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9550074
编辑推荐
《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是2001-2013年间关于《竹书纪年》研究的集大成汇编作品。主体的28篇论文，能够代表近13年来《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很多专家的研究观点完全相反，充分体现了该书编者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理念。
内容简介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共十三篇，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竹书纪年》早已亡佚，今存有“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两种。
《竹书纪年研究（2001-2013）》集结了最近13年来倪德卫、夏含夷、曹书杰、邵东方、刘庞生、何炳棣、张富祥、班大为、郭伟川、马铁浩、李学勤、张健、邱峰等十几位专家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研究的重要成果。这28篇重要论文，既注重“温故”也注重“知新”，深入探讨了《竹书纪年》版本的内容及时代背景，系统而全面地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对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古本”和“今本”的不同思想倾向、《竹书纪年》的史实考证、标点句读以及英译探讨等问题，均提出有力的文献佐证和商榷意见。尤其注意阐发昔贤所未论及之种种问题，并将结论建立在可供客观检验的历史事实之上，为研究者揭示出一条较为深刻和广阔的思考路径。
目 录
《竹書紀年》版本題名之辨析與“今本”真僞之争論(代序) 邵東方
晉侯的世系及其對中國古代紀年的意義 倪德衛 夏含夷
《古本竹書紀年》西周年代的五個時段及年數推求 曹書傑
晉出公奔卒考——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 夏含夷
“古本”《竹書紀年》點校的若干问题——《竹書紀年逐字索引》編者標點《汲冢紀年存真》訛誤舉例 邵東方
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年代的兩種途徑 倪德衛著 徐鳳先譯
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值得商榷——倪德衛先生《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年代的兩種途徑》一文讀後 劉龐生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何炳棣 劉雨
晉公子重耳返國涉河時間考——“今本”《竹書紀年》所記“涉自河曲”辨誤 邵東方
《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 夏含夷
《竹書紀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較研究 張富祥
“走出疑古”的困惑——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失誤談起 張富祥
《古本竹書紀年》與夏商周年代 何炳棣
今本《竹書紀年》纂輯考 張富祥
《竹書紀年》和周幽王的年代問題 李峰
《竹書紀年》再研究:基于編年史研究西周早期年代學之方法的問題 班大爲著 徐鳳先譯
《汲冢竹書紀年》源流考析——兼論北宋有關周公稱王之辯論與《今本竹書紀年》 郭偉川
三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夏含夷
“今本”《竹書紀年》附注之“寒門”、“塞門”考 邵東方
“今本”《竹書紀年》與中國上古年代研究——《竹書紀年解謎》概觀 倪德衛著 蔣重躍譯 駱揚校譯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條考辨 邵東方
《史通》徵引《竹書紀年》考論 馬鐵浩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李學勤
“古本”《竹書紀年》校讀札記 邵東方
古本今本《竹書紀年》的天象記載和紀年 張健 張培瑜
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 李學勤
四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夏含夷
