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一种国际政治变革中新的重要理论，它建立起了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一框架可能会改变我们看待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吉尔平教授认为，几千年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他利用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来论述世界秩序中引起变革的力量。讨论集中在国际体系中不同的力量增长以及这种不平衡所带来的结果。经济或军事力量平衡的变换削弱了现存体系的基础，因为实力增长的国家看到改变体系的好处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吉尔平认为，其结果是，行为者试图通过领土、政治或经济扩张来变革体系，直到维持变革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当国家根据它们的利益来发展实力、变革体系时，它们会为之奋斗，不论是通过增加经济效率，追求共同利益的*化，或者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

罗伯特·吉尔平（1930-2018），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1952年毕业于佛蒙特大学。1954年在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196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1960—1961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61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国际关系学教授。1967—1968年和1976—1977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员。1975—1976年任美国总统技术和经济顾问团成员。主要著作有《美国科学家和核武器政策》《科学家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贸易、投资和技术政策》、《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等大量著作。其中《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87年）和《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2001年）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

序/I

导言/1第一章国际政治变革的性质/7

理解国际政治变革问题的基本框架/8

基本术语的定义/12

国际政治变革的类型/30

渐进性变革与革命性变革之比较/34第二章稳定与变革/40

影响变革的环境因素/44

国际体系的结构/65

变革的国内根源/75

结论/82第三章增长与扩张/84

帝国的周期/87

现代模式/91

对变革与扩张的限制/112

结论/119第四章平衡与衰落/122

影响政治衰落的内部因素/124

影响政治衰落的外部因素/130

结论/142第五章霸权战争与国际变革/144

结论/161第六章世界政治中的变革与持续性/163

当代战争中的核革命/165

民族经济的相互依存性/168

全球社会的出现/171

结论/175结语当代世界中的变革与战争/178

参考文献/188

布赖恩·巴里（Brian　Barry）在其1970年出版的杰作《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民主》（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一书中，曾划分并分析了当代社会科学中理论建构方面的两种最重要方法——理论建设的社会学模式和经济学模式。为求得对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解，本书将吸收这两种社会理论所提供的见解。无疑，上述两种理论各有建树，但在我们的研究项目中将只把它们视作一种启迪，而不是应予完全使用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还得简要地探讨一下它们的长处和不足，以使读者熟悉本书的理论背景以及方法论基础。

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整个社会体系。诚然，对社会体系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它们都有一系列可证明是同一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突出特征是具有明显或隐约的相互关系。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其他社会角色，社会学理论都假定：个体行为要由其所处制度的性质及其在该制度中的地位来解释。社会体系是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其影响不是通过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使行为者社会化，就是通过对行为者施加各种约束来实现。总之，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社会体系本身必须是理论建设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或者某些学者所称的理性选择理论，则与社会学理论的整体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它假定，个人行为是完全由合理性来决定的（Becker，　1976：5;　Rogowski，　1978）。个人力图在付出尽可能低的成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或至少是满足）某些价值或利益。在这种场合下，合理性只适用于努力过程，而不适用于结果；因无知或某种其他因素而不能实现某一目标，并不能说明下述推理的前提是错误的，即个人在成本与利益或手段与目的的核算基础上行事。最后，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将力图实现其目标直至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说，个人对某种目标的追求，要在相应的成本与已实现的利益相等时才会停止。经济学家正是极力按照这些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假设来解释人类行为的。

社会学方法的长处在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个人行为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决定因素上。在一个有原则和规范的世界里，个人的抉择和行为并不是完全由自己来决定的。况且，这些限制性的原则和社会结构也不能完全使个人变得自私自利；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以认为个人是按某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对立的方式行事的。当然，为了符合自己的利益，个人会（通过个体、群体或国家）谋求原则和结构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永远不能完全逃脱社会结构的各种限制。此外，正如珀西·科恩（Percey　S.Cohen，　1968:126）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个人和群体想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的行为却常常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无论自身利益还是社会结构，都是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

经济学理论的优点是，它体现出社会与政治变革的一般概念，而这种概念有助于理解国际政治的变革。约翰·豪尔沙尼（John　Harsanyi）认为，社会变革问题“最终要从一些人改变自己行为的个人动力方面去解释”。这就是一种变革理论。它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断定，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Harsanyi，　1969:532）。它的焦点，集中在解释技术的、经济上的及其他方面的变革，是如何影响权力和个人（组织在联合体和国家中的个人）利益，并由此影响他们去更正自己行为和调整其制度机构的。

这种社会或政治变革的经济规律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之上：社会制度的目标与性质，主要是由其个体成员的自身利益和相应权力来决定的。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1966：26）的话来说，“政治结构被看成是某种源出于个人参与者的选择过程的东西”。个人、群体以及其他行为者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创造那种他们认为能增进其利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因而，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制度之目标，也主要反映其较有权势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一旦这些个人的（或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发生变化，就会产生改变原有制度及其目标的企图，以反映利益和权力上的重大变化。

