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34卷）

　　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领衔主编，陆铭、章奇、杨其静、聂辉华、邢春冰、李辉文、梁平汉、陈斌开、范子英、钟宁桦、徐现祥、董志强、杨汝岱等著名学者匿名评审，打造中国政治经济学超强阵地。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等。

调查研究

编者按

城市的合约性质

——民营城市蛟龙工业港  路  乾

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思想观念变迁的量化特征和反思

——一个基于文本挖掘数据的知识发现  何　江 汪丁丁

何种共享发展：结果均等还是机会均等？

——一个问卷实验  罗  影 汪毅霖

从长期和演化的视角看腐败问题

——对张维迎之腐败模型的一个扩展 赵 驰 姜 昕

学习与思考

政府的性质  秦子忠

哈耶克有两张脸？

——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二分法的再思考  叶志鹏

 “调查研究”专栏征文启事

　　编者按

　　经济学正在迎来一个方法多元化的时代。新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也正在面临方法的多元化。

　　然而，经济学在开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似乎也在抛弃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也未能幸免。

　　不管经济学如何不断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始终摆脱不了它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对于特定方法的要求。，人类及其思想从何处来？为了这个问题，历史和思想史的分析方法从来就是必须的。第二，人类的行为是怎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为此，数学的方法、经验统计的方法、实验的方法，都分别有助于回答特定的问题，而无法彼此相互取代。而案例的方法对于分析具体的事实及其形成的机制和背景，也具有数学、统计和实验无法取代的优势。第三，除了人类行为的共同之处外，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制度背景均有不同。于是，即便是同样的人类行为规律，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之下，都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反过来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同的现象可能有不同的成因。因此，比较的分析方法对于特定国家的研究来说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新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把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和特定的政策决策过程放到具体问题的分析当中去，这增加了新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分支的复杂性，也使得《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必须对各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成果保持高度的开放性。于是，就有了读者现在所看到的文章，使用了包括数学建模、统计分析、实验、文本分析、案例研究、思想史等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服务于特定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特定问题上发表的文章使用合适的方法。我们还特地设置了“调查研究”这样的专栏，鼓励学者针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深入的解剖，揭示那些被大样本研究所忽略的特定问题。

　　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刊载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现实世界的一个缺憾：信息不充分。在这个信息不充分的现实世界里，人们难以保证理性的决策能够达到社会福利化的结果。在公共领域，我们无法保证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化；即便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化，由于政府所面临的信息不充分的约束，我们也无法保证具体的政策措施不会偏离社会福利化的目标本身。

　　作为编辑，我们不在此重复每一项研究的发现，也不对具体的研究给予更多的评判，而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如果细心阅读《新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的论文，读者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里，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在揭示同样的道理：如果离开法律和制度规范，我们难以期望政策的结果能够不偏离社会福利化的目标，无论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声称他的目标是什么。

　　本刊编辑部

　　2017 年10 月

　　哈耶克有两张脸？

　　——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二分法的再思考

　　叶志鹏

　　一、“哈耶克命题”的由来

　　发表于1937 年的“经济学与知识”（Hayek, 1937）和1945 年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Hayek, 1945）两篇论文，奠定了哈耶克自由理论的知识论基础（邓正来，1998 ；马永翔，2006）。以此为理论基石，哈耶克继而构建出一座宏伟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厦，而自发秩序便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与重要线索。自发秩序被称为哈耶克的“终身问题”（邓正来，2008），其重要特征是“人的行为之产物，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Hayek, 1973）。哈耶克的这一论点缘于对社会主义自始至终的批判，并认为社会理论的整个任务在于重构“存在于社会世界中的各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作为一组串联起哈耶克自由理论主要脉络的重要概念，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之间的区分是重要且必要的。为此，Smith（2003）区分了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和演化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与此相对应，可将人的行动所涌现出的自发秩序归结为演化理性的结果，而将人为设计的人为秩序归结为建构理性的结果。可以说，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基于对建构理性（人为秩序）和演化理性（自发秩序）的区分而建立起来的，并在“批判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所主张的明确限定理性范围和理性存于文化进化过程之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

