年里，他每年多次来中国，访问当年被日本军队强抓到日本从事苦役，战后历尽艰辛回国的劳工；不堪奴役奋起抗争但惨遭镇压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当时被称为“特殊工人”）；成为野蛮的日本兵性暴力对象的农村妇女。他调查的地区北部到了黑龙江、吉林，中部到了河北、山西，南部到了海南岛和台湾。与中国方面历来的调查有所不同，野田先生更关注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以及后来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
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中国学者，也会用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和中国民众受害问题，因为那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一些历史学者同我们一样关注这样的问题，甚至进行共同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野田先生作为日本精神病理学医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调查，当然包含了对战争受害人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只是在方法上与历史学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我认为值得介绍的，是他关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经过多次交谈，我才理解了野田先生思考这一问题的逻辑，原来他关注该问题的起因是日本社会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朝鲜绑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朝鲜绑架问题”（日文中这一问题被称为“拉致问题”）被一些日本政治家人为地放大，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200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亲自前往平壤与金正日会面，要求朝鲜方面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从而积累了政治资本。虽然日本方面只能提出20余人的被绑架人名单（朝鲜方面部分承认），即使加上被怀疑为“遭绑架失踪者”，充其量也只有70人左右。但是，由于一些政治家和媒体的煽动，“拉致问题”一时在日本社会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首相多次发表谈话；官房长官会见被绑架者家属；5名遭绑架的日本人获准“临时”回日本，社会各界欢迎、集会，“绑架问题”几乎成了每天的头条新闻。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还专门设了处理相关事务的大臣和相应的机构。在“无论如何都要关心自己同胞”的名义下，许多人也只好跟在那些政治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但是，包括野田先生在内的一批视野开阔、具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则有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们认为，绑架事件其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日本的政府、警察及媒体却长期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对应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的责任。而这一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出访朝鲜。可见一些日本政治家之所以热衷“绑架问题”，还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和选票，日本政府是想通过炒作这一问题，强调以朝鲜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的“威胁”，鼓吹制裁朝鲜的“正当性”，将其作为改变日本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强征中国劳工与“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绑架”行径。而遭受那一“绑架”的中国受害人数量以数万（被绑架到日本）甚至数十万（从中国内地被绑架到中国东北）计。所以，他认为只有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在对日本当年的“绑架”行为进行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对当年的战争受害人予以安慰，才能真正解决朝鲜的“绑架问题”。