《竹書紀年》與晉唐間的史學 邱鋒
《竹書紀年》所記録的商年代 張富祥
附録:
一、《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序 劉家和
二、百年來《竹書紀年》真僞與價值研究述評 程平山
三、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的學術貢獻——兼論其文獻研讀方法及在當下古史研究中的意義 余君
後記 邵東方
晉侯的世系及其對中國古代紀年的意義 倪德衛 夏含夷
《古本竹書紀年》西周年代的五個時段及年數推求 曹書傑
晉出公奔卒考——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 夏含夷
“古本”《竹書紀年》點校的若干问题——《竹書紀年逐字索引》編者標點《汲冢紀年存真》訛誤舉例 邵東方
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年代的兩種途徑 倪德衛著 徐鳳先譯
夏、商、周斷代工程定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值得商榷——倪德衛先生《夏、商、周斷代工程:確定年代的兩種途徑》一文讀後 劉龐生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何炳棣 劉雨
晉公子重耳返國涉河時間考——“今本”《竹書紀年》所記“涉自河曲”辨誤 邵東方
《竹書紀年》的整理和整理本——兼論汲冢竹書的不同整理本 夏含夷
《竹書紀年》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較研究 張富祥
“走出疑古”的困惑——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失誤談起 張富祥
《古本竹書紀年》與夏商周年代 何炳棣
今本《竹書紀年》纂輯考 張富祥
《竹書紀年》和周幽王的年代問題 李峰
《竹書紀年》再研究:基于編年史研究西周早期年代學之方法的問題 班大爲著 徐鳳先譯
《汲冢竹書紀年》源流考析——兼論北宋有關周公稱王之辯論與《今本竹書紀年》 郭偉川
三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夏含夷
“今本”《竹書紀年》附注之“寒門”、“塞門”考 邵東方
“今本”《竹書紀年》與中國上古年代研究——《竹書紀年解謎》概觀 倪德衛著 蔣重躍譯 駱揚校譯
《水經注》引《竹書紀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條考辨 邵東方
《史通》徵引《竹書紀年》考論 馬鐵浩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李學勤
“古本”《竹書紀年》校讀札記 邵東方
古本今本《竹書紀年》的天象記載和紀年 張健 張培瑜
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 李學勤
四論《竹書紀年》的錯簡證據 夏含夷
《竹書紀年》與晉唐間的史學 邱鋒
《竹書紀年》所記録的商年代 張富祥
附録:
一、《竹書紀年研究論稿》序 劉家和
二、百年來《竹書紀年》真僞與價值研究述評 程平山
三、邵東方《竹書紀年研究論稿》的學術貢獻——兼論其文獻研讀方法及在當下古史研究中的意義 余君
後記 邵東方
免费在线读
晉出公奔卒考
——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
夏含夷
晉出公的奔與卒
晉侯的世系和年代從晉文侯(前780—前746年在位)到晉定公(前511—前475年在位)，《史記晉世家》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這一段歷史大半與《春秋》同時，大多數的史事有旁證，應該可以算可靠。可是，到晉出公(前474年即位)及其以後幾代晉君就大不一樣，《史記》的記載不但很簡略，並且有明顯的矛盾。司馬遷爲何對這段歷史語焉不詳甚至前後矛盾，大概是由于兩個基本原因：第一，晉出公的死亡及其後晉君的繼承都很不正常，按照一般的史學規範就很難理解；第二，晉出公的卒年已經進入《春秋》和《左傳》結束之後的歷史階段，司馬遷没有其他史書可以參考來寫晉國的歷史。出公之死實在很不正常，現代史學家對其前後的史事也很難弄清。所幸，現在可以參考司馬遷所没有見過的晉國編年史書來重建晉國的這一段歷史。這就是所謂的《竹書紀年》，即西晉武帝(265—289年在位)咸寧五年(279)在汲縣古冢裏發現的竹簡。這個《竹書紀年》並不是没有問題的一本史書，下面即要討論。竹簡出土不久之後，當時的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很快就整理出至少兩個不同的纂本，此後——特别是近二三百年以來——這兩個纂本的出入引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誤解。