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国际理论前沿

*的生态经济学前沿理论！

对生态经济学前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着积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生态经济学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旨在解决人类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不同于环境经济学对环境的主流经济分析，生态经济学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的一种财产，并强调保护自然资本。生态经济学围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结构、功能、规律、平衡、生产力及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数学模型等内容，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尽管过去生态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思想不断深入，但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仍有待完善。

本书由周冯琦老师主编，陈宁老师对近五年来的国际理论做了整体而细致的梳理，有着极高的出版价值。

 

周冯琦，1966年7月生，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政府管制与国企改革。2001年曾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等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近年来，主持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市级研究课题。在主要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并出版有专著《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分析》，合著《产业组织：21世纪理论研究潮流》和《产业经济学》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本学科近五年的前沿动态

第二节  集中涌现的主要观点和创新

第三节  研究密集度较高的热点问题

第四节  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点

第五节  学科体系发展前景展望

 

第二章  超越不经济增长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社会可持续的去增长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三章  分享经济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主要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四章  可持续贸易的国际研究动态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五章  国际环境经济核算进展与展望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六章  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及其福祉的影响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研究理论基础

第三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四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五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六节  前景展望

 

第七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八章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九章  生态治理新契约

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原因

第二节  最新的理论观点与方法

第三节  重大理论创新

第四节  代表学者与文献

第五节  前景展望

 

第十章  OECD国家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研究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方法

第三节  主要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年来，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十三五”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创新工程”机制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编撰和出版项目，力图反映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硕士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供引导，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是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二批集中成果，重在梳理国际领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近年的重要观点和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习近平“5·17”讲话为原则，以我院60个创新团队为骨干力量编撰。

    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丛书编委会

2017年4月15日

第一章  导    论

　　生态经济学是一个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旨在解决人类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不同于环境经济学对环境的主流经济分析，生态经济学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的一种财产，并强调保护自然资本。生态经济学围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结构、功能、规律、平衡、生产力及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的宏观管理和数学模型等内容，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节  本学科近五年的前沿动态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式创建的。美国海洋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的着作《寂静的春天》中，首次真正结合经济社会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几年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着作《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正式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及“太空船经济理论”等。此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英国学者爱德华·戈尔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的《生存的蓝图》等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生态经济学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半个世纪以来，生态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并大大拓展了学科研究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为解决具体的生态经济问题提供了思路。随着全球经济和生态状况的变化，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一、 生态宏观经济学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回归，经济衰退的现象、原因和后果都不能仅仅通过微观经济决策来理解。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界追求理性选择的影响，并将它们奉为所谓的“微观基础”，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志。然而，仅仅关注个人消费者、企业或政府的选择和行动很容易错过经济体系的重要决定因素，而经济体系只有在中观或宏观经济层面才能体现出制度、协调、复杂性等的重要性。以往生态经济学主要集中于低层次、小规模经济子系统的研究层面，近年来生态宏观经济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它正在迅速扩大对当前宏观经济学的理解。在过去几十年中，宏观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发展是研究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金融市场及其在非金融部门中的作用的研究。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增长的可取性及其作为福利指标的适宜性的问题重回研究视野。生态经济学正在向更一般的理论框架建设的方向发展，其中一部分是新的生态宏观经济学（Kallis等，2012;
Victor和Jackson， 2013）。生态宏观经济学需要理解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规模稳态或衰退对收入分配、居民福利的影响，金融市场对企业和家庭的重要性等。

　　（一） 经济增长规模

　　忽视生态宏观经济学和生态增长理论结果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忽略了生态经济学的简单和最基本的原则： 世界是有限的。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人类越来越面临着地球的生物物理边界。生态经济学一直指责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收集投入产出分析中必要的经验数据以及指出物质产品消费和生产方面不可持续的做法方面，已经取得了产出和经济增长的进展。生态经济学家也成功地证明了常规宏观经济思想在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方面的不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假定设定上限和价格信号足以引导市场经济走向可持续的增长和资源利用模式。其他人认为，更为广泛的过渡是根本性的，需要认真重新思考增长模式和相关的标准经济假设以及考虑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

　　同时，预计资源使用的增长率仍然是正向的，GDP增长是世界各地宏观经济学家最关心的命题。在欠发达国家，关注消费和物质福利的增长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被视为减少贫困和促进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即使在经合组织国家，在创纪录的失业（规模和持续时间）和总需求萎缩的背景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经济活动的减少虽然为生物物理系统提供呼吸空间，但也带来社会不可接受的后果。

　　为了给整个经济制定一致的政策建议，生态经济理论需要采取必要的宏观经济思维。长期以来主导宏观经济理论的是供给方法，这意味着通过假设理性行为和运作良好的市场充分利用所有资源。然而，在充分就业的假设下，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转变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会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已被应用于开发不太严格的宏观经济框架，以允许解构生态经济学家为整个经济提出的政策影响。可持续消费、减少工作时间和“绿色”投资是这些概念的例子。然而，这些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并不明显：
如消费减少、储蓄增加。由于节俭的悖论，更高的储蓄可以导致更低的产出和就业。然而，提高储蓄率也可以带来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经济增长。减少工作时间可以刺激技术进步，因为公司希望采用新的劳动技术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实现更高的产出。“绿色”投资可以帮助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但它们自身可以刺激宏观经济反弹效应的经济活动。