将“绑架问题”放在东亚历史纵横的大背景下认识，不仅独具慧眼，更重要的是拓宽了日本人战后责任认识的领域。这一认识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很相似。当时，日本民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越战运动，并将其与自己当年受到美国飞机空袭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支持或者直接参加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导致亚洲更多的非战斗人员的死伤，日本人不也是加害者么？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加害责任，单纯强调别人的加害责任，是无法占据道德评判的高地的。这一认识标志着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飞跃。从那时起，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上升到从“被害”与“加害”两面去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高度，成为后来积极支援战争被害国国民的战后索赔运动的思想基础。以野田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绑架问题”进一步思考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责任，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是对日本和平运动的批评与敦促。
野田先生撰写的《战争与罪责》，其调查对象全部是日本人，所以对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读那本书可以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战争历史。那么，这本书的调查对象则全部是中国人，对同为中国人的读者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新鲜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角度，即观察日本的心理学者是如何对待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这本书则给我们提供了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本书中的受害人分布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其语言及生活习惯各异；除个别人外，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人至今仍承受着战争灾难带来的苦痛。为了获得战争受害人的信任和理解，野田先生努力深入他们之中，在消除他们的误解与顾虑的前提下进行了真正的谈话，可以想见作为日本人的野田先生对于认识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以及对于中国受害人的感情。当我们读到作者对中国战争受害人心理的深刻细致描述的时候，不能不感慨作者作为日本人在调查中国战争受害者过程中的执着和经受的辛苦。读了野田先生的著作，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迫切需要真实记录与认真思考战争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能容忍那么多粗制滥造甚至是肆意杜撰的所谓抗日剧流行呢？我们的作家、编剧以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在真正了解战争受害者的体验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作品来呢？
应野田先生的要求，谨以以上感想作为序言。
步 平
2013年6月18日
致中国读者
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内容。
20世纪90年代，我对日本官兵在侵华战争中残暴行为的罪责感进行了调查研究，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1998）。2004年，该书由朱春立翻译，先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出版（2000年与2004年）。《战争与罪责》一书，分析了那些身在死亡线上却杀害了众多中国人的日本官兵的精神状态，在进行个人精神分析的同时，也从形成这种个人精神的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视角，即精神病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予以分析。
本书的研究对象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但采取的是同样的研究方法，即亲身访问，然后进行分析。通过这两部书，我想揭示日本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精神创伤，又是如何令人们精神崩溃的。同时，我也想知道应该如何弥补这些悲惨的过去。
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的人们，在脱离死亡威胁之后，却继续面对着以往那些难以忍受的体验，他（她）们顽强生存下来的过程及其信念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他（她）们的痛苦过程却没有止境，终将变成“死亡的文化”。那么，我们对他（她）们的战后生活是否有共感呢？
在日本，经常有人说，为了日中友好和日中和解应该予以战后补偿，这句话无疑表达了良好的心愿。但是，这些被伤害的人们并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活下来的，也不是为了日中友好而要求得到战后补偿，他（她）们之所以顽强地生存下来，是因为恢复了对人类社会的信赖，这是超越日本与中国国家概念的一种人类精神的共性。正像我在“后记”中指出的，我们对他（她）们的生存没有投入情感，没有同情，没有感谢，更没有认真的交流。这种思考无疑还是与“死亡的文化”相关联。
