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802579897
编辑推荐
本书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内容简介
南北交互”是李孟昱、刘陶、张琮关于《南方日报》初创时期的口述历史。
2012年12月底，为传承南方报业发展基因，弘扬南方报业历史文化，南方传媒学院新闻研发部启动”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项目。该项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2012年12月底，为传承南方报业发展基因，弘扬南方报业历史文化，南方传媒学院新闻研发部启动”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项目。该项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目 录
张琮：重视搞批评报道，但更注重搞正面报道 3
一、从随军记者到党报记者 3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3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4
四、复刊《广东农民报》和参与创办《南方周末》 6
五、搞经营管理非常得力 7
六、干活方式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8
七、继承传统，批评报道和政策宣传都要抓 10
附录 张琮谈典型报道、新闻改革和队伍建设 11
一、从随军记者到党报记者 3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3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4
四、复刊《广东农民报》和参与创办《南方周末》 6
五、搞经营管理非常得力 7
六、干活方式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 8
七、继承传统，批评报道和政策宣传都要抓 10
附录 张琮谈典型报道、新闻改革和队伍建设 11
刘陶：一手抓报纸，一手抓银纸 26
一、填志愿，写了十二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26
二、羊晚岁月，难忘麦扬、秦牧、杨奇 28
三、化解《南方周末》停刊危机 32
四、舆论监督，省委支持很关键 37
五、一手抓报纸，一手抓银纸 40
六、处理好各方面关系的艺术 49
七、传统与希望 53
附录 刘陶谈报社管理、党报优势 57
李孟昱：任上做了五件事 65
一、办南方都市报“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65
二、组建报业集团 67
三、自办发行“下决心，担下风险” 68
四、办《21世纪经济报道》 69
五、启动竞聘上岗 71
六、要敢于说明、敢于据理力争 73
附录：李孟昱：探索1 1>2的规模效应 77
在线试读
我的新闻工作是从解放前《燎原报》开始的。《燎原报》不是很规范，是一份随军报纸。作为随军记者，我既是编辑又是记者，部队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当时报纸是刻钢板的，发行主要是靠地下交通站。
广东快解放的时候，我进了《粤赣报》。《粤赣报》是铅印报纸，四个版，比较正规，有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我还是个记者。
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就到了东江的惠州，筹办《东江日报》。《东江日报》也是铅印的，公开发行，也是比较正规的报纸，先做记者，然后是组长。
我从事新闻工作，严格来说应该是从《粤赣报》开始的。因为它是铅印的，机构也比较健全。在《东江日报》，我负责农村新闻的采访，还有照相（摄影）。当时在惠阳县土改，全省还没土改，东江日报派我们到那里采访了一年多，住在那边，有什么事才汇报，陆续写了一些连载——章回体新闻——不是小说是报道，在《东江日报》上连载，讲雇农丘子勤翻身入党，后来这个报道给了出版社印成书出版发行。
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1953年到了《粤东农民报》，《粤东农民报》就在汕头，办到1956年2月底，粤东行政公署撤销，就停刊了。组织安排我进了《南方日报》，4月派我到南方日报惠阳记者站任副站长，1958年又调我去汕头记者站，当站长了。过了十几年才回到南方日报（总部）。
1956年3月到南方日报，总编辑是黄文俞。黄文俞，我在打游击的时候就认识他，那时候他是编辑部秘书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我来到南方日报之后，他是“把手”，我感觉这个人呢，很干练，业务能力很强，干起工作来比较厉害。
黄文俞，很有胆识，很关心爱护下级。我在惠阳记者站的时候，主要负责采访，还写了批评报道。当时刚好处于反右时期，地委秘书长要把我打成右派，报社坚决不同意，黄文俞亲自出面干涉，我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从这里可以看出，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令我很感动。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我做记者之后，一个是喜欢写批评报道，一个是喜欢写通讯。
通讯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无论我去到哪边，都会选择写通讯报道。写通讯重要是有细节，到现场，细节需要靠挖掘，不然写出来就干巴巴的。我写的每一篇通讯都会有几个细节。我在汕头记者站，观察生活的时候发现了《山中棋手》的主人公，我们还住在一起，他是住在山上的。我们为了专门采访他，在山上住了十多天，积累一些材料，然后就写成了《山中棋手》一文。当时反响很大。
