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施米特与犹太人

本书显示了与施米特及其“犹太之物”概念之间公开的或者默默对立的观念史、概念史的关联。 

全书共分五章。在*章，研究施米特对待纳粹主义立场与对待“犹太人”的明确态度问题。接着，在研究概念史、观念史问题的第二章至第四章中，探索上述立场表明的多层次的前半部历史。此三章中任何一部分，都涉及施米特著作中与犹太教对立的结合点，即普遍主义、分离主义和加速性。在第五章，讨论施米特在战后的立场。“卡尔• 施米特与犹太人”的主题，即使单纯列举施米特的业绩，并且由现实中乃至想象上“犹太人*好的朋友”也无法阐释清楚。同时，对犹太人及犹太教这种争辩的结果，有待于对施米特与法学上的分析。这一点，是本书根本目的所在。

拉斐尔• 格罗斯，1966年出生于苏黎世，在柏林、比勒费尔、剑桥、埃塞学习历史学与政治学。从1992年至1995年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弗朗茨• 洛塞维克研究中心做特别研究员。从1997年开始在波鸿的鲁尔大学担任近现代史课程的助教，并著作和论文颇丰。

卡尔·施米特大名鼎鼎。他或许是20世纪被谈论最多的德国法学家，也应该是对其评价中分歧点最多的法学家。研究施米特著作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神学家、德国学家、历史学家，不限于德国，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与意大利，也层出不穷。即使从最近五年来看，仅仅对其研究状况作一概括，就不是一本书所能包容的了。佛兰德（Flandre）佛兰德：一译弗朗德勒，法国与比利时交界地区。——译者注（全书脚注均为译者注）的比埃特·托密森（Piet Tommissen）教授几年中一直致力于编辑施米特研究目录，所编纂的1959年、1968年、1978年的三份目录，收录了1600篇以上的有关论文。尽管如此，真正的“施米特复兴运动”（SchmittRenaissance）是在此后才方兴未艾的。1施米特最有名的著作有《政治浪漫主义》（Politische Romantik, 1919）、《论独裁》（Die Diktatur, 1921）、《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Rmischer Katholizismus und politische Form, 1923）、《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1927)、《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 1928）、《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t und Legitimitt, 1932）、《利维坦》（Der Leviathan, 1938）此处所说《利维坦》，全名应为《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大地法》（Der Nomos der Erde, 1952）、《游击队理论》（Theorie des Partisamen, 1963）。这些著作乃至小册子无论哪一种，都没有能够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即使只将书名作一排列，就足以引起方家的注意了。使施米特著作得以焕发魅力的，与其说是依靠他那勃发的理论创造力，不如说是他将讨论与决定（Diskussion und Dezision）、友与敌（Freung und Feind）、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t und Legitimitt）、规范与律法（Nomos und Gesetz）、陆与海（Land und Meer）、遏制力与反基督（Katechon und Antichrist）等基础概念对立化的研究方法。有赖于这些基础概念，施米特获得了优秀思想家、简洁表达者的声誉。但是，许多读者感受到的施米特著作与人格，绝非来自所谓思想的一致性；8恰恰相反，其独特魅力完全产生于他所解释的各种概念的外在清晰度，以及其个人形象的不透明度。他的著作的传播，与他心中有所感叹而提出的17、　18世纪法典文献2同样具有一种神秘性。卡尔·施米特与犹太人序言施米特著作影响所达到的异常程度，即使在他参与纳粹主义并发表反犹主义言论后，也未曾削弱。他对1936年纳粹法律家联盟以“法学领域的犹太主义”（Das Judentum in der Rechtswissenschaft）为主题的大会——该会议使人想起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ener）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代表作有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 1865）、《纽伦堡的名歌手》（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1868）等。臭名昭著的论文《音乐领域的犹太主义》（Das Judentum in der Musik，　1850）3——的组织运作如此不遗余力，也没有妨碍他的论题与概念影响的扩张。尽管1947年至1951年施米特手记中仍然吐露出反犹主义观点——该手记在其死后的1993年以9《注释集》（Glossarium）为题出版——他被人们的接受也并没有因此受阻，没有受到负面影响。人们至今几乎没有研究施米特学术生涯中所延续的犹太人与“犹太之物”（dem Jüdischen）的对立，及其与他的著作之间的关系。