關于晉出公之死及其後晉君的繼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若能認清《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應該可以澄清這一歷史階段晉侯的世系和年代問題。也許更爲重要的是，能幫助我們對《竹書紀年》的真僞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先從《史記晉世家》對出公末年的記載入手：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併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併其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史記晉世家》，1685—1686頁。
中國古史學家都很熟悉這一歷史事件，它一方面是三晉的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視爲戰國時代的開端。事件始于出公十七年，這可以確定是公元前458年。當時晉國歷時已久的内在政治矛盾終于爆發，出公向齊和魯兩個盟國求救。趙、韓、魏三晉與知伯一起反攻出公以後，“出公奔齊，道死”。知伯就是荀瑶，當時掌有晉國軍政大權，可是因爲不屬于正統的公族，所以不敢僭公位，只好借力于晉昭公(前531—前526年在位)的曾孫子驕，即所謂哀公。這個故事表面上没有什麽不合理，然而至少有一點不够清楚，説“出公奔齊，道死”意思好像是説他出走齊國的時候在路上就死掉了。可是，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的年代可以確定爲公元前453年，如説這一年是繼承出公的哀公四年，那麽哀公的元年可以推爲公元前456年，而不是出公奔走以後第二年的公元前457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這一點差别雖小，可意義重大。
《竹書紀年》與《史記》的記載大相徑庭。《史記索隱》注解裏在《史記晉世家》這一段文字下面乃引用《竹書紀年》説：
《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這個記載和《史記》有三點明顯的差别。第一是出公出奔之年，《史記》説是出公十七年，此説是出公二十三年；第二是《史記》説出公奔齊，此説他奔楚；第三是《史記》説繼承出公的是哀公，此説繼承者是敬公。這三點差别之中，大概以出公出奔之年最爲重要。《竹書紀年》和《史記》記載的史實有明顯出入時，一般來説可以利用《竹書紀年》來校正《史記》，可是《索隱》中引用的《竹書紀年》並不一定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比《史記》可靠。有關出公出走一事，《史記索隱》所引用的《竹書紀年》至少有兩個問題，一個較小、一個較大。先説小問題，《史記》説出公逃往鄰近的盟國齊，顯然很合理；《索隱》引用《竹書紀年》卻説他出逃到既遠隔千里，又是敵對的楚國，好像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不合。這樣的問題在抄引書的時候很容易會發生，從中可以得知《索隱》引用《竹書紀年》的態度不一定很嚴謹。第二個問題比較大，這條記載没有提到出公之死，僅僅説他“奔楚”，然後直書“立……敬公”之事。我們當然可以説立敬公的記載暗示出公已經死了，這或許是司馬貞此處引用《紀年》的本意。雖然如此，我必須指出這違背《竹書紀年》的通例：國君僅是出逃奔走不足導致新君正式即位，只有明確記載其死之後才會提到新君之“立”。下面將要討論的這一點不但關係到出公的死年問題，也與他出逃一事有着密切關係。
《史記》説出公所以出走是因爲知伯率領趙、韓和魏去攻打他，似乎和當時晉國的歷史背景相符。然而，按照《索隱》引用的這條《紀年》材料，出公應該是在知伯已死之後的第二年才出走的。如上所述，趙襄子、韓康子和魏桓子共殺知伯的大事件是在公元前453年發生的，古今史書大概没有分歧。其實，《史記索隱》在另外兩個不同的地方再次引用《紀年》來證實知伯是死在這一年。亦是在《史記晉世家》中，“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併其地”之下，《索隱》謂：“如《紀年》之説，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同樣，在《史記燕召公世家》裏《索隱》謂：“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燕成公在位年代是公元前454—公元前439年；因此，他在位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53年。那麽，《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用《紀年》説出公走逃之年是他在位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52年。我們應該設問，如果知伯在出公二十二年已經死去，出公爲何在其二十三年還要出逃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所以，如僅僅按照《索隱》所引用的這幾條《紀年》材料，很難判定《竹書紀年》比《史記》更爲可靠。