本书被译成中文，读者对象也就与日本不同。我希望包括中国年轻一代的人们，理解已经被忘却的战争受害者，能够理解他（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顽强生存下来的意义，了解他（她）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我也希望中国的历史学者能够了解，从精神病理学的视角进行战争研究有更广泛的可能性。在美国，精神分析研究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与精神科医生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正在进行“心理=历史研究”的研究。与他们依据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略有不同，我是以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理论进行精神研究，着眼于每个人的现象学类的精神病理进行分析，属于精神病理学的历史研究。本书与此前完成的《战争与罪责》，都是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究竟哪个研究领域更为广阔，也期待着读者们进行思考。
本书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的历史学者王希亮先生翻译，深感荣幸；“推动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会”的山边悠喜子女士，以年迈之身，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帮助本书翻译成中文而奔波；明治大学副教授张宏波女士，为本书提供了中文的原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先生为本书作序，在此，本人从内心向他（她）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野田正彰
2010年雪降日于京都洛北故里
前 言
21世纪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不和谐的人类社会，小事件往往被赋予象征意义，导致生活的不安，对此人们采取忽视历史经验的冲动行动。美国以2001年“9?11事件”为契机，攻击阿富汗，蹂躏伊拉克，引发了小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纽约的高层建筑被破坏，是否是值得世界不安的重大事件？是否也因此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新兴殖民地国家即美国推行的中东政策及对中南美、亚洲、非洲、苏联圈的政策进行反思？并且分析一下潜在于美国内部的不安呢？
同样，在远东，亚洲也出现了让日本人恼火并驱动日本人走向非理性政治方向的事件，带有象征意义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绑架日本人事件，改变了日本的政治，也使我们的生活陷于困惑。
绑架事件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政府、警察以及媒体却予以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应对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责任。
该事件之所以突然成为焦点问题，起源于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访朝，其意图不甚清楚。但是，当国家将绑架这样的问题扩展成外交和社会问题，从而使政治与社会十分接近时，他的“业绩”便成为致使国民不安的内核。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是如何单方面地站在呼吁呐喊的立场上，却没有同被害者建立对等的关系。国民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小泉，也不能完全等同政府。
2002年10月15日，被朝鲜绑架24年之久的5个人被允许暂时回国，迎接他们时日本方面关注有两点。一是他们对从小被朝鲜绑架心怀愤懑，但是由于朝鲜将他们的子女留作人质，只是暂时回国，所以不敢讲心里话。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在讲话中也谈到了“人质”说；二是由于他们在朝鲜被“洗脑”，或者被精神控制，所以不能正常地发言。
以上两个观点是并存的，但这种并存是矛盾的。认为被洗脑的人因人质的存在而敢怒不敢言的主张是牵强的。至于洗脑一说，战后凡是有从苏联、中国归国者，媒体总是要宣扬那些人被洗脑了。那是日本人对共产主义圈的人们的精神性防卫，不过是自身内心拒绝意志的投影。但是，此5人并没有被洗脑，他们只是正常地不知所措。
“洗脑”一词是针对朝鲜战争中成为俘虏的美国官兵及被关押在中国的传教士被进行“思想改造”而使用的词汇，“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则是邪教教团在活动时使用的词汇。如果模糊地扩展概念加以比喻的话，战前，在天皇制全体主义的压抑和闭塞下，蜂拥参与大政翼赞会的日本人都可以说是被洗脑之人。由于洗脑概念的扩大及通俗化，结果是当过俘虏之人就被看作被异类邪神污染的不洁者，这不过是古代思考的现代版罢了。
就是这样，5名“被精神控制者”成了像小孩子一样在人们面前很可怜的没有人格的人。作为亲人的我们及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该清楚，我们应该为了“孩子”做些什么。而实际上却是站在这个角度上，代替尚未醒来的受骗的“孩子”们，形成了亲人们攻击朝鲜的模式。
但是，这些暂时回国者并不是需要唤醒灵魂的儿童，他们的精神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单纯。每个人都经历过绑架的恐怖、愤怒及绝望，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去适应朝鲜的体制，被视作外人却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得不屈从无理权力的屈辱感和罪恶意识，被压抑的愤怒和无奈，还有鼓励他们生存下去的对岁月的珍惜，另外，或许还有他们对长期生活的朝鲜社会的爱，都交织在一起。