这里有错综复杂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必须注意施米特与他弟子的态度。施米特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犹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一直声称自己早期言论决非反犹主义的。当出现对他的“反犹主义”（antisemitisch）的异议时，他就用“犹太人评论”（judenkritisch）取代“反犹主义”一词为自己辩护。4施米特最忠诚的弟子再三强调他的完美无瑕。他们为此采用两种战略。一种是指出施米特的个人朋友关系。确实，施米特与犹太人多方面的联系影响到众多读者。被看作犹太人的，即使改宗天主教与新教的人，在施米特眼中，也仍然属于犹太人。本书也遵从这一规则。他们尽管属于“犹太的”，施米特却并不回避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作为朋友交往。从施米特把所著《宪法学说》献给他年轻时的朋友、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弗里茨·艾斯勒（Fritz Eisler），并且与弗里茨的弟弟格奥尔格（Georg）保持密切往来，1945年以后又有新的接触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5这同时也给人们留下施米特与知识界朋友私交之广泛的印象。1915年以后，施米特就有关辞职的事情，亲笔给德恩卡和亨姆普累特出版社（des Verlages Duncker & Humblot）经理路德维希·费伊希特万格（Ludwig Feuchtwanger）写信。610施米特与国民经济学家莫利茨·尤利乌斯·博恩（Moritz Julius Bonn）也有密切交往。7他在1928年受柏林商科大学招聘时，得到博恩的关照。同时，他与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早期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与法学家记者瓦尔德马尔·古里安（Waldemar Gurian）也有往来。8施米特还与20年代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法学理论家赫尔曼·赫勒（Hermann Heller）赫尔曼·赫勒：1891—1934，德国政治学家。过往甚密。91933年以后，施米特为同事艾尔温·雅各比（Erwin Jakobi）写推荐信，坚持雅各比不适用反犹太的《恢复职业文官法》（Gesetzes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他与雅各比，是一年前共同拥护巴本（Papen）总理因普鲁士政府被解散而向国事法院起诉的关系。1011他还与法学家阿尔伯特·亨塞尔（Albert Hensel）11以及格哈德·拉萨尔（Gerhard Lassar）12频频往来。无论是传记还是常识都告诉我们，重要的是施米特与保守法学家埃里希·考夫曼（Erich Kaufmann）的关系，特别是与作为他最重要论敌的法学与法哲学家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汉斯·凯尔森：1881—1973，德国公法学家，曾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纯粹法学派奠基人。凯尔森流亡美国前，曾长期在德国执教，与施米特不仅在法学思想上针锋相对，在同行关系方面也有摩擦。的关系。13同样，施米特给后来的联邦宪法法官格哈德·莱布霍尔茨（Gerhard Leibholz）以很高评价一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4人们还指出他与卡尔·洛维特（Karl Lwith）、1512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卡尔·曼海姆：1893—1947，德国社会哲学家。1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弗朗西斯·罗森斯蒂尔（Francis Rosenstiel）、17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18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以及宗教哲学家雅各布·陶伯斯（Jacob　Taubes）雅各布·陶伯斯：1923—1987，德国宗教社会学者、犹太学家。之间的关系。19就施米特的弟子与崇拜者来说，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领袖的法学家奥托·克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弗兰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20施米特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恢复自己的名誉而毫不犹豫地利用犹太人。施米特在战后的一般阐述者，很难分清楚哪些是施密特本人为自己、哪些是其他人为他辩护的意图，于是带来了奇妙的后果。其名闻遐迩的例子，就是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Trauerspielbuch）中对施米特的肯定之处，被阿多诺（Adornos）删除。相反，本雅明著作编纂者却忽视了本雅明寄给施米特的唯一能够确认为1930年的信，尔后又肆无忌惮地作为其他文献“引用”，最后才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其归入篇幅庞杂的信函类中。