　　然而，一种流行已久的观点却认为，现实生活中“人类存在有意识订立规则的倾向”凸显出哈耶克自由理论“令人遗憾的不一致”（顾自安，2008），还有论者认为，哈耶克对“宪政模型”构想的尝试便是建构理性的体现（黄凯南，2007）。正是这种“哈耶克范式的不一致性”（Gray, 1984; Vanberg, 1986），导致这样一种错觉：哈耶克有“两张脸”，一面是构建理性，一面又是演化理性（李华芳，2009）。由此，“人类参与制度演化时无法回避理性不及的局限，但是却又存在着有意识订立规则的倾向”（顾自安，2008），便构成了所谓的“哈耶克命题”。

　　一些论者试图将“哈耶克命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演化理性行为基础的缺乏，继而提出运用“认知理性”来融合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顾自安，2008；黄凯南、程臻宇，2008；李华芳，2009）。他们认为，个体行为既可能是有意识的算计决策（建构理性），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规则遵循（演化理性）。又因为认知理性既包括建构理性，也包括演化理性，这便可以较好地融合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从而解决自相矛盾的“哈耶克命题”。以认知理性为研究进路，李华芳（2009）尝试通过引介行为经济学、文化演化学、脑神经科学等成果，概述如何通过构建一套认知模式来连接建构与演化之间的横沟。

　　但上述这一研究进路的可行性是令人存疑的。一方面，用认知理性来混合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本身即是对哈耶克研究进路的一种背离，后者所极力强调的对人为建构秩序的高度警惕和批评便在认知理性的研究进路中突然消失了。况且，认知理性的引入根本无助于我们更好地区分建构理性与演化理性，所谓的融合却是对关键问题的规避。另一方面，持有认知理性研究进路立场的学者，均未能对哈耶克秩序理论的关键点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哈耶克对秩序层面（自发的或设计的）和个体层面（人的行动或人的设计）做出了严格的区分，然而很多学者都将个体层面的人的行动与秩序层面的人为建构相混淆了，而将米塞斯意义上“人的有意识行动”曲解为建构理性则是导致“哈耶克命题”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较而言，另一种研究进路则直面了问题的实质，并尝试从哈耶克的两分秩序观转向了三分秩序新论（冯兴元，2007、2008）。许多观点认为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难以形成有效合集，即两者中间存在一系列连续光谱，从而引起了哈耶克秩序理论中的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的紧张关系。例如，某种补充性市场制度的建构对于一个市场体系是可能的（如电子结算系统的植入），而这种局部建构恰是内生于自发秩序中的。基于此，冯兴元（2007）提出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建构秩序二分法扩展成三类秩序：自发秩序、局部建构秩序以及整体建构秩序。“三分秩序观”的提出，巧妙地将哈耶克的“两院制”宪政改革设想归入局部建构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哈耶克范式中的紧张关系。然而，仍须指出的是，这种尝试非但没有从根本上区分出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反而使得其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更为突出。例如，局部建构所体现的是演化理性还是建构理性？如果体现出的是建构理性，那么“哈耶克命题”仍然成立。