这种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长处在于它可以依赖经济学理论中许多经过多次考验的观点。事实上，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行为理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经济学理论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广大领域；有时还被运用到诸如自杀或婚姻配偶选择这类通常被视为非经济行为的现象中。其运用之广，已接近荒唐可笑的地步。然而，只要我们运用得当，那些所谓的微观经济学规律，如需求规律、边际效用率、利润递减规律等，以及那些国家财政和其他经济学分支中的理论，都会有助于解释政治行为。

可见，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对国际政治变革的研究，必须考虑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是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者的相应收益（权力）的，又是如何影响为实现群体或国家追求的目标所需付出的成本的。在这些目标中，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群体或国家利益的社会政治安排。本书也将证明，为与那些增加相应的权力或减少修改政治安排所需付出的成本的情势发展相适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都会力图变革其政治体系。而且，这种努力要持续到进一步变革所需的成本与可获得的利益之间达到均衡方会停止。

作出以下假定固然是有益的，即社会体系和政治制度的产生是由那些追求眼前利益的强有力的行为者决定的。可是，其后所产生的社会安排却不能完全随这些行为者的意志而转移或控制。而且，一旦社会和政治制度安排就位，就会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譬如，消费者或销售者的个人行为导致经济市场的形成，但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上，这些个人却不能控制他们购买或销售的商品的价格。同样，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79）说过，每个单个国家共同组成了一种国际体系，可它们对该体系的运作只能进行有限的控制，它们还得在不同程度上顺应这个由相互作用的国家构成的、相互竞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的自身逻辑。华尔兹的见解，指明了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方法（或者体系方法）的价值。

由于本书既要分析近现代世界，还要分析此前社会的政治变革，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关的问题：经济学理论是否普遍适用？其效用是否仅限于由追求理性的自身利益，并且贪得无厌的个人所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呢？本书将假定，合理性既不受历史，也不受文化的局限，但是所有社会（包括过去和现在）的个人都企图通过其可能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去获取他们的利益，实现他们的目标。不过，个人所追求的特定利益或目标，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手段适当与否，则是由当时占优势的社会规范和他们所具有的物质环境所决定的。鉴于此，尽管我们于本书中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以求得对政治变革问题作出理解，但我们也认为，社会学观点对理解合理性行为的来龙去脉同样是必要的。一言以蔽之，要解释国际政治的变革，就必须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这本书将把社会学和经济学探讨社会理论的方法都吸收进来，以期形成一种国际政治变革的理论或概念。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两种社会理论都有严重的局限性；即使每种方法都能部分地弥补对方的不足，可是两种方法的结合并不能为政治变革提供全面的解释，也解决不了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基本的两难窘境——是准确无误地去解释琐细之事呢，还是粗略地探讨重大之事？我们在研究中已经选择走后一条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人们打算处理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般性的错误和某种过于简单化的现象则是人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我们的研究澄清了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诸问题，而不是使人们感到困惑，那么，牺牲这种准确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得益于一些机构的鼎力相助。纽约莱尔曼研究所（The　Lehrman　Institute　of　New　York）提供了最初的工作基金并给我以精神鼓励。追加的财政资助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它的冲突研究项目拨款。普林斯顿大学特许我告假离开教学和学术职位；该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国际研究中心也在财政等方面帮助了我。承蒙所有这些机构的支持，我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在此一并致谢。

此外，我得感谢那些对初稿提过意见或以其他方式帮助过我的个人。在此尤其想对与我讨论过本书初稿的同事、学生和其他人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是：戴维·卡普洛、迈克尔·多伊尔、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迈尔斯·卡勒、彼得·卡赞斯坦、马里恩·利维、吉姆·基格尔、罗伯特·基欧汉、迈克尔·洛里奥、迈克尔·马斯坦登诺、拉尔夫·彼特曼、马克·辛兹、戴维·施皮罗、肯尼思·华尔兹。我还受到我的同事威廉·布兰森的特殊恩惠，在经济理论对寻求解决政治变革的适应性问题上，他曾给我以指点，并且长年累月地为我辅导经济学知识。在波士顿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参加过我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班和学术讨论会的研究生，也使我受益无穷，他们提出的问题之多，远非我所能一一作答的。我还要感谢我的秘书多萝西·格罗尼特以及威尼弗雷德·多纳休职业打字行，是他们为我准备了本书的打印本。我的妻子琼在幕后默默地安排组织所有有关工作，她既是编辑，又是督促人，还是一位卓越的批评家。

最后，我要对已故的哈罗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表达我的敬意，并谨以本书献给他。尽管他从未读过此书，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并且可能对其中许多看法持有异议，但是，他对本书的概念作出过贡献，他的思想影响了本书及作者，其贡献和影响方式之多是他本人难以意识到的。他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一位杰出带头人，并始终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列。我们这些有幸认识他并成为他同事的人，将永远珍藏我们对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