2113回避这种论题的另一种战术，见于1988年为卡尔·施米特百年诞辰出版的纪念大会论文集。在那里，以使人联想到施米特形象的罗马天主教会所编《异教徒总录》（Complexio oppositorum）的形式，刊载了28名作者的论文。作为编者的行政学家赫尔穆特·古里奇（Helmut Quaritsch），在以“关于与卡尔·施米特的人格、著作的交往”（ber den Umgang mit Person und Werk Carl Schmitts）为标题的这个大部头论集的前言中发出警告，直言不讳地说对施米特反犹主义的责难完全是主观臆断，根本没有触及施米特思考的核心：“如果施米特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对他1910年至1978年期间写的40部书和200篇论文来说14……，又有什么意义？”22古里奇为了显示正确评价施米特的“原则”，苦心回避令人生厌的论题，提出了揭示施米特与其崇拜者、“纯粹犹太人”的雅各布·陶伯斯23关系的逸闻，对有关施米特反犹主义著作特别微妙、难以应对的发问，则作为异端审问式的非礼加以呵斥。24施米特与他的弟子，深刻理解了在接受施米特著作影响下形成的策略。这种异常的现象，由于与往昔纳粹的关系并在以后拓展的机械论而得到决定性的推进。纳粹主义后来的历史关系到个人的罪责，在联邦共和国尤其是加以否认与抹杀的历史。25诚然，在战后阶段，纳粹的反犹主义者面对战争中遗留的堆积如山的尸体，曾经多次公开表达过遗憾的或嫌恶的念头。但是那种尽可能用抽象态度进行道德评判的对象，特别是在大学范围内，从魏玛共和国（der Weimarer Republik）魏玛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立的共和国，正式名称为“德意志国”，因实施1919年在魏玛（Weimar）召开的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而得名。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废除魏玛宪法，实行专制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大学教授具体的反犹主义言行、知识精英参加纳粹所开展的反犹主义活动，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2615换言之，对于“单纯而热闹的”反犹主义及其结果加以判罪，并对各种反犹主义言论采取机会主义的不痛不痒的指责，司空见惯。然而，“并非那样单纯”的反犹主义——特别是SS（纳粹党卫军）与SD（纳粹秘密情报机关）内法律部门出身的精英官僚们所抱反犹主义27——的原因与意义，无可怀疑地应该加以探究。马丁·布洛夏特（Martin Broszats）的考察从这个角度出发，赞成迥异于对纳粹的传统看法，认为不要将个人的罪与共同责任混为一谈，乃至加以过于简单地清算审理与处罚，而应该注意隐蔽着的东西。28禁忌（Tabus）的意义，作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有名的题目，对于涉及错综纠缠的共同犯罪的社会机械论研究，直到今天也没有丧失其价值。弗洛伊德说禁忌的意思来自两个相反方向。禁忌一方面具有“圣物”的先兆；另一方面，禁忌被看作是“令人讨厌的、危险的、应该被禁止的、不纯的东西”。所谓“禁忌”，是为了避免伴随“接触尸体”而来的危险所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29这是适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状况的。对死者的禁忌，正如弗洛伊德所写的那样，显示出与失去朋友那样普通的悲痛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触及的恐惧，是无意识地看到死亡，或者是想到自己对其应该承担的责任所引起的。3016除此之外，在施米特思考中接受最多的是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tischen）与保守背景下的“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的进程。由于1945年以后依旧残存敌人的烙印，占领军向民主主义方向转折的作用，或多或少受到抑制。作为所谓纳粹主义原因列举的，有现代主义、大众化与世俗化。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这些概念对于说明纳粹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31而抗拒魏玛共和国时代现代主义、实证主义、世俗化的反议会主义斗争，却摇身一变，成了民主主义（接着又是活跃的民主主义）名义下的反纳粹主义。于是，纳粹主义在政治上、道德上的失败，就可以认为不是根本的立场问题。所谓反犹主义的主题被完全剔除，当年的纳粹党人施米特，就被打扮成魏玛宪法的保守的坚持者、奋而抗击纳粹主义灾难的魏玛拥护者。这个变化一旦出现就一直延续下来。1945年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联邦共和国，认真主张延续纳粹德国的人不复存在了。而与这个转折并存的，仍然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其中最简明的理由，正如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所说的那样，是由于“社会中坚人物的连续性”。32除了几项典型的政治功能，在其他方面——学术界、工业界、商业界、大学与研究所——从1933年至1945年期间肩负着纳粹社会责任的人们，在1945年以后，也同样担负起民主主义的重任。17即使这些事情，就已经是在制度上完全阻碍德国精英反犹主义学术研究的主要原因。