　　与上述的质疑声音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哈耶克社会秩序理论是逻辑一致的，而所谓的“哈耶克命题”其实并不成立。已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下述问题—首先，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以及何种层面上构成一组互斥概念？例如，能否将个体层面的“人的有意识的行动”盲目归入社会秩序层面的“建构秩序”？其次，如果能从社会秩序与个体层面对两种理性进行区分的话，那么个体与秩序层面之间又构成怎样的逻辑联系？后，究竟能以何种效率标准对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进行判别？比如黑社会组织是否可归入自发秩序？该种秩序的效率如何判别？如上种种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到哈耶克社会秩序理论及其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进行探寻，唯有如此，才能不至于落入“盲人摸象”的方法论窠臼中去。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考察和比较了演化理性和建构理性的理论与哲学来源，从而有助于准确把握演化理性的概念范畴与核心特征；第三部分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分歧本质上源于如何看待理性的限度与位置；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立论部分，指出了传统简单的“演化—建构”二分法是“哈耶克命题”的根源，因而必须要通过区分个体行动和社会秩序两个层面对“哈耶克命题”进行化解；第五部分进一步提出了辨识演化理性的四大判别依据，并建立了社会秩序与效率之间的比较范式，从而明晰了演化理性的概念范畴。第六部分则是全文总结。

　　二、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的传统来源

　　（一）苏格兰传统与欧陆唯理主义

　　作为一组核心理论概念，自发秩序与建构秩序始终贯穿于哈耶克的政治哲学理论中，这本身已经足够凸显出该种区分的重要性了。实际上，哈耶克已在对影响两种秩序类型的传统来源进行考察的研究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正如国际著名的哈耶克研究者Gray（1984, pp. 134–135）所述，哈耶克的工作引发了当代社会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认识论转向”和“进化论转向”，而恰是上述重要工作极大方便了我们考察哈耶克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讨论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的。

　　由哈耶克发扬光大的社会自发秩序观，早起源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政治哲学家们所开创的自发秩序的演化进路。据哈耶克的考证，苏格兰古典传统早可追溯至约翰·洛克，以及伯纳德·曼德维尔和大卫·休谟，后又经由乔赛亚·塔克、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以及其同时代的埃德蒙·伯克而首次达到鼎盛时期。此外，还包括来自欧陆的同盟阿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Hayek, 1948, p. 4）。然而，我们还可将这一传统向前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古罗马斯多葛学派的西塞罗以及基督教派神学家们；往后追溯，持有这一传统的还包括卡尔·门格尔、米塞斯、默里·罗斯巴德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总体而言，苏格兰学术传统倡导承认人类理性受限、尊重社会自发秩序演化、强调法治下的自由，以及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等理念。而恰是上述理念，奠定了演化理性的哲学基础（叶志鹏，2010），由哈耶克所积极推崇的自发秩序便是演化理性的重要理论发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构秩序则源于欧陆唯理主义的建构理性传统。采用这一条知识进路的学者强调人类理性能够超越一切社会秩序，因而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理性建构任何制度。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其“肇始人”笛卡尔以及“百科全书派”成员（Encyclopedists）、卢梭和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Hayek, 1948,
p. 5）。实际上，这条知识进路还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先哲之一、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晏鹰、朱宪辰，2010），其将理性完全化与孤立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带来的结果却是反自由主义的。笛卡尔式唯理主义将自由主义引入歧途，并直接导致一系列因理性主义而酿成的恶果，其中至少包括：（1）导致价格管制、工资管制、贸易保护等政府干预政策盛行，人们遭受普遍且持续的强制；（2）人类理性自负的强制破坏诸如货币、道德等社会自发秩序，并在科学主义思潮的鼓吹下将文化传统置于一旁；（3）理性的自负在政治上表现为20 世纪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规模试验，以及北欧福利主义的兴起。