所幸，《竹書紀年》中不無其他的綫索可供參考，最主要是在所謂今本《竹書紀年》裏保存的。今本《竹書紀年》將出公的出奔和死亡分開，出奔記載列在周貞定王(前468—前441年在位)十一年(前458)，即晉出公十七年，這一點在今本《竹書紀年》與《史記》一樣。然而出公死亡的記載列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亦即晉出公二十三年，這一點卻與《索隱》引用《紀年》所暗示的年代一樣。
(貞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在這兩年的記載之間，今本《竹書紀年》還有另外幾條記載如下：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晉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
十六年(原注：晉出公二十二年)。
這些記載中至少有二條在北魏時代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裏也被引用過：
《竹書紀年》曰：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丘。(《水經巨馬水注》引)
《竹書紀年》曰：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水經洛水注》引)
第一條似乎暗示知伯(即荀瑶)在某年(很可能就是今本《竹書紀年》所列的出公十八年)有征伐的權威。第二條乃證明出公到他在位19年還没有死。如果《竹書紀年》無誤，那麽《史記》把出公十七年的出逃和他“道死”兩件事情聯繫起來，或失史實，或證明“道死”應該另作别解。
上面所列《水經注》引用《竹書紀年》兩條記載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似乎對今本《竹書紀年》的可靠性提供了一點旁證。于此順便談一下《竹書紀年》的源流和可靠性。現在中國古代史學基本常識還是以爲所謂今本《竹書紀年》是僞書，内容無足可取。同時，也有很多史學家以爲所謂古本《竹書紀年》是一本書，或者至少是一個整理本所殘留的部分。其實，事情並不如此。從魏晉到唐代至少存在着兩部不同的《竹書紀年》整理本，其間頗多相左之處。史學家知道古本《竹書紀年》和今本《竹書紀年》有所異同，以爲這證明今本《竹書紀年》非汲冢竹書本真。然而，若分析古本《竹書紀年》與今本《竹書紀年》的差别，往往不同多見于《史記索隱》所引用的文句。據我統計，《史記索隱》引用《竹書紀年》(其實，幾乎每一次都引用“紀年”而已)一共76次，其中只有28次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或者基本一樣，其中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是轉引徐廣所引用《紀年》)，有8次有同有異，有40次或不見于今本《竹書紀年》，或是與今本《竹書紀年》基本不一樣。然而，其他典籍引用《竹書紀年》的情況與此大不一樣。譬如，比《史記索隱》早二百年的《水經注》就是很好的例子。據我統計，《水經注》引用《竹書紀年》108次，其中有95次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模一樣，有8次大同小異，而只有5次不見于今本《竹書紀年》。我們是不是可以説《水經注》所引用的《竹書紀年》與現存今本《竹書紀年》是從一個整理本流傳下來的?可是，《史記索隱》引用《紀年》，亦即所謂古本《竹書紀年》，仍然與今本《竹書紀年》的兩條記載不同。那麽，是不是可以利用今本《竹書紀年》來校正古本《竹書紀年》?現在將三條記載對比如下：
今本《竹書紀年》：