33纳粹主义在其后的历史大多还没有被编写出来。这部历史主要应该是理念史、精神史（die Ideenund Geistesgeschichte）。正是在此领域，人类记忆能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萨乌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nder）在与马丁·布洛夏特的争论中指出：“这一点上，正常的东西比起非正常的东西，能够理解的东西比起难以理解的东西，可以比较的东西比起不好比较的东西，耐久的东西比起难以耐久的东西，更招人喜欢。”34对哲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法学发展的关注尚不很充分。就我们的宗旨来说，法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比起其他任何研究来，都更有意义。35迄今为止，即使在法学的发展中，即使在战后初期自然法的复兴中，甚至在历史学与反犹主义对立的各种形态中，对施米特的研究，虽然得到某些推进，整体上依然长期裹足不前。以上所举的个人的、学术上的策略与历史的一切理由，都渊源于“施米特与犹太人”（Carl Schmitt und die Juden）的题目。对该题目迄今为止尚未进行体系化的研究。与此同时，正如已经指出的，有关施米特的文献正在不断出现。在最近几年中，除了施米特的著作与论文集以外，3618施米特早期试写的文艺批评37与过去未曾出版的个人手记38也出版了。与恩斯特·云格尔（Ernst Jünger）、恩斯特·罗伯特·库尔迪斯（Ernst Robert Curtius）、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以及评论家阿米尼·莫勒（Armin Mohler）的通信与谈话——特别是有关胡戈·巴尔（Hugo Ball）的——都已经加以搜集。其他书信，例如与汉斯·巴里翁（Hans Barion）、恩斯特—沃夫冈·伯肯福德（ErnstWolfgang Bckenfrde）、恩斯特·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往来书信的收集也列入了计划。39有关施米特与其他学者关系的比较研究，已经有所进展，至今正在对施米特著作与黑格尔、多诺索·柯特（Donoso Corté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巴特（Karl Barth）、海尔默特·布雷斯纳（Helmuth Plessner）、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瓦尔特·本雅明、列奥·施特劳斯的关系加以分析。4019最近一段时期，致力于施米特历史研究的比重增加了。41从施米特为数甚巨的遗物中发掘用作资料而写成的论文固然不多，然而要特别指出的，有安德烈亚斯·克内（Andreas Koenen）与迪尔克·冯·拉克（Dirk van Laak）的论文。慕尼黑的保罗·诺阿克（Paul Noack）用德文写成的早期施米特传记中，却不太有新的信息，42主要内容在约瑟夫·贝德斯基（Joseph Bendersky）的著作中已经有所揭示。当然，这部施米特早期的纯粹传记成果，明显受到施米特个性的直接影响。20尼古拉斯·松巴特（Nicolaus Sombart），尼古拉斯·松巴特：1923—2008，德国历史学与文化社会学者。迄今为止就施米特对犹太人的立场问题作出了最为翔实的研究。松巴特根据他青年时代的想象，将犹太人对欧洲历史的意义问题作为研究施米特的核心。43他在其著作《关于德国的男性》（ber Die deutschen Mnner）中，把这个问题在设定为文化史、心理史的框架内加以探索。但是其中有关犹太人与施米特对立的记述，仅仅作为《关于德国的男性》思考结构的说明而附带提出，退回到母权制与父权制对立的背后。松巴特认为——正如他在青年时代想象出而写的那样——对于施米特及其时代原来的命运问题，是“人类男女两性所谓性的原始现象”。他凭借这个论断回到精神分析学的解释模式，用独特的方式解释施米特的反犹主义。44松巴特的书，详细揭示了1933年至1945年期间施米特明确的反犹主义论题。不仅如此，他指出的1933年以前施米特著作中反犹主义可能性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45因此，松巴特著作对本书中心问题有许多启发。21施米特有关犹太人与“犹太之物”之间对立的论述，传记的、历史的与观念史的即经常出现的概念史的要素纠缠在一起。最后这个要素是可以明确施米特的思考根本要素的，至关重要。而从传记的立场来说，阐释施米特所关心的历史的含义，其重要性也并无逊色。施米特于1888年出生于德国中西部藻厄兰（sauerlndischen）的普勒滕贝格（Plettenberg），在一个小市民的天主教徒家庭中长大。根据他自己所说：“对于我，天主教的信仰，是我的祖父、父亲一代代的宗教信仰。不仅出于信仰，就历史出身来说，如果这样说合适的话，我在种族上也是天主教徒。”46然而，周围的新教氛围日益增强，不能不给他的天主教家庭产生影响。正由于如此，仍然属于天主教飞地的少数派加强了自己天主教的同一性。47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新教特别是它的教育准则也给予施米特明显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施米特，抱有对新教的宗教批判的兴趣，决定从天主教神学学生宿舍搬出。他手头保存着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发表很多议论的《耶稣传》（Das Leben Jesu）一书。48施米特还经常阅读从集结在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