为了整理这些摇摆不定的精神葛藤，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充分的时间。作为一个人在必须受到尊重的同时，要把在日本生活约20年形成的A人格，和并非本意却适应了朝鲜并生存下来也约20年的B人格统合起来。在统合之中，还必须创造出再次回到日本而产生的C人格。但是，迎接5个人的日本社会，却轻易地无视那些人在朝鲜适应生存的20年，而意图将那些人直接地接续到青年时代在日本生活20年的A人格，以及归国后的C人格上。但是，让他们今后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人生中无意义的20年空白生活下去，没有人会知道，那是多么无情的要求。尽管他们在签字的时候小声地说“寄希望于等待”，然而日本政府及媒体却没有承认。
当时负责采访政府决策的船桥洋一在《半岛质疑——朝鲜半岛的第二次核危机》（每日新闻社，2006）的报道中指出：
政府内部福田与安倍的意见对立。福田主张外务省与朝鲜方面除了以“返回”为前提交涉外，是否还应提出5个人一旦返回，其家属也必须一起返回。福田担心如果家属不返回，留在平壤将被作为交涉材料利用，成为新的人质。安倍的态度是5个人不能返回。安倍称：“是返回朝鲜，还是回国永住，听凭个人的决断是放弃国家的责任。”
10月24日，福田在官邸质问安倍：“不让回国，被绑架的每一个人的意向会是如何？”安倍回答：“尚不能确认。”福田于是指示立即打电话联系。几小时后，安倍报告：“确认全员均没有返回平壤的意思。”
以上便是小泉政权意见决断的水准。虽然不能认为当时的福田康夫官房长官充分地尊重了个人的意见，但至少是表达了作为近代市民的感觉。年轻的安倍晋三官房副长官把个人与国家放在对立的位置上，基本上是不明白个人的存在而不承认他者个人人格者，其本身的人格也是不成熟的。受上司之命才去询问个人意见之人，竟然继小泉之后做了首相。采取电话确认的方式是不能传达5个人的心意的。关于政府方针决断的意图，船桥曾报道，古川贞二郎副官房长官表示说：“如果让5个人返回，内阁就要倒台，我们都要剖腹。”对绑架事件，说剖腹也好，不剖腹也好，好像朝鲜与日本还是处在没有改变的时代。
那么，被绑架者的心态究竟如何呢？2003年10月，地村保志、富贵惠夫妇发表了他们的日记，其中记载了他们的重要心迹：“之所以终决定留在日本，是因为日本政府表示‘暂时还不能返回，将以毅然的态度与朝鲜交涉’，我们相信，比起家族和朋友们的惦念，日本政府的决断和对应，将是解决今后问题的手段。”
地村夫妇却没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意，反而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判断和选择的余地，尽管夫妇二人强烈地追寻再度返回日本社会生活的道路。这是与自律（自己支配自己）的调换，不允许这种自律的人际关系，善意地强加于人，并主张服从或顺从才是通俗的道德，战后60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地村夫妇在日记中还写道：“绑架是战争的延长线，即使牺牲也只能接受。”但是，日本的舆论却无视这一点。在这个国度里即使说什么也是无用的，只能单一地服从一个见解。朝鲜与祖国日本是那样的不同——这是地村夫妇的印象吗？这以后，媒体又逐一报道了推动横田夫妇女儿回国的社会活动，但搞不清楚其中哪些是横田夫妇的心意，媒体与政府又是如何参与的，对与横田夫妇及其日本子女被绑架同样的战前日本强掳朝鲜人之事是如何思考的。——对这些事情我们的周围却从来没有谈及。
就是这样，由于绑架事件，煽动起对朝鲜国家的憎恨、恐惧和蔑视，甚至连导弹、核试验问题也被煽动起来。与朝鲜相邻的韩国政府，因为紧张关系，连选择对话的意向都未加考虑。
无视历史，对待理论矛盾厚颜无耻，符合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意志被称作国民，否则就被视为非国民予以排斥的体制，正是由于反理智的小泉—安倍政治而急剧地运转。正像对绑架问题如何诱导和如何分析那样，必须检讨幼稚化及单纯化使我们的生活呈现出何种程度的疲惫。作为外国的他者反映了我们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外国给我们投下了不安的影子。
朝鲜绑架问题，必须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予以解决。然而现实是将绑架问题作为改变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而利用。为了营救被绑架者而制裁朝鲜使之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对朝鲜、中国、俄国的恐惧感——实际上并非外来的威胁，而是内在恐怖心的增殖。美军的再编和国内态势的一体化，劳动基准法的无效导致的低收入人群扩大，超过三万自杀者被轻视，国家主义对教育的改组及欺瞒——这些总潮流的基底，均没有建立在与个人对等的关系上，个人人格不受尊重的思考正在定格化。以国家观念为媒介，政府、媒体、舆论对被绑架之人，以一种类似父子关系，即建立在父亲为子女考虑的关系上，以效率和企图为前提，以上下关系来处理问题，没有从操作和利用的思考中解脱出来。尽管是不自觉的，但是建立了比他者意识还要强烈的观念上的上下关系意识。国家、安全保障、秩序这些观念迎合自己时被放大，进而被不安与恐怖的情绪所冲击。
即使对那些经历过悲惨体验的人们，也没有注入感情，漠视弱者的自我意识，是极不负责的一些人。这种对暴力文化的温存，恰恰是不能正视同战争被害者关系的原因吧？
被绑架的人们，在绑架期间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被绑架过程中的严酷体验。好不容易生还以后，承耐着绑架体验的记忆，在与偏见斗争的过程中，应该有再建生活的长久人生。60多年前，被日本军、政府、企业绑架的男人们，以及被日军绑架充当性奴隶的女人们，听取他（她）们的人生体验，能够反映出今天许多日本人对人间理解的扭曲。我以为，对他人理解的贫乏，往往导致我们判断的失误及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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