(貞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史記晉世家索隱》：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如上所述，今本《竹書紀年》謂出公“奔齊”比所謂古本《竹書紀年》説他“奔楚”合理多了，説明《史記索隱》引用這段文字的時候不够小心。瞭解到這一點以後，也不難發現《史記索隱》引用的文字是把原來兩條獨立的記載錯誤地拼合在一處，與《史記》同樣地把出公的出奔與死亡聯繫起來，以出公出逃一事替代了本應分開記載的其死之事(即今本《竹書紀年》謂“出公薨”)。這也解釋了爲何《史記索隱》引語中，出公之出逃及敬公之“立”直接聯繫在一起。今本《竹書紀年》就没有這一系列的問題，它一方面印證了《史記》和所謂古本《竹書紀年》記録之史實，另一方面也爲糾正兩者的模糊之處提供了佐證。《史記》説出公十七年奔齊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應該可以説增强了這一記載之可靠性。然而，《史記》模糊地説此後出公“道死”，並不意味着他死在逃亡到齊國的路途上，而僅僅是説他出逃後客死他鄉。對照今本《竹書紀年》，可知出公奔齊後有六年都没能返國，終于死在他國了。
這樣一來，晉出公的出走與死亡這兩件重要史事在《史記》、所謂的古本和今本《竹書紀年》中都有記載，可是只有今本《竹書紀年》的内容最符合當時歷史條件，它有關這幾年的記載絶不可能是明代以後的僞造者所能僞造的，只能是根據汲冢竹書出土後的某一整理本。能够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的連一小段文字也不是能僞造出來的，不能不説是一個很重要的結論，並且可以據此進一步推定所有的今本《竹書紀年》很可能是傳承了汲冢竹書的某一整理本。可是，説它是傳承了某一整理本並不是説它絶對可靠，或是在其整理過程中没有發生過其他問題。其實，今本《竹書紀年》關于晉出公以後晉國幾代國君的在位年數就有很明顯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和上面所討論的問題都有密切關係，所以我現在也打算簡單地討論一下晉敬公、幽公、烈公等諸公的在位年數，同時也將談及魏國開國的國君魏文侯在位年代的問題。在這一系列問題上，我們都會發現《竹書紀年》對增進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瞭解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
——兼論《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
夏含夷
晉出公的奔與卒
晉侯的世系和年代從晉文侯(前780—前746年在位)到晉定公(前511—前475年在位)，《史記晉世家》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這一段歷史大半與《春秋》同時，大多數的史事有旁證，應該可以算可靠。可是，到晉出公(前474年即位)及其以後幾代晉君就大不一樣，《史記》的記載不但很簡略，並且有明顯的矛盾。司馬遷爲何對這段歷史語焉不詳甚至前後矛盾，大概是由于兩個基本原因：第一，晉出公的死亡及其後晉君的繼承都很不正常，按照一般的史學規範就很難理解；第二，晉出公的卒年已經進入《春秋》和《左傳》結束之後的歷史階段，司馬遷没有其他史書可以參考來寫晉國的歷史。出公之死實在很不正常，現代史學家對其前後的史事也很難弄清。所幸，現在可以參考司馬遷所没有見過的晉國編年史書來重建晉國的這一段歷史。這就是所謂的《竹書紀年》，即西晉武帝(265—289年在位)咸寧五年(279)在汲縣古冢裏發現的竹簡。這個《竹書紀年》並不是没有問題的一本史書，下面即要討論。竹簡出土不久之後，當時的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很快就整理出至少兩個不同的纂本，此後——特别是近二三百年以來——這兩個纂本的出入引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誤解。關于晉出公之死及其後晉君的繼承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若能認清《竹書紀年》的兩個纂本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應該可以澄清這一歷史階段晉侯的世系和年代問題。也許更爲重要的是，能幫助我們對《竹書紀年》的真僞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判斷。
先從《史記晉世家》對出公末年的記載入手：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盡併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併其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史記晉世家》，1685—1686頁。