我在汕头当记者站站长的时候，接触当地的干部群众，与当时的地委书记关系很好，他是管农业的，我经常给他打下手，我发现他的作风很朴实很艰苦，然后专门采访了他，写成了《地委书记》这篇通讯，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篇通讯里面有很多细节。但是现在的同志好像不太喜欢写通讯了，我们报纸也已经很少通讯了。
1963年回来南方日报（总部），1967年我当采编组的组长，我是第二采编组，管经济、农业这块，我也写了不少报道，但是当时报道不允许署名，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采编组到阳江，经过一个点，广州政治部的一个点，写了很多报道，在那里一年多，那些报道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都没有署名。当组长之后任报社党委常委兼总编辑室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也是管经济这一块。1987年，我就当“把手”，当时我已经58岁了，按照现在的政策，我是不可能当的。当时陈培是总编辑，后来他发现了肺癌，然后住院就不可能工作了，就由我代替他工作，代替了大概一年就把我提成了总编辑，陈培逝世的时候是61岁。当时南方报很坎坷，连续好几个同志相继逝世了。陈培、海南记者站站长曾庆松，还有陈树生相继逝世。
我的胆子够大，一定要坚持批评报道，因为是南方日报的传统，不但要坚持，还要发扬光大。我主持南方日报的工作，把批评报道当成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好，每个周会都会研究有什么好批评的。来信部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很多批评线索。来信部每个礼拜都会做出汇报，发现线索后，就组织人力下去采访。
批评报道不仅要胆子大，心还要细；光胆子大没用，心不细很容易出问题。有些批评报道还要送当地审查，每一篇我都要看过之后才能见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的报纸要经过宣传部，由省委书记直接管，所以我就绕开它，直接请示省委书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那时候没有送宣传部的。
那时候宣传部对报纸一般人事那些是管的，具体报道它不管。具体报道省委书记管，省委书记林若比较开明，他是支持批评报道的。当时宣传部长有些意见，我不管。我不怕他。反正犯错误我多乌纱帽不要了，正厅级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情况不可想象。当时很顺利，当时我们批评报道占了主角，实事求是，重要的批评报道有些还要给他本人看。当时《南方日报》威信比较广，下面不敢说你不要批评，有省委书记支持。
当时批评报道的对象不光是批评一般的小干部，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照样批，有时是地委委员、厅局级别。也有一些来找我的，比如批评统战部的一个干部，我批评他违反财政纪律。他们很有意见，甚至有副省级领导找我。我说这个是事实。幸亏我们批评了他们，不然错误越犯越大。有人开了个公司，公司发“金卡”给各个领导，这是不合法的嘛。我让报纸批评这个事情。后来公司出了问题，他们也知道理亏不敢再多提意见。
批评报道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领导的胆识。如果领导不敢抓批评，就不会有批评报道，不重视这方面怎么做批评报道。光是胆识还不够，心要细，工作要做得很细，采访一定要很深入，具体事实要站得住。稿子要交当地审阅，或本人审阅，总编辑要把关，有些东西该见报的见报，不该见报的放开一点。
另外，我处理批评报道有几个窍门，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表扬的报道放在一起，做对比。批评这个县以权谋房的，表扬另外一个县有关部门不以权谋私，对比报道说服力很强。搞批评报道我们没有官司，这是个奇迹，没有跟人打过官司。现在看来，搞批评报道寸步难行，不可理解。
批评报道，从报纸的公信力来说，我们这方面行。1988年和1990年广东省纪委两次写信给南方日报，都是为了表扬报社在惩腐倡廉中做出了贡献。打击以权谋房，是当时省委抓的中心工作，《南方日报》批评了恩平以权谋房。当时王宗春做省纪委书记，这个人比较尽职，支持批评报道，次写信表扬我们，我们把省纪委表扬信登到版报纸头条。第二次是1990年就集中弄以权谋房的报道，有些省纪委查出不是合理的，我们报纸报道后就解决了，省纪委很高兴，写信表扬我们。这个是的，我们当时跟省纪委配合得很好。
当时《南方日报》的威信很高。一次纪委在办案的时候，一边挂着纪委的牌子，一边挂着南方日报的牌子，在查案的现场，联合办案。
广东快解放的时候，我进了《粤赣报》。《粤赣报》是铅印报纸，四个版，比较正规，有编辑部、发行部、印刷厂，我还是个记者。
到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我就到了东江的惠州，筹办《东江日报》。《东江日报》也是铅印的，公开发行，也是比较正规的报纸，先做记者，然后是组长。
我从事新闻工作，严格来说应该是从《粤赣报》开始的。因为它是铅印的，机构也比较健全。在《东江日报》，我负责农村新闻的采访，还有照相（摄影）。当时在惠阳县土改，全省还没土改，东江日报派我们到那里采访了一年多，住在那边，有什么事才汇报，陆续写了一些连载——章回体新闻——不是小说是报道，在《东江日报》上连载，讲雇农丘子勤翻身入党，后来这个报道给了出版社印成书出版发行。
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大概就是这样的。
二、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
1953年到了《粤东农民报》，《粤东农民报》就在汕头，办到1956年2月底，粤东行政公署撤销，就停刊了。组织安排我进了《南方日报》，4月派我到南方日报惠阳记者站任副站长，1958年又调我去汕头记者站，当站长了。过了十几年才回到南方日报（总部）。
