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对政府的经济分析一般可划分为两个流派。其中一个流派强调，政府是达致公益的一个力量，例如它能够规制市场、再分配资源，并且一般而言致力于改善公民的福祉；另一个流派则认为，政府的行为是受私利驱动的，其决策经常受那些有势力的人士和群体的影响，很难激励其官员追求公益。《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在以上两种*视角之外，给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既指出政府有谋求公益的潜力。又承认事情经常会南辕北辙。这种观点认为，有效政府的出现需要具备一定的制度前提，接着认真分析了这些前提条件。《守规的代理人：良政的政治经济学(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作者特别强调，良政不仅需要进行制度框架的设计，同时也需要深入理解有关激励机制的运行方式和政治家的遴选过程。 

蒂莫西•贝斯利,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森特利丰田国际经济及关联学科中心主任。同时也任职于财政研究所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前言

章政府理论：比较的观点

1.1问题的提出

1.2本书的结构

1.3研究背景

1.4经济政策的制定

1.5政治经济学

1.6政治中的激励与选择

1.7结束语

第二章政府失灵探源

2.1前言

2.2政府失灵的概念

2.3案例分析：公共项目的筹资

2.4政府失灵探源

2.5政治失灵探源

2.6政府失灵的动态学

2.7模型的含义

2.8结语

第三章政治代理和政治问责

3.1引言

3.2政治委托-代理模型的基本内容

3.3基准模型

3.4模型的一些扩展

3.5几点讨论

3.6结语

第四章政治代理与公共财政

4.1导言

4.2模型的说明

4.3三种情形

4.4模型的含义

4.5限制政府

4.6公债和赤字

4.7政府与非政府组织

4.8执政能力存在差别的情况

4.9结论

附录：仅存在道德风险情形下的优财政政策

第五章结语

参考文献

前    言

本书的初步构思，形成于我在乌普萨拉大学林达尔讲座（Lindahl Lecture）授课期间，时间是在2002年10月。本人很荣幸能获邀在这样一个神圣的讲坛报告本人的一些研究，因为正是林达尔给出了公共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极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也正是他曾经向人们展示了深邃的思想，并迄今仍是本书需要探讨的。而我也正是要借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在林达尔贡献的基础上去研究，如何才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尤其要感谢瑟琳．布勒姆斯特（Soren Blomquisit）和贝蒂．霍姆兰德（Bertil Holmlund），感谢他们在我访问期间的盛情款待，以及又以极大的耐心准许我一拖再拖，才终把授课的内容整理出版。同时我还要感谢乌普萨拉大学的师生，与他们的积极互动才使得我的本次访问显得兴趣盎然。

而之所以拖沓这么久才把这份讲稿整理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尝试更深入、更系统地来梳理和发展当时的一些想法。当然，我也确实有所收获，比如我现在更清楚地知道，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并不向我以前想象的那样成熟，甚至还没有完全被了解，故而我们还有机会更深入、系统地来发展它们，使之应用于对更多、更复杂问题的分析，而这一任务又相当紧迫。又比如，这里向读者展现的手稿就对仁善独裁视角下的政府理论和公共选择视角下的政府理论的分野，有了更清楚的分析。而作为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研究生，我相信健全（不一定是小的）政府的重要性，但是政府职责又显然经常被滥用了，我一直试图在二者间进行调和。但如今我的想法却有了明显的改观，至少现在在我看来，政府的激励问题才是位的，并应该成为所有公共经济学授课过程中必须重点探讨的一块。当然，相对于初稿而言，目前的这本书里，我还增加了一些更精确的有关政府失灵概念的内容。