中國古史學家都很熟悉這一歷史事件，它一方面是三晉的起源，另一方面也被視爲戰國時代的開端。事件始于出公十七年，這可以確定是公元前458年。當時晉國歷時已久的内在政治矛盾終于爆發，出公向齊和魯兩個盟國求救。趙、韓、魏三晉與知伯一起反攻出公以後，“出公奔齊，道死”。知伯就是荀瑶，當時掌有晉國軍政大權，可是因爲不屬于正統的公族，所以不敢僭公位，只好借力于晉昭公(前531—前526年在位)的曾孫子驕，即所謂哀公。這個故事表面上没有什麽不合理，然而至少有一點不够清楚，説“出公奔齊，道死”意思好像是説他出走齊國的時候在路上就死掉了。可是，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的年代可以確定爲公元前453年，如説這一年是繼承出公的哀公四年，那麽哀公的元年可以推爲公元前456年，而不是出公奔走以後第二年的公元前457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這一點差别雖小，可意義重大。
《竹書紀年》與《史記》的記載大相徑庭。《史記索隱》注解裏在《史記晉世家》這一段文字下面乃引用《竹書紀年》説：
《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這個記載和《史記》有三點明顯的差别。第一是出公出奔之年，《史記》説是出公十七年，此説是出公二十三年；第二是《史記》説出公奔齊，此説他奔楚；第三是《史記》説繼承出公的是哀公，此説繼承者是敬公。這三點差别之中，大概以出公出奔之年最爲重要。《竹書紀年》和《史記》記載的史實有明顯出入時，一般來説可以利用《竹書紀年》來校正《史記》，可是《索隱》中引用的《竹書紀年》並不一定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比《史記》可靠。有關出公出走一事，《史記索隱》所引用的《竹書紀年》至少有兩個問題，一個較小、一個較大。先説小問題，《史記》説出公逃往鄰近的盟國齊，顯然很合理；《索隱》引用《竹書紀年》卻説他出逃到既遠隔千里，又是敵對的楚國，好像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不合。這樣的問題在抄引書的時候很容易會發生，從中可以得知《索隱》引用《竹書紀年》的態度不一定很嚴謹。第二個問題比較大，這條記載没有提到出公之死，僅僅説他“奔楚”，然後直書“立……敬公”之事。我們當然可以説立敬公的記載暗示出公已經死了，這或許是司馬貞此處引用《紀年》的本意。雖然如此，我必須指出這違背《竹書紀年》的通例：國君僅是出逃奔走不足導致新君正式即位，只有明確記載其死之後才會提到新君之“立”。下面將要討論的這一點不但關係到出公的死年問題，也與他出逃一事有着密切關係。
《史記》説出公所以出走是因爲知伯率領趙、韓和魏去攻打他，似乎和當時晉國的歷史背景相符。然而，按照《索隱》引用的這條《紀年》材料，出公應該是在知伯已死之後的第二年才出走的。如上所述，趙襄子、韓康子和魏桓子共殺知伯的大事件是在公元前453年發生的，古今史書大概没有分歧。其實，《史記索隱》在另外兩個不同的地方再次引用《紀年》來證實知伯是死在這一年。亦是在《史記晉世家》中，“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併其地”之下，《索隱》謂：“如《紀年》之説，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
同樣，在《史記燕召公世家》裏《索隱》謂：“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燕成公在位年代是公元前454—公元前439年；因此，他在位二年也就是公元前453年。那麽，《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用《紀年》説出公走逃之年是他在位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52年。我們應該設問，如果知伯在出公二十二年已經死去，出公爲何在其二十三年還要出逃呢?這實在太不合情理。所以，如僅僅按照《索隱》所引用的這幾條《紀年》材料，很難判定《竹書紀年》比《史記》更爲可靠。
所幸，《竹書紀年》中不無其他的綫索可供參考，最主要是在所謂今本《竹書紀年》裏保存的。今本《竹書紀年》將出公的出奔和死亡分開，出奔記載列在周貞定王(前468—前441年在位)十一年(前458)，即晉出公十七年，這一點在今本《竹書紀年》與《史記》一樣。然而出公死亡的記載列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亦即晉出公二十三年，這一點卻與《索隱》引用《紀年》所暗示的年代一樣。
(貞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在這兩年的記載之間，今本《竹書紀年》還有另外幾條記載如下：
十二年，河水赤三日。晉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十三年，晉韓龐取秦武城。
十六年(原注：晉出公二十二年)。