1956年3月到南方日报，总编辑是黄文俞。黄文俞，我在打游击的时候就认识他，那时候他是编辑部秘书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我来到南方日报之后，他是“把手”，我感觉这个人呢，很干练，业务能力很强，干起工作来比较厉害。
黄文俞，很有胆识，很关心爱护下级。我在惠阳记者站的时候，主要负责采访，还写了批评报道。当时刚好处于反右时期，地委秘书长要把我打成右派，报社坚决不同意，黄文俞亲自出面干涉，我因此躲过了这一劫。从这里可以看出，黄文俞真的很爱护下属，令我很感动。
三、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放在一起
我做记者之后，一个是喜欢写批评报道，一个是喜欢写通讯。
通讯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无论我去到哪边，都会选择写通讯报道。写通讯重要是有细节，到现场，细节需要靠挖掘，不然写出来就干巴巴的。我写的每一篇通讯都会有几个细节。我在汕头记者站，观察生活的时候发现了《山中棋手》的主人公，我们还住在一起，他是住在山上的。我们为了专门采访他，在山上住了十多天，积累一些材料，然后就写成了《山中棋手》一文。当时反响很大。
我在汕头当记者站站长的时候，接触当地的干部群众，与当时的地委书记关系很好，他是管农业的，我经常给他打下手，我发现他的作风很朴实很艰苦，然后专门采访了他，写成了《地委书记》这篇通讯，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篇通讯里面有很多细节。但是现在的同志好像不太喜欢写通讯了，我们报纸也已经很少通讯了。
1963年回来南方日报（总部），1967年我当采编组的组长，我是第二采编组，管经济、农业这块，我也写了不少报道，但是当时报道不允许署名，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采编组到阳江，经过一个点，广州政治部的一个点，写了很多报道，在那里一年多，那些报道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都没有署名。当组长之后任报社党委常委兼总编辑室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也是管经济这一块。1987年，我就当“把手”，当时我已经58岁了，按照现在的政策，我是不可能当的。当时陈培是总编辑，后来他发现了肺癌，然后住院就不可能工作了，就由我代替他工作，代替了大概一年就把我提成了总编辑，陈培逝世的时候是61岁。当时南方报很坎坷，连续好几个同志相继逝世了。陈培、海南记者站站长曾庆松，还有陈树生相继逝世。
我的胆子够大，一定要坚持批评报道，因为是南方日报的传统，不但要坚持，还要发扬光大。我主持南方日报的工作，把批评报道当成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好，每个周会都会研究有什么好批评的。来信部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很多批评线索。来信部每个礼拜都会做出汇报，发现线索后，就组织人力下去采访。
批评报道不仅要胆子大，心还要细；光胆子大没用，心不细很容易出问题。有些批评报道还要送当地审查，每一篇我都要看过之后才能见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的报纸要经过宣传部，由省委书记直接管，所以我就绕开它，直接请示省委书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那时候没有送宣传部的。
那时候宣传部对报纸一般人事那些是管的，具体报道它不管。具体报道省委书记管，省委书记林若比较开明，他是支持批评报道的。当时宣传部长有些意见，我不管。我不怕他。反正犯错误我多乌纱帽不要了，正厅级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情况不可想象。当时很顺利，当时我们批评报道占了主角，实事求是，重要的批评报道有些还要给他本人看。当时《南方日报》威信比较广，下面不敢说你不要批评，有省委书记支持。
当时批评报道的对象不光是批评一般的小干部，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照样批，有时是地委委员、厅局级别。也有一些来找我的，比如批评统战部的一个干部，我批评他违反财政纪律。他们很有意见，甚至有副省级领导找我。我说这个是事实。幸亏我们批评了他们，不然错误越犯越大。有人开了个公司，公司发“金卡”给各个领导，这是不合法的嘛。我让报纸批评这个事情。后来公司出了问题，他们也知道理亏不敢再多提意见。
批评报道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领导的胆识。如果领导不敢抓批评，就不会有批评报道，不重视这方面怎么做批评报道。光是胆识还不够，心要细，工作要做得很细，采访一定要很深入，具体事实要站得住。稿子要交当地审阅，或本人审阅，总编辑要把关，有些东西该见报的见报，不该见报的放开一点。
另外，我处理批评报道有几个窍门，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表扬的报道放在一起，做对比。批评这个县以权谋房的，表扬另外一个县有关部门不以权谋私，对比报道说服力很强。搞批评报道我们没有官司，这是个奇迹，没有跟人打过官司。现在看来，搞批评报道寸步难行，不可理解。
批评报道，从报纸的公信力来说，我们这方面行。1988年和1990年广东省纪委两次写信给南方日报，都是为了表扬报社在惩腐倡廉中做出了贡献。打击以权谋房，是当时省委抓的中心工作，《南方日报》批评了恩平以权谋房。当时王宗春做省纪委书记，这个人比较尽职，支持批评报道，次写信表扬我们，我们把省纪委表扬信登到版报纸头条。第二次是1990年就集中弄以权谋房的报道，有些省纪委查出不是合理的，我们报纸报道后就解决了，省纪委很高兴，写信表扬我们。这个是的，我们当时跟省纪委配合得很好。
当时《南方日报》的威信很高。一次纪委在办案的时候，一边挂着纪委的牌子，一边挂着南方日报的牌子，在查案的现场，联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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