　　哈耶克的考证还表明，由苏格兰传统与欧陆唯理主义两种知识传统所“遗传”的方法论分歧，在当今社会秩序理论与实践中占有着支配性地位。哈耶克在社会秩序演化中杜绝建构理性思维的本意，是出于对理性滥用的不信任。但这绝不意味着哈耶克反对个体层面上的“建构”成分，实际上，我们更倾向于将后者用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来替换。若从词根和词义角度来理解，“建构”一词也绝不能涵盖任何形式的人类行动，而仅仅只能与“秩序”相对，即在社会秩序层面上的“建构”才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因而，如果明确了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的传统来源，那么从社会秩序层面和个体层面对两种理性进行的区分，对于消除不必要的误解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二）演化理性的哲学来源：知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哈耶克不断扩大视野，不懈地调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的动机就是他终生未变的一种强烈关切，即论证市场秩序的形成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和这种文明受到威胁的原因”，那我们就能意识到哈耶克所鼓吹的演化理性与其早期奠定的知识论基础和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确，正如邓正来（1998，第85—86 页）所指出的，哈耶克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达致的一系列重要命题，乃是在关于“知与无知的知识观”的转换的逻辑脉络中和有关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与建构论的睢理主义框架中展开的，而且也是在其间得以实现的。承袭自奥地利学派的“主观、分散知识论”的衣钵，到重新发现休谟对知识的“怀疑论”与康德“理性有限哲学论”的无知观，哈耶克逐渐勾勒出自发秩序与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哲学与知识论基石：无知（何信全，2004 ；叶志鹏，2010）。苏格拉底声称，“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哈耶克无非是扩充了其间的作用机理。哈耶克从具有主观性、分散性、异质性和不可言说性的知识论推导出康德意义上的理性受限（何信全，2004），从而在理性的上限层面奠定了演化理性的认识论基础。

　　而另一方面，哈耶克所秉承的古典消极自由主义理念，将自由界定为独立于强制之外的（富有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争取，则从理性的下限角度为演化理性奠定了自由哲学基础。因之，我们可以认为，消极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为理性施加了伦理条件，将理性的作用范围圈定于消极自由之内，因而自由的界限便是理性的界限。由于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乃是法治之下的自由，“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中，无疑‘法治’居于首要地位，为自由所不可须臾离之凭依”（何信全，2004），因而理性也应成为法治下的理性。由此可见，哈耶克所强调的演化理性乃是其古典自由主义法治观的自然延伸，自由、法治与理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政治理念。

　　三、核心分歧所在：理性的限度与位置

　　通过考察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的思想来源可以发现，两条不同知识进路的根本分歧恰在于对“理性”意涵的不同理解。哈耶克一生所极力反对的唯理主义或建构理性乃是一种理性的滥用，然而是否可以认为源自苏格兰传统的演化理性观强调“非理性”呢？这就涉及理性的限度问题。人类近代社会形成的共识认为，“理性，乃是人类所独有的为珍贵的禀赋”（哈耶克，1997，第80 页）。如果说动物只有本能的话，那么人类无非是在本能的基础上被上帝赋予了理性。但是，理性并非是的，并且需要我们明智地去运用它，其首要条件在于：“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而设法理解理性在一立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中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Hayek, 1960, p. 70）。许多批评意见认为，哈耶克在警惕理性滥用和重视理性的作用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而显得尤为混乱。但这无疑是对哈耶克知识论的误解以及对其自由理论的理解不透彻。实际上，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独立于他人的强制之外（Hayek, 1960），恰恰是对理性发挥的空间所划定的范围，即在不强制他人的前提下限度地利用理性。这不仅是古典自由主义所秉承的消极自由的积极含义，更是与米塞斯意义上的人类有意识行动的先验准则保持一致。理性，是个体意义上的理性，哈耶克的自由理论和知识论基础皆为个体理性划定了作用范围。

　　实际上，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我们所主张的，并不是要废除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Hayek, 1960, p. 69）。古典自由主义所反对的更多的是对理性的盲目自信与崇拜，康德曾指出人类的这个弱点说：“人类理性非常爱好建设，不只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的情况如何。”明智的做法显然是“人类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理性的有限性”（哈耶克，1997，第XXV 页），既非视人类理性一无是处，亦非视理性无所不能，此乃先哲苏格拉底所要表达的无知观。因而，保持一种谦卑的姿态，一步步地改善细节而非全盘构建，才是人类理性所体现的全部要义。哈耶克在其晚年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再次强调说，所谓“正确使用理性”，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的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实施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哈耶克，2000，第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