本书的若干概念和内容综合了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一些成果，希望能对仍处于萌芽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有所贡献。尽管我一直试图把书中的技术处理部分减到少，但如果读者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微观经济学工具，还是有助于理解书中的有关讨论。本书所涵盖的内容远非详尽，实际上整个政治经济学学科还在迅猛发展。在本书中，我仅侧重通过委托代理方法对政治领域中由非对称信息所引发的部分现象进行了探讨，而基本上没有怎么涉及空间竞争模型。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还曾有幸就本书的部分内容在由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中心（CBRSS）组织的与作者系列互动会上与部分学界朋友交流过。对此，我首先要感谢吉姆•阿尔特（Jim Alt）、凯恩•谢普斯尔（Ken Shepsle）盛情邀请和款待。在哈佛交流期间，我也深深受益，期间很多讲座的参与者都是那么的慷慨直言，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和意见，使我得以发现和纠正一些难以察觉的错误。我要感谢一些人在讲座期间对我研究的慷慨反馈，这些人包括德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阿尔伯特•埃里森娜（Alberto Alesina）、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约翰•兰德尔根（John Londregan）、阿瑟•卢比亚（Author Lupia）、亚当•麦罗威茨（Adam Meirowitz）、夏朗•姆坎德（Sharun Mukand）、吉姆•斯尼德（Jiim Snyder）、埃里克•斯博拉里（Enrico Spolare）。

另外还有很多人对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有很大的贡献。纵观已经过去的职业生涯，在众多曾经给过我建议以及帮助的人中，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斯蒂芬•寇特(Steven Coate)，我一直从它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灵感，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与寇特在很多研究项目中有过合作，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尤其是那些比较成熟和科学的内容）实际上都也可以直接归功于他，或者至少是在长期的合作和讨论中，有些思想已深深内化在我的思维脉络里，以至于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下笔成文。此外，在我刚刚尝试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时候，安•克斯（Anne Case）就也已经是我的合作者了，当时我们采用政治委托代理模型去尝试研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美国州长的竞选连任比率。安教给了我很多亦体现在本书中很多思想，比如本书第三章中对美国州长（经验）研究的部分，实际上就建立在我们曾经合作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的。在采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公共财政问题上，迈克尔•斯马特（Michael Smart）也是我的一位合作者，本书第四章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我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另外它与丹尼尔•斯特姆（Daniel Sturm）合作研究的一些内容，也深深影响了我在第三章所研究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设定。

伦敦经济学院（LSE）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很荣幸能能够从1995年以来就成为其经济学院和三得利—丰田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研究中心（STICERD）的一名职员。这使得我有幸能够与很多同事一起共事，并深深受益于他们的探索精神、真诚以及所展现的活力。我要特别感谢我在研究中心的同事奥利安娜•班迪拉（Oriana Bandiera）、鲁宾•伯格斯（Robin Burgess）、迈特里什•格塔克（Maitreesh Ghatak）、马库斯•戈登斯坦（Markus Goldstein）以及安德里•普莱特（Andrea Prat），并且与后者我们还曾经就本书的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我也得到了一些深受启迪的评论。

还有其它很多人，他们的评论和鼓励帮助我加深了对本书中所研究的一些问题的认识。这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戴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吉姆•汉斯（Jim Hins）、克莱尔•利佛（Clare Leaver）、格拉特•列维（Gilat Levy）、斯蒂芬•莫里斯（Stephen Morris）、罗格•梅耶森（Roger Myerson）、托尔斯坦•佩尔森（Torstein Persson）、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保罗•希波里特（Paul Seabright）、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丹尼尔•斯特姆（Daniel Sturm）、加尼多•泰伯里尼（Guido Tabellini）、考莱德•博卡迪（Konrad Burchadi）、马利克•黑森斯特里特（Marieke Huysenstruyt）、马萨•科德姆特斯（Masa Kudamatsu）、玛丽特•里赫维（Marit Rehavi）。另外，斯尔维亚•皮茨尼（Silvia Pezzni）出色的助研工作为本书的写作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还要还特别提一下马萨，它仔细通读了本书的手稿，并给与了一系列有益的评论，再次感谢。

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基里安（Gillian）和儿子托马斯（Thomas）、奥利佛（Oliver），感谢他们一贯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