這些記載中至少有二條在北魏時代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裏也被引用過：
《竹書紀年》曰：荀瑶伐中山，取窮魚之丘。(《水經巨馬水注》引)
《竹書紀年》曰：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水經洛水注》引)
第一條似乎暗示知伯(即荀瑶)在某年(很可能就是今本《竹書紀年》所列的出公十八年)有征伐的權威。第二條乃證明出公到他在位19年還没有死。如果《竹書紀年》無誤，那麽《史記》把出公十七年的出逃和他“道死”兩件事情聯繫起來，或失史實，或證明“道死”應該另作别解。
上面所列《水經注》引用《竹書紀年》兩條記載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似乎對今本《竹書紀年》的可靠性提供了一點旁證。于此順便談一下《竹書紀年》的源流和可靠性。現在中國古代史學基本常識還是以爲所謂今本《竹書紀年》是僞書，内容無足可取。同時，也有很多史學家以爲所謂古本《竹書紀年》是一本書，或者至少是一個整理本所殘留的部分。其實，事情並不如此。從魏晉到唐代至少存在着兩部不同的《竹書紀年》整理本，其間頗多相左之處。史學家知道古本《竹書紀年》和今本《竹書紀年》有所異同，以爲這證明今本《竹書紀年》非汲冢竹書本真。然而，若分析古本《竹書紀年》與今本《竹書紀年》的差别，往往不同多見于《史記索隱》所引用的文句。據我統計，《史記索隱》引用《竹書紀年》(其實，幾乎每一次都引用“紀年”而已)一共76次，其中只有28次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或者基本一樣，其中也包括相當一部分是轉引徐廣所引用《紀年》)，有8次有同有異，有40次或不見于今本《竹書紀年》，或是與今本《竹書紀年》基本不一樣。然而，其他典籍引用《竹書紀年》的情況與此大不一樣。譬如，比《史記索隱》早二百年的《水經注》就是很好的例子。據我統計，《水經注》引用《竹書紀年》108次，其中有95次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模一樣，有8次大同小異，而只有5次不見于今本《竹書紀年》。我們是不是可以説《水經注》所引用的《竹書紀年》與現存今本《竹書紀年》是從一個整理本流傳下來的?可是，《史記索隱》引用《紀年》，亦即所謂古本《竹書紀年》，仍然與今本《竹書紀年》的兩條記載不同。那麽，是不是可以利用今本《竹書紀年》來校正古本《竹書紀年》?現在將三條記載對比如下：
今本《竹書紀年》：
(貞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出奔齊。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史記晉世家索隱》：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如上所述，今本《竹書紀年》謂出公“奔齊”比所謂古本《竹書紀年》説他“奔楚”合理多了，説明《史記索隱》引用這段文字的時候不够小心。瞭解到這一點以後，也不難發現《史記索隱》引用的文字是把原來兩條獨立的記載錯誤地拼合在一處，與《史記》同樣地把出公的出奔與死亡聯繫起來，以出公出逃一事替代了本應分開記載的其死之事(即今本《竹書紀年》謂“出公薨”)。這也解釋了爲何《史記索隱》引語中，出公之出逃及敬公之“立”直接聯繫在一起。今本《竹書紀年》就没有這一系列的問題，它一方面印證了《史記》和所謂古本《竹書紀年》記録之史實，另一方面也爲糾正兩者的模糊之處提供了佐證。《史記》説出公十七年奔齊與今本《竹書紀年》一樣，應該可以説增强了這一記載之可靠性。然而，《史記》模糊地説此後出公“道死”，並不意味着他死在逃亡到齊國的路途上，而僅僅是説他出逃後客死他鄉。對照今本《竹書紀年》，可知出公奔齊後有六年都没能返國，終于死在他國了。
這樣一來，晉出公的出走與死亡這兩件重要史事在《史記》、所謂的古本和今本《竹書紀年》中都有記載，可是只有今本《竹書紀年》的内容最符合當時歷史條件，它有關這幾年的記載絶不可能是明代以後的僞造者所能僞造的，只能是根據汲冢竹書出土後的某一整理本。能够證明今本《竹書紀年》的連一小段文字也不是能僞造出來的，不能不説是一個很重要的結論，並且可以據此進一步推定所有的今本《竹書紀年》很可能是傳承了汲冢竹書的某一整理本。可是，説它是傳承了某一整理本並不是説它絶對可靠，或是在其整理過程中没有發生過其他問題。其實，今本《竹書紀年》關于晉出公以後晉國幾代國君的在位年數就有很明顯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和上面所討論的問題都有密切關係，所以我現在也打算簡單地討論一下晉敬公、幽公、烈公等諸公的在位年數，同時也將談及魏國開國的國君魏文侯在位年代的問題。在這一系列問題上，我們都會發現《竹書紀年》對增進我們對那一段歷史的瞭解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