　　生态经济学理论在将生态与宏观经济思维相结合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从政治生态学派中发展并壮大了“去增长理论”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与生态宏观经济学相关的问题。去增长理论的重点在于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社会转型，特别强调权力、生产的社会关系和冲突。虽然它们的规范方法及其研究重点存在差异，但是和生态宏观经济学共享许多关于可持续性增长的直接政策建议。

　　（二） 收入分配

　　泰勒（Taylor， 2016）等利用这些文献介绍温室气体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的积累，并研究全球变暖的宏观经济影响。他进一步研究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减缓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抵消，能源使用和劳动生产率、收入分配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杰文斯（Jevons）学说和其他悖论的经济意义。他们使用研究动力系统的方法追踪了在资本和温室气体积累的二维动力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的潜在来源。在这种模式下可以完全实现减排，但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些情景，其中经济沿着基准排放轨迹继续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以跟踪高水平大气碳对宏观经济变量（如产出、资本折旧、劳动生产率）的潜在影响。这是以抑制资本积累和碳排放达到稳态经济的必要手段。

　　收入分配只涉及如何分配相等的收入流。在这些收入流中累积的财富分配往往更不平等。自从皮克蒂（Piketty，
2014）的分析公布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率下降导致财富分配的恶化。杰克逊（Jackson， 2016）等使用一个模拟模型，考察皮克蒂的猜想在低增长的环境中能否实现。在气候变化问题的驱使下，杰克逊等人绕过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累，给定较低或零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策目标或前景。根据这两位作者的早期建模框架，他们在其模型中纳入了差分储蓄率的Neo-Kaleckian特征。校准模拟表明，Piketty的猜想不一定是真的，缓慢的增长不一定导致不平等的恶化；在某些情况下，收入增长受到限制，不平等程度下降。杰克逊和维克托（Jackson和Victor，
2016）也讨论了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之间各种替代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如何与就业问题有关。

　　（三） 金融与金融化

　　虽然一些生态经济学家一直以货币主义术语进行争论（Lawn， 2010），但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商业银行创造的内生性货币与稳定的经济不相容（Daly，2013），争论货币改革以支持当地货币和时间银行（Douthwaite，
2012; Seyfang等，2013）。关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已经有争论，并且这种方法的学术理由很弱（Dittmer， 2013，2015）。最近的研究集中于对金融系统在可持续经济中的作用，包括中央银行、公司银行，有时甚至是债券和股票市场（Bernardo和Campiglio，
2014）。杰克逊和维克托（2015）提出和校准的财务方面的详细模型。纳克维（Naqvi， 2015）提出了金融市场和环境的校准模型，并探讨了各种情景下金融市场环境可持续性政策的影响。

　　丰塔纳和索耶（Fontana和Sawyer， 2016）提出了内生货币创造的分析模型，并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投资率，而投资率本身取决于货币因素。环境可持续性较低的经济增长导致利润率下降、投资需求降低、资本积累减少，最终就业率下降。丰塔纳和索耶指出，较低的经济增长不是一个政策变量，而是一个可能的政策目标，该政策必须找到指导投资数量和组成的方法。对他们而言，这些方式必须通过货币创造和私人银行贷款行为的监管来实现。杰克逊（2009）非常有力地指出了利用金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指导投资数量和组成的政策制定方法的重要性。坎皮格里奥（2016）讨论了其中一些方法的有效性，其中包括货币政策和私人银行贷款行为的规范，解决低碳技术融资缺口。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政策提案通常会呼吁建立使用地球大气的价格。然而，为了进行投资，低碳企业通常需要来自银行的信贷，这可能不会因为碳价本身而容易得到授信，特别是当气候政策像现在一样谨慎地实施时（Bowen等，2014）。坎皮格里奥因此探讨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以优先考虑这种社会需要的投资。

　　（四） 福利指数

生态经济学在批评GDP是关键的经济绩效指标方面有悠久的传统。施梅尔策（Schmelzer，
2016）追踪了对经济增长的追求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目标的，以及衡量、模拟和规定增长方法的方法，并形成了统计标准、国际政策框架和广泛接受的规范。在绩效评价方面，施梅尔策放弃单独使用统计数据的方法，构建社会经济和社会经济表现的多维账户，揭示对人类福利区别和批判的观点，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自1975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生活满意度都没有显着改善（Kubiszewski等，2013）。解决收入、财富和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增加每个人福祉的关键（Pickett和Wilkinson，2009）。豪沃思和肯尼迪（Howarth和Kennedy，
2016）在研究增长、不平等和福祉问题时，提出了批判以往方法论的解决方案，通过一个经典的效用主义伦理框架和关于福利收入联系的经验证据进行分析。他们对美国人均收入分配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考虑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1979年至2011年的税后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可能低至每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